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郑家栋丑闻之后，又见高山杉丑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08:55:31
郑家栋丑闻之后，又见高山杉丑行
——也来挑高山杉的刺
肖自成（澳门）
有的人，辛苦一辈子也成不了名，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高山杉，却旦夕成名天下知。羡慕之余，略考高氏成名的诀窍，只有两个字：“挑错”。而且，因高氏自诩英语较好，故挑错的对象也就主要集中于涉及外语的著（译）作。而客观上，凡涉及外语的著（译）作相对于依靠中文资料的著述来说，要挑出错误实在是容易多了。从技巧来看，高氏“挑错法”并不复杂，一般分三步：首先，去书店寻找猎物。凡引用外文资料的书就是他的猎物；接下来，把猎物中涉及的人名、地名、特种语言语汇，循着原书注释找到相关参考书，一一对比，找出错误；其三，把错误分类，上纲上线，再配上恶毒的语言开骂就行了（不过，千万不要涉及学术观点）。高氏书评，具有中等学历的人，一个星期大致可炮制一篇。所以，高氏之挑错，可谓是用其长而得之易。受到高君光顾的有哲学家邓晓芒、摩尼教专家马小鹤、中亚文化专家牛汝极、现象学专家倪梁康、晚清中俄关系史专家陈开科、佛学专家严耀中、中苏关系史专家王奇等，大都是学界学有专长能呼风唤雨的人物。和一般公众的浮躁、仇名、仇富的从俗心理一致，看着那些被挑出错误来被弄得灰头土脸的高级知识分子狼奔豕突，我心里就痛快之极，忍不住直叫好，恨不得振臂高呼，号召来个全民“高氏挑错”运动（以至鼓动再次“文革”的心理都有了）。但静下心来想想，觉得“挑错”有一个最起码的原则不能违背，那就是：纠错者本身所提供的信息绝对不能出错或者有丝毫不准确、不妥之处，否则其贻害天下的程度将远超原书的错误。然读高君诸文，不由泄气。高君的文字，不但经常逻辑混乱，爱上纲上线，且存在不少失误、不准确或不妥之处。下面，我就效姑苏慕容氏，并模仿高君的独特文风，随便挑出一些，以飨读者。
其一、高君自己学科知识掌握不确，却贸然批评他人。
高君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史），但特别喜欢去干涉他不太熟悉的学科，以显其博学。去年，他针对旅美摩尼教学者马小鹤的《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特写书评《从明转暗》，发表于《上海书评》。实际上，高君对马先生的著作是非常客气的，没有上纲上线，仅稍具微词而已。谁知马先生不太买账，专门写了回应，指出，在高君“短短四、五百字”的概述中，就有“三处叙述似有不够精确之处。首先，初际并无善母等神为眷属。这些神要等到中际，暗侵明界之后，才由最高神明尊召唤出来。其次，亚当夏娃并非明尊所造，而是贪魔所造。第三，‘教徒亦遭迫害，纷纷避难他国，于是教法外流，西至罗马、北非，东达西域、中原，’这一叙述把摩尼教传到罗马帝国境内、西域的时间推迟了。摩尼生前已经派弟子前往罗马帝国境内和西域传教”（《贪魔令路易及业罗泱造立人身——答高山杉“从明到暗”之一》，《欧亚学研究》，2009年4月）。马先生是公认的摩尼教专家，他的话不会无的放矢。马先生说高君的叙述“不精确”，那是客气。在这里，高君的“不精確”，实则就是“错误”。本来看马先生的书，可以获得正确的摩尼教知识，可经过高君“批评”，人们却反而获得不确切的摩尼教知识。这岂不是“以误纠对”，流毒天下？对此，高君难道不觉汗颜么？难道不觉得拿在手里的稿费沉甸甸兮而烫手乎？
其二、高君自诩英文过人，任意批评别人译文，动不动就指责别人“犯下低级错误”，但自己却出现不少低级错误和欠妥之处。下面仅以高君流传天下的成名作《“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为例，以较有权威性的（至少比哲学硕士、助理研究员高君的话有权威吧）《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下面简称《辞典》）、《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下面简称《手册》）为依据，例举高君“纠错”之误或不妥之处。
首先，例举“作者名的误译”之不妥，词序为“原译→高译→正确译法”：
乔治（George N. Curzon）→寇松勋爵→柯曾·乔治·纳撒尼尔（寇仁、寇松）（《辞典》第98页）。尽管寇松是勋爵，但此处仅列姓名，并未加上Lord，又何来“勋爵”？高君擅自加字，从翻译的角度看，总是不妥吧。
拉迪摩尔（Lattimore O.）→拉铁摩尔→欧·拉铁摩尔（赖德烈）（《辞典》第275页）。高君一直强调这些外国汉学家的中文名字，但此处却不知道拉铁摩尔也有中文名字。
费尔班德（J. K. Fairband）→费正清（高君正确拼写为John King Fairbank）→费尔班克·约翰·金（费正清）（《辞典》第132页）。连美国人自己都觉得这样译最好（见网络文章《蒋介石误译：汉字不足和媒体臭蛋》），独高君不以为然乎？
克里斯德或奎斯特（R. K. I. Quested）→郭玟曼→R. K.
葡萄牙耶稣会士托马斯·佩雷拉（Thomas Pereyra）→徐日升→徐日升（托马斯·佩雷拉）。（《辞典》第381页）
普菲斯特（Louis Pfister, S. J.）→费赖之→费赖之（普菲斯特·路易）。（《辞典》第384页）
休谟尔A. Hummel→恒慕义→恒慕义（赫梅尔·阿瑟·威廉）。（《辞典》第222页）
上面三人，都曾以自己的中国姓名在中国生活过相当长时间，为当时中国人所熟知，故其中国名字自可放在其原姓名之前，但翻译时一样不可忽视他们的原姓名。
而Jonathan Spence则未必一定要译为“史景迁”，“史景迁”并非该氏的中文名字，之被译为“史景迁”也仅仅是近几年之间的事，以前相关权威机构译作“史敬思”（《手册》，第299页），这个译名在发音上似乎更贴近其姓氏。
布雷斯特赛德E.Bretschneider →“薄乃德”→埃·瓦·布莱特施奈德（贝勒、贝勒士奈德）（《辞典》第56页）。在这里，高君主张将E.Bretschneider译为“薄乃德”亦非常不妥。因为“薄乃德”在汉语里可解释为“德性不厚”，或“损其德”，属贬义词。我想，就算E.Bretschneider想起个中文名字，也决不会叫自己“薄乃德”。氏曾作过俄国驻华使团的医生，1901年就逝世了，一生惯用英语写作，留下许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著述，在东西方学界有较大影响。我国著名中西交通史学者张星烺在注释《长春真人西游记》时，曾非常推重该氏（唯张星烺译为“白莱脱胥乃窦”）的英译本《长春真人西游记》。（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第五册）。高君把“薄乃德”这样语带贬义的名字强加给已死之人，岂是厚道行为！这难道是乃师李鹏程教导你这么做的？真是给乃师脸上抹黑。
此外，高君还把徐中约的《Reading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误译为《中国近代史史料选读》。“史料选读”（selected readings）的意思不知高君从何信手拈来。《Reading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实际上就是《中国近代史读物》。看来，高君一样连最起码的英文知识都不具备，那又怎么能在此“以错纠错”，骗稿费，博声名？脸皮实在太厚了！
还有，《The Jesuits and the Sino- 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1689）.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S. J.》一书早在1973年就已由王立人先生翻译为《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而自诩博览群书的高君却视而不见，自作主张，以己则为天下则，标新译为《徐日升日记：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很显然，高君在此是要妄图为译界立则。但要为译界立则，无论就年龄、资历、还是学历，高君都还差那么点资格吧。
最能反映高君在译事、学术上为所欲为的是他在一篇名为“《静盦文集》所据叔本华作品考原”（《世界哲学》，2007年第2期）的文章中，在自知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王国维看过《歌德格言集》、以及没有证明古代中国人从未使用过类似典故等前提下，居然说王国维的“月底栖鸦当叶看”一句词典出于歌德的格言“A leaf blown by the wind often looks like a bird”。你也不想想，既然是格言，当说明深远的道理，可“月底栖鸦当叶看”有格言气象？当然，歌德格言中的鸟（bird）在高君的笔下便也被译成了“乌鸦”（crow），真是胡作非为。我看，高君不如把自己变成一只人人趋避的乌鸦算了。而《世界哲学》这样号称严肃的学术刊物居然能刊登如此欠水准的论文，真是有负国人的信任。浮躁，是整个时代的特征，马克思都受时代局限，高君难道可以例外？连仅具四肢的都不信！
高君要在学界掀起波澜，纠正时弊，不管动机如何不纯，其纠错行为本身是值得推许的。不过，要达到圆满效果，就还需要纠错者自身要具备一般人不具备的学养和品德，否则，以误纠错，甚至以错纠对，便要流毒天下、贻害无穷了。不错，高君出身哲学行当，辩才出众。但不知怎么的，一与哲学沾边，我就有点畏。古人所谓“清谈误国”，其实就是“哲学误国”。“文革”之所以发生，也泰半源于“斗争”哲学。前几年，高君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就出过著名儒学家郑家栋一边高坐讲坛，一边却“携六妻出境”而被绳之以法的丑闻。如今，哲学所不甘寂寞，又出了高山杉“以错纠错”的丑行，这个哲学所究竟是怎么啦？！难道智慧超远的哲学之路终于走到尽头了？
学界欢迎并需要绝对正确的纠错，但坚决鄙视并反对“以错纠错”！斗士要把内功练好了再来“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