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我经历过的“学生政审”

[转贴]我经历过的“学生政审”
文章提交者：醉不死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葛剑雄

　　所谓“政审”，就是政治审查的简称。这曾经是改革开放以前每个成年人或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所必须经历或熟悉的过程——因为从理论上说，人人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的“政审”。

　　从1968年开始，我被挑选进了所在中学的“材料组”（专案组的别称），参与审查运动的对象。一年后，学生开始上山下乡，接着又有了
毕业分配，我兼做学生的毕业政审。文革后期共青团的活动恢复，我担任了校团委书记，又需要对入团对象作政审。直到1978年，我考取研究生离开中学，我做了十年的政审。

　　中学毕业前就需要政审

　　在当时的上海市区，学生到中学毕业前，就必须进行家庭情况与社会关系的政审，填写一张政审表，放进学生档案，转入他（她）下阶段的工作、学习单位或户口所在的派出所。在毕业前的半年，学校就要派人去每位学生家长所在单位，通过查阅本人档案，摘录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奖惩记录、有何审查结论或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然后交单位核对无误后签署意见，盖上公章。父母双方材料齐全后，由政审人员填写表格，摘录的材料作为附件，放入学生档案。

　　查档案需要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的专用介绍信，接待单位只认县级以上的公章，专职人员一看公章的口径就明白了。按规定，政审人员只能查与自己身份相当的对象，如团员或群众不能查党员的档案。

　　每次政审，我们将名单交给学生家长单位的人事部门，去抄上两三天，百来份政审材料就完成了。但一大半家长的单位都是分散的，得一个个去，太远的，一般都发函调。

　　从政审中，我看到了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

　　我政审的对象大多属“劳动人民”，档案袋中只有薄薄几张纸。但“有问题”的人档案会有几大包，如何能不错不漏地摘录，又节省时间，既需要正确判断，也得依靠经验。刚开始时我逐张翻阅，速度很慢。后来才知道，自传、检举揭发材料、旁证材料、调查笔录等不必看，只要找到主要表格或审查结论就可以了。

　　有时翻到一大包材料，出于好奇，我会仔细阅读，倒了解不少平时从来没有机会了解的情况。其中不乏一些骇人听闻的事实，使我感受到了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如一位被枪决的“恶霸地主”的全部材料就是一张草草书写的“判决书”，没有任何旁证材料。检举揭发他人的信件，特别是针对领导的，往往留在本人的档案中，还加上领导要求对该人调查的批语，甚至已作了“恶毒攻击”、“阶级报复”等结论，可怜本人还一无所知。

　　解放初，绝大多数人填表格或写自传时都极其忠诚老实，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或自认为出身、经历或多或少有点“问题”的人，都点滴不漏，惟恐涉嫌隐瞒历史，欺骗组织。那些要求入团入党、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更将这当作相信党的具体行动，往往连道听途说的话也会当事实交代，心里有过的想法也要汇报。如有的人解放前当码头工人，拉黄包车（人力车），为了相互照顾，拜过把兄弟；或者为了寻求庇护，拜过师父。所以在填写社会关系时会写上：结拜兄弟某某系恶霸，被政府镇压。师父某某，听说逃往台湾。有人上过大学，会将同学作为社会关系一一列出，其中免不了会有“去美国留学未归”，“随蒋匪逃台”，“是三青团骨干”等。于是，明明本人属“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或党员干部，却已列入“内部控制”，在档案中写上了“有反动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复杂，有逃台蒋匪特务”。到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往往成为重点审查或批斗对象，甚至成了“里通外国”、“敌特嫌疑”，本人受罪，还祸延子女，使他们在入团、分配工作时受到种种限制。

　　毕业家庭政审一般限于父母，但父母双亡的则还得调查抚养者（监护人）。如直系亲属中发现有“杀（被判死刑）、关（被判徒刑）、管（被判管制、劳动教养）”对象，则还得补充调查，至少要抄到正式结论。

　　“学生政审”使许多学生被打入另册

　　当时，这份政审表格成为学生档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生毕业后不管是下乡还是就业，都要带上。有的单位要先看档案，审查合格后才会接收。

　　政审表格是不与本人见面的，班主任和其他教师也不能看，但对分配有一定限制的对象，会给相关教师提醒一下，不一定透露具体内容。教师往往颇感意外，甚至大吃一惊，一些最钟爱的好学生、学生干部就此与某些机会无缘。

　　在这十年间，经我们之手产生的“政审材料”，更多的是使一些学生从毕业之日起就戴上了无形的枷锁，受到种种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被打入另册。要不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或许我会一辈子做这样一件名为“坚持政治方向，贯彻阶级路线”，实质伤天害理的事。

　　如今，我作为复旦大学的研究所所长、图书馆馆长，先后接收过很多硕士、博士研究生和新员工。他们都有档案材料，但我从来没有去查过他们的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我重视的是面试，看重他们的实际能力和表现。每当他们被愉快地录取，或拿到毕业证明、获得学位时，我不由得感叹：“年轻人，可知道你们有多幸运！只要凭自己的努力，你们就能获得这一切。”
（《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四辑葛剑雄文）

高考，一生一次的阵痛》专题

转自：中国图书商报 文化焦点 2005年6月






60年代：赶上文革前的班车


某某某 （原文我 的名字  我省 略）某年参加某省高考，某985重点大学教授

我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幸运的，赶在文革前参加了高考。

当时全国一共64所重点大学，考生要在考前填报志愿，

一共填写三张志愿表（相当现在的批次）

每个批次要求填报十个志愿 ，太多了，所以最后就乱填，差不多的院校都填上，

尤其是农医类（考生物）没有几个重点大学。

  当时考大学，所有的高中生毕业生都可以报考，但是有严格的四级政治审查：

绝密、机密、一般、不易录取，文件有书记处签发(文革在北航看大字报批判邓 说签发的政审条件还太松了)。

政审的结果是很残酷的，当然也随着政治形势的松紧变化（1962年最松，1964年四清起从严）。

考生档案一旦被盖上：“不易录取”印章，即使成绩优异，应该说只有落榜一条路。

重点理工大学几乎都有保密专业，

有个女同学家里是开小店的，被注明： “一般”落到了省属医学院，校友聚会时她说考了90多分（平均100分满分）。

当时学校三个尖子，一个爷爷是 “买办“落榜了

（戏剧化的是这个同学历尽苦难改革后阴差阳错的到大学当了基建科长升到数学系总支书记，真应了“是金子就会发光”）。


一个他爷爷是富农但他爸爸是级别较低的小科长，他就不能改成革命干部出身，只能明智的考省中医学院。

考试分理工、农医、文史三大学科。每个学科都考六门，每门100分，

学校招生不是按照总分来录取，而是看考生的平均分。

60年代什么都讲计划、统一调度，当时人也像东西一样调拨，招生也不是按志愿顺序进行的。

北大、清华、复旦、科大 （文科人大）优先；

其次文理大学（叫综合大学，校长级别一般较高）；

再次工、农、医类重点院校。（每个重点大学分数差不多，没有现在的级差，这是计划经济的作用）

因为其它重点院校在第一张志愿表（一本）没有优先的权力，所以好的生源成就了前四所大学后来培养出较多的优秀人才。

军工院校情况较为特殊，它是先挑选、政审，再考试，有点像现在的自主招生。

政治第一，学生不一定是尖子 ，报送的学校说好话就很重要了。

当时每个学校的招生人数也不公布，招生人数很少（全国招生10万多人）。


  60年初起，由于经济问题、就业问题，国家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考不上大学就要下乡，没有第二次参加考试的机会。

我不想下乡当农民，所以考试前很紧张、突然没有底气，三天没有睡觉，有个要好同学从来没有这个毛病也受到了我的影响，一起去要安眠药（安眠药也无效）。

当然也影响我的发挥，物理考了满分含附加题全对，但是最后一天考的我比较有把握的数学少考了好几十分，看题时间眼都花了。

考完了以为好大学是没有希望，结果考上第四志愿（比第一志愿还好的大学），这就是优先权招生和调拨的问题。

 Ps ：只有两条路，就对比出高考的可爱，现在没有人待见， 大概是通向罗马的大路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