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禅宗的珍贵资料《神会语录》

早期禅宗的珍贵资料《神会语录》

——写在《神会和尚禅话录》发行之际

杨曾文

1930年，年龄刚到39岁的胡适（1891-1963）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胡适是在试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于是，他利用从事公务去英法两国的机会，顺便到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查阅敦煌文书，从中发现了记载神会语录的残卷，回国后加以整理，并写出长篇论文，结集为《神会和尚遗集》出版。以此为开端，胡适几乎一生没有终止对中国禅宗的研究。

胡适的研究成果在隔海相望的日本得到极大反响。铃木大拙（1870-1966）是日本的著名禅宗学者，对胡适《神会和尚遗集》给予很高评价。此后不久从日本个人的收藏中也发现了另外一种敦煌写本的神会语录，铃木大拙加以校订，题为《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出版。

继敦煌本《六祖坛经》之后，两种神会语录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敦煌文书和其它古籍中禅籍的搜寻和研究，丰富了早期禅宗史的内容，从而也将整个中国禅宗史的研究推入一个新的阶段。七十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在《六祖坛经》、各种禅宗文献和整个禅宗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人们对以往的发现和研究并不满足，总是在不断地探寻新的文献资料，以便对以前发现的某些文献的不完备处加以修正，并企图用新资料填补以往研究中的空白。1935年，敦煌名士任子宜在敦煌千佛山发现写有《六祖坛经》和神会语录的新敦煌写本。北京大学教授向达（1900-1966）在1950年发表的《西征小记》中对此本作了最初的报道。这一报道在国际佛学界引起极大的轰动。后来这个写本辗转归为敦煌县博物馆收藏，编号为“敦博077”。

说来也是机缘。笔者有幸在1986年看到由周绍良先生提供给《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的一组敦煌禅籍的照片，经过考察认定即是任子宜当年发现的敦煌新写本。此后我利用这些照片的复制件并参照中日两国的有关的禅宗研究成果，对《六祖坛经》、神会语录等文献进行研究和校勘，这一成果之一是199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现在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神会和尚禅话录》。我为能为学术界提供新的禅宗研究参考资料而感到高兴。

与《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一样，《神会和尚禅话录》在编排上也分为“正编”、“附编”、“研究”三大部分。“正编”除收录任子宜发现的神会的《坛语》、《南宗定是非论》的校订本之外，还收录铃木大拙当年校勘的《神会语录》以及新敦煌本无而胡适校本有的部分，皆置于唐代原来的标题《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之下，对所收旧刊本重加校正、标点和分段。“附编”收录与神会有关的资料；“研究”收有笔者的长篇论文《神会及其禅法理论》。

现借此机会谈三个问题，并纠正校勘及论文中的失误之处。

一、关于嗣虢王李巨。“附编”中收录的《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首腹建身塔铭并序》（见第137页），是洛阳文物工作者于1983年新发现的珍贵资料，1992年《文物》第三期发表了其调查报告。原录文中有曰：“有庙堂李公嗣号王，再迎尊颜於龙门……”笔者收录时，在“号”字后加括弧注上：“按，′号′当作′虢′”；在“王”字后同样加注：“按，当即嗣虢王李巨”。这是对的。在后面所附研究论文中也对李巨事迹作了简单说明（见163页）。现在又有了新的以资证明的出土资料。加拿大华裔学者冉云华教授1994年发表《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考》（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中华佛学学报》第7期）对1945年出土的《慧坚碑》作了详细的论证。慧坚是神会的弟子，后到洛阳，“时嗣虢王巨，以宗室之重，保厘成周……乃奏请住圣善寺”。这里的“嗣虢王巨”正是前面提到的李巨。关于时间，冉云华的论文有误，笔者特写《关于“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的补充说明》（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报》第4期）予以纠正。李巨是在肃宗乾元元年（758）四月至翌年二月担任东京留守的。正是在这段时间内由他出面将神会的遗体从荆州迎回洛阳的，但由于史思明的再度叛唐攻陷洛阳（759年），直到代宗永泰元年（765）才将神会遗骨正式入塔。

二、关于神会主持戒坛度僧尼之事。书第187页说神会入洛阳主持置坛度僧应在至德二载（756）唐军收复两京之后。现在看来此说不够全面。综合有关史料推测，神会主持戒坛度僧是在收复洛阳之前的外地某个场所进行的。当时出来做这项工作的不仅神会一人，在五岳、各个大的州府所在地也设戒坛请“高行大德”主持度僧尼、道士，卖度牒筹集军费。而在收复两京之后，朝廷又令“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三），可能神会又被请出来主持度僧。因为神会具有很高声望，成绩突出，受到朝廷的嘉奖，“诏入内供养”（《宋高僧传》卷八“神会传”）。在当时形势下，皇帝一直在长安，神会应诏入的应是西都长安的内宫而非洛阳皇宫。很可能神会从被放逐出洛阳以后，直到在荆州去世之前一直没有回到洛阳。

三、唐玄宗何时颁布御注《金刚经》。书后论文中对神会宣传诵持《金刚经》的功德的问题作了论述，指出这当受到当时风潮，特别是社会上层信仰的影响，其中提到唐玄宗在开元十七（公元729年；此误，应为十八）年也“发心持经”，并据《释氏稽古略》卷三所引《大藏流行众经目录》说玄宗亲注《金刚经》是在开元十九年（第231页）。关于玄宗注《金刚经》的年代在史书中有不同记载，较多的史书记载或为开元二十三年（735），或作开元二十四年。笔者现在考虑，以开元二十三年比较妥当。在北京房山石经中发现《唐玄宗注金刚经》孤本，吴梦麟《房山石经本“唐玄宗注金刚经”录文——附整理后记》（《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对全文作了整理标点并作了研究。据此注经后面的题记，玄宗在开元二十三年六月前已经把《金刚经》注释完毕，而在此年九月于颁行天下，写本入藏，宣付史馆。论文据文字中提到的地名，认为是玄宗住洛阳时注释并向全国颁行御注的。实证资料是可以凭信的。

在这里顺便纠正校勘文字中的一处失误。《正编》中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是取自伦敦本、石井本和巴黎本。石井本篇幅最长，是取自铃木大拙的校本，并参照各本作了重校。它的后面是六代祖师的小传。在慧可传的最后（第105页），原文是“扬楞伽邺都故事第十卷具说”。笔者校作：“扬楞伽邺都故事，第十卷具说。”由于把“楞伽”当作是《楞伽经》，致使整个句子标点错误。前些日子看柳田圣山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法藏馆1967年出版）第四章第七节《“历代法宝记”的构成》，对敦煌本《历代法定记》卷首所列出的37种书目一一作了考察，所列最后一种就是“杨楞伽邺都故事”。柳田说此书在《太平御览》中有多处引用，或作《邺都故事》或作《北齐邺都故事》等。按照柳田文后注释的线索，经查，在《太平御览》卷二二五引用的书目中就有“北齐杨楞伽邺都故事”。可见，前引原文有误，“扬”乃“杨”之误，“杨楞伽”是人名，“邺都故事”是书名。全句应校为：“杨楞伽邺都故事，第十卷具说。”当然，之间也可不加标点。说来遗憾，笔者曾多次读《历代法宝记》，但却对“杨楞伽邺都故事”没有留下印象，以至发生这样的校误。

从现在看，随着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升温，对禅宗的研究也方兴未艾。笔者相信，《神会和尚禅话录》的出版发行，将为从事禅宗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同志提供新的方便利用的资料。正像每次新书出版以后总会不断发现新错和不当之处一样，本书肯定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谨望读者发现后及时指出，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