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一本难念的经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认为，不能否认的是，跨国公司在慈善的运营理念与选择上更为成熟，具有更强的规划性，并且更善于宣传。
　　“对跨国公司来说，捐赠是企业做公共关系常用的手段，通过捐赠可以和中国地方政府、社区居民、行业伙伴以及消费者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从而占领更多的资源市场和投资机会，因此，他们捐赠的对象往往与其产业链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比如，几年前一家跨国IT公司曾捐出1亿多美金给中国著名高校计算机系的优秀学生做实验经费，而这些学生毕业后则更愿意选择去捐助过他们的公司工作，事实上，他们并非真正意义的弱势群体，反而是在未来的行业内有相当的话语权。”
　　葛道顺认为，相比之下， 中国企业的捐赠具有很少的规划与策略性，“因为他们没有抢占市场的压力，捐赠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回报家乡、社区，哪里有困难就投入到哪里，而且基于各种原因，他们并不十分愿意在此方面去宣传。”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国企业慈善理念的落后。“中国企业家都很精明，他们到了国外，同样会采取跨国公司的策略，重宣传，重收益，同样，美国的跨国公司回到本土后，慈善举措也会回归淳朴，救急救难不求报道。”
　　“总之，中国的慈善事业，主要还是靠中国人做。”葛道顺说。
　　
　　“奥康”的慈善经和“咸亨酒业”的苦恼
　　
　　“同样一笔钱，如果去盖更多的别墅，买更好的汽车或者做其他的事情，每天都很烦恼。但如果捐给慈善事业，了解用这些钱怎么培养小孩子，那就会很有成就感，会很开心。”
　　浙江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是在“缄默不语”的民营企业中，少数愿意向媒体“敞开心扉”的。
　　
　　奥康集团的慈善捐助始于1994年，捐资14万元给贫困学生。王振滔出生贫寒家庭，初二时差点被迫辍学，王振滔的数学老师对他的母亲说，如果家里没钱，我可以用我的工资供他上学。
　　启蒙教育中的“饮水思源”促使王振滔对贫困学生的境遇尤为关注。
　　2002年6月，王振滔与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签订协议，捐资1000万元建立浙江省大学生助学专项基金，用以资助浙江省全日制本、专科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完成学业。
　　2005年，王振滔把个人资产的6%用于慈善，排在福布斯2005中国慈善榜的第53位。同年4月，依据2003年以来的慈善捐赠总额，王振滔名列胡润“2005年中国慈善家排行榜”第8位。
　　2006年1月，王振滔捐资1000万元设立黄冈大学生专项助学基金，同样是资助那些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而在此次捐赠经历中，一位大学生的故事令他萌生了成立专项慈善基金会的念头。
　　“那个孩子对我说，叔叔，我们很感谢您的帮助，能让我们继续上学读书，但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们不要施舍，我们更需要爱心和帮助。原来，她为了便于学习和工作上的沟通，用助学金买了一部小灵通，但买了半年多都不敢把小灵通拿出来在公共场所打电话——害怕别人说她。我发现，受助者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帮助，让他们重建自信和快乐是我们如今的慈善更应该考虑的。”
　　2007年4月6日，王振滔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注册资金，经中国国务院和民政部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以民营企业家名字命名的个人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今年5月18日，我们在重庆设立了第一批‘种子基金’。当天重庆当地20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每人都领到了4000元的助学金。我们这次不一样的是，这些学生在领取助学金的同时，要书面承诺有能力后至少也要资助一位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让爱心延续下去。”
　　奥康集团的慈善故事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胡润的猜测，“在中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赠绕过慈善机构，直接捐向某些项目或是建立自己的基金。”
　　而分析人士称，“中国的富豪们显然缺乏对各种慈善机构的信任与耐心，他们往往选择‘自己直接去做’，因为后者确实能让他们很快看到效果。”
　　虽然王振滔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倡议中国企业家们退出富豪榜进入慈善榜，但他也坦言，公司被传媒公开的捐助行为一直遭遇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不理解”，“我们的员工甚至说，干脆把钱分给我们做奖金不是更好？”
　　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至今对几年前公司在做慈善事业时面临的窘境记忆犹新，当时联想在做完一笔捐款后，有欠联想钱的企业对柳说：“与其你们做慈善，还不如不跟我们要债了。”这让柳哭笑不得。
　　而咸亨酒业集团总裁张尚明的遭遇似乎更能解释中国企业在面对传媒置疑上的讳莫如深。
　　2006年6月，《法律与生活》半月刊报道了河南一个四胞胎家庭不堪重负、在京乞讨的悲惨故事后不久，浙江咸亨酒业总裁张尚明向本刊打来电话，提出希望捐助这个家庭，帮助其供养所有孩子到大学毕业。“张老板当时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让这家人回到河南，不要再带着孩子乞讨，因为这对孩子的成长不利，也影响北京形象。”本刊主编李秀平至今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在《法律与生活》的建议下，双方签订了捐赠协议，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此事被绍兴一家媒体得知并在当地报道。
　　此后，张尚明便遭遇了各种形式的“索捐”，“收到来自江苏、浙江、福建等各地的电话，要我捐钱，有的人甚至找上门来，说遇到棘手的事情，要我出钱摆平。”张尚明不胜其扰。
　　而在得知本刊记者的采访意图时，张表示了友好但明确地拒绝：“慈善我还会做，但不想再被报道。”
　　葛道顺指出，遭遇“劝募”、“索捐”是中国民企面临的普遍问题，“在中国，某企业一旦捐赠被报道了，个人、当地的基金会、社团组织等都来了，说也给我一点吧，最不好处理的是当地政府领导打招呼的，这使得很多民营企业捐赠的热情降低。而同时，他们也没有像跨国企业一样设立专门的部门来处理慈善事业，实际上，这些部门起到相当的筛选作用。”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认为，不能否认的是，跨国公司在慈善的运营理念与选择上更为成熟，具有更强的规划性，并且更善于宣传。
　　“对跨国公司来说，捐赠是企业做公共关系常用的手段，通过捐赠可以和中国地方政府、社区居民、行业伙伴以及消费者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从而占领更多的资源市场和投资机会，因此，他们捐赠的对象往往与其产业链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比如，几年前一家跨国IT公司曾捐出1亿多美金给中国著名高校计算机系的优秀学生做实验经费，而这些学生毕业后则更愿意选择去捐助过他们的公司工作，事实上，他们并非真正意义的弱势群体，反而是在未来的行业内有相当的话语权。”
　　葛道顺认为，相比之下， 中国企业的捐赠具有很少的规划与策略性，“因为他们没有抢占市场的压力，捐赠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回报家乡、社区，哪里有困难就投入到哪里，而且基于各种原因，他们并不十分愿意在此方面去宣传。”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国企业慈善理念的落后。“中国企业家都很精明，他们到了国外，同样会采取跨国公司的策略，重宣传，重收益，同样，美国的跨国公司回到本土后，慈善举措也会回归淳朴，救急救难不求报道。”
　　“总之，中国的慈善事业，主要还是靠中国人做。”葛道顺说。
　　
　　“奥康”的慈善经和“咸亨酒业”的苦恼
　　
　　“同样一笔钱，如果去盖更多的别墅，买更好的汽车或者做其他的事情，每天都很烦恼。但如果捐给慈善事业，了解用这些钱怎么培养小孩子，那就会很有成就感，会很开心。”
　　浙江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是在“缄默不语”的民营企业中，少数愿意向媒体“敞开心扉”的。
　　
　　奥康集团的慈善捐助始于1994年，捐资14万元给贫困学生。王振滔出生贫寒家庭，初二时差点被迫辍学，王振滔的数学老师对他的母亲说，如果家里没钱，我可以用我的工资供他上学。
　　启蒙教育中的“饮水思源”促使王振滔对贫困学生的境遇尤为关注。
　　2002年6月，王振滔与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签订协议，捐资1000万元建立浙江省大学生助学专项基金，用以资助浙江省全日制本、专科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完成学业。
　　2005年，王振滔把个人资产的6%用于慈善，排在福布斯2005中国慈善榜的第53位。同年4月，依据2003年以来的慈善捐赠总额，王振滔名列胡润“2005年中国慈善家排行榜”第8位。
　　2006年1月，王振滔捐资1000万元设立黄冈大学生专项助学基金，同样是资助那些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而在此次捐赠经历中，一位大学生的故事令他萌生了成立专项慈善基金会的念头。
　　“那个孩子对我说，叔叔，我们很感谢您的帮助，能让我们继续上学读书，但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们不要施舍，我们更需要爱心和帮助。原来，她为了便于学习和工作上的沟通，用助学金买了一部小灵通，但买了半年多都不敢把小灵通拿出来在公共场所打电话——害怕别人说她。我发现，受助者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帮助，让他们重建自信和快乐是我们如今的慈善更应该考虑的。”
　　2007年4月6日，王振滔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注册资金，经中国国务院和民政部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以民营企业家名字命名的个人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今年5月18日，我们在重庆设立了第一批‘种子基金’。当天重庆当地20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每人都领到了4000元的助学金。我们这次不一样的是，这些学生在领取助学金的同时，要书面承诺有能力后至少也要资助一位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让爱心延续下去。”
　　奥康集团的慈善故事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胡润的猜测，“在中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赠绕过慈善机构，直接捐向某些项目或是建立自己的基金。”
　　而分析人士称，“中国的富豪们显然缺乏对各种慈善机构的信任与耐心，他们往往选择‘自己直接去做’，因为后者确实能让他们很快看到效果。”
　　虽然王振滔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倡议中国企业家们退出富豪榜进入慈善榜，但他也坦言，公司被传媒公开的捐助行为一直遭遇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不理解”，“我们的员工甚至说，干脆把钱分给我们做奖金不是更好？”
　　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至今对几年前公司在做慈善事业时面临的窘境记忆犹新，当时联想在做完一笔捐款后，有欠联想钱的企业对柳说：“与其你们做慈善，还不如不跟我们要债了。”这让柳哭笑不得。
　　而咸亨酒业集团总裁张尚明的遭遇似乎更能解释中国企业在面对传媒置疑上的讳莫如深。
　　2006年6月，《法律与生活》半月刊报道了河南一个四胞胎家庭不堪重负、在京乞讨的悲惨故事后不久，浙江咸亨酒业总裁张尚明向本刊打来电话，提出希望捐助这个家庭，帮助其供养所有孩子到大学毕业。“张老板当时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让这家人回到河南，不要再带着孩子乞讨，因为这对孩子的成长不利，也影响北京形象。”本刊主编李秀平至今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在《法律与生活》的建议下，双方签订了捐赠协议，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此事被绍兴一家媒体得知并在当地报道。
　　此后，张尚明便遭遇了各种形式的“索捐”，“收到来自江苏、浙江、福建等各地的电话，要我捐钱，有的人甚至找上门来，说遇到棘手的事情，要我出钱摆平。”张尚明不胜其扰。
　　而在得知本刊记者的采访意图时，张表示了友好但明确地拒绝：“慈善我还会做，但不想再被报道。”
　　葛道顺指出，遭遇“劝募”、“索捐”是中国民企面临的普遍问题，“在中国，某企业一旦捐赠被报道了，个人、当地的基金会、社团组织等都来了，说也给我一点吧，最不好处理的是当地政府领导打招呼的，这使得很多民营企业捐赠的热情降低。而同时，他们也没有像跨国企业一样设立专门的部门来处理慈善事业，实际上，这些部门起到相当的筛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