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德明家的悲剧

2009-08-01 08:59:04　 　作者：谭翊飞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跟贴 4628 条 手机看新闻

他们在殡仪馆见到了法医，他们答应，20天后会有法医鉴定报告，两天后，政府方面告诉他们，结果是自杀，警方至今却没有公布尸检报告。儿子的身份证、钱包，涂德明也没有见到。

长河村的一处猪舍上贴了两张规劝自首的公告
涂德明和他的老婆，有时候他就这样一直发呆，不知如何对待眼下的生活

不幸，一次又一次地降临这户人家

本刊记者谭翊飞发自湖北石首

小儿子涂远高去世之后，涂德明一直睡不落神，一晚上要醒五六次。

在黑夜的幻觉中，有时候他突然觉得儿子没有死，醒来才知是个梦。然后他又回忆起6月17日那天的场景，他反复想起那天的细节，他要探究儿子究竟是怎样死的。

6月17日晚上8点左右，他正在准备睡觉，他的侄子涂茂海跑到他家，“远高不好了，得了急病在县医院。”

小汽车已经开到了村口，涂德明预感到大事不好。那天下大暴雨，他到了酒店门口，挤进人群，掀开盖在尸体上的一块旧布，一眼认出是儿子，他顿时抱起尸体放声痛哭。

雨下得太大，他也忘记了周围有多少群众围观。他拽开了酒店大门，将儿子的尸体抱进了酒店。一辆不知谁叫来的灵车已经开到了现场，但这家人没有同意搬走尸体。他的二哥和大哥已经找到酒店老板、派出所长谈判，提出查明死因并赔偿的要求，但没有谈妥。

涂德明哭了一整晚，虚脱了便倒在尸体边上睡。第二天，谈判的仍然继续谈判。他又在尸体旁守候了一天一夜。18号晚上，一个官员与他的二哥、大哥谈判，保证彻查此事。家属答应第二天将尸体搬到殡仪馆。可19号上午没有人来搬运尸体，下午，武警开始试图搬运尸体，但围观群众太多而未成功。

19号上午，涂德明就被强制送往医院，他两天没有吃东西，已经多次昏厥过去。离开24小时后，再次见到儿子尸体是在殡仪馆。而在尸体被搬到殡仪馆之前，他的二哥、侄子和大儿子已经和当地政府签署了一份“关于6·17事件与死者家属有关事件的协议书”，协议包含一条免责条款：“经市6·17事件善后协调小组与死者家属代表达成协议……死者家属在‘6·17’整个事件过程中所发生的非组织、参与打砸烧的其他行为（如拉横幅、买东西的行为），市政法机关免予处理……若死者家属未参与永隆大酒店纵火，则不负担责任……死者家属在2009年6月25日5时前自行理丧火化尸体后，此协议生效。”

他们在殡仪馆见到了法医，他们答应，20天后会有法医鉴定报告，两天后，政府方面告诉他们，结果是自杀，警方至今却没有公布尸检报告。儿子的身份证、钱包，涂德明也没有见到。

6月25日，涂远高的尸体火化后，涂德明请了道师，“给伢儿开个路，让他在那边过得好一些。”

3次丧子之痛

江汉平原的三伏天酷暑难耐，植物在这个季节发情似地疯长，棉花、水稻、大豆，都在为秋季的到来积蓄力量。半夜里，蛙声一片。涂德明睡不着的时候有时会起床在门口坐一会，听一听青蛙的叫声。

长河村五组属高基庙镇，在石首市区的南边，再往南十几公里就是湖南省的华容县。涂德明家在村里，父亲是富农，身份不好，过去差不多是穷得垫底的户，他父亲死得早，母亲改嫁，3兄弟相依为命，他是老小，借了钱娶媳妇，还了六七年债。

村里人说，涂德明的运气太差了，一辈子都在努力，可老天一辈子都在与他作对。在他年过半百的人生中，手头几乎没有宽裕过，一直亏着钱，年年还账。他很硬气，每一笔钱都还清，然后再开始下一次大笔的借钱。

涂德明的二哥在镇上开了个饭店，涂德明总是向他借钱。没有大事他不会去借钱的，总是借钱，二哥总是骂他，但还是得借给他，毕竟是同胞兄弟。

先是建房子借钱，后来看病借钱，再后来大儿子涂远华结婚又要借钱。他家的一层平房花了6年时间才封顶。当然，这已经让他很满足了，因为过去他的卧房也是土砖茅草房，买不起大块油布，到下雨天除了床上那一块地方不漏雨外，其他地方都漏雨。屋内地势比外边高，他们就挖一条沟，将屋内的水引到屋外。大儿子前年结婚前，平房才翻新粉刷了一番，贴上了瓷砖。

如果小儿子没有死，也该结婚了。平房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他们在楼顶建了个小阁楼，一间为杂物间，只有三四平米，另一间大概可以放两张1.5米的床，但炎炎夏天根本无法住人。

为了补贴家用，光靠种田是不够的。前些年，农民负担沉重，湖北是全国的典型，紧挨石首的监利县出了个李昌平，上书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至今，全国农村均取消了农业税及各项负担，可长河村的农民仍要交纳一事一议费、筹资筹劳费等名目繁多的杂费，人均达一两百元。

涂德明不识字，也无一技之长，只有靠苦力吃饭。他在工地帮过小工，那时的工钱一天才七八块钱。他提着石灰桶在吊车旁，可开吊车的人没看到他，直接启动，他仰翻落地，从一两米高的地方掉下来，摔在板上，当场就晕过去了。没有被送医院，送回了家，工友们第二天来看他，带了老板给的200元营养费。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他为此在家休息了一年，他不知道这叫工伤。

后来有一次，他在河边抬花岗岩，巨大的一块，结果却砸伤了小腿，现在还留有伤疤。因为这次受伤，他不能干重活。完全不干也不行，儿子们都在外边，家里重农活都靠他，就只能慢慢做，人家花一天时间，他花两天，或者更多。

再有一次，在扎花厂扛大包，上大货车的时候没放稳，结果翻倒下来，让他措手不及，结果左手腕粉碎性骨折，至今这只手腕关节也不能自如行动。

他走路时总是低着头，颈椎明显向下弯曲了。生活的磨砺让他落得一身病，但他感觉不出来是什么病，自从第一次从工地摔下来后，他就觉得胸部有些“堵”，一直到现在。

儿子的骨灰安葬在村东头，他没有去过，他怕自己去看了伤心。这已经是他送走的第三个孩子。

他的第一个孩子只在世上走了8个月，因为一次肠道疾病治疗不及时，死在医院，他至今也不知道大儿子那时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医生打了针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大儿子本来叫“涂志永”，他不识字，“永”字怎么写，他说不清楚。

生第二个孩子的前几天，他老婆还挺着大肚子在闷热潮湿的棉花田里摘棉花，肚子一痛就扒在棉花袋上了，不痛了就继续干活。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他们的口粮凭工分到生产小队领取，工分是按劳动量计算，他们家两个劳动力，粮食总是不够吃，为了多领些粮食，只有挺着大肚子干活。结果，第二个孩子生下来就死了。

他没想到第四个儿子竟然在24岁的青春年华走掉了。他觉得今年的运气倒霉透了。去年腊月花了近千元买的两只猪仔，养了四个月后发现有问题，上当了，以300元的价格卖出去了。这两头猪本来分别是为小儿子结婚和大儿子生孩子的喜宴准备的。

灾祸再来

万万没有让他想到的是政府竟然开始抓人，那是大儿子涂远华回重庆打工后的几天。他本来就不同意签火化协议，这个带有免责条款的协议果然是一张废纸。

劝告现场打砸烧人员自首的通告贴满了从高基庙镇到长河村的大路小巷，公告的落款是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3家单位，但没有盖公章。涂德明不识字，这些公告等于看不见。

起先抓的是村里去帮忙的邻居。他的邻居谭新强，40多岁了，第一次被抓去坐牢，老母亲吓得不行，跑到他家来诉苦说，有人举报他的儿子放火，说要枪毙。涂德明吓得目瞪口呆，不知说什好。农村的习俗是，谁家办丧事，邻里都自觉来帮忙。可谁让他家办的是这样一个丧事呢？

被抓的人家属要交伙食费，大约每天100元左右，交了没有发票，也没有收据。坐牢在农村本来就是件很丢人的事，但只要罚款人能放出来，他们还是心甘情愿的。村里人说，借钱消灾就是这个道理。

亏了自己不说，还连累了邻居。涂德明觉得万分对不起他们。有的人交钱放出来后，涂德明就带上礼物，去他们家赔礼。邻居们心里有怨气，但还是安慰他们说，“这也不能怪你们。”

谭新强第一次被抓只关了两天，就放出来了。第二次却关了10天。村里人说，是因为他出来后乱说话，乱给记者讲，还到处说在里面挨打的事。于是，现在，村民们躲记者像躲瘟神一样，生怕因言语不慎而带来灾祸。

抓人是定了指标了，一张由镇上传达的纸条，写了8个人的名字，最后一个人的名字是李光绪，有涂改，将“绪”字改成“富”字。因为有人说李光绪根本什么也没做，于是就改了另外一个人。

7月9日，石首市公安局刑拘了涂远高的堂哥涂茂海、堂姐涂晓玉，7月13日，涂远高另3名亲属，舅妈周晓春、堂侄涂行军、表兄周志伟被警方带走，后两人随后被刑事拘留。

由石首市公安局开具的刑事拘留通知书称，被拘者均“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

涂德明没有想到自己的大儿子也会被抓，他回到重庆没几天，当地警方将他从重庆押回。傍晚，涂德明得到了这个消息，这对他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雷。

次日凌晨4点，他怎么也睡不着，他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趁着凌晨的朦胧的夜色出发是最好的选择，他拿了一瓶农药放在兜里，和老伴一起去市里，他们准备死在市政府。像他年轻的时候那样，去市里从来都是步行。这个时候走，还可以躲避对他的监控，自从他儿子死后，一直有人监控他们，怕他们闹事，只要他一离村西头那条窄窄的路，就有人跟着他们。

前几天，他踩着单车去二哥那儿取潲水，头一晕，脚乏力，结果摔倒了。幸好跟着他们的镇政府的人在身后，将他扶起，送到他二哥家里。他膝盖出血了，他没有感觉痛，他又想起了他的小儿子：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都流血了，为什么儿子从楼上掉下来却没有一点血迹呢？

他步行了两个小时，进了石首市区。他从未去过市政府，四处打听市政府该往哪里走。这时，镇政府的车到了。原来监控他的人员清早去他家里，发现人不在，问他儿媳妇，儿媳妇也说不清楚，于是他们就开着车出去找。

他们被押回了镇政府，见了镇里的书记。他哀求书记，“如果我的亲属有过激行为，由我一个人承担，你们怎么处置我都行，枪毙我都可以。”书记告诉他，抓人也不只抓了你们家一个，抓了很多，“非得走这个程序”。

镇里向市里汇报，市里派了一个态度很好的官员下来劝说，告诉他们抓人不等于判刑，查明了没事就会放人。在镇上开饭店的二哥也来了。差不多到中午的时候，他们一起在镇上吃饭，下午就回家了。

回来后，他接到看守所的电话。看守所的人让他给大儿子送伙食费和衣服。他稍有些高兴，因为毕竟可以见到大儿子了。大儿子的衣服都在重庆，他就上街花了50多块钱给大儿子买了两套衣服，带了300元钱伙食费交给了看守所。

他以为可以见到大儿子，可是不让见。

镇政府的车把他带到了市里，见到了一个姚姓书记，他也不知道姚书记的“姚”怎么写，只知道姚书记身边的人都喊他姚书记。他与姚书记吵了两个小时，双方不欢而散。

后来，他又去过一次市里，见过姚书记，他们又吵了。

儿子还是见不到。

再过了几天，他觉得吵也没用了。村里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躲他躲得远远的。他担心儿子在看守所伙食不好，又主动送去了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