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鸡下蛋与校长抄袭

　有学术，就有抄袭术。有学界，就有抄袭界。有学者，就有抄袭者。抄袭事件不断曝光，文贼学盗陆续亮相，抄袭、剽窃、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这些原本很少登场的术语，渐入人们的视野，一时间变成了频繁露面的热词。 　　一 　　颇值注意的是，最近捅露出来的抄袭丑闻，主角多是大学校长或是掌握一官半职的学者。从云南中医学院院长等一级学院、二级学院院长，到辽宁大学副校长、西南交大副校长等大学副校长；从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到武汉理工大学校长等正校长，纷纷暴出抄袭丑闻，有的竟早已是抄袭惯犯。大学校长，掌治校之权，握理政之势，不求其学问全校最高，但应模范地树立学风榜样，带头端正治学态度，恪守学术规则。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一校之长，怎么也去做贼当盗，玩剽窃、搞抄袭呢？乍听校长抄袭的新闻，向来幼稚的我，全然不敢相信，仿佛是听到公鸡下蛋。 　　公鸡下蛋，赵本山在小品《策划》中有生动的描绘：“公鸡下蛋，不是它的活它要干，鸡怎么看？鸭子怎么看？大鹅怎么看？以前跟它好过的小母鸡又怎么想？今后它在文艺界怎么混？在鸡界怎么混？在家禽界怎么混？”思想斗争是少不了的，但最终还是憋不住了，跑到狗窝里下了，后来被狗仔队发现了。抄袭剽窃，本来是文贼学盗干的事，学术界这种不干不净的，大有人在。大学校长，按理说都是经过组织考察后任命的高层干部，不仅要有治理高校的能力，而且还要有过硬的人品素质，学品和学风应该非常端正才是。抄袭、剽窃的那些破事儿，本不应与校长沾边。可是，仔细想想，天底下既然能有公鸡下蛋，就可能会有校长抄袭。 　　校长抄袭之前的心情，是不是也像公鸡下蛋那样复杂呢？“不该我干的活我要干，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怎么看？下属怎么看？广大师生怎么看？以前给我发过文章、评过职称、戴过官帽的大贵人怎么想？今后在贼界怎么混？在校长界怎么混？在学术界怎么混？”我想，抄袭校长大概不会去想这些。如果在内心深处真有顾虑的话，大概也不会轻易去抄了。事实也已证明，曝光的大学校长抄袭事件，没有人说过自己曾有那些顾虑，甚至多以“不知情”推脱，因为每个抄袭校长，几乎都有一只“替罪羊”。看来，论颜面或脸皮，公鸡不如校长的厚。公鸡下蛋前有思想斗争，下蛋后也有羞耻感。但校长在抄袭前，没有任何顾虑，抄袭后恬不知耻，到处参加学术研讨会，把别人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原创公开演讲，曝光后又大喊大叫“不知情”、“有阴谋”、“很受伤”，有的甚至还要“状告”、“讨说法”。如此无牙辩解，只能更加暴露抄袭校长的无牙缺齿。 　　公鸡是怎么下蛋的？据说当它走到鸡窝鹅窝、鸭子架下，都觉得不合适，就跑到狗窝里下了。看来，公鸡下蛋真不易，找个小窝虽然并不难，鸡窝鹅窝鸭子架，无所不可，但问题的关键是公鸡羞耻心太重。相比之下，校长抄袭的途径也不少，鸡窝鹅窝鸭子架，狗窝猪窝大牛棚，有的是。和公鸡下蛋的区别在于，校长要想抄袭，是不会像公鸡那样羞羞答答的。 　　不仅如此，公鸡下蛋和校长抄袭还有诸多差异。公鸡下蛋，毕竟是“下自己的蛋”，原产原创的。校长抄袭，却是“偷别人的文”，并非产于自己；公鸡下蛋，毕竟是为人类奉献了一份宝贵的食品，且“物以稀为贵”。校长抄袭，却是为人类、为科学、为教育制造了祸害，且“文以偷为耻”；公鸡下蛋，人人称赞，下蛋后的公鸡身价猛增。校长抄袭，却人人喊打，抄袭后的校长，名誉扫地。只是，长身价后的公鸡，依然腼腆，而毁名誉后的校长，却往往好了伤疤忘了痛，风光依旧。 　　当一桩桩校长抄袭的丑闻陆续见诸报端，才发现公鸡下蛋已不再是新闻，校长抄袭也司空见惯。长此下去，母鸡下蛋会成为新闻，校长不抄袭会成为鲜事儿。正如最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后来演变成，无论人咬狗还是狗咬人都不是新闻了，相互不咬才是新闻。当校长抄袭还是新闻时，人们会问：哪个校长在抄袭？当校长不抄袭成为新闻时，人们很可能又会问：哪个校长不抄袭？ 　　二 　　从性质上说，校长抄袭与其他学者的抄袭并无二致。但从学术不端的角度观察校长抄袭，就会发现，大学校长因其权力便利，会占有大量文化学术、政治经济及社会人力资源，抄袭的机会和方式自然会比一般学者更多。从严肃学风、限制抄袭、弘扬学术正气的目的出发，应对校长抄袭进行全方位界定。纯粹抄袭，即违背学术规范，触犯版权法律规定，直接拿别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作自己的成果，这是最典型的抄袭。不管抄袭国内的，还是直接翻译国外的，都会构成抄袭。但当下校长的抄袭行为，花样繁多。欲打击校长抄袭，还要挖掘校长的其他间接抄袭，将系列间接抄袭一概界定为校长抄袭予以揭露。归纳起来，校长抄袭的其他途径或形式至少应包括枪手写作、搭车挂名、虚假主编、重复发表、名导实令、权文交易等。 　　枪手写作，简单地说，就是由他人为自己写作。按照有无对价，可以分为有偿枪手写作与无偿枪手写作，前者是欲署名作者向实际作者支付相应对价，后者则完全无偿，免费当枪；按照实际作者主动程度，可以分为主动枪手写作和被动枪手写作，前者是作为枪手的实际作者主动向署名作者靠拢，积极争当枪手，后者是署名作者主动要求或者邀请实际作者充当写作枪手。校长抄袭中的枪手写作，可能为无偿，也可能为有偿，可能为主动，也可能为被动。校长因掌握治校权力，自然可以命令他人当其枪手，但其自身占有的无数资源，又引诱着无数想巴结奉承的人，主动靠上去当枪手的，应该不乏其人。完成枪手任务，讲究点的，给些好处；不讲究的，分文不给。时下，还真有不少校长公然或暗地找枪手，也有一些缺乏学者风骨的雇员，有的还是教授级雇员，主动找上门，情愿为校长当枪手，把论文、著作充作了行贿标的。枪手写作出来的论著，实际作者应该是枪手，但公开发表出来却是校长署名，显然属于学术不端行为，应界定为抄袭，予以揭露打击。如果枪手要紧牙关，闭口不言，作品本身又无其他学术不端，这种形式的抄袭可能终生埋没，但一旦枪手凭据造反，真相就会迟早大白。 　　搭车挂名，就是作品非由校长亲自创作，而是由他人创作，但在发表时校长署名。这就是典型的搭便车现象，即不创作而署名。版权法认为，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但这仅仅是倡导性规定，借助此条规定无法禁止搭车挂名现象。版权法同时有规则，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因此，要想揭开搭车挂名的真相，只能由实际作者或知情者举证。一旦有“相反证明”，搭车挂名校长的间接抄袭行为就会浮出水面。实践中，校长搭车挂名的形式多样，有的是在自己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创作的作品上署名，有的则是在下级同事创作的作品上搭车挂名，还有的则是在校外其他学者或实务人士身上赚尽便宜。不管哪种情形，都属于搭车挂名，本质上也属于抄袭行为。 　　虚假主编，即尽管著作由校长冠名表示其主编身份，但实际上并未履行主编职责，或者没有对著作的任何内容有创作，或者对作品的编辑未付出任何编辑劳动，只是在作品发表或出版时不劳而获地署名主编。这种现象可以称为“虚假主编”，形式上这种主编对所主编的论著享有主编版权，但实质上却没有任何智力投入，并非实际版权人。时下，不少高校、不少学科，顶着具有教授、博导、院士名号的校长名义，纷纷出书造作，校长挂帅当主编，除了最初的点头同意和出版后的接受成书，整个过程毫无智力贡献，甚至前言或序言都是他人代笔。书市中相当一部分书籍，表面上看是一些大人物做主编，实际上主编可能连这本书里面说了些什么都一无所知。滥用校长身份，无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不管什么作品，随意挂名主编，相当不严肃。“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柳宗元）自己压根没创作，甚至对作品所涉内容一窍不通，却举大旗、挂大牌、当主编，岂不真应验了“官大学问大”？ 　　重复发表，也算一种间接抄袭。大学校长大都有教授职称，但平日忙于行政事务，疲于权力经营，往往无心专注于学术。但多数高校又有教授科研任务考核要求，或者校长自身想避免外象上的学术荒芜，于是总想有论述问世。其中，有的校长就将以前发表过的论文，在其他期刊上再次发表，要么借助权力，要么投机取巧。讲究一些的，将论文改头换面；不讲究的或者胆子大的，干脆就完全重复发表，碾子还是那个碾子，缸还是那个缸。除非无过错，重复发表属于学术不端，一般作者也许会免于责难，但有着高级职称、显赫地位的大学校长，要是也重复发表，必须严格界定此种行为的性质，以抄袭论。换句话说，抄自己的也算抄袭。这种浪费学术传播资源，欺骗公众读者视野的行为，当为学术不端，理应揭批。 　　名导实令，即名义上指导，实际上在发号施令。此种行为是这样操作的：校长提供思想、思路甚至列出一些题目，表面上是学术指导，实际上是一种写作的命令。当被指令者走进校长办公室，校长列出一道题目，表明用意，被指令者应还是不应？写还是不写？这是个问题。应了，校长高兴；不应，校长记恨。一定是记恨的，因为依这种校长的性格，只要其能厚颜无耻地指令下属或学生为其写作，就会有记恨之小肚鸡肠。写了，又涉及署名问题。这种情况下，署名艺术是个大学问。如果以署名的方式来判断被指令者“傻”的程度，可划分为四层“傻度”。最大傻就是误以为校长一片真心辅导自己，自己创作出来之后，甩开校长，单独署自己姓名发表；大大傻就是理解校长“指导”的功劳，但把校长名字署在后面，把自己名字署在了前面；大傻就是虽然署了校长名字，且置于第一作者，但自己也同时署名；唯一不傻的，就是单独署校长名字，将作品全盘送给校长，自己若无其事。然而，“最大傻”的情形，尽管冒犯了潜规则，却吻合了版权法。其余的傻和不傻，均属于学术不端行为。相应的，对于校长这种“名导实令”的行为，只要自己不创作而署名，皆属抄袭行为。 　　权文交易，这是权力交易的一种表现形式。官场上的权力交易，有权钱交易、权物交易，还有权色交易等主要交易形式。学术界的权力交易，除此而外，还多有权文交易。所谓权文交易，是指校长以权力为对价，交易对方以作品或论著为对价，双方互易。通过权文交易，交易各方互利互惠，各得其所。校长获取了论著，享有了版权，有了学术名声，而作为交易对方的下属或学生，在为校长写作之后，可能会获取官职提拔、岗位调动、出国考察、推优留校、就业访学、家属安置、配偶介绍等诸多现实利益。权文交易和枪手写作尽管在本质上无异，但在形式上却有别，前者可能是合作发表，也有可能是单独发表，后者则完全是校长单独发表，按照潜规则，代写枪手无署名之资格。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实践中可能还有其他多种间接抄袭形式，但所有这些，都应扩大化地界定为抄袭，一概予以打击。当然，直接抄袭和间接抄袭可能会在其中“撞车”，发生所谓抄袭连环套现象，即实际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本身就有抄袭行为，写好后署校长之名，对校长而言又是一种间接抄袭。这样，直接抄袭和间接抄袭形成抄袭连环套。显然，这种情况应受谴责的力度更大。 　　三 　　大学校长多为博士生导师，导师的职责不是抄袭，不是剽窃，不是剥削，不是强迫，也不是和女博士上床，而是单纯的学术指导和正当的科学培养。但究竟有多少大学校长真正履行博导的职责，愿意倾心指导自己的博士生呢？指导与不指导是一回事，怎么指导又是一回事。曝光的校长抄袭事件，多是挂名作品，即自己指导的博士生执笔写作，发表时挂上校长博导的名字。出事之前，校长多以涉案作品作为自己研究成果，大会小会讲，这刊那刊发，抢足了风头，尝尽了甜头；出事之后，校长又摇身一变，时而声称自己不知情，时而叫嚣本人未审查，把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让所有的问题都让学生自己扛。 　　但是，暂且不论抄袭的责任能否推脱干净，即便能够成功逃避抄袭责任，可是作为博导的校长，认真指导博士生的责任是无法推脱的。也就是说，推掉抄袭责任，但推不掉指导责任。试看抄袭校长们的狡辩，竟敢于在媒体面前公然承认自己“不知情”或“未审查”。如果真是出于不知情，也不可轻易饶恕校长的责任。一是因为，事前不知情不等于事后不知情。确实有博士生自己炮制的论文，为便于发表而挂上导师的名字，又是校长又是教授，又是博导又是院士，头衔又多又大又响亮，在看重符号和标签的这年头，肯定管用。在这种情况下，校长确实有可能不知情，但论文发表或著作出版后，校长竟然心领神会地拿来作为自己的科研成果，申报奖项，宣讲布道，俨然是自己的独创成果，这怎么能叫不知情呢？二是因为，即便事前事后都不知情，也同样不能免于谴责。博士生创作或炮制的作品，甚至是抄袭作品，未经同意竟然署上校长导师的名字，好比公鸡本来无蛋可下，非要强迫它下蛋，岂有此理？显然，这是典型的学术不端行为。可是，学生制造的学术不端，作为导师难道没有指导教育不力的责任吗？尤其作为校长级别的博士生导师，更应懂得“萍聚萍散已看透，自尊自重当坚守”，更应尊重校长身份，避免身份和权位的滥用或者被他人滥用。 　　至于“未审查”的狡辩，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彻底暴露了抄袭校长的贪婪本性。谁创作谁署名，谁署名谁负责，这是版权法的一般原则。学生署自己名字发表作品，校长博导不但自己不参加创作，没有智力创作贡献，甚至连起码的审查程序都懒于走个过场，这只能说明在有些抄袭校长那里，学术和学风已经腐朽至何种程度了！抄袭事件的举报者，只要打开电脑利用百度或谷歌稍一搜索，即可轻松辨别出抄袭的事实，作为署名作者的校长博导，难道当初连这点最底线的注意都没闲空吗？没有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 　　更卑鄙的是，在被曝光之后，有些抄袭校长不但不去反思、道歉、担责，竟然对举报者的“动机”大肆猜测。举报和揭露作为一种行为，自然有其行为动机，有的也难免带有个人恩怨色彩，或者其他利益争斗目的。但这与抄袭行为本身是相互独立的两种行为，本质上是两回事。只要抄袭已证成为客观事实，即便举报动机具有私利性甚至报复性，也不影响抄袭行为的成立，更不会减轻或者免除抄袭者应承担的学术道德及法律责任。极为可笑的是，曝光的校长抄袭事件，竟有校长委屈得很，连声哭诉自己“很受伤”，叫嚣举报者“动机不纯”。果真侮辱诽谤，无事生非，虚假虚报者当然自负其果。但依我看，只要举报成立，不管举报者什么动机，抄袭校长都是自我作孽，理应自己承受。很多时候，即使举报出于私心报复，也不是嫉恨校长手里的那点儿权力，而很有可能源于校长对其视为可以换取一切利益的权力的滥用！面对此情此景，但凡有点正义之心的，不会去为叫屈的校长擦擦眼泪的，只能认其活该。退一步说，为了揭露学界暗藏或明存的那些盗贼，还学术一份正义，还学界一股正气，宁愿多一些“动机不纯”的举报者！抄袭校长要想杜绝这些举报者，不是靠喊冤叫屈，而是靠洁身自好！ 　　说到底，所谓的“不知情”也好，“未审查”也罢，还是叫嚣“很受伤”，都不约而同地暴露出了一个共性问题：抄袭校长博导为了沽名钓誉，对学术研究的亵渎，对学术风气的败坏，对学术指导的怠惰，对博士生教育的轻视。所谓“权大学问大”，大概与此不无关系。登上校长之位，在缺乏科学与教育监督机制而自身又不能严格自律的情况下，就很容易滥用职权，“赢者通吃”，置学术规范与操守于不顾，动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源，好逸恶劳，坐享其成，要么以强权霸占他人学术成果，要么变着法子借助花样名义捞取各色学术利益。这在本质上是对科学与教育的极端不尊重，仅此一项，就可完全否定其校长资格。事实上，有些校长本来就是靠乱七八糟评上教授的，靠瞎搞乱弄做上校长的，靠弄虚作假做上博导的，压根就没把学问当回事。校园里为此怨声载道者，多了去了。 　　四 　　说开去，学界抄袭者显然不限于大学校长。只是大学校长，往往有着显赫的地位、耀眼的符号、闪亮的名份，越容易被人们关注。公鸡下蛋中，宋丹丹的舞台广告词说：“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那么，校长抄袭中的抄袭校长，又该是校长中的什么呢？其实，学界是个“熟人社会”，尤其是就某个学科而言，简直就是相熟如一家，圈圈狭小得很。谁抄袭、谁剽窃，谁有什么不端，不仅查起来容易，而且传起来也快得很。不可思议，那些文贼学盗，是没有意识到“坏事传千里”呢，还是厚着脸皮“死猪不怕开水汤”呢？有关部门一直倡导学术规范与学术风气，反对学术不端，但抄袭事件还是接踵而至，按下葫芦浮起瓢，从小贼小偷到大贼大盗，从学生到教授，从普通学者到校长院士，仿佛是抄袭有理，剽窃无罪，让人“只觉得肠寸断啊欲哭无声”，唯翘首以盼，何年何月，才能真正看到学界无贼？ 　　当下的中国学术界，彼此吹嘘、相互捧场的气氛到处弥漫，高嗓门里喊出了不少大师，赞歌声里唱出了无数名家。也许迫于这种一团的和气，也许碍于同行之间的颜面，单纯的学术批评极其稀罕。即便有时激起一股惹人注目的波浪，也常常会散发出一种难闻的臭味，不惜代价明争暗斗，非要搞个鱼死网破不可，很不像话。 　　总体上来说，中国学术界缺乏真正的学术批评。没有学术批评的学界，要么躲避一角，互不相干，死气沉沉；要么频繁聚会，称兄道弟，欢乐融融；要么拉帮结派，勾心斗角，血腥淋淋。但没有学术批评的学界，会议再多，研讨再频，争权夺利再厉害，也只能落得个百无聊赖，索然无味。此时，多捅露一桩抄袭事件，反而会让沉寂的学术界热闹了起来。 　　可是，人们又不希望学者不干不净，不愿意看到学界充斥着大量盗贼。如果没有对抄袭剽窃的曝光，或许单纯善良的民众还以为学者有多高尚，学界有多神圣。这样的丑闻每多一起，人们就越容易看清学界也不过如此，小偷多多，大盗不少；有学霸，也有学盗；有文氓，也有文贼。然而，学界的盗贼行窃，怎样去有效预防和制止呢？又如何严肃处理和惩罚呢？有关部门看似雄心壮志，但也仿佛仅仅停留于口号。今年国家教育部下发的《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更形如一纸空文，仍然阻挡不住无数文贼，尤其是校长级强盗！ 　　闲来无聊，便常常幻想：要是给我一个能够全球播音的大喇叭，我会向世界人民宣布，当你看到台面上的校长凛凛威风、专家洋洋得意、教授夸夸其谈、院士津津乐道、博导奕奕神采、大师翩翩风度的时候，不要迷信，不要顶礼膜拜，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又会从这个文质彬彬的群体中曝出陈年老贼，欺世大盗！ 　　正如有些容光满面的政界高官，上午还义正词严，宣讲廉洁，反对腐败，下午却被中纪委带走。官场如此，学界也不例外。就像武汉理工大学这位校长，已经进入院士候选人名单，公示期只要平稳一过，头上又可能多一个院士标签，校长、教授、博导、院士，以及持续跟进的美丽符号，鱼贯而入，簇拥而来，岂不美哉？可是，“谁知晓，喜鹊未叫乌鸦叫”，岂不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