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

 缔造神话的“永动机”——追记  “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 文汇报首席记者  江胜信  
   
题记 那台“永动机”，依旧突突有声 
    物理学上，永动机是个被揉碎的梦想；精神世界里，它是可以感知的存在。
    这好比，天是最高的，但心可以比天还高。
    吴大观就是一台“永动机”：他一辈子秉持航空报国的志愿，并心无旁骛、只争朝夕地实践它，忙碌的身影和活跃的才思就像一台开足马力的发动机；2009年3月18日，他那颗历经93载、苍老却火热的心脏在北京航空中心医院的病床上停止了跳动，而他留给后人的最丰厚财富——人格精神和科学精神，以及他的近忧远虑和千叮万嘱，却永远策人前行。
    那台“永动机”，依旧突突有声！
    循声而往的航空发动机事业人才队伍，步履坚实！
    6月11日至18日，“中央新闻单位吴大观先进事迹采访团”辗转沈阳、西安和北京三地，踏着吴大观的创业足迹去寻访每一段坎坷和每一处胜景，从不得不移植国外发动机的无奈，到仿制国外发动机的尴尬，再到中国战斗机装着自主设计的“中国心”飞上蓝天的豪迈，中国空中防务终于一步步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局面。
    这是怎样一种扬眉吐气的快意！
    胸中涨满快意，心底涌起对吴大观的感激。去评价他在中国航空动力领域基础性、开拓性、决定性的卓著功勋，我们不吝将“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的美名送给他！
    虽然，他不是院士，但他是院士们的老师；虽然，由他主持研制的发动机中只有“涡喷7甲”型号完成了技术定型并装备了部队，但他所积累的经验和所锻炼的人才，为以后“太行”、“秦岭”等新型发动机的自主设计贡献了强有力的技术储备；虽然，历史的车轮终会将当今的每一项科技进步变成一道远去的车辙，但那不停运转的“永动机”正召唤着充满朝气的科技队伍，去担当车轮之前的开路先锋。
    从无到有，从亦步亦趋到开路先锋——这是“永动机”缔造的神话。
   
使命不辞  求索不懈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5·12”汶川地震让恩格斯的这句名言和温家宝总理在北川中学黑板上写下的“多难兴邦”互为注脚。有序、有效的灾后重建渐渐缝补创伤，而重建开端于凝聚的人心。
    吴大观执着一生的追求也是在灾难中萌生的。侵华日军的狂轰滥炸让他成了流亡学生，从扬州、上海、长沙、广州到昆明，一路颠沛。某天，在西南联合大学的临时教室——一处供着菩萨像的会馆里，学生们刚掏出书本，警报便拉响。吴大观往山坡上躲。敌机投下的炸弹燃着黑烟，伴着哭号。他涌出悲愤的泪水：“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战机，日本人还会这么嚣张吗？”
    山坡上蝴蝶蹁跹。他捉住它，让它变成了夹在笔记本中的生物标本。一天天的，笔记本夹满了各种昆虫的翅膀。翅膀携带着飞翔的信息，诉说着与每一次敌机空袭、每一滴悲愤泪水之间的某种关联。1940年，已上大三的吴大观要求从机械系转到航空系。在不知不觉中，他竟已将“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战机……”的使命扛上了自己的肩头。
    1942年，他大学毕业后没有跟着同学去做投机商人，而是一头扎进贵州大定一处叫“乌鸦洞”的大溶洞，那里是当时中国唯一的飞机发动机厂，条件糟糕，洞里的跳蚤咬得人奇痒难耐。1944年，他被送到美国深造，优越的生活和丰厚的薪水让数个同伴留在了异国他乡，而他却在1947年毅然回国。
    他的这些选择也许会让今天的人们不解；但若还原到那个年代，便成了吴大观所说的“责无旁贷”。目睹国土沦丧，身经风雨飘零，被刺痛的民族自尊心唤起了图强的决心。哪怕没有温饱、没有良好的科研环境，甚至挨批挨整，但只要有张书桌，千千万万像吴大观那样的知识分子就总是惦记着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
    吴大观是为了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而学习航空的；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为他打开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今天，我们可以用很多个“第一”来概括他在航空动力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机构；创建了我国航空史上第一个发动机试验基地；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个喷气式发动机、涡喷发动机、涡扇发动机；成功试制我国第一台斯贝发动机；建起了新中国第一支航空动力设计研制队伍；建立了第一套航空发动机研制规章制度和技术标准……
    但就是这个创造了那么多“第一”的功臣，却在他留下的日记本和影像资料里，反复说着“我要检讨”、“这是我的失误”、“我没有打好基础”等自责的话。成功之前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总让他难以释怀，觉得“浪费了国家的钱，错失了与欧美缩短差距的良机。”
    他真的应该自责吗？曾与他一起奋战的老同事们不这么看，因为“没有人会比他做得更好了！”失败本来就是科技进步中躲避不了的伙伴；更何况在建国初期这一特殊阶段，航空动力研究不仅面临设计力量、材料工艺技术和试验技术三大瓶颈，同时还受到各种政治斗争的影响。吴大观自责，那是他对自己的苛求，而丝毫不会给他的贡献打上折扣，正像他的学生——刘大响院士说的，“他是种树人，把树种活已经不易；我们这些摘果子的，能说果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苛求”和“累”联系在一起，吴大观累么？不，他不觉得累，他把68年的光阴倾注到了钟爱的航空动力事业上，废寝忘食和挑灯夜战对他而言，成了一种本分，一种自觉，他专注于此，并因专注而幸福。他的外孙女梁焱在写给他的悼文中说：“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个信念，并为此奋斗终生，即使没有看到他想要的结果，也很伟大了！他坦然一生，淡然一生，很幸福！”
    “发动机”就是他永远的、幸福的话题。从今年2月28日入院治疗到3月18日离世，因结肠癌晚期导致肝腹水等症状，他只坚持了19天。女儿吴晓云说：“爸爸病重，蔫蔫的，但只要老同事来探望了，他就神采飞扬，拉着人家说个不停，话题全是‘发动机’。这19天，是他这辈子最健谈的19天。”
    中航工业党组书记林左鸣，院士顾诵芬、刘大响，同事陈一林、彭友梅、周晓青等说起吴老在病床上的嘱托，嗓音带泪：“他反复叮咛，让我们吸取历史教训，要加强预先研究，要坚持讲真话，要落实科学发展观。”
    吴大观还在弥留之际道出了他对未来的期冀：“我就要去见马克思了。窗外的蓝天白云多迷人啊，我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大飞机装着我们自己的发动机飞上祖国的天空了，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
    言者含笑，听者有泪。
    吴大观，一个为梦想而生的航空人，最后在憧憬梦想中永远地睡去。这难道不是最纯粹的幸福吗？
   
心血不惜  智慧不竭
    在“两弹一星”、“神舟”、“嫦娥”等“航天”名词耳熟能详的今天，我们又能把什么和“航空”联系在一起呢，难道只是那掠过云层的飞机？
    航空的低调，与一度侧重发展航天工业的历史有关，与航空工业在军事上的机密性质有关，也与人们的直觉有关——看得见的飞机，比起看不见的飞船，少了神秘。
    如今，经过重新认识和战略调整，航空与航天早已并驾齐驱，在大气层内外各司其职。但我们对航空的了解依旧停留在表层：知道机翼的重要，却不知道飞机里包着的“心脏”更关键。
    航空发动机——飞机的“心脏”，让吴大观耗尽了一生心血。“发动机太难了！”临终前，他长长叹息。
    航空发动机到底有多难？我们可以把它和航天发动机进行最直观的比较：前者必须灵活帮助飞机起降、变速、翻转，后者的运转状态则相对单一；前者必须反复使用且性能稳定，后者基本上执行一次性任务。从这两点来看，航空发动机比航天发动机更难。一款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少说也得十几二十年。
    其中的艰辛，唯有航空人才能历数。目前，能独立研制军用航空发动机的只有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发动机技术是绝密，是暗中的较劲，是保家卫国的底气。为了让底气足一些，再足一些，一代又一代的航空人以苦行僧般的执着，投身于这一孤独而神圣的事业。
    吴大观留给我们的，正是这支辛劳队伍中的其中一帧背影：上个世纪60年代，他因为高强度工作而导致视网膜脱落；70年代，他同时担任沈阳“410厂”和“606所”要职，两头奔忙，突发心脏病，连打9个月的丹参酮才调理过来；1979年，他主持试制的贝斯发动机在英国进行150小时的持续定型试车，英国专家两班倒，他发着39°C高烧，一人顶两班，昏倒在车间；2006年春天，他90岁，200米的上班路由保姆搀扶也得歇上4次，他不得不宣布以后在家里办公……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劳，与其说凭借的是毅力，不如说是价值观使然，他说：“紧张工作是最大幸福，攻关胜利是最大快乐。”
    可那一帧背影，却也与众不同：不仅埋头拉车，而且抬头看路。那是实干家的背影，也是战略家的背影。
    作为学科带头人，吴大观拥有众多让人羡慕的特质：深厚的学术功底、娴熟的外语、国外留学考察的经历、敢想敢闯的魄力、判断学术方向的眼光、务实严谨的科研态度、善于吸收善于推新的创造力……这使得他在新中国航天动力研制队伍刚刚组建、有热情但没有经验、想往前冲但方向不甚明晰的时候，能够登高望远，屡屡发出在当时听来振聋发聩的声音：“发动机不仅是设计出来的，更是试验出来的，必须建设试验基地。”“科技档案、科技信息和科技图书资料是科技人员的粮食，必须要加强知识管理。”“发动机研制必须‘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靠仿制没有出路。”……在随后的实践中，这些声音被证明是真知灼见。
    如今，那一帧背影渐行渐远，融入天边的云彩。而在历史的天空里，他早已被定格成展翅翱翔的领头雁，带领新中国的航天动力事业飞过艰难、完成凤凰涅槃般的蜕变。
   
育人不倦  铺路不怠
    共和国为吴大观骄傲；吴大观为他的学生骄傲。
    他自谦“智力平平”，但是，“带学生还是可以的”。早年跟着他在沈阳、西安打拼的“孩子们”都很争气，已成长为航空动力人才队伍的中流砥柱。
    2003年9月，以“请老师诊断斯贝发动机故障”的名义，学生们将吴大观邀至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你们比我强，还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出山？我知道你们想我了，我也想你们。”吴大观和学生们其乐融融。
    这次出行，以及次年出行沈阳，对他而言意义非凡。前些年，他在某次出差途中病倒了，他是航空航天部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为了不让这个“国宝”有一丁点闪失，部里立即为他制订了特殊的“出差条例”：要到外地去，必须提前申请，确保万无一失才能放行。他87岁去西安、88岁去沈阳，都是经过特批的。
    他心里清楚，这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后机会——以一个航空战线老兵的身份，对那片曾经奋战的热土作最庄重的巡礼，对魂牵梦绕的科研前线作最不舍的挥别，对年轻时的梦想作百感交集的重温。
    他看到了他在沈阳“606所”工作笔记本扉页写下的“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来献给党”；他看到了陈列室里一排排见证了每一步跨越的发动机实物模型；他看到了装着“中国心”的“飞豹”战机在西安阎良飞机城上空进行飞行表演……
    忍不住流泪。那是喜悦的泪、激动的泪，冲刷了当年流亡生涯的所有耻辱、悲凉和无助。他拉起学生的手，一个劲地说着“谢谢！谢谢！”对他们，他有舐犊之情，更有敬意和谢意，正是他们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才华和“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冲劲，为祖国实现了强军的梦想。
    在这项前赴后继、类似“长跑接力”的事业中，吴大观传好了“接力棒”。
    他对学生极其严格：沈阳工作期间，晚上在家里开办英语班，组织员工学习；西安工作期间，他把国外的技术资料让大家分头“消化”并突击抽查，设计员周芹生当年就领到厚厚一叠资料，为了“消化”它们，他一个月用坏10支蘸水笔；吴大观最看不惯偷懒的行为，一旦发现，不管你是小年轻还是老资格，他一律狠狠指责，把“偷懒”定义为“对人民的犯罪”；他还规定，从国外出差回来的同志都必须书面汇报出差心得，否则不给报销差旅费。
    当时，确有一部分人叫苦不迭。但就像“棍棒出孝子”一样，经过淬炼的学生们最后都对他都心存感佩——因为他没有私心，只怕年轻人成长不起来、超不过他；因为他充满人情味，学生每出一点成绩，他就买来烟酒糖果，学生每遇到麻烦事，不管份内份外他都张罗；因为他对自己更苛刻，我曾来到“西航”资料室，想要翻找过去的那些资料，问：“哪一卷有吴老的批语。”答：“随便哪一卷都有。”
    吴大观1982年回京担任航空部科技委常委之后退居二线，但他对年轻人的关照并没有随之“退居二线”，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他制订发动机研制通用规范，使航空动力发展有章可循；他到北航考评研究生论文，参与选拔好苗子；1985年底，由他领衔的9位发动机专家联名呈送《关于加速航空发动机发展的建议书》，小平同志批阅通过，自主研制“太行”发动机的计划得以立项……
    2004年，吴大观办理了离休手续，但他依旧拄着拐杖去办公室上班。隔壁是他的两位院士学生——顾诵芬和刘大响，师生们经常唠唠嗑，他总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发动机研制的新动向，一有好消息，他就会像个孩子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
    如今，恩师已去，师恩常留。想念得厉害，顾诵芬便会来到老师的办公室，静静坐在那张已经空着的办公椅的对面。他说：“我总习惯拔耳听听楼道里的动静，真想再听一遍远远传来、越传越近的《毕业歌》，一边哼一边用拐杖打着拍子——那是老师上班来了。”
   
信仰不移  学习不厌
    “乌鸦洞”归属国民党，大学毕业之后在那里工作的吴大观顺理成章当了国民党军官；1948年，他来到解放区，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刚开始采访吴大观先进事迹的时候，很多记者问到了转变的动因，吴大观的老伴华国告诉我们：“因为国民党太腐败了，欺负老百姓。”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豁然开朗——吴大观从来都不是“家丁”、“仆人”，更不是一个静观棋局的“执棋手”。他是“主人”，中国的“主人”，他要以主人翁的姿态，通过拥有的学识来改变脚下这块土地的命运，他的这一追求，和共产党人改写中国历史的使命是一致的。所以，当胡适鼓动他跟着国民党逃到台湾时，他一口回绝：“我爱我的祖国，我要留下来。”
    经常参加进步运动的他在地下党的秘密安排下来到解放区。聂荣臻用羊肉火锅招待他，“你要造发动机，没问题！你将来大有作为！”
    建国以后，共产党果真把资金交给了他，把队伍交给了他，让他放手去干。这是怎样的信任和期望！他心存感念，立下誓言：“祖国的航空事业、繁荣昌盛全靠共产党的领导，我要为它献身！”
    “喷发1A”发动机装配“歼教1”飞机试飞成功、“红旗2号”试车成功、“涡扇6”进入攻坚阶段……吴大观恨不得拥有三头六臂。但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当他因左眼视网膜脱落而在医院治疗的时候，竟被人带到了批斗台上。
    其时，刚刚开始的“文革”迅速席卷大江南北，吴大观没能躲过这场浩劫。在那个精神错乱的年代，把他关进“牛棚”的理由很荒谬：眼睛里装着搞特务活动的照相机；家里的收音机能接听特务暗号；他每个月多交的100元党费，是特务活动经费。
    “真是一派胡言！我们认定是有人捣乱，想离间我们和党的感情。”吴大观的夫人华国说起当年，提高了音调，“老吴的左眼彻底瞎了，但我们不寻死，党会给历史一个公正的说法。”日子多么黯淡，心里却是明亮的。吴大观偷偷地在旧报纸上画好发动机图纸，压在草垫子底下，盼着走出“牛棚”之后继续为党工作。
    1971年，他终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牛棚”中的5年，足以发生太多的昨是今非，但最让吴大观欣慰的是：共产党依旧信任他，他依旧信仰党，专业知识依旧了然于胸，他依旧拥有知识分子最看重的书桌。这种历经患难始终不变的情意和穿透迷雾更加笃信的忠诚让他视若珍宝，感恩于心。
    “他是个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今天，当我们要去采撷这些感恩，他的家人、朋友、同事、学生……谁都能不假思索讲出二三事：
    ——1963年至2009年46年间，吴大观共缴纳特殊党费21.1万元，包括按照遗言家属代缴的最后一笔10万元党费；救灾、济贫、助学、捐款共计9.67万元。两项合计30.77万元，占工资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同事彭友梅说：“他总说自己贡献不大，但国家给他的待遇、荣誉很高。他认为把自己多下来的钱返还一部分给党、给人民是理所应当的。”
    ——2006年以后，行动不便的吴老开始在家里办公，每次支部大会，由保姆搀扶着参加。老支书陈一林忍不住说：“您可以请假，有什么精神我给您传达。”吴老生气了：“不参加支部会算什么党员！”陈一林说：“在吴老的心目中，党是最神圣的，他最听党的话。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已经几天咽不下饭，他女儿让我劝他吃几口，我就说：‘我以党支部的名义要求您吃饭。’吴老努力吃了几口……”
    ——数十年间，吴大观留下了56本学习笔记。每天早上7点钟，他就把吃早饭的小方桌收拾干净，摆上《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和《中国航空报》，晨光作伴好读书。学习使人坚定、明晰、智慧、快乐、豁达，令他日渐上瘾。华国怀念道：“他睡眠差，半夜老摇醒我，让我背‘八荣八耻’。”他在最后一本学习笔记中，谈到了病中学习的苦乐交织：1月29日，“身体不适，学习无力”；2月2日，“新到《求是》第三期，仍要坚持学习”；2月7日，“还有精力继续学习，心情舒畅”；2月8日，“温家宝总理2月2日在剑桥大学的报告，学习以后，我更加深爱我的祖国，深爱人民”；2月10日，“病发停”。但他真的停得下来吗？3月15日，去世的前3天，他还在医院的小餐桌前看《求是》。
    从1949年宣誓入党，这是跨越了一个甲子的信仰，从没怀疑，从没停顿，哪怕是望到了生命的终点。我想起他在临终前的那句叮咛：“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如果生命如甲子轮回，那么，和生命融为一体的信仰也将追随。
   
给予不吝  关爱不尽
    “人生是给予，不是索取。”《悲惨世界》里的这句台词，是吴大观的座右铭。
    让我们回望3月20日——吴老遗体告别的这一天，就足以见证他的多予少取。
    这天，灵台设在航空中心医院。按照吴大观“后事一切从简，不搞遗体告别”的嘱咐，华国是不愿意惊动大家的。无奈要来送别的人太多，为了给大家提供方便，老太太才同意把灵台设在医院。花圈不算多，30多个，但每个花圈上都贴了七八条挽联。老太太说：“节俭一点，他会高兴。”
    这天，吴大观安详地穿着一件半新的西装，不是他的，是女婿的。恐怕说出来谁都不信，一件上世纪60年代的蓝色中山装，竟一直是他这几十年来出席活动的正装。今年一月底，一向不注重穿着的他突然要让女婿贡献一件西装，理由是“胖了，以前的衣服裹不住肚子了。”那个时候，家里人还没有谁意识到他已得绝症，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并早在之前的读书笔记中，就写下了“胃反酸、胃虚、失眠、四肢无力”。他穿上西装照照镜子，用轻松的口气说着隐语：“嗯，以后就穿着它了。”直到他住进医院且病情迅速恶化，女儿吴晓云哭了：“我太粗心了：他不是胖，而是肝腹水啊。”吴大观夫妇一辈子节俭，很多像中山装一样的旧东西都是舍不得扔的宝贝，比如，断了脚之后用砖头垫起、一坐一个坑的布沙发，撇了筋的大蒲扇，从沈阳带到西安又带回北京的火钳……女儿逗父母：“没见过这么抠门的。”但保姆知道吴爷爷不抠，她生病住院的7000多元费用就是吴爷爷掏的；科技委的工作人员知道吴老不抠，过年过节他们总收到吴老买的点心，连门卫都有份；医院的护工也知道吴老不抠，老人每次订餐，都坚持给护工订一份。
    这天，是吴大观逝世后的第2天，距离他住进医院整20天。他本来可以坚持更长的时间，但他却坚持不用进口药：“不要浪费国家的钱，要把好药留给更需要的病人。”护士趁他昏迷给他打点滴，他一醒来就拔针头，3次拒绝治疗。
    这天，他就要西去，他对家人抱愧在心：没能为爱人、女儿和孙女留下家财，只留下“要做好人”、“我去世后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的嘱托。
    ……
    他什么也没带走，但比谁都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