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在铁矿石博弈中屡战屡败

    我们的铁矿石对外谈判，一直是屡战屡败，但是我们的宣传是屡败屡战。然而，这样的博弈不光要有精神力量，更多的还是要有手段，有想法，特别是要想一下自己在深层次的各个方面有什么问题、什么硬伤，可行的改善在哪里，这些才是关键。

一、铁矿石高价是市场使然？

    我们有一个公开的论调，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对钢铁需求巨大，很自然铁矿石的需求也是巨大的。这样的判断和“共识”，造成我们的谈判地位就有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是你着急要买。难道只能这样吗？中国对粮食的消费也很巨大，但是中国的粮价控制得很好。其实对于钢铁的价格，中国也是可以控制的。但是我们的做法恰恰是在谈判的时候有关企业却提价钢材，因为中国对于钢铁的价格是放任的，而这个放任的结果干脆就变成了只由市场决定的。问题是，中国的钢铁价格真的是由市场决定的吗？
    任何一个市场，对于钢铁的价格都有一个经济能够承受的程度问题。综观世界，中国对于钢铁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特别强，其实际原因就是我们把其他要素——人员工资、电力以及能源、食品、环保需求等——给人为地压低了，导致即使钢铁价格越炒越高，经济发展也能够接受。反之，如果老百姓的工资也这样增加，钢铁价格就不可能涨得这样高。比如我们的汽车业之所以能接受高价钢材，是因为我们的工人便宜，如果工人贵了，汽车业也就买不起高价钢材了。所以，现在钢材涨价就是逼着企业向全社会转嫁成本，进行吸血。或者说，像这样的钢铁需求边界的经济曲线，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曲线，当然应修正其背后不合理的地方。
    那么，高钢价的利益去了哪里？主要是被铁矿石供应商占据，我们的焦炭价格就没有上涨太多，如果这几年焦炭的价格也像铁矿石那样暴涨，铁矿石就没有涨价的空间了。因为焦炭一涨价，煤炭就要涨价，而煤炭涨价背后必然是电力等能源涨价，这样一来，全社会的通货膨胀就控制不住了。正是因为煤炭电力能源被人为地压制不涨价，才有了铁矿石价格的一涨再涨。这样的涨价当然不是什么纯市场因素，它已经关乎到中国经济的根本，所以才有了这回国家机器的强力介入。因此我们不要被利益集团关于西方的需求决定了铁矿石价格的说法所忽悠，不能被他们洗脑，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能让他们假借市场之名，盘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我们抓了间谍，算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还是要接受33%的降价，这间谍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其中的原因就是内鬼不断，而内鬼多的关键就是内鬼有利益驱动。之所以造成内鬼利益驱动的局面，问题的关键还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我们制定一项政策，如果不能让群体中的主流利益与这项政策的目标一致，则这样的政策肯定得不到很好的履行，或者履行的结果与政策制定者当初的目标背道而驰。

二、铁矿石谈判利益链

    政策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加强铁矿石外贸的垄断，以政策的形式强行把原来每个企业都可以很容易取得的资质，变成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以为这样就加强了垄断程度，就可以和西方竞争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有着上百家的进口单位，没有办法与三大矿山进行竞争。相反，垄断者也要给自己找到位置，要从力量更加薄弱的钢铁企业那里得到利益，其结果就是价格更高。因为本来是矿山直接到企业，现在我们通过政策强行增加了中间环节，流通成本和渔利导致的最终价格只能是更高，这中间环节就是长协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差别。
    在现行的铁矿石进口资质管理制度下，全国只有112家企业可以进口铁矿石，当中包括70家钢铁企业。铁矿石的长期协议和现货价格存在获利空间，以致于倒卖原料的利润远远超出销售产品的利润。就以出事的首钢中首国际矿业部来说，媒体找出了《首钢日报》过往的报道：2004年，中首国际矿业部共经营进口铁矿石1333.6万吨，其中只有981.58万吨是供应给总公司。该报当时的评价是，这不仅降低了首钢生产成本，而且在经营进口铁矿石中还实现了14043万元利润。另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最新报道，一名中型钢企负责人算了这样一笔账：2008年7月的进口长协矿价格约为每吨700～800元，倒卖出去的现货价格竟然高达每吨1400元。
    可悲的是，这样不断挤压出来的中间空间，反而成为了更大垄断巨头的挤压对象——力拓等公司推出现货交易，不再签署长协了，即你的市场现在是多少钱，我就多少钱扣除运费等费用卖给你，随行就市。对于我们想要禁止现货只买长协矿，由于人家在境外即使不这样做，中国也没有办法，这给中国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细析这样的苦果，恰恰是中国自己酿下的，因为我们搞出来了一个长协与现货的差价，成了人家的大把柄。
    我们的政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要从更加深刻的地方——铁矿石谈判利益链条中的关系和取向——进行分析。
    对于外国矿山，当然希望涨价；对于中国的矿山，也是希望涨价多赚钱；对于中国的大型钢铁企业，由于有大量的库存和在制品、原材料等，涨价有非常大的好处；对于铁矿石的贸易商，早先的囤积居奇从铁矿石的压港状态就可以知道了，当然也是希望多涨价少降价的；对于小钢厂，有不少存货暂且不说，其虽然反对大厂和贸易商的炒铁矿，但是对于铁矿石的涨价，他们可以通过钢材涨价进行转嫁，正因为铁矿石的涨价给了社会一个钢铁涨价的预期，使得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了，所以他们对于涨价的反对，也不是特别地强烈。
    对于我们的钢协，由于核心的大钢厂都可以在铁矿石涨价中得利，而钢协实际上是他们的代表，它的态度也不难明白了。而商务部则是贸易商的代表，中国的进出口公司在加入WTO前垄断中国的外贸，结果成为了暴利机构，想一下当初外贸部门的油水就知道了。但是随着入世，中国不需要他们代理了，他们的日子怎么过？今天，这些铁矿石贸易商作为商务部的嫡系，从铁矿石的代理制、资质和炒作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很明显，这些利益代表机构的立场，当然与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取向是一致的。
    通过上述利益链，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中国的铁矿石谈判和涨价问题上，所有的机构和企业都在盼望着涨价，与外来的矿山想涨价的利益一致。这样的谈判怎能不让铁矿石的价格一涨再涨？所以这就是我们铁矿石谈判屡战屡败的根源和内鬼众多的经济基础。

三、指数＋暴利税：管制铁矿石市场

    既然铁矿石产业链上的各家都在想涨价，那我们限制涨价和不想涨价的力量在哪里？这些力量就在钢铁和外贸部门之外，是其他饱受钢铁涨价压力的行业和最终承受者的国民。这就如当初我们的电信垄断，邮电部和电信公司、移动公司等等的利益是一致的，想要打破电信垄断和通讯费降价的，全部是圈外人，如果依靠邮电部自己的政策，打破电信垄断永远不会到来。
    情况很明朗，阵营也清晰。中国的铁矿石问题，依靠钢铁和外贸部门内部是不能自己阉割自己的利益的，因为他们为了部门利益，自然不惜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受损。答案浮出：这样的谈判需要的就是外来人来主持。中国以前搞外行领导内行，我们诟病了很久，但是当内行们的利益取向发生了偏离，甚至成为内鬼了以后，外行领导内行实际上是无奈下最佳的方案。
    如何谈判？当然需要搞清一些关键的东西。对于铁矿石的博弈，三大矿山提出了指数化的问题，这个问题让中国很害怕，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商害怕，因为这样的结果将使他们利用铁矿石的经营权和资质进行渔利的空间彻底没有了。而对于三大矿山，这也是一个双刃剑，他们短期似乎可以压榨中国的利润，但是这样也等于让世界的金融资本参与到博弈中来，包括中国的资本，这对于他们的控制地位也是有压力的。他们虽然占世界贸易的74%，但不是占世界铁矿石生产的那么高的比例，光中国自产的铁矿石也有五亿吨之多。对于这样的博弈，中国实际上需要坚持的就是这样的指数市场只要在中国就可以，最多妥协到把市场放到我们有主权的香港，只要他们在我们的平台上操作，我们就有重大利益，就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中国钢铁是世界第一，而且是其后五个国家的总和；三大矿山也属于不同国家，也不是金融中心，中国的市场分散度很适合进行指数交易，其它国家的高度垄断的钢铁业指数交易是不合适的。若能这样做，虽然把一定的利润给了金融资本，但是我们还有一点赚了大头，就是市场在哪里就要在哪里完税，不仅仅所得税，连佣金和印花税也是很大的利益。而铁矿石是世界惟一没有指数的大宗商品，原因就是铁矿石种类繁杂标准难以确定，铁矿石的磷硫铜等等的含量多少对于钢铁的质量和铁矿石的价格影响很大，而要把这些杂质含量统一，需要的费用是不经济的。对于几大矿山，采取哪一家的作为标准也是他们不能妥协的事情。无法标准化，指数即使是建立了起来，你的参考价值也不会像LME对于有色那样大，因为你的杂质与之会有差别的。
    所以对于境外提出的铁矿石指数，我们要回应不要回避，关键是我们要进行博弈和添加我们的利益在其中，要求这个指数市场在中国。更何况，即使你让他们建立铁矿石指数，这也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具体地说，指数这样的事情可安排金融系统去做，比如开一个期货交易所。对于重大的国家利益平衡，国内需要的是以利益集团限制利益集团。
    至于铁矿石的三大矿山，首先，我们需要反垄断，对于他们的一些行为进行反垄断征税。我们的《反垄断法》有瑕疵，对于外资企业没有什么处罚手段，对此我们应当修订。其次，对于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需要放开，否则三大矿山不仅仅是欺压国内的钢厂，对于境外的小矿山也是同样的，压品位、商检、运输等等问题把其它小矿山盘剥得很厉害，导致这些矿山的产品都不敢卖给中国，而且价格低使得其他企业想要打破三大矿山的垄断基本没有可能。而我们需要的实际上是给世界上的小矿山一个空间让他们长大，世界上的铁矿石不少，就是看你怎样开发。
    中国的成功政策，我们不要忘了。即我们应该像管制粮食一样管制钢铁市场，不让价格涨得过高。为此，对于铁矿石的暴利，应当征收暴利税。因为这样的暴利不是一个正常的暴利，是在我们压低了经济的其他要素的价格以后给了钢铁的空间，而对于钢铁我们也是在压低了焦炭、环保等等要素的价格后造成的铁矿石的价格空间。我们如果不放开这些要素的价格，那么就应当对于铁矿石不正常的高价征收暴利税。我们为了经济发展而降低税收，但是税收也是调节经济的杠杆，在此处征收暴利税而在其他方面进行减税，对于铁矿石这样的情况才是最合理的。但是这样的政策要钢铁相关的人员来制定，自然是绝对不可能出台的，就连提议的人也不会有。
    说到对铁矿石征暴利税，还有其他的理由。分析一下我们的钢铁之所以有这样大的需求，会有新的发现。比如我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和钢铁振兴计划，这些需求是我们政府为了中国经济而制定的，应当服务于中国的经济，但是现在这种投资的利益，变成了海外矿山的利益，我们的政府救市成为了对外援助，中国现在还没有富裕到这样的程度。因此从这一点上看，也是应当征暴利税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力拓等矿山谈判时，本应在谈判定下来以后再公布我们的救市方案和政策，现实正相反，钢铁协会这些人早就把这些内容公诸于世，让人家看到你的需求，谈判还怎样进行，至于其他更多的泄密，就更加有问题了。

四、招标制：中国自己的铁矿石交易游戏规则

    政策分析之后，再反思一下我们谈判手法上的不足。我们是怎样谈判的呢？我们的谈判机构居然要求三家矿山一起进行谈判，并且把原来不在三大矿山行列的新生力量FMG公司也拉入一起进行谈判，这等于是人为地把所有的海外供应商拉在一起造成他们的垄断。正常的博弈手段应当是把他们分而治之，分别谈判将是最好的，我们可以互相压价。现在倒好，海外矿山们都坐到一张谈判桌上，他们不想串通价格都不成。而这样的谈判方式有问题，难道我们的谈判专家就一点也不知道？实际的情况就是害怕对方分别向中国的小钢厂和边缘的进口商低价供货，造成大进口商和钢厂的高价格无法消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海外的所谓的垄断，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钢铁利益链希望涨价的背景下联合造成的。对于这样的谈判，我们在所有的钢厂等机构都有涨价的动机的基础上，再让他们进行谈判就大有问题了。
    更加合理的谈判方式是什么？应当是委托第三方的谈判专家进行谈判，比如我们的国家招标公司就很合适干这样的事情，他们的佣金可以以谈判结果来进行奖励，这样他们的利益取向就会以各种最合理有力的手段，把铁矿石的价格压低下来。很明显，我们的铁矿石进口制度要推行的不是什么代理制，而是国家第三方的谈判招标制，这样的招标有三家就足够竞争了，让海外的三家矿山进行招标，如果他们串通招标，这可是违反《招标法》的严重犯罪，在世界各国也是犯罪，我们的情报机关有权进行侦察，取得证据可以依法公开审理严厉制裁，世界各国都没有话好说。因此我们以推行招标制对抗长协应当是非常有利的，通过招标制制定出我们中国自己的铁矿石交易的游戏规则，而掌握游戏规则才是博弈制胜的最根本的制度性优势。今后，我们的新增铁矿石需求都可以进行招标，让所有的钢厂都可以参与这样的招标，招标成功后再由贸易商提取一定的代理费统一进口，每年招标一次，由我们国家主导，三大矿山可以不来，但是世界还有30%左右的铁矿石产能呢，他们会来的，离开了三大矿山的压制，他们就可能成长为新的矿业巨头，否则在长协模式下，小矿山是很难有销售大合同的，三大矿山的垄断也制约了世界中小矿山的发展，而铁矿在世界上并不珍稀，只要需求可以保证，就可以成为大企业。当这些新增需求都被三大矿山之外的企业吃掉，看着其他企业不断发展而自己不能有新增的采购，三大矿山自然就会来加入，届时这样的市场就是我们控制的市场。
    现阶段怎么办？我们可以让招标与长协共存。通过我们的大市场，我们不在长协范围的铁矿石交易都通过招标。由于我们国内的铁矿石生产也是每年五亿吨，进口五亿吨，这样的结果就是加上国内的铁矿石交易量，招标的市场规模很快就可以超过长协矿模式成为最大的铁矿石交易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下再推出我们的铁矿石指数，谁操纵指数我们还可以控制他们，达到犯罪标准我们依法制裁，这才是我们国家最主动的博弈战略。我们的招标价格可能会暂时的高于长协价格，但是在这样的招标中我们可以透明地征税，使得税收有额外的收入。更何况，如果不是招标价格高于长协价格，你又怎么能够把这些原来进行长协交易的矿山吸引到咱们的招标模式中来呢？这里只要是招标的价格低于现货的价格，招标就是很有意义的，就会有巨大的生存空间。更重要的是，通过招标我们掌握了市场的游戏规则，赢得了规则上的主动，而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事情。将来随着招标市场的扩大，招标成为铁矿石交易主流市场后，长协矿的价格自然要与招标市场和我们的市场指数接轨。这很类似于我们每年的电煤年会，我们压低了电价，但是通过这样的会议也成功地压低了煤价。我们钢铁与海外的博弈，为什么不能这样？
    而且这样的招标也向国内的矿山开放，国内的铁矿石贸易也参照此运行，内外没有差别，西方反华势力就更没有话说。至于国内的铁矿石厂家，他们是愿意进行招标的，因为大钢厂对于国内矿山欺压严重，正常的销售需要大量的灰色费用，并且对于矿石压品位、压付款，通过透明的第三方招标和公开的交易平台，可使灰色支出降低，这对于国内矿业市场的健康发展当然是非常有利的，对于根治钢厂采购部门的腐败更是有利的。
    对于长协谈判的难局，尤其是现在间谍案背景下的难局，正好是提出以招标取代长协的一个时机。招标由我们国家的其他机构负责，要求各个钢厂统一参与，除了政府已经备案的长协外，只有招标后的才可以进口。我们采取招标的方式，国内的这些长协贸易商也可以参加，就是让他们在招标和长协之间赚取差价。这样一来，力拓等矿山不来参加招标，就成为了他们彻底的损失；如果参与招标，则就已经纳入了我们的游戏规则，以此还可以对抗力拓等厂商提出要现货交易的图谋。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长协的价格是每年不定的，每年需要谈判；招标的价格却可以每年固定。成为一个固定价格的合同最好的优点就是可以金融化，成为金融期货交易合同。由于我们自己招标，这样的合同范本也由我们制定，合同争议的诉讼地和适用的法律我们也有主导权，我们完全可以将合同变成一个可以在期货交易所进行公开交易的合约。在这样的市场博弈下，产业资本再有多大的垄断，也要让位于金融资本，而这个金融细分市场又是我们主导的，这才是国家的长远根本利益。
    有得，自有失。如果采取上述做法，就会让钢铁行业和铁矿石贸易企业没有了不正常的铁矿石利润，这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利益是有利的，但是对于钢铁行业是不利的，且不说灰色利益的损失，在权力上起码是让外来的国家招标机构分了一杯羹。但这样的模式，对于进行招标的公司就也产生了监督的机制，因为部门和行业不同，双方互相制约，谁也不可能出卖或者变相出卖中国的经济利益。对于权力的肆意妄为和牟利，只能是在机制上以权力制约权力，法律只能是最后的救济手段。如果一上来就是司法严查，制约机制过于简单，必然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这样的动荡是极大地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结语：安全与发展并重，标本兼治

    铁矿石间谍案的破获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世界各国的情报部门都是高度关注中国的经济领域的。根据《环球时报》报道，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美英情报部门一直都没有放弃“中国间谍论”的立场。美国专业新闻网站“审核者”（Examiner）2009年2月28日转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提交给全美警长联合会的一份战略报告说，美英情报部门都认为，中国海外商业机构的间谍活动目前是他们提防的重点。有报道称，英国军情五处的反间谍部门目前对中国商业间谍在英国境内的行动“非常忧虑”，但英国情报部门的专家也不确定“具体形势已经蔓延到何种程度”。军情五处称，大约有15个外国情报部门正在英国活动，其中俄罗斯与中国嫌疑最大。FBI的报告称，美国与英国抱有同样的忧虑。尽管FBI怀疑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多个国家的间谍都在美国“各取所需”，但他们最担心的还是在美国境内的2600多家中资公司。美国情报部门也称，目前的形势对于美国来说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时刻”，因为美国面对的不仅有传统的军方间谍，还有以非政府组织为掩护的新型间谍。美方认为，这些间谍搜罗的情报不再仅限于国防信息，而是延伸到国家能源、经济发展等方方面面。
    对于力拓案西方的超常反应，完全是对于中国的双重标准，我们需要的就是坚持自己的立场。西方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保护他们的买办，是让为他们卖命的买办们可以继续地出卖中国的利益。因此我们应该透过这种所谓的强烈反应的背后，看清他们的经济背景。
    我们以情报力量进行监督，清除内鬼外谍，这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只是治标，从根本上讲，钢铁业的政策、铁矿石的政策不能只让钢铁内部和铁矿石进口的贸易部门的人来制定，而是要让钢铁的消费部门也来参与，让建设和工业部门也介入，并建构起能自己主导的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制约部门小集团利益的政策取向，并防止关键命脉受控于外界，从而标本兼治，真正切实地维护中国的根本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