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真相”N次了！

我“不明真相”N次了！ 

1976年4月5日，北京人民因悼念周总理引发“四五运动”。不两天高层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从当年那篇《人民日报》报道可以看出端倪。于是邓 小平成了“中国的纳吉”彻底倒台，一些积极参加那场运动的人定性成了“反革命分子”。那些年我很正统也很革命，自然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定性决定，极其痛恨否定文革的“一小撮”反动分子的罪恶行径。不久文革结束，再不久“四五运动”彻底平反，定性成了国人抵制“极左”路线的“伟大群众革命运动”。当我知道事情“真相”后，才知道当初被高层的“四人帮”所愚弄，成了“受蒙蔽的群众”。于是我又坚决拥护这个伟大平反决定。不过对这种“受蒙蔽”的屡屡愚民高招，至今我已是不明不白领教N次了，而且仍在继续着这种游戏没完没了。每次“受蒙蔽”后，幸亏有高层决议媒体通稿红头文件批判材料，才让我恍然大悟“真相大白”不再混沌，还直埋怨自己“理论学习不好、政治敏锐性不强、阶级斗争弦绷得不紧”始终被动挨打落后形势。此后我也一直受到智者理论家的指点迷津哼哼（不是谆谆哈）教诲。呵呵~~很感激他们后来让我明白了许多分辨是非的宝贵东西！

当年那场运动有个很著名的“反动言论”叫“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这里的“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显然指的是不再做“愚民”的含义，也就是要做真正的国家主人。不过当年不兴“不明真相”这个词，而是叫“阿斗”。用那时流行话表述就是“把自己当作诸葛亮，把群众当作阿斗”。而阿斗是愚蠢和昏庸的代名词，昏庸不可能用于人民群众，自然愚蠢就属于群众了，也就是愚民了。而“诸葛亮”一般所指各级领导。这句话整个含义是指一些官员自以为高明，视人民群众为“群氓”。

后来“阿斗”不叫了。毕竟人家阿斗也是一代君主而非草民，这词用于百姓有点“高抬”。于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称呼取代而茁壮起来，也就成了新的“阿斗”或“愚民”的代名词。一般“愚民”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带有动宾结构即愚弄人民的意思；一种是带修饰的名词即愚昧无知的民众含义。现今的“不明真相群众”，就是指这前一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我不知道历经几十年后，这个“不明真相”词语为何还在继续使用，而且大有蔓延趋势，似乎说明：在经历60年的理想信念道德文化教育后，国民思想意识仍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还倒退的水平。要想不搞“愚民政策”不出现“不明真相群众”，我看最好的办法，除开放综合教育和强化法制民主体制外，就是让群众知道事实真相，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做不到这些，群众蒙在鼓里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操纵“闹事”。这就是教训！说来可悲，我们常年的教育、官员的智力、国民的意识，如今还跟不上时代进步的发展要求。谁最应该扪心自问？细品起来怪有酸楚味道的。

现实中我们不少“公仆”的觉悟和作为，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如果敢于重视现实，那看看这几十年来，我们的各类教育和灌输的成果究竟如何？因素固然很多，但“上不行”恶果导致“下不效”尴尬，却是关键所在。一些地方官员“唯上”“唯私”，就是不为民着想。遇事搞“假大空”欺上瞒下横行霸道，这必然引起民怨。这些官员办大事正事酒袋饭囊，搞歪门邪道绝对高手。把他们称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给中央添乱的“扶不起的阿斗”一点都不过分。三国时期的阿斗，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也并非没有作为的败家子，只是民间演义成为昏君而已。从赵子龙长坂坡血战“救孤”，到白帝城先主“托孤”诸葛的寄托大业；由孔明理朝政自己花天酒地，到自缚降魏当阶下囚还“乐不思蜀”的昏庸无道。如此“阿斗”轨迹，焉能让人放得下心？这倒很像我们一些地方“公仆”德行。人民养育培养了你还把权力交给你，你却利用公权打压自己的“主人”恣意挥霍公共资源制造麻烦。我看谁是“孔明”谁是“阿斗”，人们心中自有一杆秤。

本府老人家曾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却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他们眼睛不瞎目光雪亮，是非曲直泾渭分明。谁触犯了人民权利营私舞弊，谁必然遭到人民的鄙视和唾弃。

其实国人最通情达理。对一些问题，只要信息透明理智解释尽心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稍为满足他们的基本利益就感恩戴德。过多的突发事件和“不明真相群众”产生，只能说明我们恪守那些极端意识形态陈旧老一套导致的恶果。倘若继续采取隐瞒欺骗蒙蔽的手段把群众看做“群氓”，动辄以 “敌对势力”借口给予压制。那样只能激化矛盾物极必反破坏和谐稳定。因此，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忽悠群众等等作风，不是真正合格执政者应具备的品质。尤其是借“民权”“主权”旗号，以限制政治自由来强化稳定和发展的策略，更不是“科学发展观”的秉性。如果把开始对人民的承诺，逐渐演化成特权利益集团的私利，最终只能引发尖锐的对立冲突和社会危机，也使自己蜕变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看看一些现实吧，难道这种趋势不正展现在我们面前么？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曾嘲笑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波拿巴主义”者害怕群众和群众运动时说：“当民众还是保守的时候，是不免要害怕民众愚钝的，而在民众一旦变得革命的时候，却又要害怕民众觉悟了。”这种“叶公好龙”的心态，在我们一些“公仆”身上极为明显。如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民主法治潮流浩浩荡荡，无人能阻挡。若再采取一贯制的传统忽悠、蒙蔽和欺骗手段，将会把原本的“顺民”“良民”，直接推向“刁民”“暴民”边缘。由此一遇风吹草动，不“闹事”那才怪哩！这种看似民间的浮躁病，追根溯源却在官员言行不一的虚伪上。

十多年前看了作家贾鲁生写的《我的病》一书。当时很感慨。为什么“我”得了那么多“病”？“我的病”，实际就是官场病和社会病的合二而一。贾先生说：“给灵魂开药方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灵魂的禁忌太多了，它尤其怕吃苦药。药中有一点苦味儿，灵魂就要呕吐，甚至抽筋、昏厥。”他希望“一个卑贱的江湖郎中”能给他治好病，目的是“恢复像人一样的生命”。

重病缠身单凭自身免疫力是不行的。迫切需要外在的“郎中”帮忙。只要不讳疾忌医，还没有达到病入膏肓地步，谦卑接受治疗，这病就能向健康方面发展。这个“卑贱的江湖郎中”不是别人，就是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呼声！

                            2009年6月23日中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