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专门利人”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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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利人”的孤独 2009-07-06 09:31分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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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利人”的孤独
（本文刊于《随笔》杂志2007年第六期）
薛忆沩
1939年3月4日清晨6点，在连续工作了11个小时，完成了19个手术之后，白求恩在土炕上躺下了。但是，他不想错过这个特殊的日子。他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留下自己生命的痕迹。睡过了整个白天之后，白求恩坐起来，借着油灯的微光，用这个特殊的日子还剩下的一点时间给加拿大共产党的领导写下了一封讨论抗日游击战战术的长信。这是他1939年写下的最长的信件。进入1939年（也就是他进入中国的第二年），白求恩信件的数量急剧下降，长度也明显缩短。这无疑是他身心憔悴的症状。但是，他自己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这封长信的最后，他的情绪仍然非常积极:“除了想听到你们的消息以外，我非常高兴和满足。”他这样写道。
而在这前面的一段，他的情绪也相当不错。“今天是我的49岁生日。”白求恩告诉他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战友。他当然知道这是他在中国经过的第二个生日。他的第一个“中国”生日是在从汉口前往西安的途中经过的。他在当时的一封长信中这样简略地提到那漫长旅途之中的特殊的日子:“我的生日———48———去年在马德里。”那时候，他高尚和纯粹的生活即将开始，而他似乎还没有完全从一年前在西班牙的尴尬经历的阴影中挣脱出来。这显然是一个有点伤感的句子。而这第二个“中国”生日给白求恩带来的是一种特殊的“自豪”:他自豪自己是“前线最老的士兵”。毫无疑问，白求恩绝不知道这第二个“中国”生日是他生命之中最后的生日，就像他绝不知道“1939年”是他生命之中最后的年份。这硝烟弥漫的年份将永远尾随着他的名字进入他的传奇，成为他无法逾越的极限。
可是，他的“高兴和满足”被“除了”的遗憾笼罩着:“想听到你们的消息”是白求恩的奢望和绝望。他在这封信的开始重复他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不满。他进入中国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向加拿大共产党寄出一份他的工作汇报。他声称他在14个月之内寄出了20封长信。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的组织的回信。在过去的14个月里，他收到过的信件与他寄出的信件在数量上极不对称。他不满一封来自北美的信件要经过香港转道延安最后才能抵达他所在的晋察冀边区。他估计他只收到了十分之一的信件。他提到“最近的”一封信是1月14日收到的。而这封信从美国寄出的日期是1938年的9月20日。也就是说，它在路上行走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而在1939年8月15日写下的最后一封“给加拿大同志”的信件中，他却声称他的信件在到达中国之后“至少还要五个月”才能够到达他的手上，同时他估计他只收到了1/25的信件。他对时间和数量的重新（夸大）估计标志着他的不满的升级。
在这最后一封寄往加拿大的信件中，白求恩抱怨自己的信息量甚至不如一个北极的探险者:“他至少还有收音机，而我却一无所有。”在过去的20个月之内，他只收到了资助他前往中国的“中国援助协会”（China Aid Council）的三封信，其中最近的一封就是他五个多月前在生日那天的信件中提到的“最近的”那一封。那当然已经是“七个月之前”的事情了。他抱怨说，那个机构“完全”忽视了它在前线的代表。套用《百年孤独》的作者自己最得意的小说的题目，1939年的白求恩可以被定位为一个“没有人给他写信的老兵”。他不仅收不到国“外”的组织的信，他也很难收到国“内”的组织的信。在《纪念白求恩》的最后一段，毛泽东就提到白求恩给他写过“许多信”，而他却“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了没有”。这孤独的“老兵”后来终于不再给毛泽东本人写信了。这可以看成是他在中国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变化。而在1939年8月1日写给加拿大共产党的报告中，他写下了这样的抱怨:“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我给延安的组织（Trustee Committee）如此频繁地写信，却从来得不到他们的回信，我已经厌倦再给他们写信了。”
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激情的政治》（1998年）第一次完整地公布了勤于写作的白求恩一生留下的文字:他的医学论文，他的文学创作（诗歌，小说和剧作）以及他的大量书信。他重要的摄影和美术作品（油画和壁画）也穿插于其中。这其中的大部分材料曾经被他的第一位英文传记的作者当成“家产”垄断了半个多世纪。这部编辑水平极高的历史文献将白求恩的文字依次按“冒险家”（青年）时期，“社会活动家”（蒙特利尔）时期，“信仰转变者”时期，“反法西斯战士”（西班牙）时期，“宣传鼓动家”时期以及作为“反帝战士”（1938年）和“烈士”（1939年）的两个中国时期排列起来。其中最早的一封信是白求恩1911年11月12日从安大略省北部的一个林场寄出的（他中断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学习在那里生活了一年），而最后的一封信写于河北省西部的一个小村庄，写于1939年11月11日，他离开人世的前一天。
身为历史学家的编者为每一段历史时期都写下了一篇措辞客观，逻辑清晰的导言。而在几乎每一件材料的前面，他又进一步给出了一段更为具体的解说。在总的序言中，编者提到白求恩的第一部英文传记（1952年出版）将白求恩神化为自我牺牲的“圣人”（这部传记中国部分的材料完全来自1948年出版的同样神化白求恩的中文传记），而白求恩的第二部英文传记（1973年出版）将白求恩贬低为自我毁灭的“罪人”，两者都带着过浓的“主观”色彩。第二部英文传记作者于1977年出版的新的传记比较真实地再现了白求恩的“心理”，但是，与《激情的政治》相比，仍然显得不够丰满，不够清晰。《激情的政治》如果也可以被看成是一部白求恩传记的话，它更像是一部自传。这是一部“无意中”完成的自传。它让传主自己的文字和作品来说话，让传主本人的理智与情感来说话。它吸引读者的阅读和倾听，它诱发读者的迷惑和怀疑，它让读者想得更多，想得更远，想得更深。
1926年秋天，36岁的白求恩被诊断患上了肺结核。这在当时能够致命的疾病带来了他一生中生理和心理的低谷。他在死亡的门口徘徊了一年多的时间。他的第一任妻子（后来她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关于他们的关系请参阅我的短文《第二次分手》）在他生命最黑暗的时候离他而去令他对死亡有了更丰富的认识。死亡教育了白求恩。当通过激进的疗法奇迹般地康复之后，他开始发生“信仰的转变”，他开始向往“专门利人”的生活。在1929年1月5日写给前妻的信中，他声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同的灵魂”。
而白求恩一生政治的低谷出现在他的“西班牙时期”。他于1936年11月3日到达马德里，投身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事业。可是，不到半年，他就（于1937年4月19日）“被迫”递交了他作为加拿大医疗小组（流动血站）负责人的辞职报告。围绕他的“滑铁卢”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所有说法都不会错过那个神秘的瑞典女郎。她是白求恩完整意义上的“女秘书”。而西班牙当局怀疑这个神秘的瑞典女郎是法西斯的间谍。《激情的政治》的“附录一”是一份从1990年代开禁的莫斯科档案馆获得的重要材料。在这份西班牙当局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与白求恩相爱的女秘书行踪诡秘。她频繁地前往前线，“有时候甚至在深夜”。她收集的地图“类似军用地图”。而白求恩本人也被描述为业务差劲，道德败坏，行为可疑的“外国人”。他总是在做“很详细的笔记”，记下桥梁和交叉路口的位置以及战略要地之间的距离和行进时间等等。而他拍摄的大量照片的底片都“下落不明”。报告提到白求恩最近一次从巴黎出差回来，带回的不是医疗器械，而是一架摄影机和一个摄影师。除了这些可疑的现实表现之外，报告的最后还没有忘记揭露白求恩的“前非”:白求恩的小组在马德里的住所原来是智利大使馆的物业，而当他与同伴“破门而入”之后，里面的两口箱子被他们打开，箱子里面的珠宝和文件都不翼而飞了。
被从西班牙召回令白求恩极度苦闷。他需要用新的政治来点燃他生命的激情。这时候，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长征》将他的注意力引向了世界上一个陌生的角落。他不安的灵魂再一次亢奋起来了。他开始在北美积极寻找财务和政治上的支持。从1937年底他写给一个不太重要的女友的“绝情”书已经可以看出他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我前面的路是陌生和危险的。”他给出了这样的暗示。“安居乐业”无法令他满足，他只能走“陌生和危险的”路。1938年1月8日，白求恩在温哥华登上“亚洲女王”号，开始了他生命之中最辉煌的旅程。当天，他从船上给他最重要的女友（他在情书和情诗中称她为“小驹”）寄出了一封短信:“你知道，我的小驹，为什么我必须去中国……现在，我感觉很快乐。这是我离开西班牙之后最快乐的时候。”
将白求恩生命中的中国时期分为不同的两章是《激情的政治》表达的一个重要见解。白求恩于1938年1月底进入中国，于1939年11月中离开人世，他在中国的两年时间长度相同。但是，从保留下来的文献很容易看出，1938年的白求恩与1939年的白求恩是两个“不同的”人。首先从数量上看，1938年的白求恩留下了大量的写作（在书中的篇幅达127页），而1939年的白求恩只留下了少量的写作（在书中仅存27页）;而从范围上看，除了每月给毛泽东和给加拿大共产党写工作汇报以及给各地的朋友们写信和写出关于战地医院的建设方案等等之外，1938年的白求恩还为“发表”而写作。他想通过西方的报纸来宣传延安和宣传抗日，他甚至还写下了一篇关于敌后武工队（取材于真实生活）的很有意思的小说和一篇讨论侵略战争的感情冲动的随笔。而1939年的白求恩不仅“已经厌倦”了给延安的组织和毛泽东本人写信，他对在西方的发表也没有强烈的兴趣了;最后从情绪上看，1938年的白求恩热情洋溢，总是情绪乐观（尽管到达前线之后，他对中国的椅子不好坐，美国的资助不落实以及自己的信件被拆开和有缺省等等也有些不快），而1939年的白求恩则牢骚满腹，经常悲观失望。
那篇于1938年8月2日发表在加拿大报纸上的歌颂延安抗大的长文可以看成是1938年的白求恩的代表作。长文应该写作于3月31日到5月2日他在延安停留期间。“这是关于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的故事”，他的宣传这样开始。在文章的中间，他没有忘记借宣传抗大来宣传延安:“延安是未来中国的缩影，它年轻，热情，勇敢，而且快乐。”他这样写道。来自中国各个角落的这“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的年轻学生给了白求恩极深的印象。“这些年轻人将是他们祖国的救星。他们的精神将激励数以百万计的后继者。”他在长文的最后这样肯定。
对写作和宣传都很有经验的白求恩没有忘记用专门的段落去谈论这“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里的女性学生。这“许多都非常漂亮，全部都非常聪明”的东方女性让热爱女性的白求恩大开眼界。他赞叹这些女大学生们毕业之后的去向:她们将去前线发动群众，或者去敌后组织武工队。相比之下，白求恩挖苦说，那些与她们年纪相仿的北美女子想到的只是“约会，跳舞和电影”。
紧接着的两个自然段也许会令中国读者有特别的兴趣。白求恩在这里谈起了这些女性学生中最典型的一个:那个“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他这样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在这基础之上的问题非常简单:“她快乐吗?”白求恩这样设问。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他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这两段文字也许是这所“最独特的大学”里将对未来中国最具破坏性的学生在西方媒体上最早的出现。就像他谈到的人物一样，白求恩自己的“快乐”在1938年底以前也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进入1938年的冬天，白求恩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已经令他难以承受。1938年12月8日，在写给在延安工作的马海德的信件中，他的不满终于大规模地喷发。“我已经习惯了得不到你的消息。天啊，我不得不习惯。又是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信。”白求恩激情的岩浆势不可挡，“延安来的医疗队11月25日抵达这里，没有带来你的信。我一直在盼望着这支医疗队能够给我带来一些书籍、杂志和报纸，以及你的一封告诉我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信。但是，他们带来的是一台部件不全，无法使用的X光机。他们还带来了一听打开了的加拿大香烟，一条巧克力，一听可可粉和一支剃须膏。这些东西很好，但是，我宁愿用它们去交换一张报纸，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另外，我收到的来自延安的每一样东西都被打开过，包括我的所有信件。一些信件的一些部分已经丢失。下次请一定用双层纸包封好所有的物品和信件。中国人的好奇心实在太强了。”
这是绝望的岩浆。这是孤独的岩浆。“我已经6个多月没有见到过英文的报纸了……我没有收音机。我完全与世隔绝。”白求恩放任激情的喷发，“如果不是每天需要工作18个小时，我肯定会感觉不满的。”他看到了“专门利人”的生活“利己”的一面:它能够分散他对外界的留心和他对孤独的注意，它能够帮助他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况下艰难地生活下去。
这是白求恩在1938年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这封牢骚满腹的信给他热情洋溢的1938年画上了一个绝望的句号。
进入1939年，白求恩“专门利人”的工作热情并没有减退。在最后那封（写于1939年8月15日）寄往加拿大的信中，他这样总结自己过去一年的工作:“我走了3165英里，其中的400英里是步行……做了762例手术，检查了1200个伤员，重组了部队的医务系统，完成了3本教科书……建立了一所医疗培训学校。”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强度。更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些随时间远去的工作之外，白求恩还在时间中永远留下了这些数量惊人的文字。
只有从这些文字的神经里我们才能够触摸到他极度的孤独。在写给马海德的那封信中，白求恩“想知道”的还只是这样一些重大的“事实”:“罗斯福还是美国总统吗?谁是现在的英国首相?法国共产党当政了吗?”而在寄往加拿大的最后一封信里，他的孤独已经扩散到了他细微的感觉之中:“我梦想咖啡，烤肉，苹果派和冰激凌。美妙的食物的蜃景!还有书籍……书还在写吗?音乐还在演奏吗?你们还跳舞，喝啤酒和看照片吗?软床上干净的白色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是否仍然爱自己被爱?”他绝望地问道。
他不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不仅完全不知道他远离的西方的事情，他也不完全知道他为之奋斗的国家的事情。比如他不会知道，当他那篇宣传延安抗大的文章在加拿大的报纸上发表的时候，在文章中出没的那只“淘气”的松鼠已经搬出了他提到的那个拥挤的窑洞，搬进了另一个特殊的窑洞。他更不可能知道，这微小的搬迁在差不多30年之后将令封闭的中国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
对他自愿的事业和他献身的国家，白求恩始终充满了信心。但是，他对来自延安和北美的回信已经没有信心了。在理智上，他的事业急需资助（关于医疗学校的费用和战地医院的开支，他有非常详细和理智的计算）。但是，他等不到美国的钱，又要不到延安的钱，而他自己又没有钱。在感情上，他已经忍受不了这“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了。他越来越想家。他在1939年的第一封信（写于1月10日）的最后告诉故乡的朋友，在元旦那天他遭受了“乡愁的袭击”。关于纽约，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记忆向他奔涌而来。“如果不是这样忙碌的话，我会为休假找到足够的理由。”他这样写道。1939年的白求恩已经在开始为他陷入的理智与情感上的绝境寻找出路。
1939年3月4日，白求恩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况中度过了他一生之中最后的那个生日。这时候，他对继续用“专门利人”的方式与时间格斗已经明显感觉“力不足”了。五个月之后，他终于不想再受“忙碌”的困扰。1939年8月1日，在信中表示了“已经厌倦”给延安写信之后，白求恩给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我必须暂时离开这里……”他决定“回家”去为他在异域的战地医院和医疗学校寻找财物和人力的援助。
两个星期后，在1939年8月15日的第一封信里，他向加拿大共产党的领导人报告了自己的行程:“我计划11月离开这里……步行去延安。这大概有500英里，需要用6个星期的时间。我将从那里去重庆，然后经云南……在1月份抵达香港。然后从那里乘船到夏威夷……大概在1940年2月份抵达旧金山。我想在加拿大停留三四个月，收集较多的资金和器械甚至人员……然后在夏天回到这里。”这“回家”的计划显然重新点燃了白求恩被孤独压抑的激情。在当天写下的寄往加拿大的最后那封信里他也激动地谈到了这“回家”的计划。
第二天，借着这高涨的情绪，白求恩给延安的组织写了一封短信。这封信可以看成是他向组织递交的正式假条。他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不能从组织和北美得到任何的信息”，他写道，“我只好亲自去为自己寻找。”在这强硬的语气之后，白求恩又补充了其它的理由。他说他的牙齿和眼睛的情况很差，另外还有一边耳朵已经“完全失聪”三个月了。这也就是说，他的离开不仅仅是为了“出差”，而且为了“休假”。他向中国的组织做出了同样的保证，他保证会在“明年夏天回来”。
紧接在这假条之后的是白求恩一生中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这封写给他的翻译的短信写于1939年11月11日。白求恩在短信中谈到了他伤口感染前后的经过。他说他继续留在前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在被送回来的路上，他“在担架上吐了整整一天。高烧40度以上……不能入睡，精神亢奋……所有的药物都没有用了”。他又一次来到了死亡的门口。他似乎有许多话要说。“明天将会见到你，我期待。”这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人在短信的最后给他的世界里唯一懂得他的语言的人写道。
他在他期待着的这“明天”带着他疲惫的身体和孤独的心灵跨入了死亡之门。他曾经于1914年9月第二次中断他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学习，去欧洲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中心战场上做负责运送伤员的担架员并且在那里成为伤员），而当他从中国河北省西部的一个小村庄跨入死亡之门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于两个月之前在欧洲爆发。世界在他远去之前已经离他远去了。他没有等到他一直在等待着的信件。他没有读到他一直想读到的报纸。他没有能够重逢纯正的咖啡，地道的烤肉以及精美无比的女人。他是被“囚禁”的普罗米修斯，他被囚禁在“完全与世隔绝”的孤独之中。
但是，死亡解放了他。在离开世界40天之后，白求恩通过一篇很短的文章重新回到了与他隔绝的世界。而在离开世界几乎30年之后，因为这篇短文以“老三篇”的包装成为7亿人的“圣经”以及这篇短文的作者被崇拜为“万岁万岁万万岁”，白求恩拥有了更显赫的历史地位:他成了他献身的国家的偶像，他成了他出生的国家的传奇。
性情复杂又多才多艺的白求恩（他精于摄影和绘画，擅长医疗器械的设计和改进，他还创作小说和戏剧等等）为这显赫的历史地位付出的代价是他变成了一个“单面的人”:他生命的细节已经不重要了（比如《纪念白求恩》的第一句话称他“50多岁了”，事实上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时候还不满48岁）。他生命的孤独也已经不重要了（比如谁也不会在意他是否收到过那仅有的“回信”）。重要的是他的“高尚”和“纯粹”，是他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者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方式对他的“纪念”，而不是从更深刻的角度对他的“理解”。
而《激情的政治》显然能够帮助读者去“理解”很难理解的白求恩。它将读者带离他意外获得的虚荣，带进他躁动不安的生命。它让读者穿过时间的烟尘和历史的迷雾去惊叹一个伟大生命不同凡响的孤独和不可思议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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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利人”的孤独
（本文刊于《随笔》杂志2007年第六期）
薛忆沩
1939年3月4日清晨6点，在连续工作了11个小时，完成了19个手术之后，白求恩在土炕上躺下了。但是，他不想错过这个特殊的日子。他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留下自己生命的痕迹。睡过了整个白天之后，白求恩坐起来，借着油灯的微光，用这个特殊的日子还剩下的一点时间给加拿大共产党的领导写下了一封讨论抗日游击战战术的长信。这是他1939年写下的最长的信件。进入1939年（也就是他进入中国的第二年），白求恩信件的数量急剧下降，长度也明显缩短。这无疑是他身心憔悴的症状。但是，他自己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这封长信的最后，他的情绪仍然非常积极:“除了想听到你们的消息以外，我非常高兴和满足。”他这样写道。
而在这前面的一段，他的情绪也相当不错。“今天是我的49岁生日。”白求恩告诉他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战友。他当然知道这是他在中国经过的第二个生日。他的第一个“中国”生日是在从汉口前往西安的途中经过的。他在当时的一封长信中这样简略地提到那漫长旅途之中的特殊的日子:“我的生日———48———去年在马德里。”那时候，他高尚和纯粹的生活即将开始，而他似乎还没有完全从一年前在西班牙的尴尬经历的阴影中挣脱出来。这显然是一个有点伤感的句子。而这第二个“中国”生日给白求恩带来的是一种特殊的“自豪”:他自豪自己是“前线最老的士兵”。毫无疑问，白求恩绝不知道这第二个“中国”生日是他生命之中最后的生日，就像他绝不知道“1939年”是他生命之中最后的年份。这硝烟弥漫的年份将永远尾随着他的名字进入他的传奇，成为他无法逾越的极限。
可是，他的“高兴和满足”被“除了”的遗憾笼罩着:“想听到你们的消息”是白求恩的奢望和绝望。他在这封信的开始重复他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不满。他进入中国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向加拿大共产党寄出一份他的工作汇报。他声称他在14个月之内寄出了20封长信。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的组织的回信。在过去的14个月里，他收到过的信件与他寄出的信件在数量上极不对称。他不满一封来自北美的信件要经过香港转道延安最后才能抵达他所在的晋察冀边区。他估计他只收到了十分之一的信件。他提到“最近的”一封信是1月14日收到的。而这封信从美国寄出的日期是1938年的9月20日。也就是说，它在路上行走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而在1939年8月15日写下的最后一封“给加拿大同志”的信件中，他却声称他的信件在到达中国之后“至少还要五个月”才能够到达他的手上，同时他估计他只收到了1/25的信件。他对时间和数量的重新（夸大）估计标志着他的不满的升级。
在这最后一封寄往加拿大的信件中，白求恩抱怨自己的信息量甚至不如一个北极的探险者:“他至少还有收音机，而我却一无所有。”在过去的20个月之内，他只收到了资助他前往中国的“中国援助协会”（China Aid Council）的三封信，其中最近的一封就是他五个多月前在生日那天的信件中提到的“最近的”那一封。那当然已经是“七个月之前”的事情了。他抱怨说，那个机构“完全”忽视了它在前线的代表。套用《百年孤独》的作者自己最得意的小说的题目，1939年的白求恩可以被定位为一个“没有人给他写信的老兵”。他不仅收不到国“外”的组织的信，他也很难收到国“内”的组织的信。在《纪念白求恩》的最后一段，毛泽东就提到白求恩给他写过“许多信”，而他却“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了没有”。这孤独的“老兵”后来终于不再给毛泽东本人写信了。这可以看成是他在中国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变化。而在1939年8月1日写给加拿大共产党的报告中，他写下了这样的抱怨:“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我给延安的组织（Trustee Committee）如此频繁地写信，却从来得不到他们的回信，我已经厌倦再给他们写信了。”
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激情的政治》（1998年）第一次完整地公布了勤于写作的白求恩一生留下的文字:他的医学论文，他的文学创作（诗歌，小说和剧作）以及他的大量书信。他重要的摄影和美术作品（油画和壁画）也穿插于其中。这其中的大部分材料曾经被他的第一位英文传记的作者当成“家产”垄断了半个多世纪。这部编辑水平极高的历史文献将白求恩的文字依次按“冒险家”（青年）时期，“社会活动家”（蒙特利尔）时期，“信仰转变者”时期，“反法西斯战士”（西班牙）时期，“宣传鼓动家”时期以及作为“反帝战士”（1938年）和“烈士”（1939年）的两个中国时期排列起来。其中最早的一封信是白求恩1911年11月12日从安大略省北部的一个林场寄出的（他中断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学习在那里生活了一年），而最后的一封信写于河北省西部的一个小村庄，写于1939年11月11日，他离开人世的前一天。
身为历史学家的编者为每一段历史时期都写下了一篇措辞客观，逻辑清晰的导言。而在几乎每一件材料的前面，他又进一步给出了一段更为具体的解说。在总的序言中，编者提到白求恩的第一部英文传记（1952年出版）将白求恩神化为自我牺牲的“圣人”（这部传记中国部分的材料完全来自1948年出版的同样神化白求恩的中文传记），而白求恩的第二部英文传记（1973年出版）将白求恩贬低为自我毁灭的“罪人”，两者都带着过浓的“主观”色彩。第二部英文传记作者于1977年出版的新的传记比较真实地再现了白求恩的“心理”，但是，与《激情的政治》相比，仍然显得不够丰满，不够清晰。《激情的政治》如果也可以被看成是一部白求恩传记的话，它更像是一部自传。这是一部“无意中”完成的自传。它让传主自己的文字和作品来说话，让传主本人的理智与情感来说话。它吸引读者的阅读和倾听，它诱发读者的迷惑和怀疑，它让读者想得更多，想得更远，想得更深。
1926年秋天，36岁的白求恩被诊断患上了肺结核。这在当时能够致命的疾病带来了他一生中生理和心理的低谷。他在死亡的门口徘徊了一年多的时间。他的第一任妻子（后来她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关于他们的关系请参阅我的短文《第二次分手》）在他生命最黑暗的时候离他而去令他对死亡有了更丰富的认识。死亡教育了白求恩。当通过激进的疗法奇迹般地康复之后，他开始发生“信仰的转变”，他开始向往“专门利人”的生活。在1929年1月5日写给前妻的信中，他声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同的灵魂”。
而白求恩一生政治的低谷出现在他的“西班牙时期”。他于1936年11月3日到达马德里，投身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事业。可是，不到半年，他就（于1937年4月19日）“被迫”递交了他作为加拿大医疗小组（流动血站）负责人的辞职报告。围绕他的“滑铁卢”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所有说法都不会错过那个神秘的瑞典女郎。她是白求恩完整意义上的“女秘书”。而西班牙当局怀疑这个神秘的瑞典女郎是法西斯的间谍。《激情的政治》的“附录一”是一份从1990年代开禁的莫斯科档案馆获得的重要材料。在这份西班牙当局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与白求恩相爱的女秘书行踪诡秘。她频繁地前往前线，“有时候甚至在深夜”。她收集的地图“类似军用地图”。而白求恩本人也被描述为业务差劲，道德败坏，行为可疑的“外国人”。他总是在做“很详细的笔记”，记下桥梁和交叉路口的位置以及战略要地之间的距离和行进时间等等。而他拍摄的大量照片的底片都“下落不明”。报告提到白求恩最近一次从巴黎出差回来，带回的不是医疗器械，而是一架摄影机和一个摄影师。除了这些可疑的现实表现之外，报告的最后还没有忘记揭露白求恩的“前非”:白求恩的小组在马德里的住所原来是智利大使馆的物业，而当他与同伴“破门而入”之后，里面的两口箱子被他们打开，箱子里面的珠宝和文件都不翼而飞了。
被从西班牙召回令白求恩极度苦闷。他需要用新的政治来点燃他生命的激情。这时候，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长征》将他的注意力引向了世界上一个陌生的角落。他不安的灵魂再一次亢奋起来了。他开始在北美积极寻找财务和政治上的支持。从1937年底他写给一个不太重要的女友的“绝情”书已经可以看出他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我前面的路是陌生和危险的。”他给出了这样的暗示。“安居乐业”无法令他满足，他只能走“陌生和危险的”路。1938年1月8日，白求恩在温哥华登上“亚洲女王”号，开始了他生命之中最辉煌的旅程。当天，他从船上给他最重要的女友（他在情书和情诗中称她为“小驹”）寄出了一封短信:“你知道，我的小驹，为什么我必须去中国……现在，我感觉很快乐。这是我离开西班牙之后最快乐的时候。”
将白求恩生命中的中国时期分为不同的两章是《激情的政治》表达的一个重要见解。白求恩于1938年1月底进入中国，于1939年11月中离开人世，他在中国的两年时间长度相同。但是，从保留下来的文献很容易看出，1938年的白求恩与1939年的白求恩是两个“不同的”人。首先从数量上看，1938年的白求恩留下了大量的写作（在书中的篇幅达127页），而1939年的白求恩只留下了少量的写作（在书中仅存27页）;而从范围上看，除了每月给毛泽东和给加拿大共产党写工作汇报以及给各地的朋友们写信和写出关于战地医院的建设方案等等之外，1938年的白求恩还为“发表”而写作。他想通过西方的报纸来宣传延安和宣传抗日，他甚至还写下了一篇关于敌后武工队（取材于真实生活）的很有意思的小说和一篇讨论侵略战争的感情冲动的随笔。而1939年的白求恩不仅“已经厌倦”了给延安的组织和毛泽东本人写信，他对在西方的发表也没有强烈的兴趣了;最后从情绪上看，1938年的白求恩热情洋溢，总是情绪乐观（尽管到达前线之后，他对中国的椅子不好坐，美国的资助不落实以及自己的信件被拆开和有缺省等等也有些不快），而1939年的白求恩则牢骚满腹，经常悲观失望。
那篇于1938年8月2日发表在加拿大报纸上的歌颂延安抗大的长文可以看成是1938年的白求恩的代表作。长文应该写作于3月31日到5月2日他在延安停留期间。“这是关于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的故事”，他的宣传这样开始。在文章的中间，他没有忘记借宣传抗大来宣传延安:“延安是未来中国的缩影，它年轻，热情，勇敢，而且快乐。”他这样写道。来自中国各个角落的这“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的年轻学生给了白求恩极深的印象。“这些年轻人将是他们祖国的救星。他们的精神将激励数以百万计的后继者。”他在长文的最后这样肯定。
对写作和宣传都很有经验的白求恩没有忘记用专门的段落去谈论这“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里的女性学生。这“许多都非常漂亮，全部都非常聪明”的东方女性让热爱女性的白求恩大开眼界。他赞叹这些女大学生们毕业之后的去向:她们将去前线发动群众，或者去敌后组织武工队。相比之下，白求恩挖苦说，那些与她们年纪相仿的北美女子想到的只是“约会，跳舞和电影”。
紧接着的两个自然段也许会令中国读者有特别的兴趣。白求恩在这里谈起了这些女性学生中最典型的一个:那个“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他这样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在这基础之上的问题非常简单:“她快乐吗?”白求恩这样设问。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他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这两段文字也许是这所“最独特的大学”里将对未来中国最具破坏性的学生在西方媒体上最早的出现。就像他谈到的人物一样，白求恩自己的“快乐”在1938年底以前也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进入1938年的冬天，白求恩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已经令他难以承受。1938年12月8日，在写给在延安工作的马海德的信件中，他的不满终于大规模地喷发。“我已经习惯了得不到你的消息。天啊，我不得不习惯。又是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信。”白求恩激情的岩浆势不可挡，“延安来的医疗队11月25日抵达这里，没有带来你的信。我一直在盼望着这支医疗队能够给我带来一些书籍、杂志和报纸，以及你的一封告诉我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信。但是，他们带来的是一台部件不全，无法使用的X光机。他们还带来了一听打开了的加拿大香烟，一条巧克力，一听可可粉和一支剃须膏。这些东西很好，但是，我宁愿用它们去交换一张报纸，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另外，我收到的来自延安的每一样东西都被打开过，包括我的所有信件。一些信件的一些部分已经丢失。下次请一定用双层纸包封好所有的物品和信件。中国人的好奇心实在太强了。”
这是绝望的岩浆。这是孤独的岩浆。“我已经6个多月没有见到过英文的报纸了……我没有收音机。我完全与世隔绝。”白求恩放任激情的喷发，“如果不是每天需要工作18个小时，我肯定会感觉不满的。”他看到了“专门利人”的生活“利己”的一面:它能够分散他对外界的留心和他对孤独的注意，它能够帮助他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况下艰难地生活下去。
这是白求恩在1938年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这封牢骚满腹的信给他热情洋溢的1938年画上了一个绝望的句号。
进入1939年，白求恩“专门利人”的工作热情并没有减退。在最后那封（写于1939年8月15日）寄往加拿大的信中，他这样总结自己过去一年的工作:“我走了3165英里，其中的400英里是步行……做了762例手术，检查了1200个伤员，重组了部队的医务系统，完成了3本教科书……建立了一所医疗培训学校。”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强度。更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些随时间远去的工作之外，白求恩还在时间中永远留下了这些数量惊人的文字。
只有从这些文字的神经里我们才能够触摸到他极度的孤独。在写给马海德的那封信中，白求恩“想知道”的还只是这样一些重大的“事实”:“罗斯福还是美国总统吗?谁是现在的英国首相?法国共产党当政了吗?”而在寄往加拿大的最后一封信里，他的孤独已经扩散到了他细微的感觉之中:“我梦想咖啡，烤肉，苹果派和冰激凌。美妙的食物的蜃景!还有书籍……书还在写吗?音乐还在演奏吗?你们还跳舞，喝啤酒和看照片吗?软床上干净的白色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是否仍然爱自己被爱?”他绝望地问道。
他不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不仅完全不知道他远离的西方的事情，他也不完全知道他为之奋斗的国家的事情。比如他不会知道，当他那篇宣传延安抗大的文章在加拿大的报纸上发表的时候，在文章中出没的那只“淘气”的松鼠已经搬出了他提到的那个拥挤的窑洞，搬进了另一个特殊的窑洞。他更不可能知道，这微小的搬迁在差不多30年之后将令封闭的中国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
对他自愿的事业和他献身的国家，白求恩始终充满了信心。但是，他对来自延安和北美的回信已经没有信心了。在理智上，他的事业急需资助（关于医疗学校的费用和战地医院的开支，他有非常详细和理智的计算）。但是，他等不到美国的钱，又要不到延安的钱，而他自己又没有钱。在感情上，他已经忍受不了这“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了。他越来越想家。他在1939年的第一封信（写于1月10日）的最后告诉故乡的朋友，在元旦那天他遭受了“乡愁的袭击”。关于纽约，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记忆向他奔涌而来。“如果不是这样忙碌的话，我会为休假找到足够的理由。”他这样写道。1939年的白求恩已经在开始为他陷入的理智与情感上的绝境寻找出路。
1939年3月4日，白求恩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况中度过了他一生之中最后的那个生日。这时候，他对继续用“专门利人”的方式与时间格斗已经明显感觉“力不足”了。五个月之后，他终于不想再受“忙碌”的困扰。1939年8月1日，在信中表示了“已经厌倦”给延安写信之后，白求恩给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我必须暂时离开这里……”他决定“回家”去为他在异域的战地医院和医疗学校寻找财物和人力的援助。
两个星期后，在1939年8月15日的第一封信里，他向加拿大共产党的领导人报告了自己的行程:“我计划11月离开这里……步行去延安。这大概有500英里，需要用6个星期的时间。我将从那里去重庆，然后经云南……在1月份抵达香港。然后从那里乘船到夏威夷……大概在1940年2月份抵达旧金山。我想在加拿大停留三四个月，收集较多的资金和器械甚至人员……然后在夏天回到这里。”这“回家”的计划显然重新点燃了白求恩被孤独压抑的激情。在当天写下的寄往加拿大的最后那封信里他也激动地谈到了这“回家”的计划。
第二天，借着这高涨的情绪，白求恩给延安的组织写了一封短信。这封信可以看成是他向组织递交的正式假条。他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不能从组织和北美得到任何的信息”，他写道，“我只好亲自去为自己寻找。”在这强硬的语气之后，白求恩又补充了其它的理由。他说他的牙齿和眼睛的情况很差，另外还有一边耳朵已经“完全失聪”三个月了。这也就是说，他的离开不仅仅是为了“出差”，而且为了“休假”。他向中国的组织做出了同样的保证，他保证会在“明年夏天回来”。
紧接在这假条之后的是白求恩一生中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这封写给他的翻译的短信写于1939年11月11日。白求恩在短信中谈到了他伤口感染前后的经过。他说他继续留在前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在被送回来的路上，他“在担架上吐了整整一天。高烧40度以上……不能入睡，精神亢奋……所有的药物都没有用了”。他又一次来到了死亡的门口。他似乎有许多话要说。“明天将会见到你，我期待。”这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人在短信的最后给他的世界里唯一懂得他的语言的人写道。
他在他期待着的这“明天”带着他疲惫的身体和孤独的心灵跨入了死亡之门。他曾经于1914年9月第二次中断他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学习，去欧洲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中心战场上做负责运送伤员的担架员并且在那里成为伤员），而当他从中国河北省西部的一个小村庄跨入死亡之门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于两个月之前在欧洲爆发。世界在他远去之前已经离他远去了。他没有等到他一直在等待着的信件。他没有读到他一直想读到的报纸。他没有能够重逢纯正的咖啡，地道的烤肉以及精美无比的女人。他是被“囚禁”的普罗米修斯，他被囚禁在“完全与世隔绝”的孤独之中。
但是，死亡解放了他。在离开世界40天之后，白求恩通过一篇很短的文章重新回到了与他隔绝的世界。而在离开世界几乎30年之后，因为这篇短文以“老三篇”的包装成为7亿人的“圣经”以及这篇短文的作者被崇拜为“万岁万岁万万岁”，白求恩拥有了更显赫的历史地位:他成了他献身的国家的偶像，他成了他出生的国家的传奇。
性情复杂又多才多艺的白求恩（他精于摄影和绘画，擅长医疗器械的设计和改进，他还创作小说和戏剧等等）为这显赫的历史地位付出的代价是他变成了一个“单面的人”:他生命的细节已经不重要了（比如《纪念白求恩》的第一句话称他“50多岁了”，事实上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时候还不满48岁）。他生命的孤独也已经不重要了（比如谁也不会在意他是否收到过那仅有的“回信”）。重要的是他的“高尚”和“纯粹”，是他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者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方式对他的“纪念”，而不是从更深刻的角度对他的“理解”。
而《激情的政治》显然能够帮助读者去“理解”很难理解的白求恩。它将读者带离他意外获得的虚荣，带进他躁动不安的生命。它让读者穿过时间的烟尘和历史的迷雾去惊叹一个伟大生命不同凡响的孤独和不可思议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