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苏共掘墓人?

文明与宽容的革命”

    《苏共亡党十年祭》曾谈到，被自己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这毕竟是一种被动性因素。事变前几个月的全民公决，有７６·４％的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西方一些民调机构在苏联进行的民意测验也表明，多数群众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因此，尽管广大人民对苏式社会主义并不满意，甚至对苏共垮台反应冷漠，但不是搞垮苏共和苏联的直接力量。　　那么究竟谁是苏共和苏联的真正掘墓人呢？

    西方资本主义的颠覆破坏及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是发生剧变的国际国内诱因；而戈尔巴乔夫的投降主义导致反动势力步步进逼直至阴谋得逞。但所有这些原因，都不能圆满地解释剧变中的两个最大的谜：

    一是有这样悠久历史、众多党员和掌握国家全部权力的大党，竟能被叶利钦登高一呼便顷刻瓦解，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人意料。

    二是最大的赢家不是反共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来苏共各级委员会里彼此以同志相称的人。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苏联时期的干部在现总统班子中占７５％，在政府部门占７４％，在地方政权中更高达８０％。而国内企业家中原来的共产党员占８５％，很多是直接由国有企业经理变为老板的。人们说，今天的“新贵”其实都是“旧贵”。

    因此，导致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财富和利益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

    按照一般规律，一个政权被推翻后，原来的统治集团的境遇必然一落千丈，甚至有性命之虞。俄国十月革命后，就有一批反动分子被处决，财产被没收。原来的贵族、大地主和白卫军官纷纷逃亡国外成为“白俄”，其中一些人还流落到我国东北。但在苏联发生剧变、苏共被迫解散后，尽管有些党的干部失业，却没有发生类似的大规模迫害共产党人的事件。　

    因为剧变前后在台上的基本是“同一拨人”。除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几个“不识时务者”一度沦为阶下囚外，剩下的多皆大欢喜。这样的“民主革命”，本来就是老谋深算的官僚们的既定目标，当然不需要暴力和血腥，当然充满了“文明和宽容”。这种“文明与宽容的革命”，本质上是一场从党内特别是高层开始的使腐败合法化的“革命”。

    祸起于萧墙之内

    苏共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工作的重大失败，除了有被错误潮流搞乱了思想这个大背景外，显然还有制度方面的原因。

    １．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造成上下级关系的畸变　

    虽然党章和宪法规定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由选举产生，但实际流于形式。干部职务变动，多是根据上级主要领导者的个人好恶。当一些工作表现差但会阿谀奉承的人占据领导岗位，就会欺上瞒下，造成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政治领袖们的决策违背群众利益，群众威信也逐渐丧失。

    ２．不正常的党内生活导致执政能力下降　

    在３０至４０年代的大清洗中，很多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被打成“人民的敌人”受到监禁和处决，不仅给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也形成沉闷的政治氛围。人们彼此猜疑，互不信任。同时，也使不少领导干部执行上级指示时，谨小慎微，怕负责任。不考虑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照搬照套。

    ３．“近亲繁殖”引起的退化倾向　

    苏联干部管理的严重弊端之一就是过分单一和封闭，抑制了人才价值取向的多样性。金字塔形的结构强化了官本位倾向，一方面领导干部长期“近亲繁殖”，从身边选拔递补者，导致因缺乏社会实践、脱离群众而出现退化。另一方面在少数媳妇熬成婆的同时，多数则是小媳妇熬成老媳妇。这不仅使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存在大量人才浪费，也造成缺乏理想信仰的官气、暮气，剧变中很容易随波逐流。　　

    ４．“忠诚”与特权挂钩带来鱼龙混杂　

    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干部的生活水平与一般人民没有区别，就连靠党发生活费的职业革命家也都过得很朴素。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把自己继承的大笔遗产无条件地献给党。但胜利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不断增加并逐渐向特权演变。特权还逐步演变成了维系对领导者个人忠诚的一种政治手段，即利用对丢掉职位就会丢掉特权的恐惧感，来保证干部绝对听话。可是强化特权的一个突出弊病，就是鼓励了抱着不纯目的入党的人。

    ５．选拔年轻干部不讲政治加速了苏共解体

    在实行干部年轻化、专业化过程中，忽视干部的思想政治倾向，是苏共党建工作的严重教训之一。

    有两个人的发迹史很有代表性。一个是戈尔巴乔夫，另一个是盖达尔。前者是被作为接班人培养的领导干部，后者是新一代的知识精英。

    戈尔巴乔夫２５岁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回老家任团市委书记，随后步步高升。３５岁任党的市委书记，４７岁任党中央书记，１９８５年出任总书记时才５４岁，可谓一帆风顺。他当政６年多始终只图巩固个人权力。当党面临危亡时，他宁可不要党，也要保住自己的总统权力。当总统也保不住时，他最后一次与叶利钦会谈，中心内容是要求保留他的高薪待遇、宽敞住宅和足够数量的保镖。足见他是一个不顾党和国家兴亡而只图个人私利的人。　　

    同是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盖达尔，生长在革命家庭。他在大学入党，并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负责《共产党员》杂志及《真理报》的经济部，是苏共意识形态机构中有影响的人物。但他却很早就被称为“芝加哥

    小男孩”，“完全美国化了的专家”。正是他在剧变后实行的休克疗法改革，把俄罗斯拖入了灾难的深渊。

    ６．党内外监督机制的不断弱化使得腐败蔓延

    列宁针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亲自领导创建了党内外监督机构。他认为群众监督是反对官僚主义、特权行为和防止干部蜕化变质的最有效手段。由于列宁早逝，他的这些宝贵思想未能得到贯彻落实，一些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也被淡化、甚至废弃。苏共党内监督机构逐渐变成各级党委的没有任何独立性的下属机构。实践证明，不受监督的腐败分子一旦控制了领导权，便像滚雪球一样呼朋引伴，党同伐异，形成剧变中一呼百应的力量。　

    以上谈的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足以说明，为什么历史悠久、人数众多的苏共在剧变发生时竟全无还手之力：有人早已心怀异志，这时便纷纷倒戈，认为趁火打劫的机会来了；有人长期思想禁锢，只会执行上级指示，遇到风浪便不知所从；而广大党员群众面对上层的叛卖，或漠不关心，或无可奈何。由此，亡党亡国的惨剧就难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