问责，不是一阵“风暴”——云南开展领导干部问责工作纪实

问责，不是一阵“风暴”——云南开展领导干部问责工作纪实
“云南省从去年3月开始全面推行领导干部问责制。截至今年6月，全省先后问责各级干部1984人，其中厅级干部19人，县处级干部292人，乡科级干部1002人，一般干部671人；给予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问责的有219人，占11%。”
这是记者近日从云南省了解到的一组数据。
单从数字看，云南领导干部问责工作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力度之大，确如媒体形容的那样，是一场“问责风暴”。
其实，云南省的领导不喜欢媒体“问责风暴”这个说法。
“云南的问责不是一阵风式的风暴，而是狠抓干部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已经成为云南省构建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的一项常态化工作。”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态度十分明确。
“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
2008年1月30日，云南省委作出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定》。
云南省政府出台《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民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并于3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2008年云南省政府颁布的“一号政令”。
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高调启动”领导干部问责制，有其独特的“背景”。
“气候温和、社会和谐本是云南招商引资的法宝。但云南一些干部的工作作风却不像气候一样‘宜人’，实干精神欠佳，服务态度欠佳，工作效率欠佳。”云南省纪委常委、监察厅副厅长赵志彬形象地打了个比方。他介绍说，云南要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个“为民、务实、清廉、高效”的行政系统至关重要，领导干部问责于是应运而生。
从“一号政令”颁布，到云南省省长秦光荣要求在全省县以上行政机关全面推行，再到云南省为此建立的联席会议制度，均体现了云南问责“自上而下”的特点。
面对初期进展，省委书记白恩培作出批示：“……其他行业怎么样？是没有‘责任’可问呢？还是有‘责任’不过问呢？”
省长秦光荣每月专题研究一次全省实施行政问责等工作，分管问责工作的副省长和省政府秘书长坚持每半月听取一次汇报。
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强力推动，使问责工作在云南“遍地开花”：
全省49个省级行政部门和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的行政机关，已全面实施领导干部问责制；
昆明市、大理州、西双版纳州、文山州等4个州市以及其他州市的部分县市区积极探索，在本地区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及其所属机构，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全面推行领导干部问责制；
云南省政协根据省委的《决定》，于今年3月正式实施《云南省政协机关干部问责办法》；
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问责制试点工作，正在省级教育、卫生系统有序开展。
“制度问”而非“人问”
在推出问责制度的同时，云南省还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
这“四项制度”都有细化环节。服务承诺制是向社会公开承诺服务事项，接受监督；首问责任制是第一位接待的办公人员要在职责范围内给老百姓充分办理公务；限时办结制是在承诺的期限内，完成办公。不管是承诺没有按时兑现，还是服务态度不好、服务质量不高，都要受到问责。“问责”为其他三项制度的顺利推行“保驾护航”。
“目前，云南已经形成了突出行政问责、以‘四项制度’为核心的问责体系。”李汉柏说。
云南为此专门成立了两个部门：“问责办”与“效能办”。问责办公室设在省监察厅，定为正处级部门，定编5人。“效能办”，即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办公室，隶属于省人事厅。
“问责办全面负责省政府的问责工作和全省行政问责的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和指导工作。”问责办主任张晋昆说。
此外，州、市、县也建立了“问责办”，三级“问责办”属于分级管理的模式，而问责形式实行“一级问一级”。
目前，省、州（市）、县形成了“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纪委书记（纪检组长）、监察局长（监察室主任）具体抓，层层抓落实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专门的机构、完善的制度，确保了云南问责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连续性。
云南各地各部门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决定》和省政府《办法》的同时，也各显神通，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昆明市实施“工作成果倒逼法”，以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社会倒逼部门、下级倒逼上级、督察倒逼落实，不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工作任务的责任单位、责任人要被严肃问责；
大理州在全省率先开通“114”政府信息直通车，“有事找政府，请打114”深入人心；
昭通市完善问责制度体系，进一步细化明确问责的范围、原则、事项、方式和程序；……云南问责，从“人问”走向了“制度问”，防止了问责的随意性。
“截至今年6月，云南一共问责1984人，没有收到被问责部门和个人的一件申诉件！”云南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说。
“高风险职业”与责任意识
“对那些一件错事也没干，但一件对群众有利的事也没干，无所事事、得过且过的，要从重问责，严肃惩处。”李汉柏在云南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的发言掷地有声。
“很多干部认为，当官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弄不好就要被问责，就要被摘‘帽子’！”这是昆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应永生调研时了解到的情况。
昆明市提出“以最严厉的问责制打造优质软环境”，“逼”出了昆明干部的这种感觉。云南自实施问责以来，论问责的总人数、问责处级干部的人数，昆明在所有州市里排在第一位。
上班时间玩电脑游戏、上班迟开门25分钟、一句“去问我们局长”……种种行为，都被昆明市今年4月9日至13日组织的明察暗访“收入眼底”，19位相关责任人受到问责处理，并在全市通报。
阳宗海水体砷污染，玉溪市副市长陈某某受到劝其引咎辞职的问责；孟连“7·15”事件，普洱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谢某某被给予责令辞职的问责……如果说，这些“大事”的问责为世人所关注的话，那么，诸如因为玩游戏、一句推诿扯皮话等“小事”而受到问责，则更能触动云南干部的“神经”。
据云南省问责办负责人介绍，16个月来问责的1984人中，因执行力问题而被问责的有1274人，占问责总数的64.21%。
“严厉问责，问出了‘太平官’做不稳的危机感，也问出了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大理州纪委副书记靳汝柏说。
更为严厉的是，云南实行的是一种“连坐”式的问责。
“违背了服务承诺，违反了相关规定，办公人员被投诉、曝光、处理，‘一把手’也会被问责。”张晋昆说道。
2008年5月，怒江州福贡县工商局原财务股股长兼会计余华私自支取资金57万余元案发。随后，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立即启动问责程序，决定对该局党组进行集体问责，问责的理由是“监管不力，处置不当”。
“在福贡余华案背后的自我反省，使我看到了一个领导干部应负责任和履职中的不足与错误。”怒江州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某某在检讨书中作了深刻反思。
据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纪检组组长曾荣基介绍，去年一年，他们共对怒江州工商局、保山市工商局、普洱市工商局三个党组进行了集体问责，在系统内部产生了非常大的震动！
云南省还把问责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考核内容，认真组织实施，严格进行考核。
“问责风暴”催生“问责文化”
有学者认为，制度的约束是一种硬约束，问责要走向“常态”，更需要形成一种“问责文化”：“一方面，要让所有官员意识到，做官应对社会、对民众负责，时刻警惕悬在头上的‘问责之剑’；另一方面，要加强来自人大、政协、群众、媒体等方面的全方位监督，让问责无处不在。”
从这两个角度考量，通过16个月的“问责风暴”，“问责文化”在云南省已经生根，发芽，开花，并结出果实。
“问责就像一把刀挂在那里，不一定要砍人，却有着很强的威慑作用！只要你敢违规，刀就会砍下来！”昆明市政府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综合处处长吴剑明的话颇具代表性。
当然，问责“剑指”的是“懒官”、“庸官”、“太平官”。“如果时刻用公务员的规范要求自己，踏踏实实工作，认真践行宗旨，就不会有任何压力。”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处处长李连周有自己的见解。
李汉柏高兴地对记者讲，“说了就算，定了就干，干就要干好”的良好作风，如今已经内化为云南省各级领导干部的共识。
云南问责，“问”出了好风气，“问”出了好制度，“问”出了好导向。而这一切，离不开各界的主动参与和积极监督。
媒体监督，是云南省问责办法规定的获取问责线索的八条渠道之一。省监察厅坚持每个月组织特邀监察员、新闻记者一起参加明察暗访活动。每次明察暗访都能发现一定的问题，问题较重的，媒体予以曝光，甚至被追究责任。
2008年6月13日，蒙自县地税局一分局的一名窗口工作人员，在办公期间与同事“吹牛皮”，耽误了前来办事的肖先生。《红河日报》曝光此事后，当事人受到问责处理。地税局长与当日值班的副局长因监管不力，均被罚款500 元，而且年度考核也被扣分。
《办法》还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提出的意见建议”，也是行政问责信息来源的两条渠道。
群众投诉、媒体曝光、人大代表议案、政协委员提案，政府部门调查、启动问责程序，社会监督和政府问责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良好的问责氛围在云南已经形成。
但是，云南省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中央于近日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后，云南省委理论中心组进行了专题学习，认真总结了一年多来的问责工作，并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
“继续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依靠群众、依法有序的问责原则，不断加大问责制在云南的推行力度。”李汉柏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在制度的框架下，云南问责已从“风暴”走向“常态”。我们期待着，在构建服务政府、高效政府、廉洁政府方面，云南问责能带给我们更多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