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启蒙”回到启蒙：李慎之思想的历史脉落

从“新启蒙”回到启蒙：李慎之思想的历史脉落
单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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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中学时代，李慎之就在身为地下党员的老师的引导下学习革命理论，到1940年中学毕业时，他已“醉心于马列主义”。作为当时的“进步青年”，李是在经历了1930年代的“新启蒙”之后对革命作出承诺的。这场由共产党人和左翼哲学家发动的“新启蒙”始于1937年，它“以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不但‘启’传统文化之‘蒙’而且‘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1]大学期间，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6年到重庆参加《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马列主义在我思想里的地位也越来越崇高。例如有的书一上来就宣布‘哲学是有党性的，新哲学耻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哲学就是与剥削阶级的哲学对立的’，这种直率的气魄一下就把我镇住了。再读下去，我知道了人类的历史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自从脱离原始共产主义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社会发展要经过五个阶段，而我们今天斗争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建立没有战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的斗争一定会胜利，因为这是规律，是科学，是对任何社会都适用的，是必然的，是不可抗拒的，这是最后的斗争。至于说'无产者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更是使我热血沸腾。”“新启蒙运动的最后完成应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在那以后，新启蒙终于彻底否定了‘五四’的‘旧启蒙’。”[2]
就在李慎之接受新启蒙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陈独秀却已经由“新启蒙”回到五四启蒙。陈早年认为，只有一种民主，那就是法兰西的人权、平等、自由理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巴黎和会”暴露了欧洲近代文明的衰落和虚伪的国际背景下，在种种内外因素的刺激下，陈以其法兰西式的激情迅速从“普遍人权”转向平民主义、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向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启动了否定“五四”的新启蒙。然而，在经历了政治生涯中飞扬翻滚（五任总书记、托派领袖、南京囚徒），特别是反思了斯大林主义之后，陈与时俱进，“二次觉悟”——“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陈独秀：《对月忆金陵旧游》，1941年秋）晚年陈独秀思想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资产阶级民主”。他尖锐地指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其真实内容包括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都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只有保持资产阶级的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苏联专政之弊，即贱视民主之过：“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时期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不幸十月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和‘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3]陈特别强调，在封建传统深固的东方落后国家，更应把民主当作奋斗目标，而不能把“专政”奉为神灵而把“民主”视为妖魔。因此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晚年陈独秀也不是自由主义者，但在民主与独裁、在英美民主制与俄德意法西斯制之间，他坚决选择了前者。从1936年的《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到1945年的绝笔《被压迫民族之前途》，陈一再强调：如有人反对或鄙薄资本主义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横地、更露骨地迫害无产阶级。所以“反对希特勒，便不应同时打倒希特勒的敌人，否则所谓反希特勒和阻止法西斯胜利，都是一句空话。”[4]
当然，如果李慎之当时就看到陈独秀的晚年见解，也不大可能会放弃“新启蒙”的信念。40年代，他读过苏联人葛诚科（VictorKravcheco）的自传《我选择自由》（IChooseFreedom：ThePersonalandPloticalLifeofaSovietOfficial）。葛诚科原是苏联政府军械局局长，1943年被派到华盛顿负责物资采购工作，次年叛逃。在美国避难期间，他出版了这本自传，书中揭露了苏联扼杀民主自由以及乌克兰大饥荒的一些情况。由于作者是美苏合作期间第一个逃到西方的苏共官员，在当时影响很大。1945年，此书经蕴雯、陆沉、安纳三人翻译，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中国当局出版此书的目的是批判苏联极权主义专制独裁统治，正沐浴着“新启蒙”光芒的李慎之当然视之为“造谣”，继续在革命阵营中一路高歌。[5]直到反复经验了“革命吃掉自己的女儿”的晚年，李才与老朋友高放谈到此书，而此时他也在思想上返回到启蒙：“前两年读了陈独秀在1942年逝世前的言论，我更恍然大悟，根本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同，也没有什么旧民主和新民主的不同，民主就是民主。”[6]“我们这些‘进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的民主与苏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并行不悖的”，其实“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与自由主义互动到补，今天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这样。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互动的。”[7]
在晚年李慎之看来，中国文化的传统是专制主义，这一传统不仅古已有之，而且于今为烈，要根本铲除专制主义必须真正实行民主，所以中国必须走世界各国的必由之路，建立民主制度。他认为，当代中国对民主的认识有不少歪曲之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以无产阶级民主对抗资产阶级民主。应当说，这个问题已经由陈独秀回答了。李重提陈独秀，认为此论跟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把计划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同出一辙。民主作为一种普适权利，与每个人的出身、职业、立场、观点、宗教信仰无关。不过，到20世纪末，有关民主的论争主要不是以阶级划线，而是以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的差异来论证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并以此拒绝西式民主。这就形成一个奇特的对照：过去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形式的、虚伪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才是实质的、真正的，而现在则说：因为中国落后于西方，所以不能选择西方的民主制。比如把民主体制的建立与国民的民主意识的提高对立起来、用“稳定压倒一切”来反对实行民主制度等等。有鉴于此，李慎之晚年思想的重心，是强调民主的普适性：“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今天已为全世界普遍接受，中国不能自外于世界：“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最有普遍性的价值。”[8]1991年，李率先在中国提出“全球化”这一概念，认为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建立，全球价值就是“自由”，他还挑明现代中国思想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主流文明与普世价值虽非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但是来到中国就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融和。
事实上，这个问题同样可以回到1940年代。马克思曾一再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滞后是近代德国一系列悲剧的根本原因。当德国资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已经日益明显并开始发展到公开对抗的地步。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像英法资产阶级那样坚决地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而只有与德国的封建容克贵族妥协与联合，以共同对付工人阶级的反抗。在狼烟四起、法西斯主义暴行肆虐欧洲的黑暗年代，流亡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契在追溯德国通向希特勒的道路时认定，纳粹浩劫这“最耻辱的一页”记录的是整个德国近现代史，这就是在近代所有重大转折关头，德国人都对历史向它提出的问题作了错误的、非民主的回答。当伟大的欧洲人民在近代开始就组成民族国家时，德意志走向纯粹的封建割据；当欧洲资产阶级开始其“英雄”的大革命时，德意志只能在哲学、文学领域进行“云端中的战斗”；当一再推迟的民族统一终于在1871年完成时，依靠的却是普鲁士的刺刀。总之，从16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走的是一条非自由民主的道路。即使在经济发展已超过英法两国而位居欧洲第一的19世纪末，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没有建立。“由于德国经济与政治之间已经存在的这种矛盾关系并没有妨碍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这里恰恰很容易被理解为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因此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在思想上为德国的这种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作辩护，认为它比民主西方更高级的一个阶段，具有更好的发展可能性。”[9]所以，当19世纪下半叶批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成为西方的流行趋势，卢卡契基于德国的历史经验，坚持认为德国人没有权利对民主进行放肆的嘲讽和批判：“因为在西方它们是对已经取得的现存的资产阶级民主感到失望的一种表达，而在德国它们则成为争取民主的一个障碍，变成放弃为民主而进行坚决斗争的一种言行。”[10]对于长期缺乏民主经验和传统、在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落后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德国来说，简单地以民族传统、德意志精神、普鲁士道路来拒绝"西方"民主，只会加剧德国意识形态的非理性主义和政治反动，并带来更大的灾难。如果说德意志现代性是在集中营的焚尸炉中最后完成的，那么德国伸张、捍卫其特殊性的努力所提供的主要是教训和警告。
和陈独秀一样，卢卡契也不是资本阶级自由民主的赞美者，不是"西方"现代性叙述的认同者，但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野蛮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他们都强调，相对于独裁政治和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的更高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只能在它的基础上创造发展出更高的民主形式而不能简单地否定它。要言之，首先是民主与独裁之间的选择，其次才是在不同民主形式（阶级的、民族的）的选择。这一观点与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卢森堡、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述相一致。如果陈独秀主要破除的是民主的阶级论，卢卡契则更重视民主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普适性。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被压抑的传统。从列宁到毛泽东，所持的都是阶级论民主观。在卢卡契、陈独秀苦心孤诣地论述民主的连续性、普适性时，毛泽东正充满热情地宣讲民主的“新”、“旧”之分：“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11]“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12]“新民主”在成功配合了中国革命之后又成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它也重复斯大林主义的逻辑，实际上沦为个人独裁。“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人都一地指出“文革”的法西斯性质，长期担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更具体地把“文革”与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并列，指出其手法都是愚弄民众、鼓吹狂热、迷信崇拜等等。
与卢卡契反思德国纳粹、陈独秀反思斯大林主义相似，李慎之的民主论要反思和告别的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文革”浩劫。他们的观点惊人地相似，但陈、卢的思想湮没于随后的冷战狂潮，而李则拥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背景支持，所以他竭力主张实行政治改革，竭力主张以自由、民主为中国现代化的政治目标。针对种种以国情特殊延滞政治改革的观点，李提问：政治改革，俄国行、印度行，中国为甚么不行？他明确指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13]这是毫无疑义的。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14]在思想文化上，李主张重新回到五四启蒙：“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惟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了，为了把德先生与赛先生请进中国来，也不知有多少人花了多少力气，甚至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其艰苦与壮烈都是近代世界史上所少见的。然而结果是‘五四’先贤的初衷仍然没有达到”。“我们只有屡败屡战，再接再厉，回到五四，重新启蒙。”[15]从“新启蒙”回归启蒙，是1990年代以来若干在“新启蒙”潮流中成长起来的“老同志”（一定程度上包括当年“新启蒙”的理论家胡绳）的共识，这一重大思想现象说明了“五四”启蒙没有完成的基本事实，只是在启蒙受到世界范围内的严厉审查，中国文化也面临现代与传统之争尚未解决中西之争又更为突显的形势下，我们恐怕很难再度拥有“五四”启蒙者的那种明朗热情和乐观自信了。
（2008年4月8日）
[1]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革命压倒启蒙〉一文的补充》，载张贻辑：《李慎之文集》，上册，（北京：编者自印，2004），第159页。）
[2]同上，第162—163页。
[3]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5页。
[4]陈独秀：《给西流等的信》（1940年3月2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41页。
[5]高放：“我所了解的李慎之”，李普主编：《怀念李慎之》（李慎之生前友好自费印制，2003），第94页。
[6]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玫启蒙的信》，长沙：《书屋》2001年第5期，第18页。
[7]李慎之：《革命压倒启蒙—〈历史的先声〉序》，《李慎之文集》，上册，第157页。
[8]李慎之：《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246页。
[9]卢卡契：《理性的毁灭——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从谢林到希特勒》，王玖兴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1页。
[10]同上，第56页。
[1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宪政》（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2—733页。
[1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5—1056页。
[13]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李慎之文集》上册，第8页。
[14]胡锦涛：《高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15]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第268、269、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