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孕育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胚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4:38:41

王安石变法孕育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胚胎

 

——四评易中天先生的非辨证唯物史观

 

这个说法可能是前所未有,是无稽之谈吗?请听我慢慢道来:

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我国的研究者往往从工商企业的产生、发展渠道上探讨,把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关注在明、清时期。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却被人们忽略了。

应该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资本经济!资本的产生与发展应该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关注点

王安石变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政府的名义颁布法规,规范资本经济的运行模式和调控资本经济运行的发展趋向。

免役法:百姓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地主、官僚也要交钱。官府的各种差役,百姓可以不再自己服役,而是改由官府雇人服役。……

免役法的内容告诉我们:

在北宋,劳动力已经成为商品,官府差役使用劳工,要付劳动力价格的资金。这虽然还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但不能说这不是劳动力商品化的雏形;

青苗法: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以较低利息贷款或借谷物给农民,秋后偿还……

青苗法的内容告诉我们:

在北宋,官府与老百姓的资本借贷关系已经在中国普遍存在,并且向社会经济面的纵横渗透。虽然北宋的资本借贷与今天的银行借贷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谁也否认不了它们有着渊源和沿承的关系;

均输法:政府设立均输司,集中对政府所需物资利用地区价格差低买高卖……

均输的内容告诉我们:

政府所需要的物质已经由自然经济的物品征集、缴纳转变为以资本的形式由政府去商品市场“利用地区价格差低买高卖”。这足以说明在北宋,官府行为已经步入了资本经济,虽然与今天比起来显的简单、低级,但是,可以证明在北宋,农业自然经济的消亡和工商资本经济的兴起已经开始了。

市易法:政府设立市易司,筹集一定资本金,通过贵卖、贱买、规范商人的放贷方式,调控商品市场的价格的起伏……

市易的内容告诉我们:

在北宋,政府管理市场不仅使用行政手段,而且使用市场经济的价格手段,靠一般等价物——货币来调控商品的价格,防止和限制商品市场垄断现象的发生。

王安石变法的这些内容无可辨驳地告诉我们:北宋政府管理的已经不是一个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而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政府以货币为工具,调节和控制商品市场模式和速度的市场经济了。

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变化必然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王安石变法正是适应了中国当时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在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向商品化的市场经济发展的。

几千年的演变,中国到北宋的经济已经发展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品市场和资本经济。有研究者说:

“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

宋王朝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

随着商品经济的壮大和发展,资本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实现或迟或早都会到来。

特别不要忽视的是:王安石变法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形态,而是产生了政府以法规面貌出现,规范、强迫商品市场运行的政治意志。

说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胚胎的道理就在这里。

中国的封建社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中国的封建帝国的农业经济早已是垄断的国家经济;政治是复杂的、高效的官僚政治。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

“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向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其所扮演的角色,集西方人在文化上无限景仰的古希腊罗马和作为现代欧洲文明中心而倍受倾慕的法兰西一身。悠悠二千年,中国人表明自己拥有程度极高而造诣极深的多样文化价值,拥有控制、协调和管理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能力,拥有有效地把技术开发应用与生产的扩大并维持数倍于十九世纪欧洲国家人口的组织天才。中国人过去的生活标准是其他民族根本无法比拟的。

被我们看作现代化的某些特征,亦曾在中国达到过很高的水平。最明显的便是他们所发展的那一套完全依据实绩而决定进退的官僚队伍依然还是效率和能力的一个典范。若从以相对少量,训练有素的人员来有效地处理庞杂问题的角度而言,中国官僚体制现在仍然某种意义上不失为一个榜样。一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就表明自己有能力去调动资本、劳力和必然要牵涉到的计划资源,投入到公共的建设中去,其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所有其他国家在二十世纪连想都不敢想。”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如果还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走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那就幼稚、可笑了。

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存在一个强大的官僚体制。自由资本主义只能在夹缝中暂时眠息身,庞大的官僚机构必然把资本经济纳入到官僚垄断经济中来。如果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时期还看不清楚的话,当代的“改革开放”的结果就一目了然了。

“一份关于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查报告 

近日,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出炉了。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 

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 

该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5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至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亿万富豪资产来源主要靠权力 

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

(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

(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60%至300%。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600万美元及720万美元。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报价引进;

(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

(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

(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3万至4万辆;

(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

(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至1100万;

(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

(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官僚体制有着鲜明的正、负效应。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它的弊端就暴露的淋漓至尽了。

中国如果向资本主义演变,只能发展到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在中国,如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官僚对经济的控制。

易中天先生不愿意看,还是视而不见这些情况呢?

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指责王安石变法内容中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

“所以官方采购贵于民间采购,也就不足为奇。至于官方经商,就更是有百弊无一利。事实上所谓“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

“显然,在这一点上,所谓“保守派”的意见其实是对的:商业贸易只能是民间的事。官方经商,必定祸国殃民。”

“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结果自然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何况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样一种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再像王安石那样蛮干,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王安石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

易中天先生既看不见王安石变法内容中平易物价,保护中、小工商企业者的利益,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又不正视官僚体制控制、垄断社会经济的必然性,只不过是书生意气,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