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彭栋荣：牛友填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23:57:36
彭栋荣：牛友填洋 2009-05-09 00:01
分类：追思与怀念
字号：大大 中中 小
凡是1968—1970年在广东省汕头市郊牛田洋军垦农场锻炼过的战友，恐怕人人刻骨铭心的一件共同大事，莫过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亲历罕见强台风这件事了。虽然岁月已使许多往事模糊，但唯独此事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一、宣誓效忠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正是我们大学毕业分配之时。古时候的“发配充军”被美其名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大学生被列入仅次于“地富反坏右”的排序之中。
我们这些被蒙在鼓里的一批热血青年被集体发配到了广东省汕头市郊的海边一个叫“牛田洋”的军垦农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等待着我们的是肉体上的炼狱，也是精神上的“涅盘。
正当我们丢下行李，不知被安排在何处歇息时，我们就被带到一个类似礼堂的地方。门里门外岗哨林立，气氛肃然。礼堂正前方的舞台上供奉着林彪副主席全副武装的巨幅画象。两边红旗分列，横幅写着“永远忠于林副统帅”的大幅标语。
我们这些不谙行武的大学生第一次听到军士长官的厉声口令“立正”“向左看------齐”（文革期间不准说“向右看齐”）本已有几分胆寒，再看看四周卫兵们寒光闪闪的刺刀，加上雅雀无声的静穆气氛，大家都惶感地互相目示，不知道眼前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不一会儿，一位长官手捧毛主席语录走上前来，命令我们每人拿出一本“红宝书”贴在胸前，然后举起右拳，跟着他一起向林副统帅宣誓：“我们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效忠林副统帅……”。
走出礼堂，脑子里只有那寒光闪闪的刺刀和长官那副威严的面孔，大家谁也没吱声没议论，那惶恐屈辱的眼神很象是被强奸后的处女。的确，我们纯洁的心第一次被“政治强奸”了！
我们在一个名叫“小坑”的海边小渔村内先住了一段时间，天天进行“洗脑”学习，为下一步的艰苦劳动扫清思想障碍。
二、自建营房
来到几千里之外的南国海边，真想有个“家”歇歇脚。不久我们就被带到了未来的“家”的地方。
指导员指看一片海滩说：“你们的营房就在那儿”。
原来我们所在的部队是0492部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围海造田、囤粮备荒。汕头市到牛田洋大约有30多里长、五里（最宽处有八里）宽的一片狭长海滩。海潮一来，这几十万亩海滩是一片汪洋。一旦退潮，这儿便成了一片稀泥滩涂。生活在周边的渔民常常提着篮子到海边赶海，从海滩上烂泥中抠出不少小鱼、小虾、海虫之类谋生。自从变成军垦农场之后，就是在退潮线上沿海筑起一道长约50多里的拦海大堤，每隔100米有一道由钢筋水泥浇铸的抽水提灌站，一方面挡住海潮涌入，另一方面也把堤内的海水抽干排到海里。然后将这一大片海滩改造成为农田，“向大海要粮食”。
我们被指定了安“家”之所后，便着手造“窝”了。方园几十万亩的烂泥滩，寸草不生，更不消说树木。建营房没有木料作支柱怎么行呢？不过广东盛产楠竹，其直径可达小碗那么粗，一个文弱书生有时还扛不起一根大楠竹呢。
部队拉来了一堆楠竹和几十把铁锹以及锯子、斧头等工具，我们便开始搭“窝”了。先是在规划出营房的四周挖出深深的排水沟，并用挖出的稀泥把中部垒高起来。水往低处流，经广东的烈日和海风一吹，用不了几天时间便变得硬实起来了。我们的营房全是竹子搭成：大而粗的楠竹作支柱横梁，以及床的框架；中等的制作窗户、床板、桌凳。每个班还得有一个“宝书台”用以供奉毛主席画象和“忠字牌”；小的楠竹则花破成片，编织成竹席作屋顶、墙壁和睡席。总之，除了吃饭的碗勺和洗漱用具之外，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竹子做的。
三、当牛做马
我们当时都是二十四、五的青年人，身强力壮、精力充沛。“星星当灯、大地做床”尚且能过，何况还有棚屋竹席呢，竹棚里仍然少不了欢声笑语。“文革”的狂热尚未过去，有时伶牙俐齿的“造反派”和“保皇派”还得舌战几局，方显出年青人那种争强好胜的“极左”气概。看来得施一“良剂”给这些政治发烧的“病人”退退烧了。
一天早上，在例行的早请示和“学习”之后，我们被带到茫茫无际的海滩上。面前摆着一些大竹杠和绳子，隐约间看见有铁犁露出尖角。
在指导员“动员”之后，连长开始布置任务：五个人一张犁，一个人掌犁，四个人拉犁。拉犁的四人分两排，前后各两人用竹杠抬在肩上拉。
“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在家有父母宠着，五年大学期间也是高墙深院、雕梁画栋的川大校园生活，还不见过这新鲜玩意儿。
一种年青人特有的好奇心和冲动促使大家争先恐后地去选择那闪光发亮的犁铧。开始自由组合为五人一组的拉犁队。一开始，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还真有股子“牛”劲。在烈日炙烤下一个个挥汗如雨，猛拉快跑。小组与小组之间还展开竞赛，尽管水花四溅，个个糊得象泥人似地，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语录歌曲还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等到晚上九点多才收工（广东天黑得很晚）。在洗脚时人人都发现自已的脚上都有将近十道口子，有的划得很深，被清水洗净后，伤口一翻开足有半公分深，还不断淌着鲜血。原来这片海滩是海蛎繁衍的理想场所。海蛎有着坚硬的外壳。年龄愈大，其壳更大更厚，其边缘尤如刀刃般的锋利。当我们的赤脚踩在上面时，自然就被划破了。奇怪的是第一天大家居然都很少觉查到脚被划破。也许正是比赛的狂热和新鲜感把这点小小的痛楚掩盖了吧。
这犁一拉就是一个多月！开始的狂热最多持续了一个星期。脚上画的口子愈来愈多，后来大家干脆穿着军鞋下田拉犁。尽管比赤脚拉犁更费劲，但总能减少一点皮肉之苦，可仍免不了有时被大海蛎壳划破鞋底直刺皮肉的命运。
这一个多月的牛马生活下来真是让发热的脑袋退烧了。先前的欢歌笑语不见了，除非排长命令唱歌才有点有气无力的哼歌声。先前的狂奔猛拉不见了，只有耷拉着脑袋，拖着沉重的泥腿在水里搅起一点的响声。先前的斗嘴“打派仗”也偃旗息鼓，“同病相怜”代替了相互攻击。每天长达十二小时的超强劳动，满脚的流血伤口和心里的迷惘郁闷弄得大家筋疲力尽，唯一的愿望是能休息一天喘口气。
我们多么盼望脚上的伤口能化胧发炎以便有理由请假一天不出工啊！我们多么盼望能生一场大病卧床不起能躲避几天不出工啊！可老天就是不遂人愿，那么多那么深的伤口天天在含盐的海水浸泡下它就是只痛不发炎！天天的劳作和日晒雨淋,加上吃得还不错使这些处于青春期顶峰的小伙子不仅不生病，反而长得一个个“黑铁塔”似的。每到晚上拖着疲乏的双腿收工回家，都觉得睡去可能永远不会醒来。但第二天早晨又是精力充沛、又象被赶牛似地走向田野，我们锻炼的“牛田洋”真应改名为“牛填洋”才名符其实。
四、掉进福窝
命运总是难以预料。想不到我从小热爱音乐并略有所长的特点在我饱受苦难的关键时刻改变了我的命运。
刚到牛田洋两个月，团里要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学生当中人才济济，能歌善舞者不乏其人。我因歌喉较佳，又会拉二胡和小提琴，就理所当然地被抽调到了团部宣传队，因排练节目而免去田间劳动。这对于苦熬于田间变牛的同伴来说，无疑是羡慕不已的，不过我并没完全脱离连队，吃住也和大家在一起。
又过了两个月，师部又要组建“师宣传队”又要从各团宣传队中抽掉骨干二十多人到师部组成一支全脱产的“师宣队”，我又被荣幸地选中调走。这次上调则是完全脱离连队几乎进入专业演员的队伍。因为排演的全是军人节目，又是师部直属，所以我们都破例地穿上军装戴上帽徽领章，住在师司令部在山边的宿舍里。那儿是整个师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机关，有商店。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天排演节目，然后分别到各分团演出，有时也到汕头地区所属各地方县上演出。当时正是“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高潮时期，正是林彪得势、拥军最烈之时。我们每到一处受到极为热情的款待。尤其是到地方上的演出，常常是全县居民倾巢出动，锣鼓喧天，夹道欢迎。我们演出非常忙碌，平均每天要演出一场，有时甚至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还演一场，我们有同志在化妆时开玩笑说“脸都要拍肿了”。（每次化妆地要拍脸打油采）。在文化生活贫乏、整日学毛选、干苦活的年代，谁都想多看几场演出。我们一时成了部队的宠儿，待客慰问的头等“佳肴”。我当时和潮州艺专的一位女生的“男女二重唱”是颇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当然也颇受领导器重。我还在一出类似地道战的舞剧中扮演一个戴着眼镜，手持一把真正的日本军刀，全身披挂日本军官服的日军军曹。我不知怎么也把这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居然在地方演出结束后，不少县剧团都指定专人来向我学习这个角色的演出技巧。
在司令部的山边享受着一切我的同伴们享受不到的幸福。连山边的水也是清冽甘甜，而住在海滩里的战友们喝的是又咸又涩的半成海水。他们每逢收割稻子的季节（一年收割三次水稻）都要派一个晒谷小组到师部操场上来晒谷子（海滩上找不出一块干地）。凡是被派往师部晒谷子的人感到莫大幸运。因为他可以借休息之机逛逛商店，旁观一下宣传队的“美女”们排练节目，尤其是可以喝上几天甘泉，走时也忘不了一人罐上一大壶泉水回去招待好友。
五、风云骤变
1969年7月28日早上，我们跟往常一样吃完早饭先是“早读”学毛选，然后来到排练室排练节目。
广东的早晨天亮得极早，到8点多钟时已是太阳老高了。我们刚开始排练不久，突然觉得整个天色暗淡下来，大家颇感咤异。跑出门外一看，仿佛夜幕降临。天上也看不见一朵黑云，也没其它动静，只觉得有点象“天狗吃太阳”的日食现象发生了，天开始黑下来。
有经验的广东战士惊呼“糟了，台风来了”。话音刚落，便觉一阵强风朝山上刮来（因为山朝向大海）。这儿所谓的强风决不是我们日常见惯的那种“一股”强风，而是一种用语言难以形容的大自然的巨大气流，持续强劲地刮来。它没有间隙，风向稳定，由强到更强，再到无法形容的强！简单说吧，我小时候在旧小说里看的那些描绘妖魔鬼怪出现时那种什么“天昏地暗，飞砂走石”之类的形容词在此时是对我们眼前发生的自然现象最准确的描述。
我们惊恐地跑出排练室，眼望着山上碗口粗的桉树成排成排地从中折断倒下。那些不太招风而又细小低矮的灌木则全部持续地被刮得匍伏在地。接着是我们师部营房的房顶一个接一个地被狂风揭掉，徒有四壁的砖墙也相继倒蹋。再下来便是公路边的一根根水泥电杆齐根吹断倒下，加上扯断的电线在公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
一切通讯均已失灵，一切交通均已阻断，一切指挥均已瘫痪，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我们在师部自已养的两头大肥猪从吹垮倒蹋的猪舍中挣扎出来逃命。凭着军人的高度纪律性和责任感，我们立即跑去追猪想把它们拴到安全地方去。但我们根本不能立起身子，都猫着腰顺着矮墙慢慢前行，因为谁要直起腰来就会被刮翻在地。暴雨也随台风而至。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挨过这么大的雨点打击，风中雨中夹杂着吹起的砂粒（广东沿海不是细砂，尤其在山边都是绿豆大的粗砂子）雨点夹着砂粒打在脸上非常疼痛。眼睛也不敢睁开，只能眯成一条线看东西。我们的脸根本不敢正面向风，持续强劲的大风吹得我们只有进气，没有出气，甚至要把人憋死，只能背朝风向呼吸。相隔一米互相说话都听不清，完全被身边呼啸的风声掩盖。
此时有人说赶快去救师部领导们的家属孩子，他们正处在危险之中。我们只好放弃追猪又去寻找领导的家属，把他们一个个连背带拖地转移到相对背风的安全地方。
这台风可不象内地常见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它整整肆虐了一整天。当我们躲在避风处无奈地等待时，大家共同的一个心声都是“糟了，牛田洋恐怕完了”。
时近中午，一位奋力游出大海，被大浪冲得一丝不挂的战友以他最后的一口气跑到师部（足有八里路之远），见我们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牛田洋完了！”说完便昏倒在地上。
待风稍小，有几个胆大的爬到山腰朝牛田洋的海滩望去，只见滔天巨浪，一片汪洋。夕日的营房，草垛、大堤均已不见踪影。“我们的连队哪儿去了？我们的战友全都淹死了吗？”当大家得悉这一消息时，二十几个师宣队员们哭着一团。没有一个人为自已的幸存而高兴，大家都为失去家园、失去战友而痛哭。
这个1969年7月28日，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世界末日”，是我们同苦共苦们的战友们的祭日。共有500多名战士和大学生被大海埋葬。2000多名大学生中有58人葬身鱼腹。整个一个师的装备、弹药、营房、粮食、车辆等全部荡然无存。历史上任何一场最大的败仗也没有这么惨烈！
岁月无痕，往事如烟。尽管时间已过了三十四年，那天上午的一幕幕往事却永远铭刻在心，恍如昨日。
六、路遇尸车
事后得知，这场百年未遇的强台风超过了十二级。连测试台风的风力计也被吹烂了。什么叫“排山倒海”“洪水齐天”到那时我才真正明白了它们的含义。
第二天下午台风已经平息。遭受重创的牛田洋还原成了它一片汪洋的本来面目，大多数战士和大学生侥幸逃脱。该是收拾残部，清理损失的时候了。当然遭受损失最小的头属我们处于司令部机关的人了，不仅无一人淹死，而且连海水也没沾着脚边。
广州军区迅速下达慰问令，命我师部宣传队立即出动宣传车到各团、连基层，宣传军区的慰问信，并组织抢险救人的善后工作。
第三天上午，我们乘一辆军用卡车向海边开去救人，在通往海堤的狭窄小公路上与另一辆由牛田洋海滩开回司令部的卡车相遇。我们必须小心开到路的一侧让路。正在慢慢错车，两车几乎擦肩而过时，出于好奇心我支起身来朝邻车一看，顿时吓得我目瞪口呆，半天喘不过气来。这架卡车里载满了被海水淹死的战友们的尸体，他们有的被海浪冲得只剩一条裤叉，有的则冲得赤身裸体。特别是他们个个都显出在生前拼命挣扎的样子，由于尸体已僵硬，有的伸直了胳膊，有的蹬出一支腿来，露出车沿的那些尸体的胳膊和腿脚在卡车上上下颠颇，左右摆动，仿佛在向生者挥手告别。我一生中很少见过死人，这一幕情景象刀一样深深地刻在我年青的心中，留下终生不忘的烙印。
七、鸭子、照片
我是个“旱鸭子”。儿时大人怕我淹死不让我接近水。大了也无机会学习游泳。最不好意思的是在大学上游泳课时，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个“旱鸭子”也只能在齐腰深的浅水区浇点水凉凉身子而已。
现在司部命令我们到海边抢救战友，打捞尸体，这是阶级感情问题，是立场问题，人人都应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么多战友都淹死了，你还有什么理由惧怕危险呢？我和另一位“旱鸭子”宣传队员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们俩人共同扛一根楠竹，既便遇见水塘水坑掉下去了，我们还可抱着这根楠竹求生。
我们来到海边，海潮尚未退尽。此时天空被台风刮得连一丝云花也不见，并且一点儿风也没有。只有当空的烈日炙考着海滩和大地，一切静得令人心慌。
令我吃惊的是见不到往日碧波万倾的大海。离海岸线约一里的海面全被漂浮着的各种杂物淹盖着，看不到一点儿海水。在我肉眼可及的范围内，海面上漂浮着各种淹死动物的尸体：猪、牛、羊、狗、蛇、鼠 是最多，其中偶尔也夹杂中一两具我们战友的尸体。幸好早已发动当地的渔民划着小船沿岸打捞战士们的尸体，所以我们看到的就少多了。那些动物死尸间还漂浮着不少门板和建房的楠竹、牛田洋刚收完稻子的稻草等等。远处是混浊发臭的海水，仿佛它们的余威还未发泄殆尽，还在不停地涌动，使得这一整片的漂浮物也在我们面前上下舞动。这时我看见一只一息尚存的鸭子。谁都知道鸭子是喜水的禽类，是游泳高手。但我却亲眼目睹了这只鸭子被水淹死的全过程：看来这只垂死的鸭子在海浪的冲击下已精疲力竭无力游动了。它把头奋力地昂起免得倒入水中窒息而死。但它刚把头抬起来又无力地向另一边倒入水中，在呛了几口水后，出于求生的本能它又使劲把头抬起来，然而接着又无力地向另一边倒在水中。它就这样周而复始地重复了四、五次，最后终于再也没抬起头来。它在十几米外的海水中挣扎，我在岸边也救不了它。眼睁睁看着一个生灵死去，这又是难忘的一幕情景。
我向海边的下游一方走去，这儿漂浮物相对较少。这时我看见一件白色的小方块似的东西在海面上起伏波动，并慢慢朝岸边漂来。出于好奇，我伸手把它拣了起来，翻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张照片，我不相信天下竟有如此巧合的事情：这张照片（见上）正是我和我的几个同班同学在途径广州来牛田洋时在珠江边上照的。我来师部宣传队时把一口皮箱留在连队我原来的住处，里面除少量衣物外还有一个钱夹子，里面有我结余的一百多块钱。这张照片也夹在钱夹里面的一张塑料夹层下。我的皮箱走时上了锁，钱包又夹得如此之紧，我真弄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把我的上锁的皮箱打开并把皮夹中的照片冲出来，而且偏偏在我来到海边时向我漂来。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安排。我拾起照片，看着照片上的同窗好友，我的心在流血，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在心里呼唤：“我的同学、我的战友们，你们在哪儿？难道你们都死了吗？为什要留我一个人在人世上受感情的煎熬呢？”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至今，上面还有被淹过的水渍。它常常在提示我珍惜生命、热爱生活。自那以后任何逆境我都能承受。因为再大的不幸与葬身鱼腹的同学比起来，我们就是万幸了！
八、海边捞尸
正在我为失去战友痛苦流泪之际，海面上出现了一艘小舢板渔船。一位当地的渔民划着它向我站立的岸边靠近。待渔船走拢，我看见上面躺着一具尸体，他光着上看，一只脚上还穿着未冲掉的袜子，他脸朝下，一只手呈游泳姿势向前伸出。我和另一宣传队员赶忙上前将尸体翻转过来。我一看脸部顿时惊呆了。他不正是与我同级、英语班的胡方策同学吗？在大学里我们住在同一幢宿舍同一层楼，天天见面，还很谈得拢。前不久我回连队还看见他在炊事班的菜地里忙乎。他是我们系的文体部长，人很帅，身体特棒。长得修长瘦削，擅长球类运动，特别善于游泳。我看他的肚子是扁扁的，看来他根本不象不会游泳的人那么喝一大肚子水，而是与海浪搏斗，拼命想游出大海，最后在精疲力竭的情况下，溺水而死的。
装运尸体的卡车就在不远处停着。我和另一战士上前去把尸体搬了下来，然后我抬头部，那位战士抬脚（尸体已经僵硬）把他放在了卡车上。我向负责收尸的战士说这是我的同学，他叫我写个条子，我便写上：“四川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63级胡方策，自贡人”。他把这张纸条压在尸体的头下。然后我们又返回海边去打捞其他尸体去了。台风后他的未婚妻闻讯赶来。她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很有文才。她痛不欲生，也为自已的男友壮烈牺牲而自豪。她用一对白色纱巾写了一副挽联挂在他的坟前：“是七尸男儿生当报国，化干秋厉鬼死不还乡”。这幅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挽联成了对死者的高度赞誉，对生者鞭策激励的铭言。每一个川大牛友在离开牛田洋前祭奠亡灵时都已默颂在心，永世不忘了。
九、亲历裹尸
台风过去三天以后，海潮基本退去，风浪平息。各连排的解放军战士和大学生中幸存者开始陆续集结归队，很显然，那些至今未归者生还的机会极小。
当我们驱车到各基层连队去宣传广州军区慰问信并亲自采访“抗台风英雄”们时，所见的情景决非一些电影里所讴歌的那样“革命乐观”，充满“英雄气概”。整个部队几乎是七零八落，象是打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大败仗。满脸困乏的战士们还象是惊魂未定，大多表情木然呆滞。被采访者也语无伦次，谈不出什么“豪言壮语”。我们带着指令性的启示有意诱导，“你当初在海上抢救战友时脑海里是不是想到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他们的回答令我们惊人地失望：“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哪里去想那么多……”下来后我们要本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宗旨，突出“精神力量”的威力，硬是把一些诗一般的语言、英雄般的壮举加进材料里大肆宣染一番，这也是当年“突出政治”的习惯做法。
这场罕见的强台风象个无形的空中巨人，把乱云堆砌的天空打扫得一干二净。万里晴空，烈日炎炎炙烤着大地。那些打捞上来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尸体经水一泡，又经烈日一烤，一个个象发馒头似地涨了起来。每具尸体都挺着高高隆起的肚子，僵硬的四肢朝各个方向伸突出去。停尸的地方发出一片腐臭，令人窒息。战士们出于“阶级感情”，奉命用整匹整匹的白布裹尸。一个人肯定干不了这种事，因为那些支楞着胳膊腿脚怎么也无法按到身体上去，而且这些尸体都已变得象泡了水的馒头，一碰皮肉便烂了。恶臭使得再坚强的人都难以呼吸。战士们只得载戴上三、四层口罩，一个人用锄头、铁锹等工具将伸出的四肢强力按下去，另一个人则用白布裹尸。有时按四肢的战士锄头打滑，本已僵硬定型的四肢一下又弹回原状，于是周围的人便沾上一脸一身的肉泥烂酱。出于大灾后的慰问，那几天伙食开得很好，中午晚上都有肉吃。但再香的饭菜也没人吃得下，心中的悲痛、腐尸的恶臭，满脑子尸体的幻影，谁还有胃口吃饭呢？
台风当天和第二天尸体尚可辨认，有人专门登记造册。到三、四天后，那些尸体都成了一堆烂肉，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认出他是谁，只得采用反推法统计死者数字。凡是至今未归队者绝对已经遇难。开始还可以一具一具地裹尸，后来因尸体腐烂厉害难裹，干脆只好集体掩埋。
现在，在牛田洋叫小坑的一个高高土坪上，耸立着一块“七.二八强台风英雄纪念碑”，那下面有一个大坑，掩埋着五百多具遇难战友们的尸骨。我想起当初那些裹着白布尚未下葬的尸体摆了整整一坪时，海风吹拂，烈日当空，白色的裹尸布在风中不断飘动，从身边看去就象一片白浪翻滚的海洋。当时我产生了一种幻觉，我觉得我就躺在这一片尸海之中。乘着一艘巨大的白色帆船，正向美妙的天国驶去，慢慢地、隐约地消失在天际……
十、重访生者
一个多月后，我到司令部卫生院去看望我的同班同学张国容，据说他在台风中受了伤并受到严重精神刺激，正在住院疗养。
当我在医院见到他时，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大难不死”那种幸运和兴奋的劲头。他本是个“会摆龙门阵”的人，也就是说原先很健谈，但此时见我时却两目呆滞、少言寡语。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地。问他伤得重不重，他说早已好了。他撩开衣襟，我看见他的胸肋处有重新长出新皮肉的疤痕。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病已恢复正常，才向我谈了他们被困海上的详细过程。
原来我们班连队的同学在台风爆发时，奉上级命令冒着不敢直起腰的台风，在齐大腿深的泥水中向大海方向的大提“挺进”。当然军令如山倒，提出的口号是“人在大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由于在泥水中行进，举步维艰，四周又茫茫泽国，加之风大，随时可能出现意外，所以大家只好用绳索拴在腰部一个一个地连起来在泥水中向大堤方向爬行。
好不容易来到大堤上，此时大堤仅高出水面不到一米，外面的狂风卷着排山巨浪向大堤一遍又一遍地猛扑而来。大自然以它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向这些与它争夺土地的人类进行无情报复。此时的人们在大自然面前有如蝼蚁般渺小无助。他们刚上大堤不久，被海水浸泡疏松的堤坝，在狂风巨浪的阵阵攻势之下如同一段稀泥筑就的田埂，很快开始决堤。堤上的同学们看见这一端决堤了赶快往另一端跑去，但还没等跑拢那一端，脚下这一段又决提了。他们就在这残破的长堤上左奔右突。所幸的是大堤每隔100米有一个抽水提灌闸门，它是由钢筋水泥和石头砌成的，基石一直下到海滩深部，不少人跑到那里便死死抱住突在海面的石头不敢再动了。
张国容和我班的其它一些同学（也有战士）共有83人，在长约一米多，宽约半米的一段石头上侥幸熬到台风结束活了出来。人们会问，这小小的一段石块怎么容得下83个人呢？道理很简单，紧挨石头的人紧紧抱住石头，让身体漂浮在海水中，后面的人又抓住前一个人的身体，再漂浮在海中，就这样一个抓住一个，八十三名牛友和死神拼搏，出于求生的本能，再困再累谁也没有撒手。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一个生命的链条把他们结合成一个生命的整体，哪一个链条断了，整个生命也就结束了。他紧抱着石头，任凭海浪汹涌肆虐，海浪起伏涨落，他的身体也在石头上反复磨擦冲撞，直到他的胸前的皮肉磨破，直到他的筋骨都磨得现了出来，他也没有松手。这便是他胸肋部伤疤累累的来历。
到第三天黎明，这八十三人才被空中盘旋搜索的直升飞机发现，再通知海军营救船只把他们从海中救出来。
后来，这块石头被当作文物围起来，旁边专门为他们建了一块碑，上面写着“八十三位英雄战台风”。
十一、贾波之死
尽管与我们同级的川大英语班有六名“牛友”永远把忠骨埋在了牛田洋，所幸的是我们班上三十二人中仅贾波一人遇难，其余的同学均死里逃生，侥幸从海中获救。
贾波原名贾长福，在校时身体欠差，患有肺病，人长得 瘦削，高挑个儿，成绩也不太好。但人品不错，为人忠厚。本是一文不名，但文革造反中成了班上的一个小头目，取代了我这个“逍遥派”的班长。出头露面的机会多起来，给大伙儿的印象也较好。
到了牛田洋后，因其身体较差，把他分到了炊事班工作，免去了下田当“牛”的劳疫之苦。另一个同学李大辉是脾脏切除，也与他一起留在了炊事班。
台风袭来时，其余同学都被绳捆索绑地拖上了大堤，本是处境最险、死亡概率最大的“高危”人群，结果都奇迹般地从一段一米多长残存的石头上活了出来。反之，留守连队未上大堤的这两名同学反却成了无路可逃的“瓮中之鳖”，在汹涌而来的海潮追击下夺路逃命。
他们见狂风推着巨浪向空空的连队营房扑来时，双双朝着司令部的山边高地奔逃。两位都是带病之身，且有狂风暴雨。连部离司令部足有五、六里之远，他们跑不了多远就已筋疲力尽，两腿象灌了铅，难以挪步了。
由于造田排水的需要，挖了许多排水沟，这些排水沟又汇集到纵横交错的“小溪”，所以搭建了许多小桥。当贾波来到一座小桥前，他猫着腰打算冲过这道小桥，由于他身高人瘦，经不住十二级以上的台风猛刮，就一下子栽进桥下的激流中，再也没有爬起来。
这小溪边幸好长了一颗柳树，而且相对较大，由于下面一人高的部分均被海水淹没，所以也没被风吹倒。李大辉见战友已去，眼前也无路可逃，只好把这颗柳树当成了“救命稻草”紧抱不放。任凭风刀雨剑，任凭海浪撕扯，他只要一息尚存就抱住树枝不放。结果这颗柳树终于成了他的救命之树，他幸存了下来。
尾声：
应该承认，在毛泽东思想“深入骨髓，浸透血液”的那个年代，把人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能量是任何当政者无可比拟的。
台风过后，稍事休整又开始了“重建牛田洋”的战斗。残破的大堤扩宽加固了，上面可以开车跑马。堤灌站也修得更加牢实。堤内的海滩又如前重复一遍，当然所有的战士和锻炼的大学生们只得再当一次牛。牛田洋因我们的经历真该改为“牛填洋”啊！
大难不死的经历，成了我们终身受用的精神财富。据我所知，遍布全国（甚至海外）的“牛友”大多事业有成，精神坚强，宠辱不惊，知足常乐。如今我们都已年近古稀。我们为那一去不返的荒唐岁月而欢呼，更为今天的太平盛世而雀跃。为了死难者的英灵，为了忘却的纪念，此文共鉴！
二OO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于绵阳富乐山麓家中
说明：彭栋荣，四川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六八届毕业。在牛田洋锻炼期间，最初在0492部队学生三连，后到师直宣传队。退休前在四川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教英语泛读。
分类：追思与怀念
字号：大大 中中 小
凡是1968—1970年在广东省汕头市郊牛田洋军垦农场锻炼过的战友，恐怕人人刻骨铭心的一件共同大事，莫过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亲历罕见强台风这件事了。虽然岁月已使许多往事模糊，但唯独此事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一、宣誓效忠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正是我们大学毕业分配之时。古时候的“发配充军”被美其名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大学生被列入仅次于“地富反坏右”的排序之中。
我们这些被蒙在鼓里的一批热血青年被集体发配到了广东省汕头市郊的海边一个叫“牛田洋”的军垦农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等待着我们的是肉体上的炼狱，也是精神上的“涅盘。
正当我们丢下行李，不知被安排在何处歇息时，我们就被带到一个类似礼堂的地方。门里门外岗哨林立，气氛肃然。礼堂正前方的舞台上供奉着林彪副主席全副武装的巨幅画象。两边红旗分列，横幅写着“永远忠于林副统帅”的大幅标语。
我们这些不谙行武的大学生第一次听到军士长官的厉声口令“立正”“向左看------齐”（文革期间不准说“向右看齐”）本已有几分胆寒，再看看四周卫兵们寒光闪闪的刺刀，加上雅雀无声的静穆气氛，大家都惶感地互相目示，不知道眼前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不一会儿，一位长官手捧毛主席语录走上前来，命令我们每人拿出一本“红宝书”贴在胸前，然后举起右拳，跟着他一起向林副统帅宣誓：“我们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效忠林副统帅……”。
走出礼堂，脑子里只有那寒光闪闪的刺刀和长官那副威严的面孔，大家谁也没吱声没议论，那惶恐屈辱的眼神很象是被强奸后的处女。的确，我们纯洁的心第一次被“政治强奸”了！
我们在一个名叫“小坑”的海边小渔村内先住了一段时间，天天进行“洗脑”学习，为下一步的艰苦劳动扫清思想障碍。
二、自建营房
来到几千里之外的南国海边，真想有个“家”歇歇脚。不久我们就被带到了未来的“家”的地方。
指导员指看一片海滩说：“你们的营房就在那儿”。
原来我们所在的部队是0492部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围海造田、囤粮备荒。汕头市到牛田洋大约有30多里长、五里（最宽处有八里）宽的一片狭长海滩。海潮一来，这几十万亩海滩是一片汪洋。一旦退潮，这儿便成了一片稀泥滩涂。生活在周边的渔民常常提着篮子到海边赶海，从海滩上烂泥中抠出不少小鱼、小虾、海虫之类谋生。自从变成军垦农场之后，就是在退潮线上沿海筑起一道长约50多里的拦海大堤，每隔100米有一道由钢筋水泥浇铸的抽水提灌站，一方面挡住海潮涌入，另一方面也把堤内的海水抽干排到海里。然后将这一大片海滩改造成为农田，“向大海要粮食”。
我们被指定了安“家”之所后，便着手造“窝”了。方园几十万亩的烂泥滩，寸草不生，更不消说树木。建营房没有木料作支柱怎么行呢？不过广东盛产楠竹，其直径可达小碗那么粗，一个文弱书生有时还扛不起一根大楠竹呢。
部队拉来了一堆楠竹和几十把铁锹以及锯子、斧头等工具，我们便开始搭“窝”了。先是在规划出营房的四周挖出深深的排水沟，并用挖出的稀泥把中部垒高起来。水往低处流，经广东的烈日和海风一吹，用不了几天时间便变得硬实起来了。我们的营房全是竹子搭成：大而粗的楠竹作支柱横梁，以及床的框架；中等的制作窗户、床板、桌凳。每个班还得有一个“宝书台”用以供奉毛主席画象和“忠字牌”；小的楠竹则花破成片，编织成竹席作屋顶、墙壁和睡席。总之，除了吃饭的碗勺和洗漱用具之外，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竹子做的。
三、当牛做马
我们当时都是二十四、五的青年人，身强力壮、精力充沛。“星星当灯、大地做床”尚且能过，何况还有棚屋竹席呢，竹棚里仍然少不了欢声笑语。“文革”的狂热尚未过去，有时伶牙俐齿的“造反派”和“保皇派”还得舌战几局，方显出年青人那种争强好胜的“极左”气概。看来得施一“良剂”给这些政治发烧的“病人”退退烧了。
一天早上，在例行的早请示和“学习”之后，我们被带到茫茫无际的海滩上。面前摆着一些大竹杠和绳子，隐约间看见有铁犁露出尖角。
在指导员“动员”之后，连长开始布置任务：五个人一张犁，一个人掌犁，四个人拉犁。拉犁的四人分两排，前后各两人用竹杠抬在肩上拉。
“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在家有父母宠着，五年大学期间也是高墙深院、雕梁画栋的川大校园生活，还不见过这新鲜玩意儿。
一种年青人特有的好奇心和冲动促使大家争先恐后地去选择那闪光发亮的犁铧。开始自由组合为五人一组的拉犁队。一开始，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还真有股子“牛”劲。在烈日炙烤下一个个挥汗如雨，猛拉快跑。小组与小组之间还展开竞赛，尽管水花四溅，个个糊得象泥人似地，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语录歌曲还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等到晚上九点多才收工（广东天黑得很晚）。在洗脚时人人都发现自已的脚上都有将近十道口子，有的划得很深，被清水洗净后，伤口一翻开足有半公分深，还不断淌着鲜血。原来这片海滩是海蛎繁衍的理想场所。海蛎有着坚硬的外壳。年龄愈大，其壳更大更厚，其边缘尤如刀刃般的锋利。当我们的赤脚踩在上面时，自然就被划破了。奇怪的是第一天大家居然都很少觉查到脚被划破。也许正是比赛的狂热和新鲜感把这点小小的痛楚掩盖了吧。
这犁一拉就是一个多月！开始的狂热最多持续了一个星期。脚上画的口子愈来愈多，后来大家干脆穿着军鞋下田拉犁。尽管比赤脚拉犁更费劲，但总能减少一点皮肉之苦，可仍免不了有时被大海蛎壳划破鞋底直刺皮肉的命运。
这一个多月的牛马生活下来真是让发热的脑袋退烧了。先前的欢歌笑语不见了，除非排长命令唱歌才有点有气无力的哼歌声。先前的狂奔猛拉不见了，只有耷拉着脑袋，拖着沉重的泥腿在水里搅起一点的响声。先前的斗嘴“打派仗”也偃旗息鼓，“同病相怜”代替了相互攻击。每天长达十二小时的超强劳动，满脚的流血伤口和心里的迷惘郁闷弄得大家筋疲力尽，唯一的愿望是能休息一天喘口气。
我们多么盼望脚上的伤口能化胧发炎以便有理由请假一天不出工啊！我们多么盼望能生一场大病卧床不起能躲避几天不出工啊！可老天就是不遂人愿，那么多那么深的伤口天天在含盐的海水浸泡下它就是只痛不发炎！天天的劳作和日晒雨淋,加上吃得还不错使这些处于青春期顶峰的小伙子不仅不生病，反而长得一个个“黑铁塔”似的。每到晚上拖着疲乏的双腿收工回家，都觉得睡去可能永远不会醒来。但第二天早晨又是精力充沛、又象被赶牛似地走向田野，我们锻炼的“牛田洋”真应改名为“牛填洋”才名符其实。
四、掉进福窝
命运总是难以预料。想不到我从小热爱音乐并略有所长的特点在我饱受苦难的关键时刻改变了我的命运。
刚到牛田洋两个月，团里要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学生当中人才济济，能歌善舞者不乏其人。我因歌喉较佳，又会拉二胡和小提琴，就理所当然地被抽调到了团部宣传队，因排练节目而免去田间劳动。这对于苦熬于田间变牛的同伴来说，无疑是羡慕不已的，不过我并没完全脱离连队，吃住也和大家在一起。
又过了两个月，师部又要组建“师宣传队”又要从各团宣传队中抽掉骨干二十多人到师部组成一支全脱产的“师宣队”，我又被荣幸地选中调走。这次上调则是完全脱离连队几乎进入专业演员的队伍。因为排演的全是军人节目，又是师部直属，所以我们都破例地穿上军装戴上帽徽领章，住在师司令部在山边的宿舍里。那儿是整个师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机关，有商店。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天排演节目，然后分别到各分团演出，有时也到汕头地区所属各地方县上演出。当时正是“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高潮时期，正是林彪得势、拥军最烈之时。我们每到一处受到极为热情的款待。尤其是到地方上的演出，常常是全县居民倾巢出动，锣鼓喧天，夹道欢迎。我们演出非常忙碌，平均每天要演出一场，有时甚至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还演一场，我们有同志在化妆时开玩笑说“脸都要拍肿了”。（每次化妆地要拍脸打油采）。在文化生活贫乏、整日学毛选、干苦活的年代，谁都想多看几场演出。我们一时成了部队的宠儿，待客慰问的头等“佳肴”。我当时和潮州艺专的一位女生的“男女二重唱”是颇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当然也颇受领导器重。我还在一出类似地道战的舞剧中扮演一个戴着眼镜，手持一把真正的日本军刀，全身披挂日本军官服的日军军曹。我不知怎么也把这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居然在地方演出结束后，不少县剧团都指定专人来向我学习这个角色的演出技巧。
在司令部的山边享受着一切我的同伴们享受不到的幸福。连山边的水也是清冽甘甜，而住在海滩里的战友们喝的是又咸又涩的半成海水。他们每逢收割稻子的季节（一年收割三次水稻）都要派一个晒谷小组到师部操场上来晒谷子（海滩上找不出一块干地）。凡是被派往师部晒谷子的人感到莫大幸运。因为他可以借休息之机逛逛商店，旁观一下宣传队的“美女”们排练节目，尤其是可以喝上几天甘泉，走时也忘不了一人罐上一大壶泉水回去招待好友。
五、风云骤变
1969年7月28日早上，我们跟往常一样吃完早饭先是“早读”学毛选，然后来到排练室排练节目。
广东的早晨天亮得极早，到8点多钟时已是太阳老高了。我们刚开始排练不久，突然觉得整个天色暗淡下来，大家颇感咤异。跑出门外一看，仿佛夜幕降临。天上也看不见一朵黑云，也没其它动静，只觉得有点象“天狗吃太阳”的日食现象发生了，天开始黑下来。
有经验的广东战士惊呼“糟了，台风来了”。话音刚落，便觉一阵强风朝山上刮来（因为山朝向大海）。这儿所谓的强风决不是我们日常见惯的那种“一股”强风，而是一种用语言难以形容的大自然的巨大气流，持续强劲地刮来。它没有间隙，风向稳定，由强到更强，再到无法形容的强！简单说吧，我小时候在旧小说里看的那些描绘妖魔鬼怪出现时那种什么“天昏地暗，飞砂走石”之类的形容词在此时是对我们眼前发生的自然现象最准确的描述。
我们惊恐地跑出排练室，眼望着山上碗口粗的桉树成排成排地从中折断倒下。那些不太招风而又细小低矮的灌木则全部持续地被刮得匍伏在地。接着是我们师部营房的房顶一个接一个地被狂风揭掉，徒有四壁的砖墙也相继倒蹋。再下来便是公路边的一根根水泥电杆齐根吹断倒下，加上扯断的电线在公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
一切通讯均已失灵，一切交通均已阻断，一切指挥均已瘫痪，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我们在师部自已养的两头大肥猪从吹垮倒蹋的猪舍中挣扎出来逃命。凭着军人的高度纪律性和责任感，我们立即跑去追猪想把它们拴到安全地方去。但我们根本不能立起身子，都猫着腰顺着矮墙慢慢前行，因为谁要直起腰来就会被刮翻在地。暴雨也随台风而至。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挨过这么大的雨点打击，风中雨中夹杂着吹起的砂粒（广东沿海不是细砂，尤其在山边都是绿豆大的粗砂子）雨点夹着砂粒打在脸上非常疼痛。眼睛也不敢睁开，只能眯成一条线看东西。我们的脸根本不敢正面向风，持续强劲的大风吹得我们只有进气，没有出气，甚至要把人憋死，只能背朝风向呼吸。相隔一米互相说话都听不清，完全被身边呼啸的风声掩盖。
此时有人说赶快去救师部领导们的家属孩子，他们正处在危险之中。我们只好放弃追猪又去寻找领导的家属，把他们一个个连背带拖地转移到相对背风的安全地方。
这台风可不象内地常见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它整整肆虐了一整天。当我们躲在避风处无奈地等待时，大家共同的一个心声都是“糟了，牛田洋恐怕完了”。
时近中午，一位奋力游出大海，被大浪冲得一丝不挂的战友以他最后的一口气跑到师部（足有八里路之远），见我们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牛田洋完了！”说完便昏倒在地上。
待风稍小，有几个胆大的爬到山腰朝牛田洋的海滩望去，只见滔天巨浪，一片汪洋。夕日的营房，草垛、大堤均已不见踪影。“我们的连队哪儿去了？我们的战友全都淹死了吗？”当大家得悉这一消息时，二十几个师宣队员们哭着一团。没有一个人为自已的幸存而高兴，大家都为失去家园、失去战友而痛哭。
这个1969年7月28日，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世界末日”，是我们同苦共苦们的战友们的祭日。共有500多名战士和大学生被大海埋葬。2000多名大学生中有58人葬身鱼腹。整个一个师的装备、弹药、营房、粮食、车辆等全部荡然无存。历史上任何一场最大的败仗也没有这么惨烈！
岁月无痕，往事如烟。尽管时间已过了三十四年，那天上午的一幕幕往事却永远铭刻在心，恍如昨日。
六、路遇尸车
事后得知，这场百年未遇的强台风超过了十二级。连测试台风的风力计也被吹烂了。什么叫“排山倒海”“洪水齐天”到那时我才真正明白了它们的含义。
第二天下午台风已经平息。遭受重创的牛田洋还原成了它一片汪洋的本来面目，大多数战士和大学生侥幸逃脱。该是收拾残部，清理损失的时候了。当然遭受损失最小的头属我们处于司令部机关的人了，不仅无一人淹死，而且连海水也没沾着脚边。
广州军区迅速下达慰问令，命我师部宣传队立即出动宣传车到各团、连基层，宣传军区的慰问信，并组织抢险救人的善后工作。
第三天上午，我们乘一辆军用卡车向海边开去救人，在通往海堤的狭窄小公路上与另一辆由牛田洋海滩开回司令部的卡车相遇。我们必须小心开到路的一侧让路。正在慢慢错车，两车几乎擦肩而过时，出于好奇心我支起身来朝邻车一看，顿时吓得我目瞪口呆，半天喘不过气来。这架卡车里载满了被海水淹死的战友们的尸体，他们有的被海浪冲得只剩一条裤叉，有的则冲得赤身裸体。特别是他们个个都显出在生前拼命挣扎的样子，由于尸体已僵硬，有的伸直了胳膊，有的蹬出一支腿来，露出车沿的那些尸体的胳膊和腿脚在卡车上上下颠颇，左右摆动，仿佛在向生者挥手告别。我一生中很少见过死人，这一幕情景象刀一样深深地刻在我年青的心中，留下终生不忘的烙印。
七、鸭子、照片
我是个“旱鸭子”。儿时大人怕我淹死不让我接近水。大了也无机会学习游泳。最不好意思的是在大学上游泳课时，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个“旱鸭子”也只能在齐腰深的浅水区浇点水凉凉身子而已。
现在司部命令我们到海边抢救战友，打捞尸体，这是阶级感情问题，是立场问题，人人都应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么多战友都淹死了，你还有什么理由惧怕危险呢？我和另一位“旱鸭子”宣传队员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们俩人共同扛一根楠竹，既便遇见水塘水坑掉下去了，我们还可抱着这根楠竹求生。
我们来到海边，海潮尚未退尽。此时天空被台风刮得连一丝云花也不见，并且一点儿风也没有。只有当空的烈日炙考着海滩和大地，一切静得令人心慌。
令我吃惊的是见不到往日碧波万倾的大海。离海岸线约一里的海面全被漂浮着的各种杂物淹盖着，看不到一点儿海水。在我肉眼可及的范围内，海面上漂浮着各种淹死动物的尸体：猪、牛、羊、狗、蛇、鼠 是最多，其中偶尔也夹杂中一两具我们战友的尸体。幸好早已发动当地的渔民划着小船沿岸打捞战士们的尸体，所以我们看到的就少多了。那些动物死尸间还漂浮着不少门板和建房的楠竹、牛田洋刚收完稻子的稻草等等。远处是混浊发臭的海水，仿佛它们的余威还未发泄殆尽，还在不停地涌动，使得这一整片的漂浮物也在我们面前上下舞动。这时我看见一只一息尚存的鸭子。谁都知道鸭子是喜水的禽类，是游泳高手。但我却亲眼目睹了这只鸭子被水淹死的全过程：看来这只垂死的鸭子在海浪的冲击下已精疲力竭无力游动了。它把头奋力地昂起免得倒入水中窒息而死。但它刚把头抬起来又无力地向另一边倒入水中，在呛了几口水后，出于求生的本能它又使劲把头抬起来，然而接着又无力地向另一边倒在水中。它就这样周而复始地重复了四、五次，最后终于再也没抬起头来。它在十几米外的海水中挣扎，我在岸边也救不了它。眼睁睁看着一个生灵死去，这又是难忘的一幕情景。
我向海边的下游一方走去，这儿漂浮物相对较少。这时我看见一件白色的小方块似的东西在海面上起伏波动，并慢慢朝岸边漂来。出于好奇，我伸手把它拣了起来，翻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张照片，我不相信天下竟有如此巧合的事情：这张照片（见上）正是我和我的几个同班同学在途径广州来牛田洋时在珠江边上照的。我来师部宣传队时把一口皮箱留在连队我原来的住处，里面除少量衣物外还有一个钱夹子，里面有我结余的一百多块钱。这张照片也夹在钱夹里面的一张塑料夹层下。我的皮箱走时上了锁，钱包又夹得如此之紧，我真弄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把我的上锁的皮箱打开并把皮夹中的照片冲出来，而且偏偏在我来到海边时向我漂来。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安排。我拾起照片，看着照片上的同窗好友，我的心在流血，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在心里呼唤：“我的同学、我的战友们，你们在哪儿？难道你们都死了吗？为什要留我一个人在人世上受感情的煎熬呢？”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至今，上面还有被淹过的水渍。它常常在提示我珍惜生命、热爱生活。自那以后任何逆境我都能承受。因为再大的不幸与葬身鱼腹的同学比起来，我们就是万幸了！
八、海边捞尸
正在我为失去战友痛苦流泪之际，海面上出现了一艘小舢板渔船。一位当地的渔民划着它向我站立的岸边靠近。待渔船走拢，我看见上面躺着一具尸体，他光着上看，一只脚上还穿着未冲掉的袜子，他脸朝下，一只手呈游泳姿势向前伸出。我和另一宣传队员赶忙上前将尸体翻转过来。我一看脸部顿时惊呆了。他不正是与我同级、英语班的胡方策同学吗？在大学里我们住在同一幢宿舍同一层楼，天天见面，还很谈得拢。前不久我回连队还看见他在炊事班的菜地里忙乎。他是我们系的文体部长，人很帅，身体特棒。长得修长瘦削，擅长球类运动，特别善于游泳。我看他的肚子是扁扁的，看来他根本不象不会游泳的人那么喝一大肚子水，而是与海浪搏斗，拼命想游出大海，最后在精疲力竭的情况下，溺水而死的。
装运尸体的卡车就在不远处停着。我和另一战士上前去把尸体搬了下来，然后我抬头部，那位战士抬脚（尸体已经僵硬）把他放在了卡车上。我向负责收尸的战士说这是我的同学，他叫我写个条子，我便写上：“四川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63级胡方策，自贡人”。他把这张纸条压在尸体的头下。然后我们又返回海边去打捞其他尸体去了。台风后他的未婚妻闻讯赶来。她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很有文才。她痛不欲生，也为自已的男友壮烈牺牲而自豪。她用一对白色纱巾写了一副挽联挂在他的坟前：“是七尸男儿生当报国，化干秋厉鬼死不还乡”。这幅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挽联成了对死者的高度赞誉，对生者鞭策激励的铭言。每一个川大牛友在离开牛田洋前祭奠亡灵时都已默颂在心，永世不忘了。
九、亲历裹尸
台风过去三天以后，海潮基本退去，风浪平息。各连排的解放军战士和大学生中幸存者开始陆续集结归队，很显然，那些至今未归者生还的机会极小。
当我们驱车到各基层连队去宣传广州军区慰问信并亲自采访“抗台风英雄”们时，所见的情景决非一些电影里所讴歌的那样“革命乐观”，充满“英雄气概”。整个部队几乎是七零八落，象是打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大败仗。满脸困乏的战士们还象是惊魂未定，大多表情木然呆滞。被采访者也语无伦次，谈不出什么“豪言壮语”。我们带着指令性的启示有意诱导，“你当初在海上抢救战友时脑海里是不是想到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他们的回答令我们惊人地失望：“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哪里去想那么多……”下来后我们要本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宗旨，突出“精神力量”的威力，硬是把一些诗一般的语言、英雄般的壮举加进材料里大肆宣染一番，这也是当年“突出政治”的习惯做法。
这场罕见的强台风象个无形的空中巨人，把乱云堆砌的天空打扫得一干二净。万里晴空，烈日炎炎炙烤着大地。那些打捞上来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尸体经水一泡，又经烈日一烤，一个个象发馒头似地涨了起来。每具尸体都挺着高高隆起的肚子，僵硬的四肢朝各个方向伸突出去。停尸的地方发出一片腐臭，令人窒息。战士们出于“阶级感情”，奉命用整匹整匹的白布裹尸。一个人肯定干不了这种事，因为那些支楞着胳膊腿脚怎么也无法按到身体上去，而且这些尸体都已变得象泡了水的馒头，一碰皮肉便烂了。恶臭使得再坚强的人都难以呼吸。战士们只得载戴上三、四层口罩，一个人用锄头、铁锹等工具将伸出的四肢强力按下去，另一个人则用白布裹尸。有时按四肢的战士锄头打滑，本已僵硬定型的四肢一下又弹回原状，于是周围的人便沾上一脸一身的肉泥烂酱。出于大灾后的慰问，那几天伙食开得很好，中午晚上都有肉吃。但再香的饭菜也没人吃得下，心中的悲痛、腐尸的恶臭，满脑子尸体的幻影，谁还有胃口吃饭呢？
台风当天和第二天尸体尚可辨认，有人专门登记造册。到三、四天后，那些尸体都成了一堆烂肉，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认出他是谁，只得采用反推法统计死者数字。凡是至今未归队者绝对已经遇难。开始还可以一具一具地裹尸，后来因尸体腐烂厉害难裹，干脆只好集体掩埋。
现在，在牛田洋叫小坑的一个高高土坪上，耸立着一块“七.二八强台风英雄纪念碑”，那下面有一个大坑，掩埋着五百多具遇难战友们的尸骨。我想起当初那些裹着白布尚未下葬的尸体摆了整整一坪时，海风吹拂，烈日当空，白色的裹尸布在风中不断飘动，从身边看去就象一片白浪翻滚的海洋。当时我产生了一种幻觉，我觉得我就躺在这一片尸海之中。乘着一艘巨大的白色帆船，正向美妙的天国驶去，慢慢地、隐约地消失在天际……
十、重访生者
一个多月后，我到司令部卫生院去看望我的同班同学张国容，据说他在台风中受了伤并受到严重精神刺激，正在住院疗养。
当我在医院见到他时，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大难不死”那种幸运和兴奋的劲头。他本是个“会摆龙门阵”的人，也就是说原先很健谈，但此时见我时却两目呆滞、少言寡语。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地。问他伤得重不重，他说早已好了。他撩开衣襟，我看见他的胸肋处有重新长出新皮肉的疤痕。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病已恢复正常，才向我谈了他们被困海上的详细过程。
原来我们班连队的同学在台风爆发时，奉上级命令冒着不敢直起腰的台风，在齐大腿深的泥水中向大海方向的大提“挺进”。当然军令如山倒，提出的口号是“人在大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由于在泥水中行进，举步维艰，四周又茫茫泽国，加之风大，随时可能出现意外，所以大家只好用绳索拴在腰部一个一个地连起来在泥水中向大堤方向爬行。
好不容易来到大堤上，此时大堤仅高出水面不到一米，外面的狂风卷着排山巨浪向大堤一遍又一遍地猛扑而来。大自然以它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向这些与它争夺土地的人类进行无情报复。此时的人们在大自然面前有如蝼蚁般渺小无助。他们刚上大堤不久，被海水浸泡疏松的堤坝，在狂风巨浪的阵阵攻势之下如同一段稀泥筑就的田埂，很快开始决堤。堤上的同学们看见这一端决堤了赶快往另一端跑去，但还没等跑拢那一端，脚下这一段又决提了。他们就在这残破的长堤上左奔右突。所幸的是大堤每隔100米有一个抽水提灌闸门，它是由钢筋水泥和石头砌成的，基石一直下到海滩深部，不少人跑到那里便死死抱住突在海面的石头不敢再动了。
张国容和我班的其它一些同学（也有战士）共有83人，在长约一米多，宽约半米的一段石头上侥幸熬到台风结束活了出来。人们会问，这小小的一段石块怎么容得下83个人呢？道理很简单，紧挨石头的人紧紧抱住石头，让身体漂浮在海水中，后面的人又抓住前一个人的身体，再漂浮在海中，就这样一个抓住一个，八十三名牛友和死神拼搏，出于求生的本能，再困再累谁也没有撒手。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一个生命的链条把他们结合成一个生命的整体，哪一个链条断了，整个生命也就结束了。他紧抱着石头，任凭海浪汹涌肆虐，海浪起伏涨落，他的身体也在石头上反复磨擦冲撞，直到他的胸前的皮肉磨破，直到他的筋骨都磨得现了出来，他也没有松手。这便是他胸肋部伤疤累累的来历。
到第三天黎明，这八十三人才被空中盘旋搜索的直升飞机发现，再通知海军营救船只把他们从海中救出来。
后来，这块石头被当作文物围起来，旁边专门为他们建了一块碑，上面写着“八十三位英雄战台风”。
十一、贾波之死
尽管与我们同级的川大英语班有六名“牛友”永远把忠骨埋在了牛田洋，所幸的是我们班上三十二人中仅贾波一人遇难，其余的同学均死里逃生，侥幸从海中获救。
贾波原名贾长福，在校时身体欠差，患有肺病，人长得 瘦削，高挑个儿，成绩也不太好。但人品不错，为人忠厚。本是一文不名，但文革造反中成了班上的一个小头目，取代了我这个“逍遥派”的班长。出头露面的机会多起来，给大伙儿的印象也较好。
到了牛田洋后，因其身体较差，把他分到了炊事班工作，免去了下田当“牛”的劳疫之苦。另一个同学李大辉是脾脏切除，也与他一起留在了炊事班。
台风袭来时，其余同学都被绳捆索绑地拖上了大堤，本是处境最险、死亡概率最大的“高危”人群，结果都奇迹般地从一段一米多长残存的石头上活了出来。反之，留守连队未上大堤的这两名同学反却成了无路可逃的“瓮中之鳖”，在汹涌而来的海潮追击下夺路逃命。
他们见狂风推着巨浪向空空的连队营房扑来时，双双朝着司令部的山边高地奔逃。两位都是带病之身，且有狂风暴雨。连部离司令部足有五、六里之远，他们跑不了多远就已筋疲力尽，两腿象灌了铅，难以挪步了。
由于造田排水的需要，挖了许多排水沟，这些排水沟又汇集到纵横交错的“小溪”，所以搭建了许多小桥。当贾波来到一座小桥前，他猫着腰打算冲过这道小桥，由于他身高人瘦，经不住十二级以上的台风猛刮，就一下子栽进桥下的激流中，再也没有爬起来。
这小溪边幸好长了一颗柳树，而且相对较大，由于下面一人高的部分均被海水淹没，所以也没被风吹倒。李大辉见战友已去，眼前也无路可逃，只好把这颗柳树当成了“救命稻草”紧抱不放。任凭风刀雨剑，任凭海浪撕扯，他只要一息尚存就抱住树枝不放。结果这颗柳树终于成了他的救命之树，他幸存了下来。
尾声：
应该承认，在毛泽东思想“深入骨髓，浸透血液”的那个年代，把人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能量是任何当政者无可比拟的。
台风过后，稍事休整又开始了“重建牛田洋”的战斗。残破的大堤扩宽加固了，上面可以开车跑马。堤灌站也修得更加牢实。堤内的海滩又如前重复一遍，当然所有的战士和锻炼的大学生们只得再当一次牛。牛田洋因我们的经历真该改为“牛填洋”啊！
大难不死的经历，成了我们终身受用的精神财富。据我所知，遍布全国（甚至海外）的“牛友”大多事业有成，精神坚强，宠辱不惊，知足常乐。如今我们都已年近古稀。我们为那一去不返的荒唐岁月而欢呼，更为今天的太平盛世而雀跃。为了死难者的英灵，为了忘却的纪念，此文共鉴！
二OO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于绵阳富乐山麓家中
说明：彭栋荣，四川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六八届毕业。在牛田洋锻炼期间，最初在0492部队学生三连，后到师直宣传队。退休前在四川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教英语泛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