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

论王安石变法
易中天
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也有不好的变法。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不能只看动机，要看效果。
变法迫在眉睫
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音须）承嗣大统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开始的，因此叫“熙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看来赵顼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变法是一再受阻，节节败退，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因此赵顼死后得到的庙号竟是“神宗”。据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历史上叫做“神宗”的，还有一位明代的万历皇帝朱▲钓。但万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这位独断专任大刀阔斧的赵顼享用同一个庙号，这也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为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来，强盛起来，或贫富拉开差距，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开支也会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何况富裕起来以后，要求也不同于前。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与此相反，行政的率海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北宋建立之初，统治者就放任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行为，实施“不抑兼并”⑶的政策。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⑷，到了仁宗时更甚，“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已成俗。）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五年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介不久辞世，赵▲叫苦连天，时人讽刺说这五个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这种暮气沉沉的状况，并非大宋特有，其实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　（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值中央权利高度集中，“三冗（冗官、冗兵、冗费）”①糜漫的宋王室统治之下。其时，吏治腐败，兼并日盛，先后引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宋初，规模最大的是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们喊着“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②的口号，虽然后来皆被统治者血腥镇压，但却点燃了穷苦百姓反抗朝廷的星火，这也使很多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该改革了。）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时势造英雄
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
他曾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史家认为，这份万言书其实就是他后来实施变法的纲领性文件。万言书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时机未到。于是，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在王安石看来，做不做官，以及做什么官，都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宁肯在地方上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
他“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就说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多。但麻烦在于“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伪滋生”。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说，差役一事，应当缓行。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全部变成变法的坚定反对派，其中包括王安石最亲密的朋友。）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张居正……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针锋相对
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也不是等闲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还有一点也很相同，即他们都不是空头理论家，也都不是书呆子。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时，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来。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两个相对抗，那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但这只是就所谓新旧两党的领袖人物而言。要说他们的“党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这边多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将吕惠卿就是。吕惠卿是王安石着力培养提拔的人，变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担任实际工作，是这个“国家体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务副主任”。但就是这个吕惠卿，为了自己能够大权独揽，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烦时落井下石，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可惜这个罪名实在太过荒谬，因此王安石罢相以后又恢复了相位。吕惠卿贼心不死，又将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抛出。写这些信的时候，王安石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写了“不要让皇上知道”（无使上知）的字样。这是有欺君嫌疑的。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于是辞去官职，并从此告别政坛。
旧党这边却是人才济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其余如文彦博、韩琦、范纯仁，亦均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来也都是改革派。比如韩琦则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过“新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事实上正如南宋陈亮所言，那个时期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 （大地主由于商品的自由交换，有碍于他们的巧取豪夺，对于新法一般是抱有反感的；）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只不过，王安石一当政，他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张居正）（权贵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往往会竭力反对变法,他们有时也会讲很多变法的好处 ,但一旦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其立场和态度就会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
那么，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他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乎动机与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
在他看来，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众判亲离。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遭到不遗余力的排斥。司马光出于朋友情分，三次写信予以劝谏，希望他能听听不同意见，王安石则是看见一条驳一条。如此执迷不悟，司马光只好和他分道扬镳。
前面说过，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只看动机，得看效果。（王安石自已在任鄞县县令时，也成功地推行了这一方法。然而，当王安石把他在鄞县成功实行的方法推向全国之后，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当时农村里的广大农民，几乎都不识字，如果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过程大约如此：首先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然后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设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加起来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去借高利贷，也不向政府贷款。再比如意在减轻贫困农民负担的免疫法，因为下级官吏的执行偏差，也导致了全面的失败，比如官员贾蕃在知东明县（属开封府）试行免役法时，故意把农户的等级提高，把四等农户提升为三等（按规定，四、五等农户免纳役钱），从而激起了农民的不满，东明县农民了解情况后，有一千多人纠集进京，跑到王安石住宅前闹事。上述这些事实说明，虽然王安石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变法政策也是好的，但是，由于具体执法的组织仍然是那个曾经用旧法虐民的腐朽官僚体系，那些贯彻新法的官员仍然是那些只知利用变法政策作奸，不愿意用变法政策利民的贪官污吏，所以使得王安石的这一系列变法政策，最终都遭到了失败的噩运。）
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王安石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但这种结果，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他的新法真有问题？
并非如此。
事与愿违
熙宁变法失败，宋神宗和王安石无疑都有责任。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但就事论事，就法论法，这些新法本身却并无大错。
就说青苗法。
平心而论，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我们知道，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但换一角度看，这时农民又其实是有钱有粮的。这个“钱粮”，就是地里的青苗，只是不能“兑现”而已。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是一种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是一种“抵押贷款”。当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所谓“青苗法”，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至少，在王安石他们看来，农民向官府借贷，总比向地主借好（靠得住，也少受剥削）；农民向官府还贷，也总比还给地主好。还给地主，肥了私人；还给官府，富了国家。农民没有增加负担，国家却增加了收入，这难道不是好办法？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类似的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据说，青苗法并非王安石所首创，最开始时，是陕西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当地农业生产。王安石作县令时，曾经试用过，效果颇佳，深受百姓欢迎。于是便在他的辖区里广泛推行应用。）
（据当代历史学家研究推测： 当时，帝国农村盛行高利贷，利滚利是较为常见的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破产、土地兼并的一种形式，对帝国的危害不言而喻）
（对于王安石来说，加倍不幸的是，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受灾面积既大，灾害烈度亦强。致使遍布全国的地方官员立即变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们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灾农户纷纷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为官吏们锁定的对象，迫使他们破财免灾，或者破产、出逃。由此引发的后果成为十足的灾难。）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王安石是维护私有制和封建占有制的，不把富有和兼并等同起来。他认为当人们有婚丧有困难的时候，应当给予借贷；当农民耕获季节有困难的时候，应当给予借贷。物资有蠃余的时候，可以收回借款；物资匮乏的时候，就得加以扶助，如果不这样做，就谈不上挫抑兼并。有人理解诗矿区区抑兼并”一句，以为王安石不要抑兼并，这是望文生义，不是诗人本旨。王安石并不一般地反对发家致富，只是反对那些“豪杰有力之人，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者”，这是指家室富有、社会政治地位很高而又恣意兼并的人；他反对那些“富姓赇吏，寓田势家”，这是指侵犯小地主和贫弱农民利益的大地主大官僚，他反对那些“元奸宿豪，舞手以乘民”，这是指乘人之危以攫取暴利的人；他反对“校固取利”，这是指利用官府法令、依仗官吏势力重利盘剥的人①。由此进一步分析王安石的经济思想，还可以看到，他对于豪强兼并之家，主张通过法令制度和政策措施适当加以限制，并不是用行政手段加以打击或摧毁；反之，在一定条件下，他还承认其存在的必要，而尽量予以利用②，“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作为一种商品交换的范畴来看待，加以鼓励，并进一步作为官府的一种职责来要求，青苗法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           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为王安石变法所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能存活；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要求人，托请，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农民身上有多少毛，经得起他们这样拔？（高后之父是一个大奸商，而新法的均输法就是为了人民、商人、国家平等取利而制定的，这就危及到了他的利益。所以，他就通过高后向神宗哭诉，要求罢免均输之法，“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⑤。神宗也就无可奈何的找王安石，欲“尽罢新法之不善者”）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不贷是不行的，因为贷款已然“立法”。你不贷款，就是犯法！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革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
何况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样一种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再像王安石那样蛮干，岂有不失败的道理？（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
教训所在
（皇帝是地主阶级的头儿，他们不但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也代表豪强兼并势力的利益，而且豪强地主才真正是封建政权的主要支柱，所以对他们的抑制也就不宜过猛，得有一个限度。神宗是封建帝王中的一个，对于这一点他也是知道的，因此，在变法中，他也就不得部考虑到自己的安全了，在“催抑兼并”取得一定成效，豪强与皇室的矛盾有所缓和的时候。神宗皇帝就把手腕一翻，他下放给王安石的权利也就回到自己的手中。改革的方向就变得和以往的不同了，从民不加赋变为无休止的聚敛财富了。）
（封建社会是一个君权神授的权力社会，如果没有君权的支持，无论如何变法都不可能成功，所以，王安石在连任三朝才最终等到了君权的支持，还能轻易放弃吗，如果放弃了，这种机会还会有吗。）
前面说过，王安石许多新法的本意，是要“公私两利”的。青苗法如此，市易法也一样。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户奸商便趁机进行控制，牟取暴利，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来管理市场，物价低时增价收购，物价高时减价出售，则“商旅以通，国用以足”。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具体办法，是由朝廷设立“市易司”，拨款一百万贯为本，控制商业贸易。这个办法，和常平法一样，也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当然“市易司”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说富户奸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市易司”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赢利虽不算多，也能充盈国库。再加上官府财大气粗，控制了市场，物价的波动就不会太大。
但这样一来，所谓“市易司”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而且是垄断企业了。
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结果自然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当时代理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说均输法弊端甚多：“簿书廪禄，为费已厚”，此其一；“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此其二。于是，“官买之价，必贵于民。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因此他断言：朝廷只怕连本钱都收不回！就算“薄有所获”，也不会比向商人征税来得多。
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官倒”是怎么回事，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国企）采购是怎么回事。那可真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没有回扣不买（非贿不行）。所以官方采购贵于民间采购，也就不足为奇。至于官方经商，就更是有百弊无一利。事实上所谓“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显然，在这一点上，所谓“保守派”的意见其实是对的：商业贸易只能是民间的事。官方经商，必定祸国殃民。（自南宋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通常都对王安石改革大加毁谤，主流的观点是北宋之亡，乃王安石变法所致。）
杜牧的《阿房宫赋》最后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同样，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只知道以政治态度（改革与否）划线，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层面上的批评，却不知道将九百多年前那次改革的成败得失引以为戒，那才是哀莫大焉呐！
文章来源：《书摘》
是腐败官僚破坏了王安石的变法
最近，读了易中天先生的几篇评论王安石变法的几篇文章，感觉他的历史观有问题。本来自称是“布衣教授”的易先生的观点却时不时地泄露出宋代大官僚、大地主及当代权贵者的思想和感情。
对于易中天先生，在听了《百家讲坛》上他的讲课后，我对他增添了几分佩服和敬仰。然而，知道了他对王安石变法的观点后，他在我面前立刻矮了三分，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当然，但愿这是一时的错觉。对人的认识应该有个详细的了解过程。
我准备也写几篇文章，与易中天先生讨论，既增加我对他的了解和认识，也希望对中国的史学界和政治理论界增添一点营养。
第一篇文章《是腐败官僚破坏了王安石的变法》，针对的是易中天先生的《王安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究竟是王安石的变法帮助腐败，还是腐败官僚破坏了王安石变法的成功，表面上看应该是两个对立的观点。
让我们先从变法的必要性谈起。
一、  王安石的变法有着迫切的社会需求性
北宋初年，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的积极作用，社会环境呈现相对稳定。至宋真宗时，北宋建立以来固有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集权统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开始显露出来。到了北宋中期，动摇北宋王朝政权统治的政治、经济危机已经出现。
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是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北宋建立始，统治者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地主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至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至英宗时全国土地总数中的三分之二已经集中在官户，形势户以及僧侣地主的手中，使大批农民失去田产，沦为佃户，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只有拿起武器，铤而走险。至仁宗庆历之初，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已经是此起彼伏，“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如一伙”，极大震动了统治阶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陕南商山张海领导的农民起义；同年湖南桂阳监的瑶汉人民起义。
北宋军队数量与年俱增，太祖时仅有禁军19.3万人，太宗时增至35.8万人，真宗时增至43.2人，仁宗时猛增至82.6万人，全国军队包括厢军在内已有125.9万人。
“澶渊之盟”之后，宋廷每年都要想辽和西夏缴纳大量“岁币”朝廷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其中尤以军费支出数额巨大，天下“六分之财，兵占其五”。真宗末年，朝廷财政收支略有结余，仁宗皇佑元年收支相抵，已无节余，英宗治平二年，已经是寅吃卯粮，财政赤字达1570余万缗。
“三冗”构成北宋中叶统治危机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冗官”“冗兵”“冗费”。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员众多，由于“官、职差遣”的任官制度，有许多官员只享受俸禄，而无实际职事。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等待差遣的官僚预备队。宋朝文武官员的俸禄十分优厚，“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采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
由此可见，当时北宋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深重的外患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改弦更张，变法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从宋仁宗庆历二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王安石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宋史·王安石传》说他“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宋神宗志向非凡，他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自己的王朝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
当时的舆论，是“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朝廷也屡屡“欲俾以美官”，只怕他不肯接受（惟患其不就也）。
二、  王安石的变法是适销对路的社会产品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是经过王安石深思熟虑的准备，在小范围内的实践检验，通过与反对派的多次辩论，经皇帝宋神宗的认可，颁布实施的。具有正当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主要采用易中天先生的说法）
（一）、免役法。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
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以其劳力代之。宋代的力役，种类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老百姓不胜其烦。服役太多，则生计无着。于是，为了规避重役，一般民众”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怕评为大户人家）；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怕评为人多之户）“。他们”或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单丁免役）“；甚至铤而走险，”不得已而为盗贼“。这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说，差役一事，应当缓行。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二）青苗法。
我们知道，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时农民又其实是有钱有粮的。这个“钱粮”，就是地里的青苗，只是不能“兑现”而已。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是一种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是一种“抵押贷款”。当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所谓“青苗法”，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摧兼并，济贫乏”，既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
实行青苗法所需的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中国至古以来一直以农为本，以粮为纲，而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并不一样。丰年谷贱伤农，灾年谷贵伤民，这就要靠政府来平抑物价。也就是说，丰年谷贱，政府必须拿一笔钱出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谷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在现代，是属于粮食部门和物价部门主管的事情。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在现代，是属于民政部门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即将常平仓和广惠仓卖出陈米的钱用来做青黄不接时的“抵押贷款”。这也是一箭多雕的。青黄不接时，粮价飞涨，卖出仓内陈谷，可以平抑物价，此其一；卖粮所得之资可以用于贷款，此其二；平价粮食和抵押贷款都能救济农民，此其三；国家凭此贷款可以获得利息，此其四。当然，奸商富豪受到抑制，农民负担得以减轻，也是好处之一。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
（三）市易法。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户奸商便趁机进行控制，牟取暴利，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来管理市场，物价低时增价收购，物价高时减价出售，则“商旅以通，国用以足”。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
具体办法，是由朝廷设立“市易司”，拨款一百万贯为本，控制商业贸易。这个办法，和常平法一样，也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当然“市易司“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说富户奸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市易司“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赢利虽不算多，也能充盈国库。再加上官府财大气粗，控制了市场，物价的波动就不会太大。
（四）均输法。
我们知道，在王朝时代，地方上每年都要向中央运送财物，以供国家必要之需，这就是所谓“输”。输送的品种和数量，当然也都有一定之规。这就有弊病。比如同一个地方，有时年成好，有时不好；同一种东西，有的地方贵，有的地方不贵。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按照老办法，则不管丰年灾年，价贵价贱，输送的品种和数量都不准改变，当然并不合理。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发运”为“均输”，即拨款五百万贯（另加三百万石米）为本，由朝廷任命的“发运使”来统筹上供之事，以便“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也就是哪里的东西便宜就在哪里购买。国库里面剩余的物资，则由“发运使”卖到物价高的地区去。这样两头都有差价，多出来的钱，就成为国家财政的又一项收入。
这个办法，也可以说就是变“地方贡奉”为“中央采购”。
变法的内容还有：
农田水利法。
政府奖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田均税法。
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好坏、多少规定纳税的数目，官僚、地主不得例外；
保甲法。
政府把农民按户组织起来，每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地主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每家两个壮丁即出一人为保丁，农闲习武，维持治安，战时入伍，充当兵丁。
……
预测王安石变法的社会作用，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说法：
“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免役法“是得人心的。”；“平心而论，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市易法控制商业贸易，和常平法一样，也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能充盈国库。”；“均输法的用意也是好的。”
这么好变法没有道理失败的，就连易中天先生也说：“这些新法，如果不走样地得到实行，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国强兵、重振朝纲，就不再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