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治制”:有待完善的新体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2 12:42:43

                “党治制”:有待完善的新体制? 作者:竹叶连(民主自由)

    人类在生物原始本能驱动下,一直过着群居社会生活。在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生活中,人类这种“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语)逐步学习和发现了一些好的或自以为是好的人间相处的生活方式方法,并互相传授,互相补充,反复修正,代代相传,成为习惯,形成传统,并一直不停歇地寻找着、构建着“上帝之城”和“人世之国”——上苍乐园与人间天堂。人类这种活动及其结果,大概就是我理解的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了。   
     人类社会形成的所有“自发秩序”,从群婚到祭祀,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的对立,再到自苏格拉底时代、启蒙时代到21世纪“全球化”时代,最近两千五百年来的历史表现,“自发秩序”的证据,就是发明了自我统治术,即由法学思想构建的国家政治体制。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国家政体分为优劣两类:

                                        好  的                           坏 
           一人统治          君主政体(1)           僭主政体(6)
           少数人统治      贵族政体(2)           寡头政体(5)
           多数人统治      共和政体(3)           民主政体(4)

    数字按顺序表示由好到坏的排列。有趣的是,“智慧源泉”的亚里士多德不特别看好“民主政体”,也许小城邦“民主”毒死了智圣苏格拉底使他恐惧而迷失了吧?

    迄今人们知晓和公认的国家体制,也可以根据上述类别简单大分为三种主要统治形式,即专制、贵族(寡头)和民主统治形式。此外,数千年来,人类在这方面并没有创造出多少具有本质意义的新成就。

   直至本世纪初,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了国家政权,才出现了还不曾为人们所透彻了解的第四种新统治形式——共产主义党治制形式。这种统治形式曾经有效治理着三大洲的十四个国家,其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新体制、新试验。

    “党治制”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前苏联体制内出身学者阿.阿夫托尔汉诺夫提出来的。他在其杰作《党治制的由来》(中文译本名《苏联野史》,湖北人民,1982)一书中,有着精彩的陈述,是党治制研究开山奠基的经典之作,在国际上受到普遍重视,国内也早在80年代初即有中译本及时面世,可惜未为国人学界和读书人所充分瞩目,实为理论界一大憾事。

    虽然共产主义党治制是一种新的、独特的统治形式,但是它仍能体现出所有三种传统统治形式的主要因素——斯大林专制,政治局专权,苏维埃表面民主,则仍未完全摆脱旧统治形式的弊端——虽然诞生了一个“党治制”的新形式。

   “党治制”在中国政治运作中并不陌生。它的思想虽然来自苏联共产党,最早接受的却是国民党,引进者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付诸实施者便是蒋介石了,这就是著名的“训政”中的“以党治国”。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却一度秉持反对的态度,代表性论述可见邓小平的著作
《党与抗日民主政权》(《邓小平文选》第一卷);而在毛泽东那里,或褒或贬,表达方式虽然时有不同,反对或赞成因需要而定,实质上“党治制”思想却是坚定不移,发挥到淋漓尽致,从“党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到“一元化领导”、“党领导一切”,甚至“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就是毛式或前中国式“党治制”的最好表达,迄今余波犹在,还发挥着有效影响。

    由于“党治制”治理方面表现出的某些“有效性”以及“高效率”等等“奇迹”,因此吸引了不少政客和好奇专家学者们的兴趣 : 这是一种成功的国家治理新形式吗?它确实可取吗?这个新国家治理形式试验了,失败了, 但也有人并不服输, 还在继续实验与探讨,甚至似乎有前仆后继之势,委内瑞拉查韦斯堪称代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毋庸讳言,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式“党治制”的功劳。同样毋庸讳言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运行到今天正面临考验,各方矛盾显露,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靠外向型、外资、农民工和环境资源获得的经济增长优势,似乎正在暴露其后劲乏力,矛盾多多,问题重重,智者堪忧。其中首当其冲的“瓶颈问题”,便是体制或秩序与经济发展、社会需求的矛盾和障碍的协调或改革问题。
如前赴后继“长盛不衰”愈演愈烈的贪官污吏的权钱交易官员腐败及其带来的损害与导致的群众不满,就是“党治制”的内生问题。这说明“党治制”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秩序安排,还有待改进与完善。核心问题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的诸多不可克服的弊端,难免不能不让人重新考查其实践的合理性根据。

    怎样解开改革面临的问题,谁有幸担此历史重任?众多知识精英义不容辞,但职责所在的党校理论工作者,则首当其冲,理当冲锋在前,发起主攻,占领这个理论高地。
         
    若干年来,党校理论工作者勤勤恳恳,紧跟形势,做了不少事,写了不少论文和专著,有过一定成绩。但严格地考察,这些成绩在科学界有多大影响,在国际上获得多少认可,实在难说;我甚至认为,那些“论文、专著”,说得直白一点,不过是马列毛邓词汇麻将游戏,对局外人和国际学术界并没有多大意义和影响,更谈不到理论上有什么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真正的创新。

    能不能做到把“党治制”这个不同于既往所有的国家治理形式加以理论完善,使其不致于与政府重叠——它本身就是政府——能自圆其说,自成体系,无懈可击,无可辩驳,证明其优于既有国家治理形式,更文明,更理性,更公平,更正义,更人道,更有效,更有益于全人类而无碍于任何人——除非它有碍他人,更加贴近人性,更能得到世人普遍赞许和乐于接受,并放之四海而皆准,能够经受时间和地域检验,实践一个和谐自由社会,才是有作为的理论工作者理当迎接的真正使命、考验和挑战,否则,一切皆属徒劳,甚至形同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