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在无奈中“投敌叛国”

林彪在无奈中“投敌叛国”

颜昌海  发表于 2009-07-20 21:31:35

7月初在池州的齐山脚下平天湖上，和有欧华才子之称的牟国量先生侃天说地，不知道怎么聊起了林彪。最后的结论是，林彪值得同情，他是在无奈中“投敌叛国”的。

1971年“9.13”事件以来，林彪的历史功绩受到彻底否定，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说林彪“不读书不看报”；“根本不会打仗”，还被称为“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被泼的污泥浊水，简直无以复加。

《亚洲周刊》章海陵的文章说，华国锋去世的时候，官方首次不用“反革命集团”来形容林彪，就等于给林彪摘帽了。2008年8月31日，新华社为刚去世的华国锋发表生平介绍，提及他于1971年“9.13”事件中，曾“参与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虽然“集团”的称谓仍带有暧昧的贬意，但“反革命”抹去，意味着林彪至少不再被视为“政治敌人”。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说到林彪问题，必称“林彪反革命集团”。2008年4月24日，“林彪死党”、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家属公开挂出两幅催人泪下的挽联。一幅是“戎马一生坎坷路，呕心沥血，长空万里送君行；是非荣辱两不惊，胸怀坦荡，功过自有后人评”；另一幅是“仰俯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林彪与毛泽东的冲突，公开化在于文化大革命后是否要设国家主席。林彪告诉吴法宪说，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

温相在其《开国元勋相煎急》中描述到，其实，毛泽东在“九大”上就一再表示出准备把国家从动乱中抽身的想法，文化大革命中显赫一时一度取代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怪物“中央文革”也在毛泽东手中勾决了。此前，中央文革是载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的，此时毛泽东如此表示特别是提出“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这说明毛泽东的心态是倾向于“求稳”。中央文革的取消让江青颇多牢骚，她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与“求稳”相对应的是毛泽东再次公开表达他对个人崇拜过头现象的不满。

毛泽东看到银幕上多次播发他的镜头时就闷闷不乐，“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厌！”他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这些话是毛泽东在1969年5月到武汉休养时说的，武汉军区负责人之一的刘丰就是林彪的亲信大将，毛泽东这些话应该都落入林彪的耳中。毛泽东在1968年9月亲笔删除提法为“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类林彪发明的“赞语”。与此同时，全国四届人大的事情给提到了日程上来。

四届人大需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一章就是取消原来的“国家主席”这一节，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1970年3月7日，毛泽东让汪东兴回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这个意见。3月8日晚，汪东兴就向包括周恩来、叶群在内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者都表态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还专门叮嘱叶群转达此意见给远在苏州的林彪。而林彪则通过叶群在3月9日向在京的吴法宪、黄永胜转达他的意见：“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这是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第一次违拗毛泽东的指示。

3月中旬，毛泽东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再次表示不要设立国家主席。林彪委托秘书带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也委托秘书回敬：“问候林彪同志好。”这是林彪第二次违拗毛泽东的指示。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有关报刊杂志送审文章稿件时删去了诸如“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一类肉麻的吹捧，而这些吹捧用词都是林彪平素经常提及的。

4月11日，林彪通过林办秘书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员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林彪的意见在政治局讨论后，有部分政治局委员附和林彪的意见，但4月12日，毛泽东就此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泽东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所指的比喻道：“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这段话是当著林彪的面说的。这是毛泽东第三次公开表态不设国家主席和自己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然而，在5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说，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但周恩来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

7月下旬为纪念8.1建军节，“两报一刊”准备发表题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社论。讨论社论稿时，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毛主席和“这四个字去掉。恢复以前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不同意，双方发生争执，最后请示毛泽东定夺。毛泽东让汪东兴代他圈去“毛主席和”四个字。

8月13日，张春桥以毛泽东本人曾经提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个讽刺”为由主张删去宪法草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词句，吴法宪反驳：“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丰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件事事后，吴法宪和陈伯达、黄永胜都谈了，还通过黄永胜汇报了林彪，他也向周恩来做了汇报，林彪对吴法宪的反驳表示赞赏。同时，林彪告诫黄永胜、吴法宪说：“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关于毛泽东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的原因，王年一在他的《大动乱的年代》中如此叙述：“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与错误的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相联系，与错误地得出所谓大权旁落的教训相关联。”毛泽东曾经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的不好，……想要使国家安全……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这应该是毛泽东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的主要原因。至于说到毛泽东不同意自己再度出任国家主席也是有著历史原因的，毛泽东本人早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就多次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有些民主人士还想不通，毛泽东专门做了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这件事上得到了中央的认同，不消说林彪也是认同者之一。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继任者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他的国家主席的职务自然也就取消了，如今毛泽东如果再次出任国家主席的话，容易在国内外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重新夺回国家主席的位置，将模糊毛泽东自己认定的文革的“伟大意义”，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而且，在当年辞去国家主席的原因中，毛泽东已经说的十分明白，主要是集中精力处理一些大事，避免因为国家主席本身带来的繁琐礼节影响他的主要思路。1970年，毛泽东已然77岁高龄，比起1956年来更加年迈、精力更加有限，这时候请他出任国家主席就身体状况而言也是不堪繁重的。当然，就政治、身体两个因素来说，政治因素是第一位的。

林彪于战争年代时在一些问题上曾经和毛泽东有过相左的看法，例如会理会议前后和解放战争的“打锦州”，但是，这些分歧都是从工作角度出发，并不带有什么具体的政治企图，所以，毛泽东在这些事上对林彪的态度都是比较温和的。然而，进入五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林彪进入中共中央高层、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从原来的拥护进一步发展为激烈拥护、热烈吹捧。而且不论毛泽东的决策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是否符合中国政治前进的规律，他都无一例外的表示赞成，尤其典型的就是1958年的全军反教条主义、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0年后，林彪又标新立异的提出“突出政治”，利用“突出政治”大肆神化、吹捧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大搞个人崇拜。其中的一些“发明创造”都走到了其他常委之前，甚至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都做了自我批评的情况下，林彪还在继续无端的吹捧毛泽东，给毛泽东的错误辩护。这些都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只有林彪最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只有林彪最忠于毛泽东、只有林彪最宣传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公开提出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于毛泽东的任何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推向党史的顶峰。林彪曾在背后如此写道：“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著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还写道：“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要回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可是，一旦到了设立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时，林彪既不“大拥大顺”了，也不“不建言、不得罪”了，而且更不“报好消息”，而是一味的“软顶”、“软抗”。有人说，林彪的行事作风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旦关己、十万火急。”也就是说所谓的具体的政治情况要符合林彪本人乃至他的家族、集团的根本利益，只要符合这一前提，那毛泽东的话自然就是“一句顶的上一万句”，一旦脱离这一前提，毛泽东的话也就可听可不听或者干脆不听。

林彪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设立国家主席呢？叶群对吴法宪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但这个说法也不成立。因为党章里已经明确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位置已经摆到了顶了，再也不存在“往哪里摆”的问题。

所以，还有一种流行说法，那就是吴法宪的交待是迫于当时专案组的逼供信。这个观点首见于王年一、何蜀所著的《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王年一、何蜀认为：“吴法宪这个‘交待’是在‘9.13事件’之后不久的1971年10月21日作出的，当时他刚被逮捕，正受到中央专案组突击审讯。由那个在‘无法无天’年代里按照最高领袖意旨而设立的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中央专案组搞出来的审讯结果，是否可信？著名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谈到中央专案组如何坚持‘两个凡是’，阻挠平反冤案时，回顾了中央专案组在‘文革’中是如何炮制冤案的：‘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

林彪在1967年曾经口述了一份材料给周恩来，表明他的一个态度，那就是不准出现歌颂他的小说、电影和艺术作品，不准喊他“永远健康”，周恩来以为不用如此。但林彪命令秘书们去大街上覆盖吹嘘林彪的大字报。就在中共九大前夕，康生、江青等人提议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时，林彪非常“谦逊”地推托。从那时候开始，林彪在人前人后的最大特点就是谦虚的回避而极力的突出毛泽东。可是，到了设立国家主席这件事开场时，林彪的这些“逊避”似乎都一扫而光。按照以往林彪的风格，遇到这种情况时，林彪最有可能的就是立刻予以回避。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曾就自己的“窜升”发表了大量的如履薄冰的讲话，并且表示“随时准备交班给合适的同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林彪都应该在设立国家主席这件事上采取回避或者消极的态度，这也符合林彪一贯的做人方式即“不要轻易骑上去”。关于这一点，吴法宪回忆到：“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他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建国后特别是1957年后在毛泽东走上极左之路时，他的观点、思想和提法虽然最后都不免获得通过，但是在提出来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不同意见和看法的，也迎来过各种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些公开的声音中唯独没有林彪的，恰恰就在不少党内领导人对于极左的东西表达不满时，林彪总是独树一帜的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

由此看去，林彪并不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而是要坚持“国家主席”这个职务不被废除。似乎在他看来，党的元首并不代表国家元首，也不能代表国家。

因此，在那个时代，林彪的悲剧就成为必然。据说，林彪被胁迫外逃时，说“我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坚决不肯走。当他坐上飞机，据说是想到广州去的，到了广州，他就绝对安全了。但周恩来关闭了全国机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没有他落脚之地了。无奈下，他只能北飞，投奔“共产主义”的苏联。笔者想，当时他若飞往日本或韩国，也许就没有机毁人亡的悲剧。从这一点也证明，林彪真没想叛国，甚至连叛党都没有想过。

他的飞机北去，北去前在天空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问号，至今还在考问着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