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保孜：杜修贤谈“四人帮”在政的最后镜头

 1976年秋天里的瞬间 ——杜修贤谈“四人帮”在政的最后镜头

顾保孜  
　　１９７６年·秋天里的瞬间

　　毛泽东治丧期间，姚文元特别强调突出集体领导。“那怎么办呢？几天没有江青守灵的镜头，群众会有看法的。”悲壮的礼炮鸣响三声，将新中国２７年里最高规格的葬礼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高潮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每天轮流值班为毛泽东守灵，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拍摄追悼场面的新闻照片。

　　姚文元在毛泽东追悼活动开始时，就郑重其事地指示我：“拍摄新闻照片要突出集体领导。每天守灵的政治局常委要注意拍全拍好。”

　　等我一天拍摄的照片全冲洗出来，往往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

　　姚文元一边看我送去的照片，一边和我谈照片存在的问题。突然姚文元皱了皱眉，用遗憾的声调问我：“怎么这张上也没有江青守灵的镜头？”

　　“她今天没有来，我等了好久……没拍上。”后一句话我没有说出来：听说她在１７号楼打牌。

　　姚文元离开办公桌，双手反背，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深默不语来回踱步。

　　“主席吊唁期间，她应该在那里守灵啊！不过七八天的时间……唉！老杜，你能不能找一张第一天守灵的照片再发一遍？”他着急地带着几分无奈的苦恼问我。

　　“再发一遍？可能不合适吧，时间间隔得太短……”

　　“那怎么办呢？几天没有江青守灵的镜头，群众会有看法的。不过七八天的时间。”

　　我心想，重发一次更糟，群众的注意力一直就停在江青哗众取宠的劈头盖脸的黑纱上，照片根本就无法掩人耳目。

　　原来我对姚文元并没有戒心，以为他知书达理，书生气重。但是周恩来去世以后，我渐渐感到他身上发生了某种说不清的变化。他开始强调集体领导的形象；注意新闻照片上的人物细节，谁脸大谁脸小，谁在前谁在后；最近还特别注意江青形象的效果，有好几次叫我修江青脸部的细斑……我虽然不知他的内心活动，但他的言行流露出种种异常的举动，令我体察慎微，觉得他热衷追究照片的细节已不是什么工作的权限要求，而是为了某种利益的需要，才对自身的使命表现出极度的负责，甚至达到挑剔的程度。

　　在这种非常复杂和微妙，甚至还散发着危险的氛围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多话。

　　我按照姚文元的意思，将第一天发过的照片送给姚文元审发。也不知姚文元担心重发照片的严重后果，还是由着江青的性子自由 “发展”去吧，照片最终也没有签发。

　　毛泽东治丧期间，我们中央新闻组的全体记者还为毛泽东守灵一天。而江青尽管是毛泽东的妻子，却只守了一天的灵，就不再见她的人影，连全心全意护着她的姚文元都看不下去了，替她的形象着急万分。她本人却满不在乎。

　　不被人注意的细节，又被姚文元注意了。吊唁活动的第五天，我拍了一张政治局委员和前来吊唁的外国大使握手的照片。画面中的外国人是背着身，七八个委员是正面纵队排列，为了能将他们每个人的脸都拍清楚，我特意跑到侧面拍摄，这样人的脸就拍全了。

　　姚文元的眼光很挑剔，一连对这张照片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华国锋的头挡住了王洪文的脸的侧面；第二，王洪文的表情不好，好像没有精神；第三，远处毛泽东的遗像有点模糊。

　　他问我还有没有同样场景的照片。我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想两张照片重新剪辑，将王洪文形象好的镜头和这张里的王洪文像对换。

　　我知道他懂一点暗房技术。照片是可以拼接的。我就答应回去试试看，心里倒是希望那张和这张大小不成比例。可是回去一看，不仅能接，而且还天衣无缝。因为同一角度拍摄的照片是很容易“偷梁换柱”的。

　　一张照片我们竟花费了四张底片重新拼接，才制成了姚文元满意的照片。

　　我不愿再做这种亵渎新闻真实的拼接事情，干脆每次送审只带要发稿的照片，而且只带一张，让他没有更多的挑选余地。

　　姚文元表现出他特有的深刻精明。他发现我在骗他，就含而不露笑着对我说：“老杜，你是中南海里出了名的‘快手’，主席吊唁大厅里你们还派了不少的摄影记者，照片应该越拍越多，怎么会越来越少了？老杜，你没贪污吧？”

　　我嘴上回答说，照片拍得效果都不尽如人意，以后注意拍好。可是心里却暗暗下了决心，办完主席的丧事，我就立即走出红墙。我比什么时候都向往一个没有压抑的世界。

　　９月１８日下午３点，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沉痛悲伤的哀乐从天安门广场漫涌，滚滚飘向广袤的天际。

　　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正中央架设的追悼会主席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轻的脸上挂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悲痛，今天这位最年轻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的追悼会。

　　华国锋站在王洪文的右侧，他要在百万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浓郁的山西口音宣读悼词。

　　叶剑英立在华国锋的右侧，老帅此时的心里最为痛苦，短短大半年里，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老伙计”们说走都走了，一连走了三个，连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毛泽东主席也走了，这让他充实了半个世纪的精神世界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他扯着衣角，凄凉的情绪从他脸上每个皱纹里自然地流泻出来。

　　张春桥“以不变应万变”的表情依然是阴鸷古怪。他站在王洪文的左侧。他的左侧就是叫人看着别扭的江青，她裹了一身的黑色，据说这是“庇隆夫人”式的丧服。黑纱把她的脸遮小了一圈。她极不协调地站在这一排人中。

　　在默哀３分钟里，我就开始构思怎么拍摄追悼会照片，副主席的合影要登一张，政治局常委的镜头要有一张，然后还要有一张政治局委员的合影，江青怎么办？按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应该照一张单独的，可是我不想照她的单独照片。这时我是站在城楼的东面，我等会儿到城楼的西面，将江青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就可以不再发江青单独的照片。

　　哀乐一结束，我就跑到叶剑英的西面，由西向东拍摄，这样叶剑英的人像最大，其二是华国锋，而江青的人像最小。

　　我又拍摄了一张三位副主席的合影和其他领导人的合影。

　　当天晚上，我去姚文元那里送审照片时，还担心他会指责我拍摄的“五人照片”为什么把华国锋拍那么大，而江青那么小。

　　出乎意料，姚文元倒是没有关心华国锋的人像大小，而是关心江青形象，“怎么不选江青单独的照片？”

　　“我没有拍她单独的，你不是在开追悼会前告诉我，叫我注意突出集体领导……”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强词夺理”。

　　姚文元没好气地打断我的话头：“好了好了，那就这样发吧！”

　　毛泽东追悼会后，王洪文突然频频找我／毛主席睡在无氧帐篷里，我憋气就使劲拍打氧气瓶／遗体永久保存，却要取出内脏

　　毛泽东追悼会以后，中央开始考虑毛主席遗体永久保存的技术问题。人民大会堂里暂时存放的毛泽东的遗体，是用无氧玻璃棺罩着的，里面恒温，遗体可以保存一段时间，但不是长久之计。

　　９月２２日这一天，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向毛泽东的遗体做了最后的告别，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我们新闻采访组也完成了毛泽东治丧期间的新闻报道工作。

　　我回到家里吃了一顿宽松舒适的晚饭。

　　大约晚上八九点钟，人民大会堂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里找我，说是王洪文叫我立即去大会堂有重要任务。我接到办公室值班员的电话后，马上带上相机，又怕工作量大，还特意叫了个年轻的助手和我一同去。

　　我以前和王洪文接触不多，这次他怎么想起来叫我的？我到大会堂的福建厅领任务，一进门见华国锋、汪东兴也在里面，他们正在谈事情，就叫我在门外等一会。

　　过了一会，王洪文在福建厅的门口招手，叫我进去。这时他们已经结束了谈话。

　　我走进去还没坐下来，王洪文就对我说：“毛主席的遗体要运走，为了将来保存好主席的遗体，我们准备在无氧罩子里拍一些照片，留下来作为参考资料，以后用来对照主席遗体保存变化的情况。今天要进无氧罩的人已经事先带氧气面具练习过了，你马上带面具练习一下，看行不行？”

　　我看时间不早了，已经有人几次来请示王洪文什么时候移动主席的遗体，就说：“别人行我也行，就不试了。”

　　我叫和我一起来的年轻人在外面等着，我先进去，心想我是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最后的拍摄我义不容辞。再说我也这把岁数了，万一给“报销”了，我也够本了。

　　无氧房其实是个无氧帐篷，临时设在大会堂的西大厅里，有两道门，帐篷是透明的，里外都能互相看见。毛泽东睡在里面的玻璃棺里，为了这次取下玻璃棺拍摄毛泽东的近景才罩上这个无氧帐篷，这样就可以保证毛泽东的遗体不和空气接触。帐篷刚罩上时，里面还是充满了氧气，我看见有许多气球飘浮在帐篷里，这时戴好氧气面具的人把一个个气球都捅破了。我问别人才知道这些都是氮气球，氮气一出来就把帐篷里的氧气全吸收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真空”区间。

　　我进第一道门时，前面一个护士就上不来气了，连忙退了出去。当我进第二道门时，也感到阵阵的窒息，好像有人卡着脖子似的，幸好进去前，有经验的人告诉我出不来气就拍背着的氧气瓶子，我使劲地拍了几下，氧气接了上来，到底不如平常呼吸的空气柔和，烧得喉咙热乎乎的。如果我接不上氧气，可能走不出帐篷门就“舍命陪君子”，永远地跟着毛主席走了。难怪帐篷外的熟人见我拍打氧气瓶，吓得个个面如土色，连连对我打手势，叫我快出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也吓得差不多快断气了，以为我也给干了进去。

　　过氧气关后，就开始拍摄，我戴着眼镜的双目又蒙上了厚厚的面具玻璃，眼前一片模糊，根本分不清毛泽东的五官。我干脆将照相机拿离面部，拍摄时全凭双手的感觉拨动相机的速度、光圈和焦距，举着相机的镜头对准毛泽东的遗容按动快门。倒霉的氧气瓶一会儿就不来气，我还要不停拍打氧气瓶。好容易拍了２０多张彩照，实在受不了有口气没口气的折磨，便结束拍摄退了出来。

　　照片冲洗出来，竟张张拍摄成功。直至现在毛泽东的遗体保存情况都是参照我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照片。

　　过了几天，毛主席遗体要进行解剖，取出内脏，以便永久保存。解剖现场也是我去拍摄的，是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进行的，至今想起心里也不舒服。为什么要将好好的人解剖呢？某种程度看，得到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我心里真为主席难受。人死后，一切有形的便随之而灭亡。只有对自己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价值的称为精神的东西，西方人叫作灵魂，我们共产党人谓之思想，才会永恒地活着。
　
　　王洪文一反常态急切要拍标准照／他阴阳怪气地说：“留着开追悼会用。”／等半身照片拍完，我的手臂已木然僵硬快没知觉了

　　不久，人们就迎来了毛泽东去世以后的第一个节日——国庆节。

　　人们并没有因为１９７６年的多灾多难而抑制喜庆气氛，街面和以往一样拥挤、热闹。

　　１０月２日上午，王洪文叫我立即去钓鱼台他那里一趟，也没详细交代是什么事情。反正我也习惯了几十年不分节假日的工作日程，别人安睡休息的时候或许正是我紧张工作的开始，别人工作的时候没准我缩在哪呼噜声正浓哩。

　　我们的汽车离王洪文的住宅楼还有百米远的时候，就看见王洪文穿一身深藏青色的中山装，笔挺地站在楼房外面。见我们的汽车开来，他朝着我们的方向迎了几步，我心里微微地波动了一下，他难道是在等我？又是重要拍摄？因为这几天王洪文几次叫我为毛泽东遗体拍摄重要照片，我一听是他的电话就条件反射想起重要拍摄。

　　王洪文和我握了一下手，就带我大步往楼里走。走进楼里，他才站住对我说：“老杜，今天请你来是为我照几张相。”

　　“噢……今天？”我一愣，“我没有做准备啊，没带灯光。”

　　王洪文笑笑，不以为然，“没关系，就用自然光拍。”

　　“自然光拍摄当然比较好，可是今天老天不太帮忙，光线不好啊。”我望望门外的天气，觉得没有把握。

　　“问题不大，今天可以照。”王洪文态度很坚决，俨然是摄影行家。

　　我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心里纳闷，今天他这是开了哪门子窍呢？以往就数他的单人标准照最难拍摄，搞得我不痛快了好久。

　　他在“十大”当选为党的副主席后，我们摄影部根据以前的要求，为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拍摄一些资料照片，其中也包括单人标准照片。我打了几次电话给王洪文的秘书，叫想法预约个时间，为他拍摄一些资料照片。

　　第一次，电话里说王洪文不在北京。

　　第二次，王洪文正忙，没有时间拍摄资料照片。

　　第三次，没有答复。

　　第四次是１９７４年底，天气还不太冷，我正好闲了下来，又想起了王洪文的标准照片。我们已经给其他副主席拍了标准照片，就剩下王洪文没拍。可是王洪文不知什么原因不予配合，真让人着急。我又给他的秘书拨了电话，秘书答应一定给个答复。

　　谁知等来的答复是首长最近身体不佳，照片的事以后再说。

　　年纪轻轻的毛病不少！几次碰壁，为王洪文拍照的兴趣陡降。以后一年多的时间我再没有向他提起标准照的事。

　　今天王洪文一反常态急切地要拍标准照，这能不叫我纳闷吗？再说主席才去世，就迫不及待要照标准像也不太合适呀！我不由得好奇地问：“怎么这个时候照，是不是有急用？”

　　王洪文嘿嘿笑了一声，隐秘的眼神飞快地望我一眼，头扭向一边，用似乎开玩笑的轻松语调说：“开追悼会用啊！”

　　“啊呀，追悼会用也太年轻了嘛。”我也用开玩笑的口气回敬了一句，但是心里暗暗吃了一惊，这话什么意思？多叫人胆寒！

　　王洪文带我走到二楼，他没有正面回答拍照片有什么急用，只是问我楼上的光线是不是比楼下好一些。我连测光表都没有带，大体目测了一下，怎么办呢？事到如今不行也要说行，就点点头。

　　这时他用和年纪不相称的严肃表情对我说：“老杜，今天的照片一定要照好！你不是几次提出要给我照吗？这次我主动配合你们的工作。光线问题你想办法补救，相信你有这个技术！”

　　他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只好硬着头皮用自然光给他拍摄。

　　那天王洪文的标准照拍了好几种，先是穿着中山装的，后又换上军装照了几张。

　　这次拍摄，我觉得我差不多被折腾得散架了。因为我拍摄从来不用三脚架，又没有带闪光灯，每张照片我必须按动四分之一的快门，才能保证彩色胶卷的感光色度。四分之一，这几乎是快门档次里最慢的瞬间了，按快门时人的手是很难能端得纹丝不动，稳如泰山。只要有一丝摆，照片就虚了。等将王洪文的半身照片拍完，我的手臂已木然僵硬快没知觉了。

　　王洪文一反常态急着要拍标准照的内幕，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逐渐披露出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

　　１０月４日，张春桥叫嚣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领导指示，叫你来后不要马上露面，先去会议室旁边的厅里等着，不叫你你就不要出来。”姚文元没有到会，是不是打乱了计划

　　１０月４日下午，我接到通知，叫我去中南海紫光阁拍摄领导人会见毛泽东医疗组的照片。

　　秋天的中南海，景色格外美丽，早晨的阳光将琉璃檐顶、参天的松柏、海棠镀得一片绚丽金黄。寂静中，我踩着落叶枯枝，阵阵的秋风似乎一个劲地往人的心窝里钻。我顿时有些伤感，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忧虑和困惑的秋天啊！

　　我提着摄影箱子刚走进会场，马上就有警卫局的人上前拦住了我：“领导指示，叫你来后不要马上露面，先去会议室旁边的厅里等着，不叫你你就不要出来。”

　　我觉得奇怪，这神秘的耳语竟像是地下工作者在秘密接头！

　　我立即转身快步走进旁边和会议室只隔了一道精致屏风的休息室里。这时会议室里还空空的，开会的人还没有来。

　　不一会，开会的人陆陆续续走进会议室，因为没有人叫我，我也不敢贸然进去。可是一个人坐在这里算是个什么名堂？正在进退两难时，一位负责人把我从休息室里叫了出来，叫我给他们拍摄同医疗小组的合影。

　　我见人数不多，大概有十多人，已经在大厅旁的合影架上排列好了，我上前照了几张全体合影。

　　张春桥在我身边冷不丁说：“老杜，你还没有合影呢！”

　　我朝他笑笑：“我是照像的人，当然照不上了。”

　　一位领导同志莫名其妙地插了一句：“他从来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合影。”

　　什么意思？我有些意外。

　　张春桥也奇怪，他怎么会这样说我，就小声地责备他：“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人家？”

　　那位领导好像在向他说些什么，我已经气呼呼地转身走开去，没有听也不想听他说我什么。

　　这时会议大厅里，一条长方形的会议桌上人们分成两排对面而坐，一排是领导人，另一排是医疗小组的人。我忍住心中的不快，看看会议已经开始了，就进去想拍一些会场的照片。我刚走进去，还没有对好焦距，就听见张春桥说：“要尽快召开中央委员会，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我一抖，按下了快门。留在我镜头里的张春桥夹着烟，阴沉着脸仰靠在高背椅上。我怎么也沉不住气了，赶快退出会议厅。

　　站在外面的走廊里，我还觉得心里抖抖的，从主席去世以后，我犹如飘浮在险象环生的漩涡里，身边发生的事情叫你费解，又叫你害怕，也叫你欲避不能。现在又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这几年国家还乱得不够？我一听开除谁的党籍心里就惊怕。

　　今天是和医务人员开会合影，张春桥为什么要提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这安得上吗？……刚才那位领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话又是什么意思？……我的脑子像塞了一团乱麻，始终理不出个头绪来，索性跑到外面一屁股坐在冰凉的汉白玉石栏上，让凉凉的秋风吹拂冲击快要爆裂的脑袋。我突然想起，刚才的会议桌上为什么少了姚文元？他应该来参加会议的。

　　两天后，“四人帮”被抓了起来。我又将４日那天的情况细细地品味了一番，似乎有了点眉目。那天不叫我露面是不是中央有抓“四人帮”的意图？因为姚文元没有到，计划暂缓，才叫我出来拍照的？那位领导对我讲那句话是给我暗示，不要和“四人帮”合影，我们就要抓他们了？

　　追悼会后，江青对我表现出少有的大度／１０月６日下午，江青召集大家到毛主席的游泳池学毛选／傍晚，江青摘下了最后的苹果／当夜，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我永远不会想到１０月６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三，竟是江青的最后一个自由日，也是最后一次面对我的镜头。晚上八九点钟，江青的政治丧钟就敲响了，女皇梦真的化为一枕黄粱美梦。

　　６日上午，江青打电话找我，从我的家找到办公室，又从办公室顺藤摸瓜找到了国务院的办公室，当别人告诉我是江青处的电话，我还不相信。她怎么可能知道我在这里？可是电话千真万确是找我的，叫我下午一点到毛泽东的故居——游泳池。

　　游泳池，毛泽东曾经生活过、工作过的住宅，也是我最为熟悉的地方。

　　我已有几个月没有来过了，今天猛然又来，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仿佛又听见毛主席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的“踏踏”的脚步声和他沉重的呼吸声还伴有偶尔的咳嗽声……就连茶几上的烟缸好像还冒着缕缕青烟，茶杯里的浓茶还热着……

　　我走出门厅，转到书房后面的草坪，绿茵茵的青草已开始泛黄，褪去了水灵。我点燃烟，默默地感受宁静中的自然和淳朴。

　　渐渐，凄凉的秋风带走我温暖亲切的感觉，留下孤独。风在树梢上走过，发出“哗哗”的响声，我倏然觉得这是一种万物都能听懂的语言———毛泽东走了

　　尽管这是世界上最单调最原始的声音，但我已经沉浸在深深的伤感之中。

　　汽车的喇叭声打断了我伤感的冥思。我一惊，这是江青的“大红旗”，我赶快回到门厅里的沙发上，迅速抹去脸上忧伤的表情，显得平静自然甚至还有些懵懂。

　　“老杜，你迟到了……”江青一进门就冲着我没头没脑来了这么一句。明明我来得最早！下一句才明白江青所谓“迟到”的含义，“我们在这里学毛选已经学了好几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来学。”

　　学毛选？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小李，你接着昨天的继续往下念。”江青指了指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咦？学了好几天，连一篇都没有学完？”她翻开书自言自语地嘀咕。

　　我们的目光跟着读书声一行一行地在书上移动，没看几行，江青一声高腔，惊得我们抬起头，读书声戛然而止：“你们知道中央谁反对毛主席？”

　　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搭她的话头。她见我们茫然的样子似乎很开心，拍了一下大腿：“万里！”

　　我下意识地摇摇头，江青脖子一直，朝我：“你不信？哼！告诉你们，谁反对主席我都知道。这种事休想瞒过我！”

　　她忿忿地望着我们，想得到赞同的共鸣。沉默许久，江青似乎察觉这是在“对牛弹琴”白费力气，突然朝着小李呵斥：“念，往下念。谁叫你停的？念！”

　　颤抖的读书声又响了起来……

　　学习如受罪，我如坐针毡，巴望快点结束这荒唐而又滑稽的“游戏”。

　　江青最后干脆不叫小李念书了，她一个人大谈起中央的局势：“中央领导人的排列顺序要按主席生前排列的排，谁也不能改动……谁要反对你们，不行，你们都是主席身边的人，反对你们就是反对主席……中央有人想整我，我不怕！”

　　我们从江青的神情中体会了一种烦恼，一种迫不及待的烦恼。

　　终于，江青讲够了、讲累了，发泄欲和宣讲欲得到了满足，她愉快地宣布：“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和大家合影。明天继续学习。”此时她的心里还装着明天和更多的明天……

　　走出屋子，来到我刚才站过的草坪上。江青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和一顶蓝色男式便帽，给本来就不年轻的形象里平添几分阴阳怪气的色彩。其实江青有一头油黑的短发，不戴帽子要精神也要亮堂得多。谁知她的审美观是不是也到了老年衰弱期？

　　她理所当然地站在大家的中间。我的镜头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哪个镜头里有江青的身影哪个镜头里的人物表情就异常严肃，双足立正，两臂僵直，肌肉紧绷，活像木偶荟萃。如果镜头里没有江青，人物表情就活泼自如，嬉笑轻松，其乐融融。

　　“既怕又恨”是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普遍的心理特征。在这种矛盾心理的压抑下，人们变成了既温顺又叛逆、既老实又世故的多重性格组成的矛盾体。

　　我们在中南海里工作的人，特别是为江青服务的人，对这种痛苦复杂而又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体会得尤为深刻。

　　游泳池拍摄后，我以为没事了，提着摄影箱想悄悄地溜走了事。江青兴致勃勃叫住我，“老杜别走！我们一起去景山公园摘苹果，还要照一些照片。”然后她笑眯眯地坐进“大红旗”里“呼”地先走了。

　　我们工作人员坐着警卫局的面包车，跟着“大红旗”驶出中南海。

　　我们的汽车从景山公园后门进去径直开到一片苹果园旁。这时阳光已失去辉煌，柔和的光线里糅进了淡淡的红色。果园看上去好像快要融化似的，油亮翠绿的果树抵不住秋天的诱惑，披上了硕果累累的金装。

　　江青满面春风从汽车里出来，非常得意地告诉我：“老杜，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好几次，特意留了几棵树今天摘，照些照片。老杜，今天看你的啦！”

　　她的信任却没有激起我的振奋情绪，我只是简单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默默跟着江青走进果林里。

　　一棵硕大的苹果树前，江青小心翼翼地踩在一个事先已经准备好的架子上，旁边的人七手八脚将她扶定，又在她的手边挂了一个小竹篮，让她放摘的苹果。

　　摘苹果可以算是劳动也可以算是享受，一种心理和生理的双重享受，唾手可得的心理满足和悠然打发岁月的生理满足。

　　白皙的、保养极好的手握住粗糙的褐色树干，本身就是对比，一身素装和灿烂红艳的苹果，这又是对比——我拍下了对比的瞬间和对比的深思。

　　江青从林子里出来，欢喜地给我们每人两个苹果，说是她摘的苹果慰劳大家。我反应最迟钝，半天没敢接江青手里的苹果。“怎么，不要？这苹果我付钱啦。”我接过她手里的苹果后，她横了我一眼，一脸不快活。


　　江青这个人有时真让人哭笑不得，狠狠打你一巴掌，马上又去揉拍挨打的地方。一会凶神恶煞，一会又笑逐颜开，喜怒无常做得极自然。

　　江青又在人群里开始了她最后的首长讲话，我相信这是她结束政治生涯前最后一次显示首长的权威。

　　一个下午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淹没在了莫名其妙的事情里，心绪坏极了。我没有凑进人群里而是默默地回到汽车上，一上车看见里面已经坐着几个人，正在大吃大嚼江青给的苹果。吃！我一口咬掉半个苹果。人有时会转嫁对象发泄心中积郁的烦恼。苹果下肚后，心里还真的松动了些，不再像刚才那样堵得慌了。

　　半夜，床头的电话震碎了我的苦梦。“江青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骗你！”

　　(摘自《知情者说———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定价：１１.７０元，北京东四１２条２１号,１００７０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