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恒:《风雨人生》

自 传

拟以此为框架写自传体小说《风雨人生》

书名暂定《风雨人生》

小说写作大纲，衷心求请文友指点斧正。

中心思想：

通过一位下乡知青的悲苦遭遇和传奇的情感冲突，反映极左路线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讴歌改革开放，说明人民是拥护改革开放的，历史是决不能倒退的，只有进一步完善改革开放人民才有希望。

故事梗概：（共四章.十六节）

章节目录

第一章：祸从口出

第一节：下乡见闻       第二节：讲真话

第三节：挽救           第四节，离厂

第二章：暗恋

第一节：再求学         第二节：甜甜与苦苦

第三节：苦恋           第四节：下乡七天就挨斗

第三章：悲苦岁月

第一节：跳井           第二节：伤为媒

第三节：共患难         第四节：监外执行

第四章：抗争

第一节：劳改队         第二节：装疯

第三节：丧父之痛       第四节：奋发与无奈

第一章. 祸从口出

第一节：下乡见闻

一九六一年，仲春三月的一天。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今天是乡下大伯的五十大寿。遵父母之嘱，我代替父母下乡祝寿。寿礼早几天就准备好了，香干二十片、粉丝—包，肥皂四条、牙膏二条、火柴十合、饼干一包、外加大红纸包的50元礼金。这在过苦日子的当年，可是一份重礼啊！全是计划限量的凭票物质，也全是乡下难以搞到手的计划物质，难怪全家人这两个月都用盐嗽口，原来是省下牙膏送亲戚啊。我想：为这份寿礼，全家人更要省吃俭用了。

乡村的黎明，远比城里美，清晨的和风，吹在脸上，还有丝丝寒意。清晨的山乡，远远近近总有一些轻雾缭绕，若隐若现。偶尔一声鸡鸣，拖着那长长的喔…喔…喔…，更增加了山乡的静谧；远处一两声狗叫，此起彼伏。我哼着不知名的小调。不知不觉中走完了十里泥泞山路。

大伯是我父亲的姑表哥，大伯的母亲是我祖父的姐姐，八岁到大伯家做童养媳，生下大伯不久就过世了。

大伯个头不高，黑黑的，沉默寡言，老实、憨厚。大伯是土改中入党的老党员，听说还是大队上的什么干部。我的到来，大伯格外高兴。忙着为我倒了杯温开水，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

这时 “当！当！当”的钟声骤然响起，雄浑的钟声在天空久久回荡；钟声响过，社员们纷纷走出家门,低着头，肩着锄头，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匆匆地向大田走去。

大伯也匆忙地拿把锄头，出工去了。表婶本来就身体不好，现在又患上了水肿病，腿肿得黄亮黄亮，走路都有气无力的，出不了工。

我问表婶，今天不是大伯的五十大寿吗？怎么不歇息一天。表婶说：“不行啊！现在出工反正都是磨洋工，混日子，但天天都得去，你大伯是个大队干部，更要带头。何况我们乡里人全靠工份吃饭啊！”

这时，我才注意到大伯家根本没有做寿的气氛，便问表婶：“今天还有其他客人来吗？”表婶说：“没有，你叔从不做寿，别人也不知道你大伯今天是五十岁生日。”

大伯家我来过多次，低矮的士砖茅草房，门前用竹桠树枝圈成一个不大的院子，空空荡荡。我问表婶为什么不在院子里喂几只鸡鸭，表婶说：“上头说喂鸡鸭是搞什么资本主义，你大伯是干部，要带头，不敢喂，但社员中也有偷偷喂几只的。”

中午，大伯收工回来了，一进门就满怀歉意地对我说：“不是你来我还差点忘了我今天五十岁，也不知道你会来，还送这么重的礼，你回去对你爸妈讲我谢谢你们，得闲点我进城来看他们。” 大伯还从口袋里拿出三个鸡蛋交给表婶，说是偷偷从邻家借来的。

大伯五十大寿冷冷清清，唯一的客人只有我，唯一的晕菜是清蒸的三个鸡蛋，另外一碗干红薯叶，一碗白菜，一碗叫地菜子的野菜，还一碗不知名的酸菜汤。不见半点油星。饭是红薯蒸饭，饭少薯多，酒到是有一瓶，是金刚刺蒸的白酒，七分钱一两，当年人们戏称此酒为晕头大曲。

席间，表婶默默地喝着一大碗清汤寡水的稀粥，大伯闷闷地喝酒。我不知趣地问大伯：“早两年报纸上不是还天天登到处放亩产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高产卫星，天天讲东风压倒西风，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吗？怎么一下子就饭都吃不饱了啊。”表婶讲，“好个屁，都是吹的，我们种了几十年田，单季亩产有四百斤就蛮不错了，亩产几万斤田里要堆多厚一层啊，可能吗？上上下下都疯了，只害死了老百姓。” 大伯瞪了表婶一眼说：“莫乱讲，你咯号话讲出去要斗死你。”

大伯喝了一口酒，对我说：“其实上头还是好的，就是中间有的干部邀功请赏瞎吹乱搞，还逼着下头虚夸浮报。净报假数字，报得越高越好，报少了就是右倾，还要挨斗。难啊！不讲良心饿肚皮，讲良心话又要挨斗，群众一天三顿喝稀汤，我这个大队干部早就不想当了，但辞又不敢开口，怕人家讲我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混吧！反正大家都苦，那些拖儿带崽的人家比我们更苦。” 大伯还说：“早两年办公共食堂，把家家的灶都拆了；还搞什么大炼钢铁，山上的树都砍光了，连我们几十年的桔园都砍去炼铁了，用铁锅铁器烧出来的铁它它冒一点用，至今还堆在野草里生锈。折腾来，折腾去，人都折腾穷了、累了、心也散了。”说着说着，大伯竟老泪纵横，“我入党几十年，士改以来就是积极分子，一直相信党，一直跟党走，冒想到今天连饭都吃不饱了。” 大伯用衣袖抹了一把眼泪说：“今天我生日，不讲了。讲也没用。我还是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总会有苦尽甜来的一天。”

从大伯家回来，我的脚步十分沉重，心里象灌了铅块一样。

第二节：讲真话

一九六一年是苦难的一年，也是矛盾的一年。一方面：全国人民都吃不饱，连毛主席都宣布不吃肉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度难关，党中央也号召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搞瓜菜代，过好苦日子；同时，报刊上又大肄宣传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来好。

正是在这种矛盾中，一九六一年夏，我参加了长沙市委召开的“党团员、青年积极分子形势座谈会”。

座谈会是在市委大楼一间会议室召开的，参加的人不多，不到二百人，全是党团员和各单位选派来的青年积极分子，只有我的年龄最小，才十六岁。

我是城南汽车修理厂的学徒工，入厂还不到一年。在厂里舍得吃苦，脏活累活抢着干，对技术也很有一股钻劲，领导和工人师傅都喜欢我。有一次，厂党委李书记还指着我对带班老师傅说：“这是颗好苗子，你们要认真做好传帮带啊！”这次来参加市委召开的党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形势坐谈会，就是厂党委李书记亲自推荐的。

在座谈会开始时，首先由市里的负责干部作了形势报告。报告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充分肯定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的光辉伟大；充分肯定了国际国内是形势大好，而且是越来越好；同时还指出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党集团跳出来攻击三面红旗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最后要大家畅所欲言谈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在座谈会上，这位负责干部还再三保证：“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市委向大家保证：坚决实行三不政策，对任何发言都一不戴帽子、二不打棒子、三不进档案。”

座谈会发言并不踊跃，时时冷场。后来会议主持人点名发言，才有人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确实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农业，亩产超万斤，这是任何朝代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奇迹。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还有人说：“全民炼钢、大办农业、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热情，超英赶美是指日可待的。”

还有人说：“彭德怀是野心家，是帝修反的代理人，他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罪该万死。”等等。

本来，我是不打算发什么言的，我年纪最小，又只是一名刚离开学校进工厂的学徒工，我认为自己社会阅历浅，没资格在市里的座谈会上发言。在我的心里，认为出席市里的积极分子座谈会是一种荣誉和责任。我是抱着认真听和学的心态来的，因此，我坐在会场最后一排，用心地默默听着这些干部、党团员的发言。

听着听着，我坐不住了，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们，这哪里是座谈形势向党交心啊！明明吃糠咽菜、连饭都吃不饱，却在这里大讲大好形势；明明全民炼钢劳民伤财，却讲超英赶美指日可待。这是口是心非，这是奉命讲假话。

我天真地认为，市里组织这场形势座谈会，是想了解民心听真话；我天真地认为，只有向党讲真话才是真正热爱党。

快散会了，我终于忍不住发言了。

我讲了今年春天下乡在大伯家的所见所闻；

我讲了全民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我讲了人民公社办早了，砸锅毁灶办大食堂、搞吃饭不要钱、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超越了中国现实的经济基础；

我讲了亩产几万斤是吹牛皮、虚夸浮报高征购是造成过苦日子的根本原因；

我还讲了彭德怀元帅不是野心家，彭德怀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反映人民疾苦不是反党，是为民请命，我敬佩他。

我的发言并不长，仅仅讲了自己对形势的真实看法，没有引经据典，也没深谈什么理论，但整个会议室静悄悄的，人们都转过身来望着我，静静地听着，有的人还惊讶得张开了嘴，象看天外来客—样望着我。

我发言完坐下了，不少人还痴痴地扭着身子向后排望着我，也有人在交头接耳低声议论什么。

主席台上的主持人与身边的人也悄悄议论了几句，轻轻咳了一声，问大家还有谁发言，没有谁吭声。

最后，会议主持人作了总结发言，说：这个会开得很好，大家都畅所欲言，是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通过学习和发言，大家提高了认识，解放了思想，希望大家回单位以后，更好地搞好工作，团结群众，充分发挥党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的骨干作用。

的确，这是一个执行三不政策的会，会上没有人对我的发言扣帽子打棒子，至于会塞入档案么，我以为不会，因为会场上没见录音机，也没见人作记录。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不到半个小时的座谈会上讲了真话，开启了他一生的灾难，不但毁了我的一生，还株连了亲友家人，祸从口出啊！

第三节：挽救

座谈会后第二天，厂党委李书记找我谈话。李书记以惋惜的口吻说：“小刘啊！你根正苗红，生在苦水里，长在红旗下，父亲又是国家干部，你在厂里的表现也一直不错，你本来是我们的重点培养对象。这次选派你参加市里的形势座谈会，既是给你的学习机会，也是对你的考验。想不到你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居然和党唱反调，不但攻击三面红旗，还公开为彭德怀反党集团鸣冤叫屈评功摆好。”

我说：“我讲的都是真话啊！大跃进中的全民炼钢我也经历过，当年我正读初中，学校也大炼钢铁，挖了球场建高炉，烧了桌椅炼废铁，我还是当年红领巾炼钢厂的厂长呢？为了找原料，我带一班同学到各单位要废铁屑，动员同学把家里的菜刀铁锅都捐献来炼钢，钢没炼什么，学业都耽误了，全民炼钢就是得不偿失。”

李书记说：“看问题要全面看，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看他伟大的政治意义。”

我的犟劲上来了，说：“没有经济意义的政治意义只能是劳民伤财，譬如说人民公社的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不管这些口号的政治意义有多大，但超越了我们国家现有的经济基础，是行不通的。至于报上宣传的亩产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更是吹牛皮。你产得多国家当然征收就多，没有留粮了，结果农民冒饭吃，全国饿肚子。彭德怀在庐山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人民的疾苦，为人民讲了几句真话，却被打成反党集团，老百姓是不服的，只是不敢讲而已。”

李书记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太幼稚了，历史是靠自已来写的，你只有听党的话，一心一意跟党走才有光辉的前途。” 我说：“正因为我热爱党、相信党，才敢向党讲真话。座谈会上市里的负责同志不是要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还强调不打棒子，不戴帽子，不进档案么。难道要讲假话欺骗党才叫热爱党么。”

李书记摇了摇头说：“你刚踏入社会，有些事情你还不懂，这样下去你很危险，你还小，我们也不会对你扣帽子、打棒子，你多看看红旗杂志和党报吧，听党的活，好好改造思想，希望你不要钻在牛角尖里出不来。”李书记当即送了我一本红旗杂志。

这次谈话之后，我也陷入沉思，但总觉得自己没错，做人就是要敢讲真话，难道做人要讲假话，人云亦云才有出息吗？

这次谈话之后，我也明显地感到领导对自己冷落了，过去一些我参加的会也不让我参加了，平日谈笑风生的李书记见了我也脸上没了笑容。

这次谈话之后，同事们对我也避而远之。虽然有不少同事私下里对我说：“你讲的对，你讲的正是我想讲但不敢讲的。”但在公开场面，这些同事也尽量与我拉开距离。我明显地感到被孤立了。

更难堪的是，在每星期二下午的政治学习会上，总有人旁敲侧击大谈阶级斗争，讲只有阶级敌人才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还讲要警惕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徒子徒孙向党反攻倒算翻案复辟。虽然这些发言都没有指名道姓，但人们心里都明白矛头所向，人们的眼光也不时在我身上扫过，我如坐针垫。也正因为没有指名道姓，我连辩解都无法辩解。

一个月后，厂党委李书记再次找我谈话，说是市里很关心我的思想转变，厂党委也十分重视对我的教育和思想改造。经过一个多月的帮助教育，希望我写一份向党交心的思想认识，还说厂党委十分器重我，出身好，工作积极肯干，只要认识过来，还是很有光明前途的。

我也心里明白，这是一张下楼的楼梯，只要按李书记的口径，写一份思想认识，上纲上线把自已狠批一番，甚至来点痛哭流涕表示自已是误入歧途，一切还可挽回，这正是党对自己的挽救。但我是个认死理的人，从不想做违心的事，也不肯讲违心的话，更根本不知道政治斗争的残酷和险恶。我拒绝写什么思想认识，我坚持自己在党组织的座谈会上向党讲真话没错。

很多同事也劝我赶快转弯，不要拿鸡蛋碰石头，识时务者为俊杰。

但我有一股不知天高地厚的蠢劲，虽识时务却做不成俊杰，始终转不过弯来，又不想自欺欺人。我放弃了走向光辉未来的机会，选择了灾难的开始。从此，我在厂里更被孤立，工作也从电工班调到厂办农场，天天要走七、八里路到南郊开荒种菜，每天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我心里更累。我在厂里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第四节，离厂

我是一九五九年初中毕业的。在学校里，我一直是班队干部。

一九六0年，我考入高中，因成绩优秀，我进校即被任命为校广播站站长，一帆风顺的我，满身都洋溢着奋发向上的青春气息。

然而，生活中却充满了暗礁险滩。

一九六O年夏天，天气很热。某日清晨，我早早起床，打开校广播站的门，又顺手推开窗户，然后播放唤醒同学们起床的晨曲，然后关上门去洗脸嗽口了，下面的事是由播音的女同学念广播稿。

当天下午，校保卫处突然找我谈话，问当天早上我是不是第一个进广播室，我说：“是。”又问：“你在广播室做了什么？” 我说：“天天一样，先由我播晨曲，其后播音员来播广播稿，我放上晨曲唱片就洗脸漱口去了。”校保卫处的人说：“你好好想想还做了些什么，想起来了再来找我们谈吧！”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第二天，听同学中议论纷纷，才知道广播站出现了“打倒XX党”的反动标语，是女播音员发现并上交的，而且笔迹很像我的笔迹。

接下来几天，校保卫处、学生会、班主任老师、甚至公安局的人轮番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交待坦白从宽的政策，逼供诱供，我百口难辩。同学们也对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似乎我就是写反动标语的反革命份子。我的精神压力极大，也无心上课，根本听不进老师在黑板面前讲什么。成绩一落千丈。

案子一直没破，悬着，反革命的帽子也一直悬在我的头上，我惶惶不可终日，书也无心读了，在巨大的压力下，我只好选择了逃避。

我自动离校了。十六岁的我经人介绍，找关系进了城南汽修厂当学徒。

进厂两个月后，班主任易老师亲自到我家里来了，说学校里的反动标语案已经破了，说反动标语是一个学生对社会不满写的。我问怎么贴到广播站了？易老师说，你开着窗户没关，这个学生见四周无人，反手将反动标语从窗户贴进去的。还说什么校方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一次又一次地找我谈话只是了解情况，是破案的需要。易老师表示校方欢迎我回校复读。还承诺回校仍然当任校广播站站长。

这场飞来横祸使我失去了求学机会，也叫我欲哭无泪。离校三个多月了，再去复读能跟上班吗？现在又有了一份称心的工作。是回校读书、还是边工作边自学，我权衡贫寒的家境选择了后者。我相信自学也能成材。

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从小，无论是古典诗词、文学艺术、政治历史的书，我都喜欢读。

过苦日子时，十六岁的我写过一首咏志诗：

“云锦飘然聚日边，雄心倾慕古先贤。

满腹牢骚无人识，一身穷病有谁怜。

常向书中寻知己，每从被里觅诗篇。

 春花秋月勤耕作，自有风云绕笔尖。”

我的理想是做—个“自有风云绕笔尖”的文学家。读大学，上中文系是我不倦的追求。

座谈会后，我在厂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在厂办农场天天挖士种菜，又累又苦又饿，我看不到前途，真有点呆不下去了。这时的我，更留恋学生时代，更强烈地想离开这种无奈的环境重新去读书，走自已的理想之路。

我开始寻找体面离厂的机会。

机会来了，为了适应过苦日子的大好形势，市里决定对一些企业进行调整和压缩，动员一些职工离职离岗、回乡生产。以充实农业第一线。我也响应党的号召，向厂领导递交了辞职报告。我虽然属城市人口，不在回乡生产人员之列，但辞职报告还是马上就批准了。我领到了一张离职证书和一个月生活费。离职证书上写着：“响应党的号召，主动申请，光荣离职。”等等。

离厂了，好不容易找来的工作又丢了。父母气得把我大骂一顿，我的母亲找到厂里李书记，求李书记让我回厂。但我不想再吃回头草。决心克服一切困难重新求学。

当然，我离开学校一年多了，再不可能回原学校读书了。我决心找自修的民办学校，读补习班，决心圆自己的大学梦。

我天天在外面跑，到处找招生广告。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看到一张民办美术学校的招生广告，我虽爱好美术但在美术方面并无所长，但招生广告中讲该校开有古典文学班。这吸引了我。我马上去报了名，并参加了考试。

几天后，录取通知书来了，新的希望、新的生活在向我招手。

第二章：暗恋

第一节：再求学

“中华美术学校”是民办学校，设在西区文化馆内，条件比较简陋，但师资还不错，教国画的是著名国画家黄遐举先生，教素描和木刻的是长沙市版画名家左中灿，教书法的是书法家王孟林，还有功底很深的右派画家李坤乾先生等。校长是现已赴美国办画廊的任长乐先生。学生中也人材济济，不少同学今日仍活跃在长沙画坛、文坛。因写《第二次握手》而被四人帮判刑七年的张扬也是我美校的同班同学。

我离厂进校父母是极力反对的，因为父母工资低，每月总收入不足80元，要养活七口之家，十分困难。我作为长子应该为父母分忧，虽然我渴望读书，但纸笔之资都无处筹措，入学月余，在父母再三说服催促下，我不得不决定忍痛退学。

我向中华美术学校校长任长乐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说明我不得不退学的原因。想不到的是，任长乐在收到我信后当晚就寻到我家来了，他说他欣赏我的才华和对知识的渴求，他说我失学太可惜了，他表示两年不收我的学费，恳求我父母让我上学，我父母因家境压力太大而末予应允。

    任长乐连续三晚来我家，再三动员我父母让我读下去，最后，任长乐表示，不但不收我学费，连我吃饭和纸笔之资在我学成就业之前都由他负责，甚至连粮票都不收我的，当时正值过苦日子粮食金贵之时啊！我父母被任长乐惜才之心感动了，终于同意我在美术学校读下去。我从家里搬出来住到任校长家了。

    搬到任长乐家里后，我才知道，任长乐家是教育世家，他父亲是长沙市二中的创始人之一，正瘫痪在床，在那知识分子是改造群体在政治上并不吃香的年月，任家也很穷，家徒四壁，连一台电风扇都没有，却满床满桌满地都是书，进他家要搬开书才能走动，我惊喜地发觉我进了书的海洋。

    任家只一张床，任母和瘫痪的任父睡床，任长乐睡竹板，我去之后，任长乐把书摊平，垫上一大块包装厚纸箱当床用。

    任长乐从书堆中翻出一本古版《芥子园画谱》和线装本《人物十八描》送给我。他说，学国画没别的诀窍，多临摹多领悟勤写生，他说这两本书是最好的工具书，市面上根本找不到，十分珍贵。他甚至从末借给别人看过。（可惜的是这两本文物极的古本珍籍文革中被当作四旧抄走烧了）

    任家没有锅灶，全在二中食堂吃饭，每次吃饭总是互相推让，任长乐十分义气，他宁可自己不吃也想方设法要让我多吃一点。

    任长乐不修边幅，头发长长的几个月都不剪，睛天雨天都是一双长统套鞋当靴子穿，而且黑长统套鞋上补巴垒垒，有时还贴块白胶布当补巴，尤其是他喜欢穿浅色衣服。甚至白衣白裤套双补丁垒垒的长统黑套鞋，人称 “任神经”，他却自得其乐取笔名为“怪笑先生”。唯有我知道他心中很苦很苦。

（任长乐文革后四十多岁才结婚，他的夫人却比他小二十多岁，现随任长乐在美国料理画廊。）

    当时正是过苦日子全国都在挨饿的岁月，看着穷苦的任校长节衣缩食供养无亲无故的我，我心中十分不忍，我几次要搬回去住，任长乐坚决不让我走。

    任长乐每天很忙，为办学整天劳累奔波，为报知遇之恩，我也主动承当了一些校务活动，在这些教务活动中，我认识了长沙市绝大部分书画名家。如当时在全国声望都很高的艺术大师张一尊（省美协主席），刘世善（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邵一萍、段千湖、颜家龙、杨应修、雷恪、郑定运、黄铁庵等书画名家都曾题赠字画送给我。可惜的是：我收藏的这些名人字画真迹都在文革抄家中被当作“四旧”焚之一炬。

    在任长乐家，我进屋就伏案临摹，入夜即如饥似渴地读书。目睹任家的穷苦和大义，在任家吃住了近四个月，我父亲单位分了宿舍房。不管任长乐的再三挽留，我坚持回家了。

    我家从大椿桥搬到了长沙老火车站段务处宿舍，我父亲是1954年从长沙茶厂调到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业务科的，工业品供应公司在铁路部门有商业网点，所以火车站段务处调剂了几套宿舍给我们住。

    读美术学校近两年我未交分文学费，大部分纸笔和书籍都是任长乐送的。在过苦日子的艰苦环境下，我在任家吃喝四个月，他自己买黑市粮吃，却不肯收我的粮票。我永远忘不了任长乐的知遇之恩

第二节：甜甜与苦苦

在美术学校，我的学业无所进展，但情犊初开的我却堕入了暗恋的爱河。

在美术学校学生中，有—位高雅漂亮的才女,名叫“甜甜”。 甜甜的母亲是某文化名人之后，甜甜的母亲还是齐白石先生的女弟子。名门闺秀的甜甜不但长辫垂腰，唇红齿白，美艳惊人，而且气质高雅灵秀，能诗会画，能歌善舞，同学中无不侧目。

平日，甜甜只与我、苦苦（女）、骄骄（男）、四人亲密无间。四人经常在—起吟诗作赋、写生画画，对于我，那是多么幸福而短暂的青春岁月啊！

当时骄骄狂热追甜甜，骄骄天生满头卷发，酷似普希金，英俊漂亮，也很有放浪形骸的诗人气质。骄骄的油画和素描都极好，尤擅诗词，家境亦富裕，市内有几栋私房出租，寒酸的我望尘莫及。我对甜甜只是视如蓬莱仙子，一直只在心中偷偷暗恋而已，倒是甜甜对我并不冷淡。

六三年秋季征兵，我幸运地被重庆十三航空学校录取了，入校即为上士学员，长沙市仅招两名，命运之神在向我招手，我喜极之余在同学中四处报喜辞行，大家都为我高兴。

甜甜知道我喜欢听她唱越剧，有一天，甜甜特地单邀我在岳狱山林阴深处为我清唱了一下午越剧。晚上正好上海越剧团来长沙演出，甜甜又买来了两张票邀我去看越剧。

从湘江剧院出来，深夜至凌晨，甜甜与我漫步江边，清风明月之下，甜甜目光灼人，真如凌波仙子。我万分冲动，真想拥之狂吻，但又担心名花有主。我试探地谈起骄骄有才有貌也对甜甜有心，甜甜淡淡地说：“骄骄怀才而狂傲，可作朋友，但不可托付终身。”甜甜还说：有一次，骄骄想吻她，她瞪骄骄一眼，骄骄退之好远。我不知她这是信赖？暗示？还是警告？我痴呆呆望着甜甜，硬压住狂跳的心却不敢吻她，我甚至不敢主动去牵一下她的手，虽然我很想牵着她的手永远在月光下漫步。甜甜却始终笑靥如花，无拘无束。（二十多年后甜甜说那一天一晚她也终生难忘，她说当时她作了一个少女最大胆的种种暗示，我却有如呆鹅让她失望）。

第二天苦苦又来约我到湘江边散步，苦苦默默无言又不肯分手，张郎送李郎，送到大天光，两人在江边月色中来来回回走了一个通宵。我告诉苦苦自己很喜欢甜甜，我写了一封表露心迹的信请苦苦转交给甜甜。苦苦似乎泪眼汪汪点了点头。临别，苦苦塞了一封信在我手上转身跑了。

苦苦的信是用工整的小楷写在艺术信笺上，信笺上面还绘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意景图，信的内容赤裸而火热，两年同窗，她说她己整整暗恋我两年。她说她也看出我喜欢甜甜，但甜甜是骄骄的，她们早已两相情悦，等等。

对于苦苦，我一直只视如纯真小妹，尽管苦苦也很美，有小鸟依人般可爱，我心中却只有甜甜。我当即草草复信—封拒绝了苦苦的爱，可能这伤了苦苦的心，其后苦苦竟休学不来学校了。奇怪的是甜甜也休学不来学校了。

当然我给甜甜表明心迹的求爱信（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向女性求爱）也无回音，我强烈的自尊心被伤害极深，从此一别十年，我亦无缘再见甜甜和苦苦了。

当时，我明明收到了接兵单位录取通知，又等了十来天，突然派出所来人通知我，因名额有限，经研究我的名额被取消了。我一下子掉入了万丈深涯无边苦海。当时我只怀疑是政审出了问题，因为六—年社教时十六岁的我在市委召开的青年积极分子时势座谈会上，以赤子忧国之心坦言过亩产几万斤的大跃进是吹牛皮；讲人民公社办食堂是大锅饭；讲全民炼钢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讲过苦日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讲彭德怀上万言书是为民请命。我怀疑市委“不打棒子、不戴帽子、不入档案、畅所欲言、言者无罪”的承诺是假的。因这一切载入了档案而使我入伍被除名。人人都知道我接到入伍通知，即将要步入航空军校了，却突然被除名。我无颜去学校，更无颜见甜甜和苦苦，我难以承受这政治上和情感上的双锤重击，一气之下我下了农村。

我瞒着父母，从家里偷出户口本，到区政府报名申请上山下乡。一九六三年十月，在罗鼓声中，我下放到了望城县乔口鱼场。

第三节：苦恋

到望城县乔口渔场后，我心如死水，—心只想过夜枕波涛.攸然诗酒的水上生活。

一个月后，苦苦来信了，苦苦讲因为我伤了她和甜甜的心，她和甜甜都再未去学校了。苦苦信中还说因我拒绝她长达两年的深爱，她恨我，她以为我是入军校要高飞了才拒绝她的爱，为了留住我，她要折断我的翅膀，所以她参与了一埸恶作剧，没想到真成恶果，害得我没去航空学校却下了农村，她也十分痛心和后悔。她已经受到了良心的惩罚，她非常痛苦。她请求我原谅她，她甚至希望我能回到她身边，她要用终生的爱来补偿我。她还说我走了以后，骄骄在狂热追甜甜，甜甜为躲避骄骄的狂追，到长沙越剧团当演员去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苦苦在我即将入伍前参与了什么恶作剧？我之心己死，反正一切都无可挽回了，我既没深究也没复信苦苦问是什么恶作剧。

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小邓拓”，日批夜斗，我不服，跳井抗争，乔口渔场党委抛出档案，我才知道是当年苦苦从甜甜手上骗到了一本我送给甜甜的《诗草》，苦苦找到重庆十三航校驻长沙市招录学员的崔校官送了一些材料，除了《诗草》外还有一些落叶知秋之类的画稿，其中一副漫画头像下腭有一黑点，说这是影射毛主席下腭的肉痣，头象边有一草写的“周”字，也说是反写的“毛”字，（美校同学周耀下腭也有—黑痣，这是与周耀开玩笑画的漫画）而画纸背面却写了一首七律诗：

“云锦飘然聚日边，雄心倾慕古先贤。

满腹牢骚无人识，一身穷病有谁怜。

常向书中寻知己，每从被里觅诗篇。

春花秋月勤耕作，自有风云绕笔尖”。

根据这些材料，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判刑七年。判决书上说我“一贯思想反动，自一九六一年以来，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攻击三面红旆，书写反动诗词，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捕后态度顽抗，在监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唉，皆因情之祸引来报复，毁了我的一生。我受尽了种种非人折磨万般苦难，我全家人皆恨苦苦，但我对苦苦却恨不起来反而怜之惜之，对甜甜则思之更深，当然这是终生无望，高不可攀的暗思暗恋。

 下乡的第二年春天，我回长沙探家时，特地到了曾十分熟习，曾来过无数次的甜甜在城北的家，我多想再看看梦牵魂绕朝思暮想的甜甜啊，但小屋院门紧闭，静寂无声。院内桃花火样红。想到甜甜去年对我的求爱信竟置之不理，我再没有勇气喊门了。

我找来一支粉笔，在门上写：“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落款写的是“前度刘郎今又来”。写完，我匆匆跑了。（三十年后再相逢时，甜甜说为这次门上写诗，她一看就知道是我这“刘郎”写的，她满城找过我，只知道我家已搬了，人又下农村了，却无法联糸上我。尽管苦苦知道我的下放地，却不肯告诉甜甜。）

还有一次，当时我已处于严密监管中，“反革命”帽子还拿在“群众”手上，听同事议论明晚长沙越剧团会来靖港镇演出。长沙越剧团正是甜甜所在的越剧团啊，多年不见却朝思暮想的甜甜会来演出么？我虽然自知今生无望并决心要永远忘却甜甜；我虽然明知违反乔口渔场的监管条例会招来批斗和皮肉之苦；但我仍然强烈地想再见甜甜一面。

乡里晚饭吃得早，太阳没落山就开饭了。我没去吃饭，趁别人都吃饭去了，我偷偷溜出了后门，急步向山坳中走去。从我住的地方到靖港镇有近三十里远，路上为避开别人（我在当地己公开揪斗十几次，几乎人人认识我。）我走走躲躲停停，三十里路走了四个多小时。到靖港镇时已快九点了，演出早已开始，古戏台下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我没钱买戏票，也不敢靠近人群（怕人家认出我这个“反革命”）。我爬上湘江堤畔的一颗高树，只见古戏台上灯光如织人影晃动，唱腔虽经扩音器隐隐可闻，但哪能分辨出甜甜的倩影和声音啊！我只在心中默念，甜甜啊！你知道我来看你吗？你知道我有多么想你吗？你知道我为了今晚夜行三十里的风险吗？

夜十点多钟，演出结束了，曲终人散，灯也熄了，周围寂黑一片，我爬在树上久久不想下来，我沉醉在自己的幻觉里，我想象着甜甜在舞台上的漫舞英姿和甜润歌喉。这一晚值得，将我对甜甜的百里相思拉近到了咫尺之遥。

快天亮了，我才依依不舍地从树下来，急匆匆地往回赶。赶回单位，人们正好吃完早饭，我被逮个正着。当天上午，就开了我的斗争会，一顿拳脚之后，硬逼我交待昨晚找谁搞反革命串联去了。当然夜会甜甜的事打死我也不会讲，我只说我想家，跑到湘江边上北望长沙坐了一夜。从此我的房门入夜就被反锁了。

还有一次，在一个职工的玻璃台板下我看到—张少女照片，这张照片上的少女虽然没有甜甜的风度气质，但眉唇眼角都像甜甜，乘人不备，我从这位职工的玻璃台板下偷走了这张照片，这张不知是谁的照片我随身密藏近二十年，虽然发黄并破损了，但坐牢搜身查监都没被抄走过，这是我一生一世唯一的一次“偷”。

二十余年后，我回城不久，在一次偶然的同学聚会时，我意外地与甜甜狭路相逢，二十余年音讯全无，但两人仍一眼就惊魂骇魄，都如电击一惊，久久凝视，默默无言。都老了，都年近四十了，风雨煎熬中都己早生华发, 都己无昔日之青春年少的风彩，然气质神韵依然在，只是朱颜改。甜甜只问了句你还好吗，问了我的电话号码就匆匆走了。我一夜无眠，千思万想盼电话，我有好多话想说想问啊！

终于电话响了，甜甜约我到烈士公园人工湖边春晖桥畔见，我早早痴立春晖桥畔，幌如梦境，终于甜甜来了，“疑是惊鸿照影来”啊。

反正都老了，时过境迁，我也有了幸福的家庭，有了患难与共的贤妻莲莲。我厚着脸问甜甜当年为什么不但不回信还躲着我不见。甜甜一脸惊愕茫然，她说她从未收到我的信。她反指责我负她一片衷情，当年江边漫步时她一再暗示，我却比十八相送中的梁山伯还蠢，不得己她连夜修书挑明心迹，托苦苦转交给我，我却不回不理，她又羞又气大病—场。后来骄骄天天来看她，她怕骄骄追她缠她，她才搬了家，躲到越剧团去了。（文革中，骄骄也因诗惹祸，无辜以反革命罪蒙冤入狱，甜甜又奔劳数百里去探监看他。骄骄平反后在某杂志任编辑，已与一位比骄骄小二十岁的小姑娘结婚了。）甜甜后来多次到我家想打听我之下落，我的家已搬了。问邻居，又都不肯告之我的家搬往何处。（因为邻居都知道我是被一位女同学举报害了。）从此断了音讯。至于苦苦与甜甜，她们二十多年一直是闺中密友。但苦苦却从不对甜甜提起我。

啊！原来这一切都是苦苦定计设谋，苦苦为横刀夺爱，贪污了我与甜甜双方互托的唯一情书，苦苦不但活生生拆散了两人，苦苦甚至为了不让我高飞远走竟不惜折断我的翅膀，用恶作剧的举报让我不能入伍，使我身陷囹圄。二十余年，我饱受煎熬却一直蒙在鼓里。

第二天，甜甜找来苦苦，时隔二十年，三个生死冤家又在烈士公园人工湖边春晖桥畔聚首，苦苦痛哭着承认了这一切，她说真爱是自私的，甚至为了真爱也是不择手段的。苦苦表示对不起我和甜甜，她坦承这二十年来，她至今仍始终默默地爱着我，苦苦还说要在心中永远忏悔，但又永远割不断这痛苦的爱。苦苦还说她为这份无望的真爱也招来了报应，吃足了苦头。因为我入狱前我的父亲将苦苦制造恶作剧陷害我的情况写信告到了苦苦单位。苦苦出身不好，文革中因此被斗得死去活来，剪半边头游街、捆打、关押、一个美貌如花的少女折磨成了半老徐娘，最后不得不嫁给了一个痛惜她的聋子。唉，二十年无爱的相思，二十年的凄风苦雨，也真不知她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和甜甜又能再说什么呢？情啊！这可怕的情，这割不断理还乱的情，都二十多年了，依然浓浓犹在。一切误会终于澄清了，一切灾难终于过去了，我和苦苦甜甜三人又在湖畔痛陈往事，通宵热泪长流。

其后，甜甜差不多天天来陪我（甜甜在某厂当工会主席，我在某公司经营部门当经理，都是上自由班的闲官）我向甜甜倾诉了这二十年她的种种暗恋蠢情。我让她看了因想她而偷来的不知是谁的破损照片，甜甜讲我是一本永远读不厌的书，她要细细地读懂我的每一页。甜甜表示要用她的心来补偿我对她二十多年的思念和因她而招来的苦难灾祸。

我喜欢听甜甜唱越剧《葬花词》，为此，我还一字不漏的背熟了全篇《葬花词》。甜甜说她找关系到电台录音棚好好为我录一些她亲唱的越剧送给我作为纪念。令人沉醉的爱让我和甜甜重又青春焕发了。

我朝思暮想的初恋、我心目中高雅秀美的才女、圣女、仙女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深深暗恋二十年，我终于拥有了。一切苦难都算不了什么，都值得。我们仿佛都年轻了二十岁。

对于苦苦，甜甜一再讲她是个好人、苦人。她要我从内心原谅她，她甚至再三要我也吻她一次以作为安慰和了结。

在甜甜的安排下，他们三人曾夜游狱山古寺，甜甜告诉苦苦，我不再恨她，也理解和感谢她这二十余年的痴心不改。为了和解，甜甜鼓动苦苦主动来吻我。我以为这只是玩笑。苦苦竟真的扑上来狂吻，她热泪长流久久不肯松手，我脖子都咂痛了。足足半个多小时，甜甜站在身边默不作声。事后苦苦说这是她二十多年的心愿，她满足了，她不再扦足于我和甜甜之间了。此后再也没见过苦苦了。

当时，我刚刚回城，生活很苦，甜甜总是想方设法搞营养品给我补身子，她不准我在她身上用一分钱，还经常硬要塞钱给我。她有个幸福的家，甜甜的工资差不多是我的四倍。她丈夫是电气工程师，收入很高，对甜甜百依百顺。甜甜儿女都英俊漂亮，成绩很好，正准备高考。我也讲了妻子莲莲的坚贞贤淑。甜甜常来我家，对莲莲赞不绝口，她们关系极好。我与甜甜再三约定，今生今世永远只作红颜知己，把恋情深埋心中，决不越雷池一步。

这样双方克制了半年，难啊！情到深时难自禁，我们每周至少三次相聚，有时谈诗论画，有时相对无言、默默注视、泪流满面。

有一次，在烈士公园人工湖畔，烟柳如云，垂丝拂面，我不禁触景生情，低吟道“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杨条似旧垂，还应攀折他人手。” 甜甜竟说，错了。应该是“纵使杨条似旧垂，不应攀折他人手。”说完竟扑到我怀里大哭起来，我也报之狂吻，思思念念二十余年，都垂垂老矣，才有这突破防线不顾一切有如火山爆发的初吻。

闸门一旦打开，江河奔泻千里，再好的家都值之度外了。我内心深感对不起莲莲，但我也割不断这二十多年来双方都浓浓的真情。何况甜甜才思敏捷，诗词歌赋画样样行，尤其她天天为恒唱情意绵绵的越剧，醉人心魂。她风韵犹存，甜甜是仙女，我也成了神仙。

但是我还是想守住最后防线。他们相约，只做情人，决不能毁了双方都十分幸福的家庭。他们每周相聚三天，巫山云雨，难舍难分。

又过了半年，甜甜经常垂泪沉思。甜甜声言她是名门之后，她要爱得光明正大，她要爱得明明白白，她要爱得无牵无挂，她要爱得死去活来。她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合家庭，她要尽一切努力来补偿和置换我的贤妻莲莲，她要送莲莲一栋位于五一路广场的私房（市中心，价值近百万）和十万现金，她早巳与丈夫分居并达成了离婚协议，她做通了儿女的工作，其儿女都改口了，喊我叫“爸爸”。

我再三表示：双方的家都不能毁，他说她要找莲莲谈一谈，试一试。

火山终于爆发了，我到天津出差，甜甜怀带十万现金存折和五一路私房产权证找我的妻子莲莲谈判。莲莲火冒三丈，说千万黄金也买不走我共患难的丈夫，莲莲拖把菜刀要追杀甜甜。

我回来后拼命熄火，莲莲要我今生永不见甜甜；甜甜哭肿了双眼，身怀存折现金，天天找我要一起私奔出走。我两难啊！从快活的神仙一下子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一边是坚贞贤德患难与共的柴米夫妻；一边是二十余年朝思暮想情趣相投历经磨难的深情初恋。我两边安抚，两边不依。我焦头难额，无法可施。贤妻成了狮子，情人成了猛虎，我躲又不是，伤又不忍。最后，我请来双方单位的领导及双方亲朋好友反反复复做了二个多月劝解工作，风波才初步平息。

不过故事还远未完结，三方的心始终在痛，莲莲至今还常常梦中哭醒，甜甜至今还夫妻分居（未离婚），我的心一直在流血。后来，我曾路遇甜甜，她满眼愁怨久久凝视无言。她只说她妈妈病了，她妈妈想看看我。她给了我她的手机号，我不敢去啊？我怕旧伤复发，更怕风波再起。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

第四节：下乡七天就挨斗

与我一起下放到乔口鱼场知青共有二十八人。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14岁，其中有六位女青年。

初到乔口鱼场，条件十分艰苦，场部是低矮破旧的平房，一下子来了二十几位城里的年轻人，平日冷清的场部顿显得拥挤和热闹了。

第二天，老场长召集全场职工和全体知青开会，老场长对知青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老场长介绍了乔口鱼场宏伟的发展规划，乔口鱼场有几百亩养鱼池，有近两万亩大湖泊，配合知青的到来，省里也拨来了扩建鱼场的巨款，知青的首要任条是投入扩建鱼场的基建劳动。

发展规划是激动人心的。会上，老场长对二十几位知青作了分工，屁股还没坐热的知青当即被分成几个小组，背起背包又分赴陌生的江河湖泊、湖坪野地。

我分配到了一个叫樟木桥的地方，这里将建一座分场场部、一座万头猪场、还要在湖滩上开出上千亩鱼池。

我和其他知青一道借住在当地社员家里，每天天刚亮就被叫醒，整天在湖坪野地上挑砖挖土搞基建，汗流夹被。晚上挤在社员家里，没有电灯，昏暗的煤油灯下房东的儿女在做作业，想看看书也看不成，劳累和苦闷紧紧压在我的心上。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听说乔口镇上来了电影队放电影。

入夜，浩月当空。我踏着月色步行八里山路到了乔口镇上，到鱼场场部邀了五六位同来的男女知青到镇上看电影，这五六位男女知青中，—位十四岁、两位十六岁、只我和玉是十九岁。

因为大家都很想家，都说没心思去看电影，我提议到湘江边上散散心、吹吹风、看看月色、听听江水的涛声。知青们在湘江大堤上漫步，南望长沙，夜空中一片暗红，知青们似乎又回到了万家灯火的家园。

我与玉这时刚刚相识，在回顾家园往昔的闲谈中，我才知道玉是甜甜的中学同龄同学，玉讲了很多甜甜在中学时代的调皮趣事。这更牵动了我对甜甜的思念。我越听越有味，玉也讲得绘神绘色，不知不觉夜巳深，大约十一点左右我们才各自回“家”。

想不到的是这一晚正是鱼场总部的政治学习时间，大部分知青都没参加政冶学习（有些是看电影去了）。这还了得，这些知青下乡的头—次政治学习都敢不参加，今后还怎么治他们，场长书记拍案大怒。他们会议上虽然讲热列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他们内心中，却一直视下乡知青是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混不下去、没人要的城里流子（流氓之意）、是下乡来改造的。

为了杀鸡警猴，他们决定拿我开刀，因为我年纪最大（十九岁），也因为我屁股上有屎（档案中有攻击三面红旗的黑材料）。

十月十七日鱼场场部通知我去开会，一到场部会议室，气氛十分紧张，知青们都噤惹寒蝉，玉被关在会议室旁的一间小屋里哭。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全是场部布置的贫下中农老工人发言，批判我和玉“破坏政治学习”、 “男男女女深更半夜到江边谈情说爱”是“流氓”、等等。我当然不服，极力争辩。

当时知青们刚下乡七天，下乡就分发到五六处地方，还互相不认识，而且都只十四、十五岁、十六、十七岁、最大的也只二十一岁，都老实怕事，我成了孤军奋战，当然斗不过党组织精心组织筹备的杀猴之战，斗争会的结果是发动全场职工监管我和玉不许再“谈情说爱。”

我和玉本来并不存在什么“恋情”，第一次见面多谈了几句，也全是谈甜甜的往事。却招来乔口渔场的无辜批斗。可能是青年人的逆反心里吧，素不相识的我和玉却犟着偏要冲破一切阻力仍然见面，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我和玉偷偷递纸条互致问候。我每天挑砖挖土，劳动量大，经常吃不饱，玉竞忍饥挨锇，将自已的大部份粮票都省下来送给我，还给我买来了脸盆及绒卫生衣裤等，党组织一再找玉谈话，不准玉和我“谈爱”，玉竟剪下长发，编成辫子送给我；还用白布写下“宁死不变心”的血书公开送给我。

玉的出身复杂，她既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的侄孙女、又是国民党团级军医的女儿，她叔叔还是台湾国民党军的现任高官，玉和我的这段逆反之情，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荒唐岁月里注定是失败的。

玉和我稚嫩的肩膀都无法承受党组织巨大的政治压力，玉曾多次为反抗这种压力而不惜以自杀抗争，是知青同伴掩护和抡救了她。

最终，玉在我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后，终于寻到了保护伞，玉和另一位知青匆匆结婚了。玉的老公同情她保护她，也理解玉与我斗出来的挚情。他老公从不嫉恨我，而且一直视我为友。

第三章：悲苦岁月

第一节：跳井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从此在中华大地燃起了烧毁一切的邪恶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全国都陷入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之中。

乔口地区虽是农村小镇也不例外，天天是红旆招展罗鼓掀天，天天抓人斗人，而且动不动就是召开揪斗阶级敌人的万人大会。这些“阶级敌人”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教师首当其冲。

当时我因爱好文学、档案中有苦苦“恶作剧”送的材料、又有六一年市委形势座谈会上“攻击过三面红旗”的言论，早已被乔口鱼场当作“小邓拓”被斗了几次。只是还未上万人大会斗争台。但我心中一直惊恐不安。

是祸躲不脱，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一九六八年的某天下午，我和鱼场全体员工被通知参加乔口地区揪斗“阶级敌人”的万人大会，一走进设在万寿宫古庙戏台的主会场，（其他大礼堂设了几处分会场，大喇叭安装在街上大吼大叫）气氛极为紧张，基干民兵押着十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被剃了半边头的教师跪在台前，口号声振耳欲聋，一台闹钟放在麦克风前，嘀达嘀达的声音，通过播音器扩大后，像摧命一样一声声捶在我的心坎上。主持批斗会的乔口地区工宣队周队长大声疾呼：“乔口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还远末揭开，今天揪出耒斗的还只是一些浮头鱼、死鱼，更多的阶级敌人还坐在你们中间，例如乔口鱼场的刘志恒，从六—年以来—直书写反动诗词，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旆，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丑化毛主席，这个人出身于反革命家庭，他祖父是国民党伪军官，他祖父的右臂上还刺有兰色的“反共”二字”。

工宣队的周队长把闹钟更移近麦克风，在嘀达嘀达追命的钟声中大声喝问：“乔口鱼场的刘志恒来了没有，限他马上内跪到台上来向人民认罪。”

当时我被吓呆了，真想钻地三尺，在一片震耳的口号声中我被瞢瞢地揪上了台，上台后我不肯跪，不知谁在后腿处狠踢了一脚而跪下了。

我的祖父是“伪军官”？右臂刻有“反共”二字？这是我闻所未闻的惊天劈雳。我只依希记得祖父年轻时曾吃粮当兵，曾是彭德怀的贴身勤务兵，曾随彭德怀一道起义，后在—次行军时被竹签刺穿脚背跟不上队伍而回家养伤，彭德怀还来看望过我的祖父并留下两块银元给祖父养伤，祖父用这两块银元在乡下开了一家小饭店养家糊口再也没有出来革命了。这难道算是“伪军官”吗？

我也依稀看见过祖父右手臂上是刺有一排兰色的字，因年代久远根本看不清，我也从末问过刺的是什么字，工宣队怎么知道是“反共”二字？如果真是如周队长所说，我的这一生就真的完了。

当天晚上，我从监管中找机会写了封信托人带给了父亲，询问祖父右臂刻的是些什么兰字。第三天我的父亲就勿勿赶来鱼场，并找到工宣队周队长说明了祖父手上一排兰字的来历。

原来，我的祖父年轻时也很苦，长期给人当长工，祖父有个姐姐，姐弟两人相依为命，但因为没吃没穿养不活，我的祖父那尚未成年的八岁姐姐被迫卖给一彭姓人家做童养媳，因姐弟情深不忍分离，我祖父的姐姐用针蘸墨在祖父右手臂上刻上一排兰字，这排兰字只是我祖父姐姐的年庚生月。我的父亲还向工宣队提供了彭性人家的详细地址。没想到在乔口地区的万人大会上，祖父手上的兰字居然被当时的权威人物捏造并公开宣布为是“反共”二字。

这次万人大会后，尽菅祖父问题澄清了，但对我的批斗却升级了，乔口鱼场日日夜夜展开了批斗我的车轮战，有次是连续四天四晚，仃下生产、发动全场职工轮流来批斗我。

开始我还极力申辩，见我不老实，而且又有不少知青和职工暗中同情我，乔口鱼场采用了抛档案这恶毒的一招，将档案中苦苦当年搞“恶作剧”交到派出所几张废纸贴出来，一张上写有所谓“反动诗词”，一张是我与同学互开玩笑互相画的漫画，还公布了我档案中记载有反对三面红旆和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反动言论”。鱼场领导还逐一解说这些都是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旆和丑化毛主席的铁证。

这激发了人们阶级斗争狂热的义愤，一些“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们纷纷上台来声汩俱下地控诉我，说我想变天，想让他们吃二遍苦；一些想火线入党的极积分子更是围上来揪头发、拳打脚踢。

我强硬不屈，再三申辩写的诗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言志诗，更没有丑化毛主席，那张漫画只是和同学周耀开玩笑画的，因为周耀下颌也有一颗大肉痣，而且纸边上明明白白还标有一个草写的周字。

乔口鱼场领导见这么强的火力还斗不垮我，竟策划了一场更大的诬陷，由驻场的干部任庭奎出面，在会上竟无中生有的宣布，说我不但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言论，还有具体的反革命行动，说经长沙市公安机关巳立案查证，我组织了“反革命组织”、有电台、有枪、印发散布过反革命传单。

这些人捆往我的双手悬空反扯上屋梁，对我拳打脚踢，强逼我交待反革命纲领、反动组识、电台、枪和反革命同伙。斗争进一步升温了，一些同情我的知青和同事因不明真像而不得不和我划清界线。

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而且这一切都是以党组识的名义进行的，我百口难辩。在这一刻也难熬的肉体巨痛和无望的精神压力下，—天中午，我写下“我不是反革命，我热爱毛主席热爱党，请党查清我短短的一生”的遗书，砸开被钉死的窗户，冲到井边一头栽入了十几米的深井中。其后就晕过去了。

第二节：伤为媒

我被知青从井里抡救上来后，鱼场领导说我是畏罪自杀，是死不悔改，是用死来威协党组织。他们毫无人性地又将从井里出来冻得浑身还在颤抖的我押上了斗争台，又斗了两天，除了他们歇斯底里的狂吼和拳脚交加之外，捞不到我半句口供，我也暗下决心，咬紧牙关顶住，我相信自已不垮终有还我清白之日。

因斗不出什么名堂，鱼场领导只好宣布我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交群众监管。从此我失去了一切自由。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鱼场的领导们也一个个戏剧性地被牵上了斗争台，戴上了走资派的高帽子。有时候连区县书记也与我一起，作为大小牛鬼蛇神共同挨斗。

不过，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的重点既已转向了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在一片混乱的局面中，对我的监管也松了些。

一九六七年春夏之交，我被派往湘江堤畔的江河捞苗队捕捞鱼苗，虽名义上是在监管中改造，实际上已无人监管。同事们对我也亲密无间。

捞苗工作非常辛苦，天不亮就要驾小船到江中悬空木架上去洗捞子（捞子：是一种放在江河中收集顺水而来鱼苗的麻布工具），深更半夜也要架船到江中悬空木架上洗捞子，有时江中飘来的死尸也会冲到捞子里。

一天天没亮，我独自一个人架船到江中洗捞子，上岸时不小心踩翻一块江堤上挡浪的大麻石，当时只觉得右脚巨痛，勉强跛上江堤，借灯光一照，只见右脚一条一寸多长的伤口，血流如注，可见森森白骨，当地的村民见状，马上请来一位住在江边的老人，这位老人用草药给恒止了血，敷药包扎了，并交代我要禁口（如不能吃鱼和南瓜等）。

其后，这位老人每天都带着孙女莲莲来给我换药送菜。纯朴的村民根本不菅恒是不是“小邓拓”、“现行反革命”。

这位慈善的老人是一位自学成医，从不收费，热心义务助人医伤治病的老中医，而且一手好武功。我受伤后从未进过医院，在这位老人精心的草药冶疗下，我的伤慢慢好了。而且以伤为媒，这位老人的孙女莲莲后来冲破重重阻力成了我饱经风雨、历尽艰辛、患难与共的妻子。

莲莲当年只十七岁，就住在湘江边上，莲莲有一头浓密的柔发，也像甜甜一样长垂腰际。莲莲很美。是公社文艺宣传队最美的小美人。

每天，我总要站在堤上，痴痴地望着绿油油的田野，莲莲经常穿件鲜艳的红衣拿根竹杆在稻田里跑来跑去赶麻崔，扎着红绸结的辫梢象蝴蝶一样在身后飞舞，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莲莲每天随她祖父来给我的伤口清洗换药。望着莲莲灵巧红润的双手、望着莲莲那双会说话眼睛、听着莲莲那散发着青春气息的欢声笑语，我的心都醉了，什么伤痛都不在乎了。换药成了我最幸福的时刻。

尽菅仍在监管之中，处境艰危，但年轻人的青春燥动仍让我深深地暗恋上了她。当然仅仅暗恋而已，挨斗的“小邓拓”是没有爱的权利的。

—天傍晚，我拄着拐杖下堤散步，不由自主地走到了莲莲屋前，远远地看到—间侧屋里亮着灯，灯影下，倩丽的莲莲正在给队上喂的蚕换桑叶。这间小屋是生产队的养蚕室。

我走了进去，莲莲一脸甜笑。招呼我帮忙。我帮着把蚕从旧桑叶上往新鲜桑叶上捉。捉着、捉着，我的眼睛总被莲莲吸引着，一不小心，一条蚕宝宝掉到地上了。莲莲说：“你小心点啊！不然要你也结个窝在这里。”

我一怔，不知莲莲是有心还是无意，我开玩笑说：“谢谢莲莲妹，我早就想结个窝在这里。”莲莲的脸一下子通红通红。手捻着辫梢轻轻地说：“只怕你是城里人看不起我乡里人。”

我的心狂跳起来，一把拉过莲莲狂吻起来。娇柔的莲莲偎在我的怀里。双手紧抱着我，也激动地哭了。

我轻轻揩去莲莲脸上的泪珠，久久地深情吻着莲莲。我问莲莲：“我一无所有、还在挨斗，只怕你父母不会同意我们好。”

莲莲说：“我不相信你是坏人，而且运动中挨斗的大多是有本事的好人。世道会变的。好人总会有好报的。我是我自己的，我的事我做主，父母的工作会做得通的。”

后来，莲莲果然做通了祖父和父母的工作，我与莲莲的相好从秘密到公开化了。

当时，局势很乱，文革已经从文斗发展到武斗了。莲莲的祖父和父亲怕我在运动中挨打，要我住到了他们家，他们是当地很有名望的武术世家。每天教我练武术，练拳脚功夫。我俨然是上门女婿一样。

我在莲莲家象贵客一样住了二个月，天天在红粉佳人陪伴下练武习拳。对人生已经心灰意冷的我重又青春焕发朝气蓬勃了。

然而，随着所谓“斗批改”的深入，乔口镇的旧官新贵都没有忘记我这个“阶段斗争活耙子。”听说他们又准备根据斗争需要揪我上斗争台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跑，我跑回了长沙城，一头扎进一个知青组成红卫兵组织，天天编写《反迫害战报》，连家人都找不着我了。

跑回长沙城一个多月后，莲莲因不知我的音讯，她不放心，竟单身一人冒险寻到长沙、寻到我家，在我家足足等了十几天才见到我，我为莲莲的深情所感。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岁的莲莲冲破一切阻力与一无所有的我结婚了。莲莲纯朴、漂亮、能干、贤慧、是逆境中我的最大安慰。

第三节：共患难

我与莲莲婚后住在长沙城里，与我的父母住在一起，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新婚生活总是分外甜蜜的。

第二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生活的压力更大了。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他们搬回了乔口镇。莲莲的父亲让出一间厢房，让小俩口自立门户。

进入一九七O年，开始清理阶欣队伍了，我又在劫难逃。我被当作阶级敌人，又陷入了无休止的大会批小会斗。

在乔口地区，我参加过以我为主或参与陪斗的万人大会十几次。毛主席每发表一项新的最高指示，下面就闻风而动往阶级斗争上靠，外面一敲罗打鼓，我就要作好上台挨斗的准备。毛主席发表一首“冻死苍蝇未足奇”的诗，下面庆祝了三天。我又被斗个半死。

最恶毒的一次是：一九七O年三月七日，乔口地区领导又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斗我，因我一直拒不承认反革命之罪，他们明知莲莲接近临产，却在开万人大会的头一晚上派人来长沙城里抓待产的莲莲下乡陪斗，派来的人就住在我家里，我父母迫于压力也只好含泪清好衣物，准备让莲莲天亮就坐船下乡陪斗，意想不到的是，当晚莲莲临产发作了，而且是难产，婴儿先生出来的是—只脚，我的母亲只好卸下一块门板，邀抓莲莲的人一道抬着莲莲跑步送到了医院，是莲莲儿子的诞生才让莲莲躲过了这场生死之劫，如果婴儿迟出生几个小时，莲莲被他们抓了下乡陪斗，后果真不堪设想。

一九七O年四月，因我态度顽抗，拒不承认所谓“反革命之罪”，在一次万人大会上批斗后，我被作为阶级斗争的耙子宣布正式逮扑。

我入冤狱之后，我的岳父家和叔岳父家都被挖地三尺，寻找我的“反革命罪证”（当然一无所获），更可耻的是，当地将我的“材料”寄到莲莲哥哥所在部队，莲莲的哥哥在部队已入了党，正准备提干，因我的连累而被提前复员，莲莲的哥哥的美好前程就无辜地被断送了。（至今在家务农）。

我入冤狱后，莲莲不但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更承受了难熬的生活压力，当地因她母子三人是“反革命家属”而不供应其口粮，常常母子三人数月不见一粒米，仅以白萝卜和红薯充饥，幸有当地村民亲友济助才熬过来。

曾记得，有位不太相识王姓村民一次就给莲莲送来一千斤耦煤；我有位老同学也自已省吃俭用常常资助莲莲钱粮-----

当时大家都是在穷困中挣扎啊，我永远忘不了这些患难中相助的村民和朋友。

可鄙的是：当地—个年轻得势的当权者，刚刚退役末婚，见莲莲年轻貌美，自视是权贵又是帅哥的他对莲莲百般诱逼，甚至捏造我在狱中不认罪抗拒改造被加刑十年的谎言，劝莲莲离婚改嫁于他，莲莲坚贞不屈地说：“我生是恒的人、死是恒的鬼，恒就是加刑—百年，我也终身等他，我相信他决不是什么反革命。”

在那暗无天日的文革浩劫中, 莲莲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为了不再连累父兄家人，她找了当地一家村民废弃的猪舍打埽干净，带着两个孩子搬了进去。

为了谋生，她从卫生院和医院揽来劈医用竹棉签的业务，凭一把菜刀两只手，起早摸黑，强迫自已每天劈一万根医用竹棉签以供养孩子的生活。

农村旧猪舍四壁透风，冬如冰窖、夏如蒸笼，那有今天的空调电扇，莲莲每天劳作至深更半夜，为自谋衣食，从无休憩。

尤其是夏天，旧猪舍蚊蝇成群，—抓一大把，莲莲在身边点五六根蚊烟都无济于事，只好装上满满两大桶水把双脚浸在水里，这又凉快蚊子又咬不到，这也算是莲莲无奈中的—大发明吧。

我有五兄弟姊妹，因我之连累，我父亲被关进“学习班”达一年之久，弟弟分别被下放到萍圹九江公社和彬洲、妹妹被下放到南县，一家七口人仅靠我母亲三十余元工资度日，真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尢其是我七十多岁高龄的老祖父，为省口饭给儿孙们吃，常常背着父母到左邻右舍家中乞讨，好在邻居都同情我的一家，常给他老人家一个馒头一碗饭。家里很少吃油，更敉月不见猪肉。

一次我的妹妹下乡所在地的干部来我家，说我的妹妹下农村后表现很好，病了还跪在田里割禾，他们准备将恒的妹妹调到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

我的父母为了让女儿少受苦，借钱买了点肉招待南县干部，我的祖父吃了点肉汤，碌碌饥肠突遇上油水，竟大泻，一病不起，不几天就一命归西了，死时睁眼大呼我的名字、死不瞑目啊。直至我平反回家才知道再也见不到劳苦一生的祖父了。未能给老人家尽孝送终是我终身最大的遗憾。

我入冤狱之后，服“法”而不认罪，我上诉了百余次，均石沉大海，莲莲更是拖儿带女一次次到省.市委、到省军区喊冤告状，甚至向党中央、向国务院、向中央文革写了几十份申诉信，当然也末见任何部门有何答复。

第四节：监外执行

我被捕后，当即押送到长沙县潘家坪老看守所。押进阴森森铁门后，十几个新进的犯人在阴暗的过厅里,面对墙璧跪下，一个个搜完身后，菅教干部将每个犯人的裤带鞋带及一切钱物都收走了。随后是交待监规。

监房不大，阴暗潮湿，靠墙一排木板搭的统铺，犯人像摆咸鱼一样一个紧挨一个睡，每人占地不足一市尺，想翻身得同时翻，至于伙食，一菜一汤，菜以老白菜为主、汤主要是黑沉沉的酸菜汤、饭是从末见过的黄中夹白的霉米，经常在吃之前要仔细地选一阵饭里蒸熟了的小白虫，而且每人每餐只一小钵，（是饭店用的那种最小的 “牛眼晴钵子”一钵）当时也有犯人抗议饭菜有砂子布巾和霉块小虫，但马上被铐了起来，管教干部在门外高喊：“这里是监狱，不是叫你们来享福的，谁不老实改造，决没有好下场”。

当年正值一打三反，天天抓人，不但监狱人满为患，连监狱的武装看守都请了不少临时工（民兵）充任。这些临时看守大多来自农村，可能没经什么培训，常常在过道里大呼小叫，遇上犯人中有老乡熟人还避开其他看守聊上一阵，甚至帮忙递个纸条之类。当时的看守所热闹非凡，耳中时刻是看守手上锁匙的叮当声和牢门铁碰铁的哐谰声及犯人的哭叫声，虽有点令人心惊肉跳，但决不寂寞。

当时最大的事就是盼提审，我以为看守所是国家专政机关总不会无知地无限上惘。然而，我想错了，我太高估了他们。在后来的提审中，我反复申明对党对毛主席是热爱的。我当庭向法官递交了在狱中写的入党申请书。我指出仅凭与同学开玩笑下颌上画有一点痣就说在丑化毛主席光辉形象，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丑化。我反复提供了与我互画过漫画的同学名叫周耀，是当年我在长沙民办美术学校的同学，周耀下颌的确长有一颗大黑痣，而且漫画的边上还明明白白地草写了一个“ 周”字，而办案人员却分析这个草写的“ 字”正是个反写的“毛”字，是反毛主席的铁证。还说什么即算对同学丑画也是犯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为中国的公安、政法、甚至法律不得不感到惊叹！悲哀！绝望。

第二次提审时，法官只问我还有什么要讲的，我气愤地说，“我想不到你们无限上纲的水平这么高，你们是资产阶级专政，是法西斯专政，我相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从此再没人来提审了。几个月后我被押赴青峰山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判决书上写着：“刘犯志恒自一九六一年以来书写反动诗词，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恶毒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扑后态度顽抗，在监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大概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对社会并无危害吧！政法机关特别开恩，将我押交我下放地望城县乔口鱼场监外执行。从此我的身份从“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下乡知青变成了在押犯“现行反革命”了。

身份变了，但生活没变，每天与同事们一道出工，同事们见我坐牢后身体差了，都处处关照恒。经常有人买了烟偷偷塞在我的被子里、还有人几次蒸了肉饼放在我的床下。（恒估计是玉放的）

乔口鱼场安排我到樟木桥猪场喂猪，具体对我进行监菅是鱼场人事股罗股长。

罗股长是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是当地旧社会著名的三根讨米棍之一，文盲、参加过抗美援朝，罗股长工作极为认真、吃苦、肯干，什么累活脏活苦活他都争着干，平日对同事也极肯帮忙，在他身上的确同时有雷锋和焦裕绿的影子，口碑甚好。然而对我却前后两重天，过去亲如兄弟，现在却疾恶如仇，每次批斗会上捆我绳子捆得最紧的是他。而事后在劳动中他却宁肯自已不吃饱也要让我吃饱。他说他不恨我这个人，他切齿痛恨的是我丑化了他心中的神---毛主席。

我的主要任务是每天从几十个大鱼池中用两根竹棍捞猪草，由于鱼池喂鱼灌有大粪、猪屎、糠并等，又脏又臭，不久我腿上生了个大毒疔，首先是奇痒奇痛，随后是出水化脓，最后烂到深可见骨，足足烂了两个多月，但罗股长一天也不准我仃止泡在齐胸口深的臭水里捞猪草，为了反掉我的“娇气”，罗股长也天天陪我浸在酱油色的臭鱼池水里一同捞猪草。还说我同你一样天天泡在齐胸口深的水里捞猪草，我不生疔你生疔，这说明你是没改造好太娇贵了。可能是以毒攻毒吧，这毒疔未经任何治疗,烂了近三个月竟自已愈合了。不过留下一大块伤疤至今还痛。

罗股长的确是位好人，我从不恨他怨他，他过得比任何人都苦，全身补丁垒补丁，从没穿过一件好衣服，不抽烟不渴酒更从末进过餐馆，真是劳苦一生。

罗股长对党的事业更是勤勤恳恳奋不顾家，他很少回家，一天到晚都在猪舍，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也可能是长期不回家造成生理上严重的性饥饿吧！有一次罗股长竟对正在发情的大母猪实施强奸，不幸被来清扫猪舍的女知青当场撞见了，因为罗股长平日很受人尊敬，对女知青也从无不轨，大家都同情理解这位苦行僧，没有人讲他什么。

第二天，罗股长不见了，人们都以为他回家了，也没谁放在心上。

其后几天，人们发现吃用的井水有股越来越浓的异味，用手电往井里—照，才发现罗股长己投井自杀几天了，据说捞上来时头被撞得刷把一样（可能是倒栽在潜水泵上了）。

在监外执行期间还发生过—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需要，乔口地区组织过一次以我为主要对象的阶级敌人大型游斗，我被戴上一尺多高的尖顶白纸高帽、上写着“现行反革命份子刘志恒”，划上红X、反绑双手、在一千多人的簇拥下游街批斗，乔口小镇像过节样热闹非凡，各乡各村的人也动员来了。一路上，打倒“反革命份子刘志恒”的口号声一阵接一阵，当游到人最多的街中心时，我也钻空子高呼一声“打倒谭XX（乔口渔场书记）”，毫无准备的人群也跟着我振擘高呼“打倒谭XX”, 连谭XX自已也举了手高喊“打倒谭XX。”随之一阵大笑，谭书记气极败坏，几个积极份子冲上来揪住我的头发拳打脚踢，人群中却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人群中议论纷纷：有人说这个反革命真不知死活，这样一边斗他，他还敢高喊打倒谭书记；也有人说他真有骨气，有勇气，他敢这样喊说明他不是反革命；还有村民往我的口袋里塞钱塞烟，现场乱成一团。

我被勿忙押回鱼场了。这次游斗就此流产了，从此我再也没享受过这种土豪劣绅戴高帽游乡的待遇了。

一九七一年春，县委书记周书记来乔口鱼场视察，谭书记等人向县委周书记反映了我不认罪不服改造的种种“劣迹”，县委周书记当即指示将我收监，几位知青和同事从鱼场积极份子口中打听到将我收监的具体日期后，纷纷向我通风报信，都一再劝我快跑，还有同事硬塞给我钱粮。

我谢绝了知青和同事的好意，跑，当然可以躲开苦难，我也相信这个国家这个党不会一直这么烂下去，人民总有重见光明之日。但是，跑、不是正好被人说是畏罪潜逃吗？我无罪所以也无畏。我决定不跑。

收监之前一夜，我通宵未睡，当时我孤身一人住在湖堤上一间小屋里，周围很远都没有人，连狗都没一只，要跑完全不费力，我点燃一堆火，把所有衣服翻出来洗净烤干，把被包捆好，坐等天明，准备迎接更艰苦的狂风恶浪。

未等天明，凌晨四点左右，几个民兵来了，这都是阶级斗争中正争取火线入党的积极份子，他们如狼似虎把我五花大绑。他们见我被包都捆好了，问我是不是想跑。我说要跑我早跑了，我无罪要跑什么，我相信历史终将证明我无罪。我收拾行李等你们好久了。他们问我怎么知道会收监的，我说县委周书记一来我就想到会收监了，如果这一点都想不到，还能适应这斗争环境吗？

第四章：抗争

第一节：劳改队

押送我上路的是鱼场两位基干民兵，我戴着鱼场自制的土手铐徒步上路了，目的地是市看守所。

一到长沙城，我左顾右盼，长沙城啊！我爱你、我日夜想你，下乡几年，想不到我今日戴着手铐回来了。

我更想家，想白发苍苍的老祖父、想含辛茹苦的父母亲、想刚刚成年并受连累而下乡了的弟弟妹妹。过去就是死刑犯临刑还能见上亲人一面，我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亲人们。

我再三哀求押送的人押我到家门口见上亲人一面。他们都没作声，我知道他们内心是同情的，但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他们不敢。我再三苦求，终于人性战胜了阶级斗争理性，他们也流泪了。他们解开我的手铐，把我带进一家离家不远的茶馆，一个民兵看守着我，一个民兵去我家喊我的亲人来见面。

可惜，我的家中只有老祖父在家，白发苍苍的老祖父闻讯泪流满面，连门也不关就跌跌撞撞来了，祖孙两人抱头痛哭。

祖父在身上左翻右寻才找出皱巴巴的一角钱, 买了两个馒头塞在我手里。泪眼相看泪眼，无奈的祖父眼巴巴地看着我被民兵押走了。

这生离死别的凄惨情景是我与祖父见上的最后一面，不久，我敬爱的老祖父在思念与痛苦中与世长长辞了。

这两位押送的民兵回渔场后也因阶级立场不坚定而受到处分。

市看守所只是临时关押犯人的中转站，在这里犯人很多，一样很挤，无人提审，我所在的监房有十多人，什么人都有，都是已判了刑等着劳改队来车起解的。在这里犯人可以通知家属送衣物来，我因深知家里很苦，所以没要家里送什么东西来。

—天，看守打开牢门喊一个犯人领家人送来的衣物，几个看守站在门外，一件件仔细检查后将衣物一件件递进来，犯人都站在门里看，当时送来的衣物中有一大包烟丝等违禁品，明明看着看守将烟丝等违禁品收去了。等看守走后，犯人中一个姓石的却拿出一大包烟丝，这包烟丝正是看守当场收去的烟丝，众日睽暌之下也不知他怎么偷到手的，从此大家都叫他石神偷。

石神偷人也义道，偷来的烟答应大家共享，但有烟无火也只能望烟兴叹。在烟的吸引下，这时我也不顾监规，展现了县看守所学来的绝技--钻木取火。

钴木取火其实不难，用一根稻草芯包上烂棉花，外面再包一层黄草纸，搓紧，脱下脚上的木拖鞋在木板床上用力紧搓紧压卷成了筒的棉花草纸条，不几分钟即可闻到一股糊味，赶紧扯断棉花条轻轻扬几下即冒烟了，吹燃后再点燃一条烂布搓成的绳子以保存火种。当然这条出烟的烂布绳子总是吊在马桶边上，让臭气掩盖燃布条的焦糊气。吸烟人数一次只许两人，其他人围着打掩护。

有一次，看守终于在门外闻到了焦糊味和烟味，突然冲进来突击查监，什么都翻转了，连马桶都用棍子搅了几遍，竟什么都没查到，只是石神偷苦着脸捂着肚子喊肚子痛，看守还马上送来了去痛片。原来石神偷将烟和火都塞进了裤档，看守当然不会到犯人裤档中找火，而未熄的火却把石神偷的肚皮烧了个大水泡。

几天后, 我被押解到了位于湖南省茶陵山区的咪江劳改茶场，这是湖南省的模范监狱，规模很大，高墙电网之内分别关押有男犯、女犯、就业犯、据说汪精卫的秘书和潘汉年都关在这里。铁网之外有茶厂厂房、有工人宿舍区、有茶山，更有美得醉人的青山绿水。

进狱之初, 几十个犯人按高矮排队，我幸而排在后面，管教干部一个个点名并问各人有什么特长，我见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被叫出队列，灵机一动，我也谎称自已学过电工，（我在原长沙汽车修配厂当过电工学徒）因此我被分配在电工组，这比其他犯人有更多的轻松、方便和“自由”，这给我日后的投寄上诉提供了机遇。

随后是一个个剃光头，一件件衣服和提桶脸盆上都被用红漆写上“劳改”二字。一个个犯人都编上号码、并交待犯人之间不许喊姓名只许喊号码，更不准谈论案情。总之，在当时的中国，连火化国家主席都只准用假名字，犯人更没有半点人的尊严了，更何谈基本人权。

我在监内是著名的只服法不认罪的。每周一次认罪服法犯人会上，我都大谈要认真服法，监狱是执法的国家机关，服法是对国家的尊重，这正是林付主席讲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至于我不认罪，因为我无罪可认，我相信历史将证明我无罪。当然恒的每次发言都遭到管教干部的训斥，但我小心冀冀, 从不违反监规，他们也无奈我何。

然而不菅我如何小心冀冀 , 还是出事了。

中国的监狱鱼龙混杂，政治犯刑事犯是混合关在一起的。当时睡在我右边的是一位大右派，这位老先生是湖南日报第一任主编，人称钟教授，这位老先生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无论唐诗宋词元曲，他信手掂来出口成诵，也无沦世界史、中国史、文学、美学，包括各种政治理论他无不精通。这位老人慈眉善目，一付长者和学者的风度，恒非常敬仰这位大右派老师。睡在我左边的却是粗俗不堪的惯偷曹流子，人以群分，这样的人我从不得罪，只疏而远之。

钟老可能家人十分挂念孝顺，经常有家人寄衣物和食品来，钟老从不吝惜，次次都给大家分上一点。

有一天，左边的小偷却偷上了右边的老右，大家都气愤不过，嚷嚷着要报告干部，钟老却息事宁人，算了算了，大家都不容易，有什么困难互相帮一下就是，硬是不准报告干部。当时曹流子也在一边装模作样地大骂小偷缺德。

我气愤不过，当晚趁曹流子去洗澡之机，我从曹流子床垫下找出脏物还给钟老先生了。钟老嘱我不再声张。曹流子发现脏物不见了也未作声，但他已猜到是我所为。

第二天下午，我到建筑工地布设电线准备晚上加班，我把整个工地电线全架设好后，特地合上闸门试了电，所有灯全都亮了，—切正常，我才在看守押解下关了电闸回监房。而小偷曹流子是架子工，晚上架子工要参加建筑工地的施工，结果，天黑一关上电闸开灯，只见兰光一闪，灯没亮电线却烧糊了。这又是阶级敌人的破坏事故，我当然成了新一轮阶级斗争耙子了。

没有人找我谈活，只是从管教干部的眼神中我看出自己成了怀疑对像，从干部信任的犯人小组长口中，我听说干部正在上报给我加刑。

我急了，决定冒险与曹流子谈—次话，摊牌。

一天中午，我请干部所信任的犯人小组长（改造中的积极份子忘了其名）先躲在犯人大礼堂的幕布后，我把曹流子单独喊到大礼堂幕布边，首先我承认东西是我寻出来还给钟老的，我讲钟老是位好人，被偷了还息事宁人不准大家报告干部。曹流子说我不恨钟老，我只恨你多事，我把两根电线绞在一起只是给你点小小教训，今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少讨我的嫌。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犯人组长向管教干部真实地汇报了躲在幕布后听来的一切。曹流子受了处分，我也被管教干部一顿臭骂：“你好大的胆子，在看守所还敢私设公堂，搞起包公破案来了，你心目中还有没有管教干部，还相不相信政府，还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骂就骂吧，我一声不吭，只要不加刑就谢天谢地了。

我入狱后，我的父亲受株连也被关进了“学习班”，限制人生自由达一年多。

一九七三年，我找机会寄出—份三万余字的申诉材料《狱中来信》，我的父亲刚从“学习班”出来，收到我寄来的《狱中来信》后，我的父亲用四个通宵写成三份共百余张大字报分别贴在长沙市最繁华的五一广场和长沙县县委门口，标题为《狱中来信》的大字报极为轰动，每天上千人围观，影响极大。促使市县为我成立专案组复查。

我的上百次申诉、坚决斗争和家人的泣血抗争，终于，我的冤案迎来了平反，判刑七年的我只劳改四年，在一九七四年经县人民法院复查，并作出了“撒消原判，予以平反”的复查平反决定。

时因四人帮仍然横行无忌，国家仍然处于极“左”之浩劫中，平反并不彻底，为证明他们抓有理放也有理的一贯正确，县法院在平反的复查决定上仍留有所谓“在一九六一年曾有过错误言论，但尚不构成罪行”等语，更谈不上蒙冤入狱应有的国家赔偿，甚至连坐冤枉牢的工资都没补发。

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平反出狱了。

我出狱了，但为我而心力交猝的父亲却明显地苍老了、衰弱了，才四十多岁的父亲己是满头白发。

====================================================

狱中奇闻趣事还有不少，如—位半疯半傻自称300岁的女犯关了几十年末审未判，据说是国民党高官逃台时从飞机上挂降落伞丢下来的，一直查不清是特务还是吓疯了的弃妇，几十年连姓名都查不清只好不审不判地关下去。

又如一位老反革命就业犯，解放前奉地下党之派参加了国民党兰衣社，解放后因找不到证明人被作为特务判刑十五年并在茶场就业，一九七四年积案大复查时终于查到他的上线还是一位健在的高官，马上给他平反并补发了几万元，他是湖南道县人，他喜孜孜地赶回道县，结果他所有家人都在文革中因他是反革命而被当地贫下中农革命法庭杀光了，他返回劳改队要求回劳改队就业，当然未允，他跑到咪江桥上，撕了所有钞票投江自尽了。

党的“大叛徙”潘汉年也曾关押在米江茶场。

那个疯狂的时代写不尽班班血泪，成千上万的人无辜受迫害而死，亿万人民心中的伤和痛都无法弥补了，当然，一切都只能怪罪于那四个人。

第二节：装疯

我终于出狱了，但我下放地所在单位望城县乔口鱼场却不肯接讷我，望城县乔口鱼场那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用知青血泪染红顶戴的谭书记拒不安排我的工作，更不肯补发我坐冤枉牢的工资（每月工资28元，扣除每月牢饭钱15元后，每月应补工资十三元）。

谭书记说：“当年抓你有理，是大好形势的需要；今天放你也有理，也是大好形势的需要，党为你落实政策了，你出来了，要感谢党的政策的英明伟大，要老老实实做人。至于你要工作要工资你找县里，谁放的你，你找谁。”

我找到县里，县里管抓、管放，但不管工作和工资。

我是个宁折不弯，不愿求怜告乞的人。无奈之下，我单身一人返回长沙城了，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回到长沙城却成了没有户口吃黑市粮的黑人黑户。

为了谋生，也为了感念妻儿的劳苦，我没日没夜的做苦工，挑土、拖板车、搞冷作、烧电焊、做水工，我不辞辛劳，什么苦都吃过。

我的父母家中亦十分穷苦，我作为长子已深深连累和愧对家人，我在长沙城郊一菜农户租了一间小房，架块竹板作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因为长年批斗和四年狱中折磨，摧残了我的身体；因为天天烂菜叶没什么营养；在超强体力的劳作中，我终于病到了，不得不进了医院。一检查：乙型肝炎、转氨酶高达900多，医生只喊：“别动，赶快住院，要小心肝昏迷啊！”

我有什么条件住院啊？我拖着疲软的双腿慢慢地走回了蜗居的郊外小屋，我的父母也只能望儿悲叹，买来半斤墨鱼给我营养。

为了怕妻子着急，也为了怕将乙型肝炎传染给妻儿，我没告诉莲莲我病了，但不知怎么莲莲还是听说我得了乙型肝炎。没几天莲莲竟带着孩子到长沙来了。莲莲父亲找村上人借了条小木船，连家中简陋的几件家俱都搬来了。

我埋怨莲莲不该来，因为乙型肝炎是会传染的。莲莲说：“怕什么，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起。”

莲莲来了，我之蜗居才有了生气。我病了无法出门打工，莲莲更累了，没日没夜地劈医用竹棉签。仅靠一把菜刀和她柔嫩的双手，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还要想方设法给我治病。

我没条件住院，莲莲到处寻医问药，终于从—位老中医处打听到一种用田基方、夏枯草、茵陈三味草药组成的三草汤治肝炎好，又便宜，只几分钱一付，莲莲天天坚持依时按刻熬三草汤给我当茶喝。在莲莲一年多精心护理下，我再没进过医院，几近病危的乙型肝炎竟神奇地痊愈了。至今近三十年从未复发过。

一九七九年，我的父亲因晚期肺癌开刀住院，我父亲单位长沙市工业品公司出于对我一家的同情，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马上办理我带工龄回城顶职，但我下放地乔口鱼场的谭书记却卡着我户口不放。长沙市工业品公司劳资课石科长三次亲自带人到乔口鱼场找谭书记商调调我回城，谭书记拒不同意。

最终，长沙市工业品公司劳资课石科长只好从劳动局多要了一个招工指标送给谭书记，就是说我招工回城用了两个招工指标，多给谭书记一个招工指标让他招他的亲戚；同时我也通过关系，找到刚解放出来工作的老县委书记杨伯槐，杨书记亲自打电话指示乔口鱼场放人，谭书记才放我一条生路。下乡十七年，我的户口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返回到出生地长沙城了。

我回来了，但妻儿仍是农村户口，仍是没有口粮、没有一切配购物资的黑人黑户，而且孩子一天天大了，没户口根本无法入学，当务之急除了谋生外就是想方设法搞莲莲母子三人的户口进城。

我到处打听、多方奔走，四处碰壁。曾记得有位派出所所长，我借钱送去上千元礼物，礼物他全收了，讲的话却是“难啊难，我尽力吧。”第二天他却音讯全无地调走了。

终于有位好心人指给我一条捷径，叫莲莲装病，装癔病，只有癔病是无法查验的。

我与莲莲经半年多的准备：到三四家市级大医院找熟人（买）伪造癔病病历；找公安部门的人送礼拉关系；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层层级级写报告，申请解决莲莲母子的户口农转非。

终于，市公安局一位友人（这位友人出于同情拒不收礼，我曾送去500多元烟酒，第二天他给我汇来6OO元，世上还是好人多）通知我：“四天后市公安局将来人到你家目测你老婆病状，来人着便装，什么也不会说，你也什么也不要问。”

得此大有希望的喜讯，我与莲莲也忙开了，为了装得像疯言疯语神智不清的癔病患者，莲莲闻讯后四天没有吃饭，披头散发，饿得面黄肌瘦，房里摆上粪桶，臭气掀天。

四天后，果然来了—位身着便装的中年人，问了我的姓名后，只说看看你爱人吧！我将他让到房里。房门一开，一股臭气扑面而来。他捂着鼻子走近床边，摸了摸莲莲的手，饿了四天，莲莲当然手脚冰凉，莲莲只睁着无神的蒙笼双眼望着来人傻笑，这位目测者一言未发，叹声气走了。

七天后，接派出所通知；市公安局已批准莲莲三人户口从农村转来长沙市落户。一家人欣喜欲狂。莲莲也在来人走后开始进食稀饭，调养半个多月才恢复过来。

为搞户口进城，我求亲告友借了上万元送礼，虽债台高筑，值得。

从此我和我的一家才逐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的小孩也终于可以在长沙市入学了。

迎来了新生活曙光，我们更加勤奋，也更加恩爱了。

第三节：丧父之痛

我回来了，经历了十七年大苦大难的我，经历了十七年泣血抗争的，终于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长沙城了。

回归了的我，已经伤痕累累、疾病缠身、债台高筑。我多么需要休养生息啊。

然而，等待我的是另一种伤痛和奋争。

我回城后到长沙市工业品公司上班，这是一家几千人的国营大公司。苦难的我终于端上了金边饭碗。

上班第一天，公司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刘志恒，祝贺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是看着你长大的，你的一切我们都了解，你的《狱中来信》我们也看过，我们是同情你的。这次为了调你回来，公司下了大决心，党委为调你回来开过几次会。公司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调你回来，石科长三下乔口鱼场，为调你动用两个招工指标，这都是党委决定的。公司还从没有为招一个职工费过这么大的力。我们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你会努力工作的。但今天不谈工作，公司交给你一个任务，你爸爸病很重，晚期肺癌开刀，癌块已无法切除，你爸爸对自己的病情还不清楚，我们都瞒了他。你的工作任务是：公司指派你到医院去专职护理你爸爸，不管时间长短，你爸爸什么时后病好了，你再来上班，这段期间，你的工资公司照发，奖金按职工平均奖发。这里先给你200元困难补助。”

从水深火热一下子感受到人间温暖，从沉沉黑夜一下子见到了云开日出，在捆打跪斗中都从不流泪的我不由得泪流满面。我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才是共产党，我终于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公司党委书记又说：“你爸爸是个好人，你爸爸是个好干部。在公司工作二十多年，一直兢兢业业，你们生活那么苦，他从不多拿多占，也很有工作能力，你要好好向你爸爸学习。”

谈话第二天，我拿一把睡椅，带上简单的衣被，在医院的父亲床边，开始了连续六个月，夜不解带的招扶陪护。

这时，我的父亲己非常衰弱，为我的冤狱泣血抗争、因贫困生活的重压、因疾病的折磨，我的父亲已如风中残烛燃尽了自己。

因为癌块连着脉动脉血菅切除不了，手术后癌细泡全身扩散，手术伤口长出菜碗大的息肉，刀绞锯裂的剧痛折磨着饱经风霜的父亲，全公司的干部和职工都多次来看过父亲，无不伤心落泪，而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父亲还在忍着剧痛与同事商谈工作。

我衣不解带、食不解味、夜不安寝，望着剧痛折磨中的父亲，我心如刀绞。我心中默默祈祷：父亲啊！您才五十多岁，正是人生大有作为的年龄啊！您不能走，这个家不能没有您啊！您劳苦一生，没过一天好日子，我作为长子，因蒙不白之冤，不但没为您分担过—点生活重担，不但没尽一天孝心，反而连累您挨斗、受辱 、受苦，怎能不令人肝肠寸断呢？今天在您以生命作代价的奋力拼搏下，我平反了，出狱了，回城了，为了重整受害至深的家园，正需要您的指引和帮助啊，您怎能撒手西归呢？如果伤病能够替代，我真想代您承受这您不该承受的—切。

然而一切都无可挽回，我的父亲厌倦了这想不通的痛苦人世，以死亡求解脱，我的父亲撒手西归了。享年仅五十七岁。

我的父亲生于1924年，系独子，上无兄，下无弟。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帮着祖父在乡下开过饭馆、做过鞭炮蚊烟，也走村串乡贩卖过布匹百货。起早贪黑，历尽千幸万苦。

一九四四年日军侵华，我的父亲在逃难途中被日军掳作挑夫，全家人差不多急疯了，三天后父亲找机会逃了回来。抗日战争中，父亲赖以生存的微薄家产被日军烧光抡光，全家老少流离失所，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我的全家来到了省城长沙。

一九五四年，我的父亲进入长沙市工业品公司当营业员，因工作认真负责，不久后调入机关业务科工作并正式转干为业务科干部。基于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磨炼，父亲的工作能力很强，在公司里业绩卓著,口碑甚好。

在那物资紧缺，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证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业务科是掌管票证的部门，但父亲从不循私。有段时间肥皂牙膏紧缺，要凭票，而家里的票证有时要济助乡下亲戚，全家人甚至用盐漱口几个月，父亲在公司掌管票证，竟—张也不肯拿回来。

还有一次，一位厂方业务人员来看望我的父亲，我的父母都不在家，这位业务人员临走前放下一件短尼大衣说送给我的父亲的，当年，我的全家人都从未穿过尼子衣，我不懂事的弟弟穿在身上高兴得不得了。父亲回来后硬是从弟弟身上脱下尼大衣，当晚就送还给这位业务员了。

正是父亲的一身正气，奠定了我今后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的人生宗旨。我在长沙市工业品公司任职二十年，天天和钱打交道，宁可清贫、分文不贪。我能两袖清风地退休，安享晚年天伦之乐，全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第四节：奋发与无奈

父亲过世后，我回单位上班，公司领导可能出于对我文笔的欣赏，安排我当任公司办公室秘书，这个工作轻松体面，但我不肯任职。我的理由是文化程度低，没有理论修养，没有工作经验，怕不能称职。

其实，我知道自已性格，当公司秘书势必要为公司领导写发言稿、写工作总结和汇报，我对这个社会有很多看不惯，不愿写那些违背良心、吹吹捧捧、迎合上级口味的官样文章。

我要求到基础商店当营业员。当时，我的一家佃住在南郊，公司照顾我，就近安排在南郊一商场当营业员。

我在南郊商场当营业员，站了六天柜台。南郊商场经理找我商量，南郊厂矿、学校、企事业单位多，商场想成立一个厂矿业务组，人员由我挑选，由我负责，开展厂矿业务。尽管我业务不熟，我从内心深处也不喜欢商业工作，总认为无商不奸，但想到公司对我、对我父亲的种种知遇之恩，我答应了。

我挑了四个职工，组建了厂矿业务组。

第一个月，业务不熟，门路不熟，五个人仅做了八千元业务；

第二个月，我把任务下到个人，每天轮流只留一个人在办公室接待，其余人员全部跑厂矿，交朋友，拉业务，按业绩评奖金。第二个月营业额达六万元。

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越走越宽。半年以后，厂矿组每月的营业额都在二十万以上。有时还达到五、六十万，厂矿组员工的奖金是全公司最高的。厂矿组的员工都交了不少厂矿供销人员朋友，各人都建立了自已的销售网络。

人总是有私心的。一次，我联系到一笔定制500套工作服的厂矿业务，交由厂矿组的小李去具体运作。不几天，小李找我商量，这笔业务已办妥了，但建议这笔业务不入商场账目，业务自己做，税后利润4000元两人平分。

我不同意，人不能吃里扒外，要自已做可以，国家也鼓励发展个体经营，要自已做就干脆停薪留职去干个体户。

小李听了我的话，这笔业务入了公司账，小李停薪留职干个体户去了。

当时还是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胆子还小，干个休户的不多。干个体户也的确十分赚钱。

几个月后，小李来看我，数月不见，小李已俨然一副大款派头。

小李把我拖到一家大酒楼，点上丰盛的酒菜，小李推心置腹地对我说：“恒哥，我佩服你，你的能力比我强多了，如果你也出来搞个体，肯定比我发得快。我发财还搭帮你提醒，不然还在厂矿组拿工资。”

我讲自已为堂客搞户口，早已债台高筑，是有心搞年把个体户，把欠账还清。

但公司为调自己进城花了那么大的代价，今天拍屁股走人，太忘恩负义了。而且，搞个体户要本钱，到那里借这笔钱啊！

小李说：公司书记是他的亲戚，他知道我的回城经过，公司也知道你目前非常困难，公司会理解你的，不然你一屁股债靠工资何年何月才还得清啊。何况还有四口之家要穿衣吃饭。

小李说：“恒哥，出来干吧，人不能吊死在一颗树上，那怕只出来干一年先还清账也好，公司那头我帮你去讲，你没本钱我借给你。” 我问：“我冒做过生意，做什么生意好呢？”小李说“做小百货，不占本钱，包你一年就发财。”

我动心了，答应写个停薪留职的报告试试。小李当即拿出3000元塞在我手里。

我在停薪留职报告中表示了对公司的衷心感谢，也写了自已债台高筑的具体困难。我请求停薪留职一年，并表示：不管个体户怎么赚钱，以一年为期，还清上万元债务即回公司上班。

公司批准了我停薪留职的报告，我移交了厂矿组的工作后，用小李借给的三千元，租门面，买旧柜台，进小百货，店名“红莲百货店”的小店开张了。公司同事及小李等朋友都来道贺。

干个体并不轻松，莲莲站柜经营，一个人从早上八点站到晚上十点；我跑上海、武汉、广洲、义乌进货。

苦苦经营，小店终于越做越红火，月入数千金。一年之内，我还清了全部债务，制齐了全部家俱和电器，结束了竹板当床，纸箱装衣的寒酸。而且还有了几万元积蓄，今后收媳妇、嫁女的钱都准备了。

虽然小店生意正红火，但我的心里忘不了公司领导的知遇之恩，忘不了一年之约的承诺。世上的钱是赚不尽的，够用就行了。一年到期，我义无反顾地关闭正红火的小店，回晓园百货公司上班了。

一九八六年，在改革大潮中，公司领导班子公开招标竟选，胡志同志以其改革魄力和切实可行改革措施在竟选中胜出，担任公司总经理，我也被任命为公司家电部付经理。

    胡志同志是位雷历风行的改革派。上任伊始，胡总召集公司全体中层干部开会，谈了他的改革思路。胡总首先对公司的市场定位作了分析。晓园百货公司的主体是晓园百货大楼，大楼位于火车站广场，流动人口多，客流量大，公司主营家电百货，历来以零售为主，但流动人口谁会买一台冰箱彩电背上火车呢？胡总认为，光靠传统的零售方式是不行的，应该充分利用火车站广场外来人员多，信息传播广而快的地理优势，大力开展批发业务，同时在建立了良好的厂商代理渠道后，在全国各地设点代厂批发，把业务做到全国去。

    胡总上任的第一件事是抽调全公司精干业务能人成立“开拓办”，分赴各厂家组织货源；分赴全国各地作市场调查并选点设点。

    当时的经济还是传统的市场经济，全国各地的大小商场都习惯从各专业批发公司进货，而各专业批发公司不但作为中间商要赚取利润，在批发价格上还把客户分成不同等级，大商场享受一级批发；中等商场享受二级批发；小商场只能享受利润不多的三级批发。而我们直接从厂家大批量低价拿货，直接向全国各大小商家以低于一级批发的价格直接供货。打破了各专业批发市场对货源的垄断。以代厂批发的优势价格争夺到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胡总的改革措施打破了计划经济的习惯思维，迎合了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需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胡总任职期间，公司获得了飞速发展，第一年公司销售额只三千万，第二年公司销售额七千万，第三年公司销售额一亿二千万，第四年公司跨入了全国百强企业的第94位……小小的晓园百货大楼成了长沙商界排名第二的长沙五虎。红极一时。

    我也进入了公司的“开拓办”。当时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济南、洛阳、宜昌、任丘等地都设了点，我负责主持过天津、洛阳、宜昌、任丘四个点的工作。出于对公司的感恩心理，我每年有八至九个月时间在全国各地奔波。有时一天要跑三个城市，虽然很累，虽然是为共产党为国家打工，报酬很低，每月工资只四十多元、每天出差补助仅五元，但看着企业一天比一天业旺发达，我累得甘心、累得愉快。

    仅以河北任丘设点为例：当时我带两名业务员到任丘作市场调查，正遇天雨，我们在一家工厂门口躲雨，见几个人在摆摊卖吊扇。仅半个多小时百多台吊扇就买光了。我与摊主闲谈起来。摊主叫李五强，因我们是躲雨的外地人，摊主毫无顾忌。谈起吊扇，李老板眉飞色舞。他说：过去农村都是土屋是不用吊扇的，现在改革开放农村富了，农民大多起了新屋，大家都想装台吊扇，有的人家甚至想每间房都装—台吊扇，有的建猪舍也想装吊扇，吊扇的需求量极大，但吊扇产地一般在南方，当时很少进入北方市场。任丘周围几个县市都没有吊扇批发。他是该工厂的原厂长，在当地算是先富起来的。他建房后是从北京买回三件九台吊扇准备自己装用的。不想全被同事要去了。第二次他从北京买回三十件九十台吊扇，一天之内被邻居全要去了。他发现这是个商机，干脆停薪留职做起了吊扇生意。每天吊扇销量达数百台，周围不少县市都有人来买。我告诉他我们正是代厂批发来考察市场的。李老板喜出望外。当即把我们带到他家。

    李老板在当地大概算得上首富，气派的庭院，家有几台空调柜机， “三五牌”巨大的立地座钟，每间房里全是亮晃晃的宽大铜床。屋顶是太阳能热水糸统，家有一台小车一台货车。这在—九九一年的北方农村还是少见的。李老板还拿出五十万元存折，要求和我联手开拓北方吊扇批发市场。当晚，李老板硬留我们住在他家。

    第二天，我与李老板正式达成了协议。我在任丘设点，办公地点就在李老板家。李老板先付五十万元，我发一百万元吊扇过来。限期一个月销完。李老板签署了协议，但付款方式改为他带五十万汇票到长沙在发货现场交汇票。经电话联系胡总同意了我的方案。

    一百万元吊扇运到河北任丘市，李老板发动亲友搞推销，四处电话联系，不到一个月全部销完。资金全部回笼了。这使我看到了北方农村改革开放农民开始富起来后巨大的市场潜力。此时才四月份，还没到夏天的旺销时节。我向李老板提出更大胆的合作动议。根据我对市场的预测，我再发四百万元吊扇过来，由李老板免费提供仓储，由我制定价格，限定李老板每台吊扇只准赚一元利润，低价抡占北方市场，而且，不管是否销出，每半个月李老板必须向我公司汇五十万元货款。以保证四个月内四百万货款全部回笼。如果达不到销售计划，我有权向其他县市调拨商品。李老板同意了我的方案。仑储由他出资租用厂房。（这为企业节省了大笔仓储费用。）但胡总对此方案十分担心，四百万元吊扇，整整七个火车车箱，没收分文预付款，安全吗？在我的再三保证并答应死守任丘的承诺下，胡总才勉强同意发货。

    整整四个月，我与李老板一道四处奔波大力促销，虽然四个月没回长沙与家人团聚，但在商场上我打了一场冒险的漂亮仗。刚好四个月，四百万元货款全部回笼分文未欠。

    四个月李老板赚了纯利几十万元。四个月李老板奉我为财神，天天好酒好烟，吃住全免费。后来还要送我现金，我分文没要。利润是他辛苦打拼出来的，如果我收了他的钱不成了受贿吗？共产党运动不断，我怕再来场运动讲不清。

我回长沙时，李老板买了车票硬要亲自送我回长沙。在长沙，李老板要来我家看看。隔了几天我才发现李老板在我床垫下塞了两千元现金。

这一年，我的个人销售业绩达800万元。公司为我评奖、记功、挂大红花、上光荣榜。

    正当我们在胡总的领导下准备进一步开拓市场把企业做得更大更强时，胡总出事了。

    那天中午，我和胡总及几位中层干部正陪厂家货主在酒家吃饭时，胡总接了一个电话，脸色一沉，匆忙交侍我们几句说有急事要离开一下。下午，公司的人都说没见胡总回办公窒，倒是市检察院的人来封了胡总办公窒。

    后来一打听，是胡总的一位朋友送了胡总一张出口棉纱的外贸批文，我们公司没有外贸权，不知怎么一位有外贸权的单位知道了此事，愿出十万元请胡总转让此批文，胡总同意了，这十万元胡总全作为公司利润上缴了。

    当时正是社会上关于姓社姓资大争论之时，也是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时。胡总此举在市商业局也引发了不同举措。市商业局党委认为胡总是在国营企业搞资本主义经营，并以倒卖批文的罪名提请市检察院对胡总采取行动；而商业局局长认为胡总没有谋私利，买批文的钱作为利润全部上缴国家了构不成犯罪。胡总在酒楼接到的电话正是市商业局向局长打来的叫他快逃的。胡总为了躲开市检察院抓捕连公司都没回就躲到了市商业局向局长家里。第二天由市商业局向局长派小车送出长沙南下深圳。

    公司总经理被检察部门通辑逃到深圳打工去了。正红红火火的大型国营公司一下子一片混乱。各供货单位闻讯对公司停止了供货，本来畅通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网络大部分都中断了，公司从此一阙不振。

    党政不和、勾心斗角、互相拆台这正是不少国营企业的死症。自改革开放以来到我退休之日，二十余年我们公司的党政从来没有和谐过。

    胡总逃离公司后，商业局党委派原公司党委书记兼任老总。新老总大砍批发业务，经营重点改为零售。并在职工中大抓意识形态，清算胡志的“资产阶级经营思想”。很多业务骨干都成了胡志线上的人，一时人心惶惶，职工中也分成了不同的帮派。老总在深圳打工，月入5000，企业却全乱了套。产销关系断了、营销关系断了、人心焕散了、资产流失了、连外欠债务都追不回了。

胡总被通辑后，公司货源中断，价格优势没有了，销售网络中断，各地所设的代厂批发网点纷纷撤回，公司经营规模垮下来了，职工的心也冷了、散了、乱了。有能力的业务骨干纷纷跳槽或停薪留职。一年之间，红红火火的国营公司步入了连年亏损的恶性循环。

    由于我在公司的销售业绩卓著，我在南方一些电扇厂家己有一定的知名度。南方一家著名的电扇大厂高薪聘我去当销售科长，并承诺给我在佛山市安排住宅和先给我四万元安家费。并将我和我老妻接到广东厂里盛情款待，还派人派车陪同我与老妻往深圳珠海游玩了七天。但此时的我仍抱着对公司知恩图报之心。不想抛弃这条将沉的船，总期望在大家的努力下企业能东山再起。我在企业危难之时没有跳槽自救。

    一年后，一九九二年二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布了。停止了对姓社姓资的争论，提出了解放思想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胡志的问题也平反了，外逃一年多的胡志回长沙了。晓园职工都欢欣鼓舞，公司里贴出了强烈要求胡志重回晓园主持工作的巨幅标语。而市商业局没有答应职工的要求，因为商业局又向晓园派来了新任的总经理，胡志在市商业局挂名当了个副局长。

    败家容易兴业难，在各种利益关系和权势争锋中，国营晓园百货公司五年换了四届总经理，一个不行又换一个，全是市商业局任命指派来的，没有一个是招投标竟选上任的。

    每位新任总经理上任时都带来一班亲信人马，离任又不带走，造成晓园帮派林立。

    新官上升三把火，每位新上任的总经理为创政绩总是一上任就来一场店貌大装修，年年装修年年拆，动则成百上千万。反正崽卖爹田心不痛，清一色的银行贷款。职工急在心里，怨在口头，却无可奈何。

    短短五年，雄踞长沙商界五虎之一的国营晓园百货公司变成了奄奄一息的病猫，亏欠银行贷款及厂家货款七千多万，全部房产产权都抵押给银行了，职工己发不出工资，办公室里每天债主盈门，吵闹不休，所有库存商品或抵债或低价处理溅买光了，企业巳难以为继。职工大规模下岗，五十五岁以下自谋生路，五十五岁以上每月发280元退养生活费等到六十岁办退休。我就每月280元拿了五年退养费才退休。

    在我离职内退的前一个月，市商业局曾派来一个工作组招集所有管理人员和中层干部开会，公布了企业所面临的困境，要大家献计献策如何共渡难关，并作了将职工大规模下岗的思想动员。

    在会上，我直言不讳地作了发言：晓园百货公司作为进入全国百强的国营企业，作为长沙商界五虎的著名盈利大户，之所以垮下来，责住不在中层干部和广大职工，责任在政府和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市商业局对企业的粗暴干预。晓园百货公司完全是政府、是市商业局搞垮的。从市商业局到晓园百货公司，党政历来不和、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政出多门，这是企业搞不上去的根本原因。胡志通过竟选上任，带领晓园人三年三大步，把企业搞得兴旺发达，你们却说他是搞资本主义经营要抓他。党委要抓，局长要保，一年后胡志平反了，晓园人强烈要求胡志重回晓园，局里却无视民心向背。市商业局五年为我们公司换了四届总经理，没有一届通过了招投标和竟选上任。一个和尚一本经，换一届总经理搞一次大装修。五年内装修费用都用了几千万，那一个企业能经得起这种折腾。今天企业垮了，仑库空了、商品没有了、与厂家关系烂了、销售网络断了、人心散了、连房屋的产权都抵押给银行了，外欠债务七千多万，你们来收尸送葬了，却要我们献计献策共度难关。你们还要把为企业艰苦奉献几十年的老职工都踢向社会自谋生路，当干部的搞垮了企业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调到其他企业照样当官，苦只苦了广大职工，你们为一千多职工的生存出路想过吗？你们这是社会主义吗？工作组默不作声。牢骚归牢骚，不少中层干部讲得声泪俱下，任何人都无力回天了。

至今，不少下岗的晓园职工还挣扎在贫困中，生活无着。甚至捡破烂谋生的都有。这是改革开放中的惨痛教训啊！

如果我思想解放点，沿着红火的个体之路一直走过来，或者在业务高峰期跳槽下海，我决非今日。

然而，我不悔。知足常乐。今日，老妻贤、儿孙孝，虽粗茶淡饭，但衣食无忧，再无捆斗和冤狱了。我足矣！

    如今，我退休赋闲，虽然我儿子、女儿、儿媳全都下岗，老妻亦无工作，好在儿子争气，在私企打工，甚有业绩。

“风雨艰辛六十年，历经磨难夜难眠。

   终于熬到平安日，而今唯愿子孙贤。”

     六十年风风雨雨，今日的我，虽然清贫，但每月有一千多退休工资，老两口衣食无忧，子孝孙贤，如今我还学会了电脑，创建了十个博客，在网络上讲真话，抒胸臆，摆历史，贬时蔽，结交了千千万万情深谊厚的网友，家里客常满，柜中酒不空。我知足了。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国家变强大了；我们的城市变年轻了；我两鬓如霜变老了。

     六十年，我们的党犯过错，发过疯，伤害过不少好人，但也知错能改，逐步成熟了，虽然仍有贪腐和丑恶，人民还有不少怨言和不满，但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会清洗自已身上的污迹，会带领人民走向辉煌的。

     胡锦涛最近提出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是啊！我们的国家曾经被胡乱折腾了几十年，再也不能折腾人民了。党啊！吸取和纠正过去反复折腾的历史教训，清洗身上的贪腐污迹，一心一意带领人民实现民富国强吧！

2009年6月30于长沙（初稿）

所述全是真人真事真地名。

阅者请提出修改意见：

我感觉，以上仅写出了本人的风雨人生和情感冲突的基本轮廓，还缺少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塑造，还不是小说，还只是自传体的叙事文。只是文学素材。而且对改革开放对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变化尚未涉及。这是应当浓墨重彩写的。如何写，正在构思，望阅者提供指导意见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