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成了“利己”的霸权国家

美国成了“利己”的霸权国家
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8-08-27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担心日本将成为超人与恶魔莱克斯•卢瑟(Lex Luthor)的致命组合。这就是我所说的“衰弱巨人综合征”的典型案例。
1987年，美国国会议员干了一件有名的事，在国会山的台阶上砸碎了一台东芝(Toshiba)收录机。19世纪初，当德国和美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时，英国表现出同样的症状：缺乏自信、绝望、一遭到指责就反唇相讥。当时，霍华德•文森特爵士(Sir Howard Vincent)拿着一堆印有“德国制造”字眼的拖把、桶和刷子走进国会。
在夸大的日本威胁之下，美国霸权安然无恙。但现在，美国这个巨头又在胆战心惊了。许多美国人将贸易视作危险事物，而非机遇。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曾经非常著名地称美国是一个“利他”霸权，而现在，这个国家变成了“利己”霸权。
经济焦虑笼罩美国，在此背景下，两党许多人士（以民主党人居多）现在认为，发展更自由的贸易，是牺牲美国的利益，而大大地便宜别国。他们自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只有进行制度改革，消除引起美国人焦虑的真正原因，美国的贸易政策才有望恢复健全。
美国在失败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的角色，说明它已丧失了领导地位。多哈谈判破裂，美国是祸首，它拒绝大幅削减导致贸易扭曲的补贴——尽管各国普遍认识到这些补贴是不可容忍的。其最新提议是将补贴限制在145亿美元以下，但这远远超出其当前的补贴水平（估计为90亿美元）。美国只有200万农民，而当印度提出增强在进口激增情况下应用的“特别保障机制”时，却遭到美国的指责。相比之下，印度的农场规模要小得多，经常仅够农民维持生计，而且，该国近三分之二人口从事农业。
美国自身的让步微不足道，却坚持要印度作出艰难的让步。而其吝于削减补贴，更是使政治局势变得棘手。此外，在多哈谈判开始时，人们并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农业问题上作出让步。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国会对别国指手画脚——先是巴西，接着是印度，再接着是中国——却从未想想自身的责任。
美国还强行在双边优惠贸易协定（多数是与发展中小国签署的）中加入与贸易无关、有损伙伴国利益的条件。美国很难称得上是劳动者权益方面的典范：自从半个多世纪前《塔夫特-哈特雷法》(Taft-Hartley)出台后，罢工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在私人部门，工会成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稳步下降至10%以下；美国没有认可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所有核心准则。这样一个国家，却厚颜将标准强加到贸易协定的伙伴国头上。理由何在？
显而易见，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实行了它所鼓吹和要求的标准，而是因为劳工游说团体认定（但缺乏有力证据），美国工资增长停滞，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竞争所致。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它们相信，如果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有关“世界是平的”的理论颠倒过来也能成立，通过让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升至与美国一样的水平，从而让世界变成平的，那将有助于减少竞争。简而言之，这正是经济学家所称的“出口保护主义”。
令这种强权政治手段倍加令人厌恶之处在于，美国会打着利他主义的幌子：不是直率地吐露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会担心竞争”，而是装成这“符合你们工人的利益”。利他的霸权主义不会玩此类把戏；而利己的霸权主义几乎专干此事。
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没有明白这一点。他呼吁，美国今后签署优惠贸易协定时，应当实行更加严格的劳工标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应当修订，采用更加严格的劳工标准。这是他的改革议程的一部分，是在推行出口保护主义，增添美国作为利己霸权国家的名声，而不是减轻这种名声。真是了不起的改革！
但的确需要进行改革，只是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改革必须全面反映美国面临的新现实，尤其是困扰当今美国工人的经济焦虑。这种焦虑源自于工作不稳定性加剧。
首先，就如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一样（当时，1美元衬衫充斥世界），如今，印度和中国正迅速发展，并大量地出口商品。它们就如置身于世界经济“小人国”的格利佛(Gullivers)。在它们出口集中的行业，它们引起了海啸。
其次，竞争加剧了。如同波音(Boeing)与空客(Airbus)一样，竞争优势的差距缩小了。在贸易行业，再没有一个首席执行官或他手下的工人，能够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总是有某个人，来自某个地方，让他坐卧不宁。我将这种新现象称为“万花筒相对优势”。它导致了工作的不稳定性。今天你有优势，明天你就可能失去优势。
第三，节省劳力的技术改革持续威胁着组装线上不熟练的工人。组装线仍然存在，但越来越不需要有工人在上面操作，而是由坐在玻璃室里的熟练工人操纵，此类工作反而增加了。
制度改革必须解决工作不稳定的问题，使不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能够面对新的不确定性。必须提高教育水平，减少用在专业化方面的时间比例：这将使工人在万花筒转动时，更容易适应新的技能要求。必须帮助不熟练工人，鼓励他们掌握技能，从而提高他们从事其他工作的能力——即使是在他们没有失业的时候。
参议员奥巴马承诺进行改革，但民主党的施政纲领几乎没有什么新意，仍然没有摆脱诸如医疗改革等陈词滥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赞成自由贸易，这令人赞赏，但他看来并没有理解这需要从制度层面来考虑，而制度需要进行重大革新。两人都必须理解，美国需要“新政”！
本文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经济学和法学教授、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国际经济方面的高级研究员。他刚刚出版《贸易体系中的白蚁：优惠贸易协定如何破坏自由贸易》(Termites in the Trading System: How Preferential Agreements Undermine Free Trade)一书；他的下一本书是有关美国贸易政策方面的，书名为《贸易引发的恐惧：为了消除焦虑和遏制保护主义的制度变革》(Terrified by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to Address Anxiety and Contain Protectionism)，将于2009年春出版。
译者/岱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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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注资中国央行？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张明 2008-09-11
美国财政部及时搭手，令“两房”危机免于无限恶化。然而两房危机的爆发，同时也导致了前期巨资买入美国国债与机构债的各国央行投资者们不同程度地沦落——根据《纽约时报》9月4日报道，由于持有的美国国债与机构债市场价值大幅缩水，中国人民银行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并已经开始与财政部就充实资本金的方式问题进行了讨论。
掌控着印钞机的中国央行，是否需要担心自有资本金的问题呢？
仔细观察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不难发现——自2002年5月央行自有资金从355.21亿元降低至219.75亿元（注：按对美元6.84的汇率水平折算，即相当于32亿美元，以下皆沿用此汇率）以来，央行自有资金在随后六年左右的时间内一直维持在后一水平上。截至2008年7月底，央行的总资产高达19.75万亿元——这意味着当前央行的资本资产比率仅为0.11%。换句话说，假如央行资产的市场价值发生高于0.11%的亏损，如果用资本金来冲抵资产减值的话，央行的资本金就为负了。
事实上，目前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最大问题是资产负债的货币错配。截至2008年7月底，在资产方，央行具有高达15.26万亿元（2.23万亿美元）的国外资产；同时在负债方，央行只具有892.35亿元（130亿美元）的国外负债。即使考虑到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还有一部分外币存款准备金，毫无疑问的是，央行在财务上具有巨大的外汇风险敞口。倘若简单假定央行的外汇风险敞口规模等于目前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规模，即1.8万亿美元，同时假定其中大约65％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那么一旦美元相对于人民币贬值10％，则央行就不得不承担1170亿美元的汇兑损失，这相当于央行当前资本金的36.6倍。而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单是因为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而导致的汇兑损失，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央行资本金所能覆盖的水平。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央行又遭遇到新的亏损问题。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投资于以美元计价的金融产品（笔者估计大约占65％），主要包括美国国债与机构债。估计在中国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中，有大约1万亿美元左右投资于美国国债与机构债。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化与扩展，信贷风险逐渐由次级抵押贷款领域扩展到优质抵押贷款领域，导致主要购买优质抵押贷款或者为之提供担保的两家政府授权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出现巨额账面亏损，从而陷入危机。由于房利美和房地美发行的债券在美国机构债中占有一半以上的比重，因此，两房危机使得中国央行购买的美国机构债面临违约风险，其市场价值可能严重缩水。
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管两房，出台的救市政策中着重指出要维护两房债券持有人的利益。这一举措暂时缓解了两房债券的违约风波，赢得了包括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以及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等主要国际债权人代表的赞许。然而，美国财政部注资救援两房，相当于与两房相关的信用风险转移到美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此外，美国政府不得不依赖于增发国债来募集救援资金。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以及信用风险的累积，可能会危及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乃至市场价值。
简言之，由于同时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与机构债，中国央行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美国政府不救两房，则机构债市场价值受损；如果美国政府救援两房，则国债市场价值可能缩水。
然而，如果因为这一问题指责中国央行，则是相当不公允的。其一，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内需乏力，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导致外汇储备飙升，这并非央行的责任；其二，对任何一家央行来说，如果拥有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要在保障外汇储备流动性、安全性的前提下提高赢利性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不投美元资产，还能投什么呢？由于汇率高估，目前欧元资产过于昂贵；而日元资产收益率太低，其他国家资产则或是规模太小、或者流动性不足。
无论如何，作为中国外汇储备的持有者与管理者，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目前处于美元下跌导致的汇兑损失以及美国债券市场价值下跌导致的资产减值的双重积压之下。相对于越来越高的亏损，央行的资本金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这应该是央行要求提高自有资金规模的根本原因之一。
传统上，央行有两种渠道来补充资本金，一是靠铸币税收入，二是靠外汇储备投资收益。但当前的铸币税收入是固定的，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则为负，上述两条渠道都行不通。除此之外，央行还有两条途径可以选择，一是靠增发货币来补充资本金，这无疑会加剧通货膨胀，而且也违反了相关规定；二是靠财政注资来补充资本金——后者是目前央行唯一能够选择的方法。
但对于由财政向央行进行注资，市场存在疑虑——其中最大的担心是这可能会损害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为财政部和央行对宏观经济的看法以及部门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例如，目前央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的汇率政策，已经面临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包括出口企业以及出口企业聚集的省份、房地产开发商、股票市场投资者等。如果央行因为寻求注资而改变目前的政策方向，或者为了降低汇兑损益而停止人民币升值，这都意味着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了损害。毕竟，货币政策是为宏观经济服务的，而不能受到央行损益状况的太多束缚。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依然是通货膨胀。虽然CPI增速可能继续下降，但是PPI的上升可能最终反映到CPI上来。国内总需求过热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贸易顺差增速下降主要反映了进口成本的上升，而非出口的大幅下降。因此，央行目前采取的从紧货币政策以及人民币升值政策不但是正确的，而且应该继续保持。因此，中国政府应该探求为央行注资的新方式——在不损害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前提下增强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抗御风险能力。这或许需要更高层次的决策机构来协调财政对于央行的注资行为。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