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来信】牛根生:“做企业”就是“做脑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8:29:15
目前有三个“无序性”值得关注:

  一是打假的无序性。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中,只要是全国名牌,往往逃脱不了被仿冒的命运。究其原因,与地方保护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东部某个省,我们有一年查到7个企业假冒我们的产品。当地管理部门的人与我们一起去的时候,把车间封了,库房封了,产品封了,该封的都封了。但我们走了以后,时隔不到7天,他们又放虎归山。

  二是危机预警的无序性。不法分子的几封恐吓信、几个匿名电话,就能引发地方政府封堵名牌产品的红头文件。这听起来不可思议,却是我们亲历的现实。行政资源居然可以这样轻易地被坏人滥用,优秀品牌居然可以这样被送上断头台,这给我们一个警醒,如果不提前确立危机预警的相关规则,那么,一旦危机爆发,就会出现“一个领导一个调,一个地方一个样”的纷乱局面,这样随意行政,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三是小媒体的无序性。一些小媒体受利益驱使,容易滥用手中的“话语权”,甚至沦为不正当竞争者的“御用工具”,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也不好。“舆论自由”绝不等于“谎言自由”。强调媒体责任,对媒体实行“问责制”,势在必行。

  打造“国家生态圈”,第二要责任到位,铸造全球品牌。

  2007年,我们去日本考察了丰田、本田等著名企业。今天,日本的企业向你介绍自己时,重点已经不是产能多少、销量多少、利润多少,而是自己承担了多少社会责任,自己在环保事业、公益事业中做出了何种贡献。

  如果进行最简单的分类,企业社会责任无非有两个方面:一是本职工作,二是兼济天下。什么是本职工作?涵盖面非常广,但今天应该特别提出的一个范畴是“软件革命”:在管理上创新,在文化上创新,在制度上创新……通过创新赢得国际竞争力。

  实践证明,做好本职工作是企业最基本也是最大的社会责任。中国有句古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职工作就是这个“皮”。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大品牌要负大责任,“兼济天下”始终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境界。事实上,判断一个企业是否负责,不能只看单一指标,必须看综合指标;也不能只看一时,而要看一贯。我们不相信一个对慈善事业无动于衷的“冷血企业”,会是一个对消费者真正负责任的企业;我们也不相信,一个积极履行公益责任的“爱心企业”,会在产品安全责任上得过且过。各类社会责任实际上是相互贯通的,浑然一体的。

  企业社会责任已越来越成为 “全球公司”不可或缺的“国际护照”,没有“责任力”就不会产生“影响力”。在一个全球经济大循环的系统中,如果你不关心全地球的大事、全人类的大事,那么,人们也不会关心你的事,这样的企业跑不快、走不远、跳不高!

  打造“国家生态圈”所以重要,还在于每个品牌都具有双重身份,一重是自身拥有的个别品牌,一重是与众多其他品牌联合铸成的共同品牌——国家品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脑袋和脑袋的比拼

  如果问我做企业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那就是“做企业”就是“做脑袋”

  也就是说,21世纪做企业,最核心的战略资源是这一个——脑袋!

  脑袋是创新之源,脑袋是资源的“整合机”加“放大器”。

  有一组数据不容忽视:我国大陆发明专利的数量只是美国和日本的三十分之一,韩国的四分之一;我们出口的产品,大约有一半是贴牌。这说明我们是一个自主知识产权与自主品牌薄弱的国家,我们的资源版图正在被别人鲸吞蚕食,我们的生存权正在受到挑战。人生能有几回搏,我们已经到了不能不搏的时候。

  一切竞争从设计时开始。设计是“基因”,执行是“发育”。设计竞争是真正的“脑袋与脑袋的对抗”。对于企业来说,最省钱的阶段,或者说“最赚钱的阶段”,不在制造阶段,不在出售阶段,而在设计阶段。在设计阶段,寻找与众不同的个性化优势,哪怕只是“一点儿”,就可以打出自己的万里江山。因为冠军与亚军的差别就那么 “一点儿”,画家与画匠的差别就那么“一点儿”,大禹与大鲧的差别就那么“一点儿”,天才与神经病的基因差别还是那么一点儿。多那么“一点儿”,就可以把企业举入天堂;少那么“一点儿”,就可以把企业拖入地狱。

  国家不在大小,企业强则国强,企业弱则国弱。欧洲的丹麦、瑞士都是非常小的国家,但在全世界关于创新能力的国家排行榜上,这些小国却位居第一阵营,一些大国反落在第二阵营,为什么?因为这些小国有强大的企业,强大的企业里有强大的脑袋——智力资源。

  如何吸引和凝聚“脑袋”,并保证这些“脑袋”价值最大化呢?

  我们一定要认清人性大规律,洞悉解放生产力的枢纽到底在哪里。

  60年的实践证明,要登堂“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一理想境界,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关乎人性的基本命题——“人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

  在毛泽东时代,强调“为别人干”,不得不控制“双因素”——既要关心能力问题,又要关心态度问题。

  邓小平时代,设计成 “为自己干”,只控制“单因素”就可以了——态度问题自动解决,只关心能力问题就可以了。

  明确了这个枢纽,我们就要创造一种文化。

  文化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它的“基因性”,另一方面在于它的“方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