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自述(六)摆脱依赖“施舍”的痛苦

       到成都去读书，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威远离成都大约四五百里，比到雅安还近二、三百里。成都是四川的省会，来往的人很多。可以说那时的四川，条条大路通成都。一路上都是相当平坦的石板大道，比去雅安的路好走多了。二姐德辉亲自送我去成都。她坐滑竿，我走路。古人说：“儿行千里母担忧”。行前，母亲为我打了好几双麻耳子草鞋，祝愿儿子一路平安到达成都。看到母亲那一双勤劳的粗糙的手，我心中暗想：我一定要用功读书，将来能找个好职业，挣钱奉养母亲。如今，这柔软合脚的草鞋，使我步履如飞，奔向理想的目标，心中充满了无限喜悦，和二姐有说有笑地赶路。走了两天，二姐见我脚上打起了水泡，要我坐一阵滑竿，歇歇脚。我不坐，坚持下来，一共走了九天。越走，脚下越来劲。这一路，使我心情越来越感到沉重的是，遍布在四川大小城镇的鸦片烟馆。沿大路五里一小站，十里一大站，每站都有一个小店，店铺的门面房间摆放着两三张桌子，卖茶水，进到后面是一排铺板，卖鸦片烟。一盏小油灯，一杆长烟枪，人们躺在铺板上喷云吐雾。这些抽鸦片上了瘾的人，都是以卖劳动力为生的苦力。他们面黄肌瘦，瘦骨嶙峋，人们都叫他们“乾肌子”。抬滑竿的就是这类“乾肌子”。他们抬二、三十里路就犯了烟瘾，全身没劲了，于是，歇下来抽上两口鸦片烟。坐滑竿的人也只得坐二三十里就另换一班。那时，坐滑竿有钱人不多，抬滑竿的穷人却多，一到站都来争着抢着，为了挣几个钱去抽鸦片烟，互相压价兜抬，令人可气又十分可怜。这真是1840年以来那场鸦片战争遗留下来的历史活教材。
　　到了成都，我住在大姐德如家里，她几年前嫁到一个地主兼小官僚家。丈夫是国民政府铨叙部（主管政府人员考核升迁）的下级职员，家住在一座小花园洋房里。大姐结婚以后一连生了两个女儿，婆家就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罪名强加在大姐身上。大姐对丈夫贤惠，对公婆孝顺，对这种封建家庭的无理指责，采取了忍气吞声的态度。二姐劝她对不生儿子的指责进行申辩和抵制，可是大姐性格怯懦，缺乏勇气，只能逆来顺受。
　　我在大姐家住了几天，看见大姐的境遇，心里很不愉快。当然，更无心去欣赏成都的风光名胜，忙着准备考试。顺利地考上了华西协和中学，就搬到学校的宿舍里去了。
　　华西协和中学和培德初级中学关系很密切，都是基督教浸礼会办的学校。在同乡当中，有几位都是从培德初中毕业上华西协和中学，然后由华西大学毕业后去华西中学教书的。
　　从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上半年，我在华西中学读了一年。在功课方面，我还是专攻数学，真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数理化。”当时教会学校除了上课和考试以外，好象很少管学生，学习可以自主，思想比较自由，学生的课外活动较多。
　　当时，学校从西方学来一些好的教学管理方法，学生可以自己组织学生会，学生会常常举办演讲会和辩论会，连国民党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不对”，都可以自由辩论，十分激烈。那时，我是自己的前途和出路。但我对这种自由的治学精神很喜欢，我也去旁听过几次讲演和辩论会，听听而已，只是个旁观者，并没有参加进去。
　　这时，我思想上为之苦恼，为之反复考虑和进行思想斗争的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入教不入教”？几位比较亲近的同学劝我加入基督教，这样，就有可能得到学校公费补助，而且还可以公费进入华西大学，毕业后留洋当博士，回来后当教授。这是一条迷人的道路，好些同学对此是十分向往和十分热心的，而我却矛盾重重，下不了决心。
　　浸礼会是英国的教会，要留学就是去英国，而我对英帝国十分反感。在读孙中山的书和上初中历史课时，我对英帝国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事十分痛恨。三年前去雅安时，沿途也曾看到群众吸食鸦片的现象，但那时我年纪小，还不懂忧国忧民的大事。这次在上成都的路上，才从思想上受到了一次相当深刻的鸦片战争的生动教育。林则徐在禁烟奏折中的警世名言：“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句话，深深铭刻在我心里。我想，四川是内地省份，交通十分闭塞，尚且烟馆林立，烟民成群，想想全国将有多少受烟毒侵害的“乾肌子”？多么令人痛心。尽管当时已经发生“九一八”、体会，在我的天真的心灵里，对英帝国主义的憎恨还是超过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所以，入英国教会，得英国助学金，到英国去留学的事，我的思想还不能接受。
　　另一个日夜缠绕在我脑海中的重要问题，仍然是我对二伯父的不满，不愿意靠他的接济来读书，心里总觉得是一种屈辱。这是我的老心病。
　　我曾经读过一年的公费师范学校，心里总是盘算着不如去读师范，一切都是公费，免得再为读书的事去乞求二伯父，看他的脸色。我注意打问成都的师范学校，几位朋友向我介绍四川省立第一高级师范学校的情况，学费和伙食费都是公费，而且还有些声望很高的老师，学校的数学质量好，毕业后学校还可以保送中学校去当教员，这些条件对我颇有吸引力。所以在华西中学读到第二学期的时候，我就产生了投考省立师范的意愿。但省师不收转学生，要读省师就得抛弃高中一年级的学业，重新报考省师的一年级。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同最亲近的亲友反复商量，他们不同意我报考省师。
　　这时，我结交了四位感情真挚的大朋友。他们都是在培德初中或者华西高中的高班同学，他们很赞赏我勤奋苦学，成绩优异，主动同我亲近。他们对我学业上的帮助使我一生难忘。一位是杨升奎（后改名杨烈，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我刚进培德初中的高小一年级时，他已是初中毕业班的学生了，我进入华西高中时，他已经从华西高中毕业，考入四川师范大学。一位是张先福，他与杨升奎同班，他在华西高中毕业以后，又回到培德初中教数学，成为我最钦佩的教员。我考进华西高中后，他又考进了成都四川大学。一位是廖树桃，他的家也住在四合堡，是我家的邻居，他也是从培德到华西高中毕业后升入华西大学。一位是杨仲清，他是杨升奎在华西中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一起考进师范大学。
　　杨升奎鼓励我升学上进，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张先福引导我热爱数学，刻苦钻研学业。杨仲清像亲兄长一样关心我，教我为人处事，谦和礼让。廖树桃劝我入教留洋当博士最热心。他们四人都倾向于要我留在华西高中。
　　这时，叔祖父（胡素民）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工作，住在成都，又娶了一位姨太太，有了一个新家，我常去看他，征求他的意见。这时，二姐在丹棱县教书，我也写信征求她的意见。他们两人都赞成我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精神，最后我决定报考省师。 我不走出国当博士、回国当教授的路，而选择上师范，毕业后当教员，靠薪水养活母亲，走独立生活的道路，说明我当时的理想并不远大，更倾向于务实。也可以说，我的志向还是比较低的。几十年以后，同老朋友们说起这些往事，有朋友笑我当时没有凌云壮志，事实确实如此。我曾开玩笑地说：“如果当时我出国当了博士，回国当了教授以后，很可能在1957年得到一顶“右派”的帽子，二十年不得翻身”。杨升奎以后到日本留学，拿到了博士学位，解放初期在上海复旦大学当教务长，1957年，就被扣上“右派”帽子，在逆境中生活了二十年今天回过头来看看，很多出国留学的人，不就是这个下场吗！ 1995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