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邓玉娇案，应该反思什么？

备受关注的“邓玉娇案”终于尘埃落定，法院的具体判决结果已无需我再在这里赘述。其实，这个结果许多人之前就应该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它的基调早在两个多星期前新华社发布那篇公安机关对本案的侦查结论的统发稿之时，就已基本确定。

但不管怎样，我们应当为玉娇感到高兴，这是民意——特别是网络民意——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实现的又一个生动的例子。然而，正是在民意的这个问题上，使我们有必要在事件已经平息以后进行一番反思。

应当说，没有什么比“邓玉娇案”更能广泛而深刻地展示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所呈现出来的法治缺席的社会土壤以及由此孕育的标签化的民意的全貌了：身份暧昧的女主角是一个逼良为娼的不善制度下的弱小而又刚烈的反抗者，满身酒气、把厚厚一叠人民币甩向她的男主角则十足暴露了那些依靠权力牟取不义之财的恶霸爆发户的嘴脸。而在男女主角的身后，站着一个极力试图隐瞒真相的司法和行政体系，以及无数个分贝不断提高的代表了民意和正义的舆论声音……

“邓玉娇案”当然不是一个偶然和孤立的事件，它是近年来一连串标签化的事件持续发酵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达到的戏剧性高峰——从猥亵小女孩的交通部“林专员”到与可恶的房产商沆瀣一气的“周局长”，从哈尔滨夜幕下的警察与阔少到杭州大街上飙宝马车的“富二代”……一桩接一桩具体的案件都被贴上过类似的标签，以至于在当下的民意辞典里，像“城管”、“房产商”、“主流经济学家”、“精英”……之类代表职业或身份的名词，已经获得了与字面意思完全没有关系的另一种一往而知的含义。

所以，围绕上述这些事件所展开的事关“公平正义”的舆论交锋，实际上是一场场“标签化”的战斗。类似的情形历史上曾经不断上演过，所不同的是，在我们的时代，网络取代了传统社会的街头、广场的报纸，成为这场战斗的主战场。

对绝大多数并不“在场”也未参与案件的评论者来说，先前他们是在以标签化的思维方式对这样一桩具体的案件发表标签化的意见。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评论多半是通过“邓玉娇案”这个例子来发表他们对抽象的“公平正义”的立场。例如，那些血脉喷张地说出邓玉娇“以修脚刀启蒙了我们”的人，实际上是伸张受迫害者反抗不善体制的权利；那些痛心疾首地追问“真相之门是否正在关闭”的人，本质上是在对现行的司法体系表达情绪；而那些惹人嫌地一再呼吁“理性面对一桩刑事案件”的人，说到底是要把问题拉回到法治的况架内来解决……这些言说都只是态度，换了其他案件也仍然有效。

然而，一旦进入所谓的实际援助阶段，需要的就不再是态度，而是知识和能力了。不管网络上的倡议、签名和义卖的目标究竟是想要说服人大修改一项法律，还是施压公安改变看守和审讯程序，抑或筹钱聘用更大牌的辩护律师……总之，需要得到营救的对象只能是邓玉娇这样一个具体的人，不可能是“弱势群体”之类的抽象概念。这就要求人们必须直面这桩具体案件本身。我们其实已经看到，面对邓玉娇母亲和那两位自告奋勇的北京律师的奇怪表现，一向自信真理在握的舆论颇有些手足无措，竟喊出了“连母亲都靠不住”之类的昏话。归根结底，这些技术性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民意的知识结构，因而显得非常不符合令评论者称心满意的那种标签化的逻辑。

对“邓玉娇事件”的相关当事人来说，这是一个法律事件；但对卷入这场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战斗的其他大多数人而言，这其实是一个政治事件。在我看来，“邓案”所折射出来的社会政治涵义在于：由于不受限制的权力及寄生于权力之上的金钱的肆意妄为，使民众对现行的法治和行政体系充满了不信任意，国家对新闻媒体的高度管制以及因此而来的舆论的不透明和不独立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信任，迫使他们转而寻求在这套体制之外解决问题和宣泄义愤的途径。于是，一个凭一己之力除暴安良的“烈女”、“女侠”、“女英雄”……的生动的文学形象便脱颖而出。在广大网民心里，邓贵大倒在血泊中那一刻所发生的真相并无价值，唯一重要的在于对具体事件进行高度抽象后得来的普遍意义。

的确，现实生活中的每一桩纠纷都有其复杂而特殊的动机和过程，但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中就可以得出一个确凿的事实：钱权和嚣张与法治之不彰在我们社会中已经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退一万步说，就算邓贵大对邓玉娇的确是“推坐”而非“按倒”、就算后者的确是蓄意谋杀，也无法改变社会宏观层面上的这一坚硬现实。

然而，政治与法律的行为模式是十分不同的。政治面对的永远是抽象的“人民”、“阶层”和整体性的逻辑，而法律却必须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和事实。即便放在任何一个法治完备的社会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邓玉娇案”注定会是高度政治化的。一向默默无闻的玉娇姑娘本人也许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明白，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会突然牵动举国神经；而对她的判决也严重地考验了主事当局的政治智慧，并且不管最终结果如何，都注定会留下一大堆疑问。

现在，“邓玉娇案”是以一种可令民意基本满意的结局收场的，但问题就在于当局能够从此事中汲取什么经验教训？假如它习惯性地视今天的判决为一次妥协，并仍然把此案看成是一个被舆论歪曲夸大了的寻常刑事案件并在今后更加将其关注重心放在舆论管制上，假如参与辩论的民众仍然没有学会以一种细致和复杂的眼光看待现实世界，类似的标签化的战斗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在这个到处弥漫着不信任情绪的转型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