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成功应对英霸权挑战--与霸权相处的美国经验

西方社会在议论中美关系的时候，总会套用一个范式，即所谓“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认为这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一直没有处理好的关系，并因此认为未来的中美关系不容乐观。然而，即使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虽然有许多失败的案例，但也可以找到一些成功的经验。例如，目前的霸权国美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就比较好地应对了这样一个挑战。这一点在整个19世纪美国如何处理与当时的霸权国英国的关系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自美国独立建国到19世纪末，英美关系并非像今天的“英美特殊关系”那样“铁”。由于美国是以战争的方式挣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出来的，因此在当时相当长的时间里，两个国家之间一直心存芥蒂。1812年，两国之间甚至爆发了一场战争，而在美国内战期间，英国也差一点卷入进来。然而，从总体上说，当时的美国还是比较好地处理了与当时头号霸主的关系，从而为美国的发展壮大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其中以下几点可圈可点。
在摆脱政治控制的同时保持经贸关系
第一、在挣脱英国对美国政治控制的同时，仍留在英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制内，并继续与英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在独立之初，美国整个社会弥漫着很强的反英情绪，许多美国人从自由、平等的观念出发，认为如果仍与这个前宗主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将会使美国政治英国化，从而败坏新生的共和国国民的美德。同时，他们还对英国在商业活动中的专横霸道感到愤怒，主张对英国发动贸易战。然而，包括总统华盛顿、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内的统治精英还是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事务中力量和自我利益是起决定作用的。在拥有能够确保利益与影响的力量之前，脆弱的新生国家必须谨慎从事。
当时，英国主导着美国的商业。1789年美国联邦财政90%的财源来自英国货物的进口税。1790年，英国吸收了美国出口总额的35%。英国的工业技术无与伦比，无人能敌。英国的海军几乎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海上贸易通道。既然美国无法让英国人按照美国的规则行事，那么，美国只有按照英国的规则行事，并且――如果有可能――还要假装是英国的朋友。汉密尔顿反复不断地讲：“‘韬晦’是我们的根本动机。”
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把其发展最主要的外部消极因素转化成了某种积极因素，英国这个霸权国事实上成了美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外部动力。在整个19世纪，美国充分利用了英国建立的自由贸易体制发展壮大了自己，同时英国还一直充当着美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和资金、技术最主要的输入地。
划定势力范围的边界
第二、利用自己的地缘政治经济特长与英国划定势力范围的边界。在美国独立之后整整10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战略精英充分认识到，一个经济上强大、有敌对可能的超级大国――英国――是美国外交政策必须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
从安全的角度来看，从1783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一直拥有对美国开战的实力，而美国脆弱的海防线在大多数时间里甚至经受不起一个三流海军强国的攻击。同时，美国人也认识到，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尽管英国傲慢自大、野心勃勃，但它是一个更安全的伙伴。因为，尽管英国可以用海军在任何时候摧毁美国的城市，也可以通过控制国际信贷体系使美国金融市场陷入混乱，但美国对两者都拥有有效的反制手段。例如，如果英国利用海上优势威胁美国，美国可以将英属加拿大作为英国在北美行动的人质，还可以占领英属西印度群岛；如果英国采用经济手段，美国也可以关闭市场，这意味着许多英国公司将走向破产，并会引发伦敦金融市场的混乱。
总之，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在北美地区是处于一种相互威慑的状态之下，任何一方都可以造成另一方不可接受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可以形成一种非常有质量的战略妥协。用美国总统门罗的话来说，与英国这个母国达成默契绝对不是最坏的选择。如果与英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英国的海军支持美国，其他欧洲国家的舰队就不可能穿越大西洋，对美国造成严重破坏。就让英国舰队（而非美国舰队）在大西洋巡逻对抗欧洲列强吧！这样，美国可以在北美地区享有行动自由，得到作为英国盟国的所有好处，而英国由于自身利益的驱使，不得不支付维持自身霸权并保障美国的安全与行动自由的所有成本。
美国与英国之间战略妥协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所谓的门罗体系――两个国家在北美地区划清了各自的利益边界，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包括它们在美洲殖民地的事务，欧洲列强也不允许干涉美洲的事务。美国的开国先贤杰斐逊也赞叹道：门罗体系推动了与英国的友好关系，是美国的最佳政策；与它为伴，美国整个世界都不必害怕。
总之，门罗体系使美国在三代人的时间里得以专心发展经济和在北美大陆扩张，同时不必为自己的安全问题过度担忧，不用发展强大的武装力量，可以说是用最低的政治和军事成本赢得了最大的安全红利。这使一位当代的美国学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1900年美国的国防支出极少，却很安全，但是100年之后，它的国防开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但并不比以前更安全！”
当然，这只是对美国作为一个后起国家在成长期间的一些对外谋略的粗略描述，这些一两百年前的所谓经验很难在当代的条件下加以复制，但审视这些经验能为我们思索相关议题提供视野与角度。至少，它告诉我们，上升国与霸权国的交往并非都以冲突和悲剧结束。▲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