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谍战：戴笠与日本特工王交锋实录

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在上海指挥战地调查活动，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别动队等，这还都是公开或半公开的特工活动。除此以外，他还秘密领导了一场与日本特工之间进行的间谍与反间谍斗争，这完全是一场高水平的斗智斗勇的较量。

较量首先是从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斗争开始的。

1937年9月中旬，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并说程、彭二人愿意为反间谍斗争作出贡献。

特工战线本是一个风云诡谲、变幻莫测的战场，以戴笠之精明和谨慎，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位学者先生的判断和推荐，就吸收运用两个素不相识的反间谍人才。于是，戴笠指令由文强当面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与程、彭二学生洽谈，意在对其进行考察。文强经过了解，得知程、彭与章乃器先生是师生关系，因出于爱国心，愿意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中某教授的特殊关系，打入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和日本海军俱乐部，搜集日方情报，贡献给淞沪抗战。

东亚同文书院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成立于1887年，原名叫日清贸易研究所，其实是打着“研究”的旗号，开展以军事目的为出发点的情报调查活动。内容一是调查中国的市场和财政经济，二是调查中国的地理、政治、军事等问题。调查的项目非常细致，仅以地理而言，包括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路面结构；桥梁的长度、建筑材料、载重量；渡口的运量及河面的宽度等都要一一调查清楚。调查材料分别登载在该书院办的《支那研究》杂志和《支那省别全书》、《兵要地志》等书中，送日本陆军统帅部参考掌握。调查人员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并有一些军事人员参与。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大儿子近卫文隆受其父的派遣在同文书院任职，在中国各界高层人物中收买汉奸。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甚或云贵等省的边远乡村也去，足见其调查情报之深入。

程克祥、彭寿本是受东亚同文书院运用的人员，但淞沪战起，两人激于尚未泯灭的爱国心理，更是受恩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决定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的关系，搜集一些日方的情报，为抗日救国做些工作。其意亦有脚踏两只船的想法，借此了解一些中方抗战的活动，提供给紧追不舍的东亚同文书院。为达到这一目的，程、彭向文强提出:需成立一个取其“以文会友”之义的“文友社”组织，以作掩护，由程、彭分任社长、经理，聘用男女记者五六人，并相应地解决1所独立的3层楼房、备用金1万元法币、小轿车1部及司机等。戴笠听取了文强的汇报，经过一番深思，对文强说:“此事唯恐章乃器先生书生学者上当，我们也得谨防反间之计，看情况只能将计就计，反正在租界上谅也跳不出我们的手心。”于是，戴笠当即批准了程、彭所提的全部条件。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对时间的计算完全不以“天”为单位，而是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的。他限令文强连夜将“文友社”的编制预算定下来，上报备案。又限其3日内将“文友社”这座反间谍巢穴布置起来，开展活动。然后戴笠、文强设计一步一步地与程、彭二人斗智，逼其就范。

第一步，文友社成立后，戴笠、文强设计如何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去，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首先，戴、文决定派遣黄埔六期出身的特务、杭州警察局指导员王树人当一名文友社的看门人兼收发，实际是这座机关的我方特工总负责。因王是瘸脚，处处又装出一副无所作为、任人训斥笑骂的司阍模样，不但文友社的程、彭和日方间谍毫不起疑，就是戴笠派进文友社的特工人员也没有识破王树人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平时，王对他们的指示都是用约定的不直接接触的方式进行联络。接着，文友社聘用记者，程克祥引来了3名日方间谍，戴笠决定派两名女特工打进去工作。为了不使程、彭和日方起疑，戴笠叫文强通知程、彭，对聘用记者进行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则不用。而戴笠安排的两名女特务，一名安占江，东北人；一名吴忆梅，曾任《上海晚报》记者。两个人不但年轻貌美，能说会写，善绘画，懂照相，而且都受过大专教育，又分别在北平警高和中央警校受过严格的女警官训练，骑马、射箭、打枪等样样皆精，是两位特工全能人才。戴笠、文强还预先对她们训练一番，既不能太露，以显出马脚，又不能装得太“笨”，反不被录取。果然是一试就中，又没有令程、彭和日方间谍起疑。

第二步，戴笠、文强设计遏制企图进入文友社的日方间谍，而对已经进入的则试图赶走，这样不给日谍在文友社的立足之地，以便于我方特工人员的活动。程克祥介绍了3名日方间谍，文强提出须进行考试、审查资历，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以便确定工资待遇为借口，使3名日方特工知难而退，主动提出不计报酬，只为爱国尽义务，文友社的汽车司机也是程克祥引来的日方间谍，且十分狡猾，很难对付。安占江提出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在日方特工中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说这个司机很骄傲，看不起中国人，要对付他。结果日谍作贼心虚，把这名司机以自动辞职为名调走。随后，戴笠指示文强暗中商请朱学范介绍了一位爱国司机陈阿毛应聘，与王树人配合，可谓珠联璧合。

第三步，戴笠、文强继续通过章乃器先生、胡子婴女士这两位爱国夫妇对程、彭施加影响，促他们坚定地站在抗日救国一边。程、彭受当时抗战大潮的影响，也逐渐向戴笠、文强一方靠拢，最终成了一边倒，文友社也完全成了不文不友的反间谍机关。安占江、吴忆梅则以文友社记者为掩护，深入到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内，调查搜集各种情报资料，每天向文强、戴笠汇报，甚至把日谍的行踪及其在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关系人等重大情报，都基本上调查清楚，对淞沪抗战贡献甚大。安、吴二人还按照戴笠的指令，将同文书院内以教授面目伪装的日谍上尉福田信一引诱出来，绑架到南市警察所关押起来。

中日之间高水平的间谍斗争是在戴笠与日方一流特工高手南本实隆少将之间展开的。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拥有发展军工生产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是远东的国际经济中心之一。一方面，在中国最高统帅部来说，是志在必保，由此蒋介石把70万国军精锐投入战场，甚至把自己多年积聚起来的老本:黄埔之花毫无保留地全部调上前线；另一方面，在日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也是志在必得，企图通过迅速攻占上海，实施中央突破，打击中国持久抗战的决心和能力。

淞沪战役打到9月底，战场态势进入相持阶段，呈胶着状态。蒋介石对战场形势忧心如焚，如果就此撤出淞沪战场，国际国内对抗战的信心都将动摇，抗战前途殊难逆料！如果继续拚下去，70万精锐即使全部拚光能挽救颓势吗？后果亦不堪设想！恰在这时，出自宋子文的谋略，依据《九国公约》，请欧美列强出面调停、干涉、制裁日本，所谓《九国公约》，是指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各缔约国享有在中国通商贸易和开办企业的“机会均等”权。

宋子文提出让《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解决中日争端，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等人为首纷纷出面调停，使国民党内一部分高层领袖人物欢声雀起，认为是一着置日本于死地的好棋，就连戴笠也把《九国公约》看成救命符，认为上海有救，和谈成功就是胜利。但是，曾在杭州警校内与许多学者研究过日本问题多年的文强提醒戴笠:“要谨防中敌人缓兵之计。”戴笠是悟性极高的人，他略一思索，兴奋地在文强肩上一拍，认为“谨防”二字说得好，他一定要在电话中向校长禀报。

《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干涉中日战事，确使日本方面一时处于被动，不得不有所对策。于是，日军统帅部急调原在华北的间谍老手南本实隆少将秘密潜赴上海，主持上海方面的特工活动，迅速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部署，并伺机暗杀动员外交调停的核心人物宋子文。

南本潜赴上海的情报，很快被戴笠派遣打入日本军方的谍工人员侦悉，迅速电告戴笠知悉。南本实隆是位中国通，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相当深入，因久在平津一带活动，能说出一口流利的略带天津音的中国话，且外表忠厚至诚，朴实无华，内则奸诈阴险，诡计百出，应付各种险恶局面皆能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因而得以成为日军大特务头子土肥原、松室孝良的得力助手。南本在华北、内蒙和东北等地，曾多次破坏戴笠布置的特工组织，仅被其打死和逮捕的特务处特工人员就有数百之多。戴笠对其有切骨之恨，以至不呼南本之名而呼其为“毒蛇”，屡次设计要在华北将其干掉，皆因南本以变幻莫测之功而滑掉。南本潜赴上海之初，戴笠的计划就是将其干掉，以泄心头之恨。他考虑到南本到达上海后，必定要在同文书院和日本虹口海军俱乐部露面，戴笠已在这两处日谍巢穴安排了内线，其行踪将不难掌握。难的是派谁去执行这一极危险而极艰难的任务。

戴笠先将当前集中在上海能够充当这一杀手任务的特务这一排队，分析比较，最后选定由文强担任。戴笠考虑:文强是湖南长沙人，湖南人素有不怕死的硬汉作风，能临危不惧，又是黄埔四期毕业，对校长和自己都很忠诚，不会临阵变节，多年在浙警校特训班和南京谍参特训班工作，对特工情报业务和行动技术熟悉，未出任过公开职务，不被日方注意；办事机警干练，极有头脑，可谓有勇有谋，文武双全。接下来，戴笠考虑如何说服文强能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

他历来的观点是，交代部下去完成危险的任务，宜智取，不宜强攻。戴笠首先打电话给文强，叫他到福履理路自己的寓所来一趟。这处地方本是戴笠保密最为严格的密窟，除心腹亲信毛人凤外，即使文强这样的亲信大特务也不清楚。毛人凤向文强指明地址，并交代只能坐自备汽车去，并且不能直开大门，须远远停下，步行前往。这在戴笠的手法是，未向部下交代任务，已经先声夺人，在心理上让他建立起一种已被受到高度信任的感觉。文强来到戴笠在福履理路的密点，两人先到内室共进早餐。然后戴笠才让文强看了南本潜赴上海的电报，接下来就是一番鼓励:“念观兄，你辛苦，文友社这出戏唱得不错，你还得再唱一出全武行的苦打戏，我考虑由你出马最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