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过的1983年“严打”

我所经历过的1983年“严打”
（1）
1983年的“严打”具体背景是什么，我不想去研究探讨了，我只想说说我经历见过、或者说知道的那些事儿。我所见过、认识的这些青年男女，大部分成了这次“打击犯罪活动”枪弹下的鬼魂。这个案件是全国最大的案件之一，牵涉人员之多，范围之广，十分惊人。
我也不想把我所知道的都说出来，原因是这牵扯到一些人的隐私，我有必要给予尊重。
下面简要说说我见识过的一部分人。
耿某，某省军区司令员之子，死刑，枪毙。
武某，某省副省长之子，死刑，枪毙。
傅某，某剧团职工之子，死刑，枪毙。
徐某，某医院医生（具体职务忘记了），死刑，枪毙。
车某，女，具体工作职业忘记，死刑，枪毙。
当然，内中尚有很多人，出于某些原因，我不想列举了。
我举出来的这五个人，算是打过交道、接触过或者说有些熟悉的，熟悉的原因我后面会说。他们其实是两大“流氓集团”。耿、武、傅、车归于一大集团，徐某归于另一个集团。
“耿、武集团”骨干力量由高干子弟构成，活动比较隐秘，有数个活动场所集中玩耍，有趣的是，我居住的办公楼层，就是他们常来常往的活动场所之一，这导致了我和他们打交道、逐渐熟悉的机会。事后想起来，我是有些后怕的，也很庆幸。说实话，我自己也不完全明白：在那种情况下，这案子竟然没把我牵进去，而且我竟然于他们的“流氓活动”丝毫瓜葛都没有，我自己对自己都很惊叹！
静下心来仔细琢磨琢磨后，我觉得得益于我那时候特别用功，痴迷于学习，心无旁骛：生活中除了单位日常工作，就是读书、练书法、画画、研究各门类文艺理论，每天把自己学习生活安排的满满的，总是觉得不够用。否则的话，如果空虚无聊，陷进去太容易了！
因为经常面对着的是诱惑，更何况我那个时候还是单身呢！
（2）
与这些家伙的相识源于我所尊敬的一位同事、兄长。
在这里，出于我至今尚敬重他的原因，把真名实姓隐去，姑且称他为“于兄”吧。
于兄是个非常好的戏曲演员，文革中有一定影响。他很早就参加“革命”，虽说是四十出头，但资格很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等大人物，都见过多次，经多识广。虽然打小混戏班的原因，导致他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却非常喜欢看书，因此，知识面倒也蛮丰富，知道、懂得不少东西。大约是这方面志趣相投的原因，加上我们住在一层楼上，相处的非常好，故而走得很近。他那时候刚离婚不久，昔日夫妇二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堕落”，百分之百与这次离婚有关系。至于因何原因离婚，略掉不说，但肯定不是什么“男女问题”，只能说是夫妻二人志不同、道不合吧！
那时候中国社会开始松动，跳舞风气逐渐风靡华夏大地。年轻人喜爱长头发、喇叭裤且不说，闲暇时跳舞也成了比前“前卫”些人的休闲娱乐方式。我们单位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活动场所，原因在于有排练场和成套的录音播放设备。晚上或者是星期日的时候，把练功地毯一卷，音乐一放，舞就可以跳起来。
什么事都喜欢一窝风，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病态现象，病根子大约是领袖们不断发动“运动”症状的延续。交谊舞风气一起，很多单位领导为了表示自己很开明，往往就会“号召”大伙来跳舞。偏偏是我那时候稀里糊涂的成了单位的团总支书记，头儿有一回就对我说：干吗不组织大伙跳舞呢？你们团支部该领头呀！我自然要听领导的话了，就和其他几个团支部委员商量了一下，请身为女演员的娱乐委员来做这件事。娱乐委员做这种事驾轻就熟，加上本来就有一批交谊舞的热衷者，活动很快就展开了。那时候娱乐场所很少的，兄弟文艺团体、社会上很多钟爱此道的人，得知后就喜欢往这里跑，耿、武、徐等与这里有关联，大约也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加上他们和文化艺术界一部分人打交道较多（当然是漂亮女演员了），而正巧有时候就活动在我居住的楼层，这才让我无意中得知、窥测到了一些皮毛和零言碎语。
更重要的是：于兄就住在我近邻。那时候他刚刚离婚不久，心情很是不好，很容易受这种活动氛围影响，身陷其中是必然的，毫不奇怪，我很理解。
说远了，暂且打住，回到正题上来。
（3）
说起来，这些“流氓集团”成员们那时候的很多“流氓行为”，就法律界定而言，根本就不算是犯罪。关键是在于我们的法律伸缩性很大，政府往往根据“政治需要”来随意解读、利用法律，这就出现了经常的“运动”，所谓“从重、从严、从快”的处理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可以说是对法律规则的肆意践踏。人“犯了罪”，根据法律条文规定去处理、量刑好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从重、从严、从速”这算是怎么回事？法律可以这样子来实施吗？我们经常感叹我们这个民族缺乏诚信、不信守游戏规则，始作俑者我认为恰恰是政府。上有所好，下必甚矣，政府公信力差，如何要求民众成为一个“诚信族群”呢？
法律不应该是权力拥有者们手中的橡皮筋，想伸就伸，想缩就缩，不然的话，共守规则的权威性和尊严如何维护？唉，这个问题真是一言难尽。
那么，耿、武、徐等这些“流氓集团”骨干具体都犯了那些“流氓罪行”呢？
A：看黄色录像带。1983年那会儿，录像机、彩电很少的，很不普及。别说是拥有录像机了，能够“接触到录像机”的人都不很多。而黄色录像带，能够看到的更使少之又少。非特殊部门或者说拥有一定社会地位与背景的人，想看你都看不到，因为你很少有那种机会涉及、进入到那个圈子。况且社会大氛围：看黄色录像带是一种很猥亵的流氓行为，不仅会遭到人们的白眼和鄙视，而且也是“犯法”的，只能偷偷摸摸的看。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也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老子都看过黄色录像，丫你看过吗？”你要是这样对人说，尽管对方表面上有时候会装的对你鄙视，但内心中实际上是钦佩、羡慕你的，原因在于这暗示着一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基于此，黄色录像带就成了一些人“诱惑、勾引”女孩的重要媒介，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流氓现象”之一。自己看后如果让“正人君子们”揭发了还好说，如果单位领导对你不错想保你的话，也许只是批评一下、写写“深刻检查”来就可以放你一马让你过关。但如果领导对你本来就印象不佳想报复一下的话，逮捕、拘留或者说关上你一阵子的几率就很高了。如果你把录像带给别人看了，性质就大变，变成了“传播淫秽录像带”，这问题就严重了，你指定要进去判刑，受到“法律惩处”了。
B：跳舞，进行“集体淫乱活动”。他们经常举行地下舞会，偶尔到公开的误会场所参加，其主要动机就我理解来说——在于猎艳。大部分都是他们那个小圈子在一起活动，地点场所一般都在私人住宅内。录音机放放音乐，男女混杂跳跳舞，“兴致”来了就搞搞男女间的那些事。男女相互间的性关系是比较混乱的，今天你和我，明天我和她，都比较随意。记得于兄最得意的时候曾经对我炫耀过。他说：跟我们一起玩吧，离婚算什么？你哥哥我现在一天换一个媳妇，多来劲！
于兄的“媳妇们”我见过几个，因为他们一度经常在我隔壁房间里举行跳舞、喝酒之类活动，渴了的时候经常跑到我屋内讨要开水喝。那时候生活水准都比较低的，饮料之类很少，况且他们也都手头很宽裕的人，说实话，偶尔为之尚可，长期饮用也是消费不起。
有时候她们也会对我发起邀请：过去跟我们玩吧，闲着也实现着，很有意思了。
但我就是没去。这倒并不是我“思想觉悟”高，或者说把他们这些人都看成流氓、破鞋什么的，我脑子里还真没有这些概念，只是觉得没兴趣。
C：裸体玩牌。这在当时给人们印象中是“最恶劣”的罪行了。跳舞有时候跳腻了，大伙会都脱得一丝不挂打扑克牌，据说是让女孩裸躺，男人们围在女孩身边，以女孩肚腹当牌桌打牌。有人说：有谁输了谁和女孩当众性交，让众人围观。这一点，我当时听说后都感到目瞪口呆，接受不了，觉得也有点“太流氓”了！
D：这伙人中也是参差不齐，什么人都有。即便是大伙都在一起，也不是男人们想上谁就上谁的，毕竟女方要同意是不是？所以，有的男人想和自己喜欢女孩上床时，就会有被拒绝的现象。于是，就动起了鬼点子，安眠药、其它什么药的就用上了，趁着喝酒时暗放到对方酒杯里。这是很恶劣的一种了，这一类判的也很厉害：枪毙的，根据性质不同十几年的，无期的都有。
（4）
武某、耿某、徐某和车某、傅某我都接触过，武、耿当然都是高干子弟了，徐某似乎是也有些背景，但傅某和车某都是平民子弟。但傅、车后来都被列为“流氓集团”重要成员而被枪毙。听人说：傅某和车某之所以能够挤进那个圈子跟着活动，不过是对方利用其做为串通文艺界女孩的工具而已，所以很多人当时就觉得对他被判死刑有些不解与惶惑，感到冤枉。但没办法，这种事情就是谁摊上了谁倒霉，按中国人俗话所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呢？
我性格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官子弟的盛气凌人很不感冒，且向来有自知之明，明白自身与他们不是一路人，故敬而远之，更谈不上会产生什么非分之想，挤进那个圈子来增加自己炫耀资本了。这应该也是我自始自终没有趟进那汪浑水的原因之一，现在想想倒也算是一个优点。关于武某的父亲，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这个老革命在“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时，又一次曾经被国军追逼黄河边，面临绝境，被一个黄河船夫冒死所救，十分感动，立誓将来报答。新中国后，老革命身居高官，时逢三年“自然灾害”，船夫一家陷于饥饿绝境，无奈中船夫想起了这位被救过的高官，遂奔赴高官所居城市求救。据说高官倒是接见他了，但只是一句话就将其打发走了：“要依靠当地政府嘛！”
船夫流泪，愤怒离去，见人就说：“妈的，国民党军追杀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去找当地政府！”
此为闲谈传说，不足为凭。但这类故事确实发生过，我也相信。
严打开始的时候，我们正在某县演出，于兄也跟我们在一起。
那天白天上街的时候，感觉出了县城气氛的异常：路人匆匆，警笛声四起，十分紧张。
派出所门前的树上，一个小伙子光着脊梁，双手抱住树干被铐着，身上布满了被蚊虫叮咬的痕迹，模样惨然。周围的人和我说，这小伙子是因为强奸被抓起来的，已经在这里被铐了一夜。接着，省城不断传来某某被捕、某某被抓的消息。
经验告诉我：暴风疾雨般的新的运动已经开始。
我很敏感，忽然想起了于兄，我觉得危险随时都会降临到他身上。
于是，回到居住宾馆后，就给他递了个话儿：你得想想法呢，看来不妙。
于兄淡笑说：摊上了就摊上，那也没办法，躲是躲不了的。
我想想也是，但总是抱着一些希望。就找到负责人提了个建议说：让于兄打前站吧，到处跑跑，联系一下接受演出的单位和剧院，可能的话，就不要让他跟我们回省城了。
负责人是聪明人，看了我一眼说：这没问题呀，可有用吗？
我叹了口气：谁知道呢？看运气吧，看能否躲过去。
于兄从此成了我们的前站联络人员。
然而，该来的还是要来。大约一个月后，我们在河北省某县演出。
也许冥冥中真的有天意，于兄那天夜里表现很异常。
他担任的角色中途就完成任务了，卸妆后自己准备了几个小菜，喊了我们几个人要喝酒。喝酒闲聊的过程中，他忽然摘下手腕上的手表，递给一个从小和他一起戏班长大的女演员，说：妹呀，哥哥我不定什么时候就出事，这手表送给你了，你留着做个纪念。
对方哪里会要？但于兄再三坚持非要送给她，不要不行。
女演员最终很无奈地接下了手表，笑着说：好吧，算是我暂时替你保管着好了。
夜里十二点左右，我们刚躺下准备睡觉，两辆警车在单位办公室主任的带领下，从省城开到我们演出县城，带走了于兄。
我连送他的机会和时间都没有，眼睁睁看着他上了警车，飞驰而去。
有意思的是：半个月后，带领警察来抓于兄的办公室主任，也因为和于兄同样的原因从单位被带走，关进了看守所。
（5）
于兄在审讯时，表现的“很不好”，这是我后来听说的。
他是个很讲江湖道义的人，出于保护朋友的原因，嘴非常硬。除了承认自己的“流氓罪名”，其他人一个都不说，来了个“死鱼不张嘴儿”。审讯的警察很恼火，揍得很厉害，听说受了不少罪。传说中，因为他的死硬，一度想定他为死罪。后来单位领导出面说和讲情，才保住了他一条命。
宣判的结果是“有期徒刑十二年”。
这委实有些冤枉。因为于兄不知道，在逮捕他之前，他那些先于他被捕的“兄弟姐妹”们就把他“咬”出来了，“罪行”交代的一清二楚，他还蒙在鼓离呢！结果落了个白白地被重判。
我一直为于兄惋惜，感叹。
后来有一次因为商谈合作事宜的事，我去省监狱。得知于兄就关在这里后，向陪同我们的张科长提出来要见于兄一面的要求。张科长很委婉的拒绝了，但告诉我说于兄这段时间情绪很差，具体差的原因是什么，张科长也没有对我说。
我厚着脸皮请求张科长他们适当照顾一下于兄，张科长说：我们这里了解他，对他还是不错地，你尽管放心。
于兄没有被减刑，十二年后出狱。
那时候我做自己的事情非常忙，抽时间去看望了他。
他一头灰发，显得十分苍老。
不知道为什么，再也找不回昔日谈笑风生的感觉了，双方似乎是都觉得有些别扭。
此次一别，再也没有见面。
去年夏天，我去东部J市拍摄电视专题片。
与文化局张局长吃饭闲聊的时候，他忽然说起了于兄。
张局长告诉我：于兄出狱后不久就来到了J市落脚，原因是他姐姐在这里，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地方戏演员。于兄当然不会寄生到姐姐身上，他自谋生路，就在当地收废品维持生活，日子过的非常清苦艰难。于兄死于2005年，张局长说，病倒送进医院时，他身上只有二百多块钱，连六百块的住院治疗费都交不起。
一个有才华的戏曲演员，一个“流氓犯”，一个监狱中的服刑者，一个捡破烂的老人。
他默然离开人世，原先的朋友、同事们都不知道。
去年我逛音像店，竟然发现了有“八个样板戏”的DVD光碟，立即掏钱买了一套，留作资料纪念。
我播放了于兄作为主要演员之一的那部戏，从头看到尾。
看到他在鼓乐声中出场时，不知道为什么，我鼻子一酸，眼睛里泛起了泪花。
我知道于兄睡过很多女人，但我也知道他不是强奸犯，因为在那个特有时代氛围中，这类女人都是主动和他上床的。我不知道这到底属不属于是“流氓犯罪”，但有一点：我从来都没有因为他的这些事，影响我对他的看法，于兄就是于兄，在我心里始终还是老样子。
我不会否定“83严打运动”有它的必要性和价值，但我一直疑问：执法还需要开展运动吗？什么叫“从重、从严、从快”？法律法规还有这一说？可以根据政治、或者说政治家的需要来伸缩来重新定义？法律的严肃性、公正性何在？
法律就是法律，不管是谁犯了法，按律处置就是了，无需从重，无需从严，更要不得从快！法律不是橡皮筋，也不是橡皮泥，伸缩把捏都由你。
否则的话，何必要法律呢？
该做什么做什么就是，不要运动，让运动从中国人的生活中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