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之：巴金与邓玉娇：两个不同世界的恨与爱

作者：宪之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4060    更新时间：2009-6-16   顶 热 荐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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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邓玉娇：两个不同世界的恨与爱
巴金与邓玉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声望赫赫光华四射的大师，一个巴东三峡娱乐场所苟活的卑贱女子，两个不伦不类的人物能够相提并论吗？
可以。
在举国上下关注巴东邓玉娇案件时，有幸拜读了《报刊文摘》09。6。3的一篇宏文：《巴金写给李济生的信：法斯特的“悲剧”就是我的悲剧》，这才将二者联系起来。
连接点：同为辛酸和眼泪，二者却代表了两个互为因果却巧被掩饰的不同世界。
出版社要为巴金出60年的文集，巴金回信说：“说心里话，我不愿意现在出版这样一本书，过去我说空话太多，后来又说了很多假话，……这是痛苦的事。”
这是巴金晚年言论的主旋律——悔恨，痛苦。为自己过去在“专制年代”昧着良心写作，不得不说假话而十分痛苦，极为悔恨，他以谴责自己的方式，控诉那逼他失去自由、违背良心、不得不说假话的时代！
“近年常说我写《随想录》是偿还欠债，……从前当惯了听差，一切由老爷差遣，用不着自己动脑筋，倒好办事。现在发觉自己还有一个脑子，这脑子又不安分，一定要东想西想，因此许多忘记了的事情又一件一件地给找了回来，堆在一处，这里刚刚还清一笔，那里又记上一个数目。有时觉得债越还越多，包袱越背越重，自己实在支持不下去。由于这种想法，我几次下了决心：除了《随想录》外，我写过的其他文章一概停印。这样赖掉那些陈年旧债，单单用《随想录》偿还新债大债，我也许可以比较轻松地走完我的生活的道理。这个想法不知道你是否理解。”
“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
“今天看来，我写法斯特的‘悲剧’，其实是在批判我自己。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作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
一位将巴金誉为“民族脊梁”的作者称：“巴金在《随想录》中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灵魂疲软而抽自己的嘴巴。”（《中华读书报》6。10）——巴金的这封信，可以看作《随想》的浓缩，思想情感的浓缩。
回首一生，巴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精神是及其痛苦的，痛定思痛，心灵的煎熬浸透字里行间。
这是读懂巴金现象的钥匙。巴金晚年的巍巍和荣耀，秘密正在这里，也是社会给老人的高额回报。
如何评价巴金所痛苦所憎恶的那个“专制时代”呢？巴金大师与下岗草民之间，邓玉娇与邓贵大之间，也没有共同语言。
评价一个时代，立场不同，可以肝胆楚越。用毛泽东当年的语言，要首先分清“是延安还是西安”？
从邓玉娇的生存角度看，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执政甫始，即可以闪电的方式一举涤荡净尽旧时代积累千百年的污泥浊水，将京沪等娼妓制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解放较早的大连是在1948年，北京是1950年，在上海是在1951年，是役之淋漓痛快，真是史无前例，的确是新的阶级、新的政权、新的气象。于兹不赘，请读附文《上海改造三万妓女纪实》。
周扬　先生评价《白毛女》的一句话讲的极好：“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是的，以毛泽东的名字为标志的时代，千百万“小福子” （《骆驼祥子》）和 “小东西” （《日出》）们与“喜儿”们由“鬼变成人”，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如今，随着毛泽东的“走下神坛”，数以千万计的祥子和杨白劳的儿女们，为生计所迫重走 “小东西”“小福子”们的生活道路，再次“变成鬼”。解放时上海的妓女不过3万，如今，“洗头洗脚” 及各式星级“娱乐城”遍布神州城乡，连巴东三峡偏僻的野三关都有受着官警保驾护航的可观的“梦幻娱乐城”，为邓贵大们提供着“特殊服务”，比起来，旧中国的娼妓规模，早已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在晚年　巴金　先生的笔下和眼里，这一时代是失去“真实”的专制时代。
当　巴金　先生自以为可以“讲真话”的时代，“小福子”“小东西”们却失去了“讲真话” 的自由。现代的“小东西”们，要么心甘情愿的出卖青春以维持社会和谐，要么像邓玉娇一样被“几次按倒”、被“用金钱扇耳光”，否则，就会被“依法”送进疯人病院，“依法”送上法庭。而“说真话”的自由，那是属于“警方”和“官方” 的。
巴金在文学上以《家》名世，告别革命后，他以自己刻骨铭心的忏悔，唤回了“高老太爷”的阴魂，趾高气扬地同刘文彩、黄世仁们一道卷土重来。他以帮闲的身份，用忏悔的形式，诅咒那曾经埋葬黄世仁、而使杨白劳和喜儿们扬眉吐气的“专制时代”，迎来了“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娼”的“可以自由说真话”的时代。
鲁迅的灵魂煎熬是窃火“煮自己的肉”，不断挤压“皮袍下的小”，终于成为无产阶级的友人和战士。巴金的灵魂煎熬恰恰相反，它沉痛地忏悔过去的误入歧途而大声“告别革命”。鲁迅对被侮辱与损害者，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放到光明的地方去”；巴金的晚年恰恰相反，他是 “肩住了光明的闸门“，将邓玉娇们重新“放回黑暗的地方去”。——挑破高雅的包装，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居于支配地位的暴发户阶层，他们的崛起、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知识精英的帮忙和帮闲。“炎黄”“南方”和“西山会议派”，是他们的政治斗士和护神；茅于轼们，为他们的疯狂掠夺大喊大叫地提供“理论根据”，赤裸裸得过于鄙俗，身份介乎帮忙与帮闲之间；袁伟时们，为他们“接轨”投靠和拍卖祖国提供历史根据；面广量大的文艺界的星星众生，不过是以自己的浑浑噩噩将大众也弄得浑浑噩噩，以便重排鲁迅所说的人肉筵席并将其继续和谐地排下去。而巴金式的“去政治化”的大师泰斗们，则以对毛泽东时代“专制主义”的控诉，间接地为人肉筵席的重排做合理论证。因为，否定过去就等于肯定现在；既然过去是专制、虚伪和非人性，那不言而喻，否定之后自然也就自由、真实和人性了。抹黑过去，是掩饰现实的妙法，此巴金式的“忆苦思甜” 所以长盛不衰也。不过也很有限，当这种“忆苦思甜”所呼唤出的现实，越来越难于用各种花哨遮掩的时候，它也就与时俱进地失去魅力。目前，对白领小资和知识阶层，它还有余威；但对被剥夺的劳动大众，包括邓玉娇们，则早不起作用——用鲁迅的话说，他们“属于另一世界”。邓玉娇的世界，与邓贵大的世界是相互对立的，没有共同语言的，不可“普世”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过去，巴金曾经为前一世界的诞生呐喊、效力过，虽然时有勉强；现在，当“告别革命”成为历史潮流的时候，他忏悔了，他以自己名望加忏悔皈依了后一世界，并以此获得了这一是界的丰厚回报。他随着这一世界的崛起辉煌而声望日隆，也一定会随着这一世界的陨落而陨落。
王震将军是个直率的军人，他不是文学批评家，但凭着自己的党性和良知他曾保护过被周扬迫害的丁玲。同一王震，在80年代对巴金的政治态度曾说过十分激烈的批评话。王震的评价来自直感，共产党人的阶级直感，语虽激烈但方向定位一点不错，超过一切红头文件和“重写文学史”的严密高论。
以“受迫害”的政治资本论，巴金老人与　丁玲老　太太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如果“与时俱进”的话，那“作协主席”乃至“诺贝尔和平奖”和美国白宫座上客的荣誉，则非丁玲莫属。可惜这位老太太认死理，不懂“与时俱进”的道理，坚守过时的信仰九死不悔，所以最终“被时代抛弃”。二者的遭际均属必然——“求仁得仁”，又有何怨！他们都可谓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改革先我“转型”的俄罗斯，如巴金式的作家自然更多，像索尔仁尼琴，巴金还够不上同一重量级。不同的是，俄罗斯不少“持不同政见”“自由派”曾因反共而名噪一时大红大紫的作家，后来面对自己所参与呼唤出来的现实，面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给国家人民造成的灾难，不少人敢于直面，勇于自省，能够翻然醒悟。如大名鼎鼎的索尔仁尼琴，就曾公开拒领叶利钦时代的“总统奖”。
著名的反共人士、被西方人赞为反共斗士的马克西莫夫，面对祖国现状是这样说的：“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他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知道苏联这只大船会沉没，他就不会去摇撼这船。”
持不同政见者季诺维耶夫，青少年时期机仇视斯大林，曾密谋过暗杀斯大林，70年代因《黑魃魃的高空》在国外出版后被取消国籍，流亡后成了狂热的反苏反共战士。后来他却说：“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写这些书！”
女诗人德鲁宁娜，在“8。19”事变中曾到现场支持叶利钦三天，自认为是“最幸福的三天”，三个月后她竟然服安眠药自杀。她在遗诗中写到“选择死亡”是因为“我不能，我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
铁杆“自由派”康德拉季耶夫在“8。19事件”中曾经是叶利钦的积极支持者，在苏联解体后才过二个月，他撰文明确表示：“不能赞同今天的暴发户和不能为带引号的市场改革唱赞歌”“过去的一年做了什么？”“一切都做得不合适，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一切都完了”，在　1993年9月21日深夜　，当得知俄罗斯联邦总统发布解散议会的命令后，在炮轰议会的前夕，他在家中开枪自杀。
这是与巴金老人完全不同的精神煎熬和灵魂忏悔。
（09。6。15）
附：
法斯特的“悲剧”就是我的悲剧
巴金写给李济生的信
2009.　06.10      A　03版：新闻 稿件来源:报刊文摘济生：
你要我为六十年文选写几句话，我不知道怎样写才好，因为说心里话，我不愿意现在出版这样一本书，过去我说空话太多，后来又说了很多假话，要重印这些文章，就应该对读者说明哪些是真话，哪些话是空话、假话，可是我没有精力做这种事，对我，最好的办法是沉默，让读者忘记，这是上策。然而，你受了出版社的委托编好文选送了目录来，我不好意思当头泼一瓢冷水，我不能辜负你们的好意，我便同意了。为了这个，我准备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接受读者严肃的批判。我相信有一天终于会弄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到底说了多少假话。这是痛苦的事。但我也无法避免。
我近年常说我写《随想录》是偿还欠债，我记在心上的当然只是几笔大数。它们是压在我背上的沉重的包袱。写作时我感到压力。好不容易还清了一笔债，我却并不感到背上轻松多少。因为负债太多，过去从未想到，仿佛有人承担，不用自己负责。从前当惯了听差，一切由老爷差遣，用不着自己动脑筋，倒好办事。现在发觉自己还有一个脑子，这脑子又不安分，一定要东想西想，因此许多忘记了的事情又一件一件地给找了回来，堆在一处，这里刚刚还清一笔，那里又记上一个数目。有时觉得债越还越多，包袱越背越重，自己实在支持不下去。由于这种想法，我几次下了决心：除了《随想录》外，我写过的其他文章一概停印。这样赖掉那些陈年旧债，单单用《随想录》偿还新债大债，我也许可以比较轻松地走完我的生活的道理。这个想法不知道你是否理解。
多说也没有用，你既然把其他不少文章都选入了，那么就让它去吧。我精力不够，因此只在这里讲一件事，讲一篇文章，那就是《法斯特的悲剧》，我希望收入这篇文章和接着发表的那封简短的“检讨”复信，我当时不曾对你说明我的想法。你可能也不明白。
法斯特的“悲剧”其实就是我的悲剧，1958年3月《文艺报》上发表的我的文章和短信可以说明我最近几十年的写作道路。我对法斯特的事情本来一无所知，我只读过他的几部小说，而且颇为喜欢。刊物编辑来组稿，要我写批判法斯特的文章，说是某某人都写了，我也得写。我推不掉，而且反右斗争当时刚刚结束，我也不敢拒绝接受任务，就根据一些借来的资料，照自己的看法，也揣摸别人的心思，勉强写了一篇，交出去了。文章发表不久，编辑部就转来几封读者来信，都是对我的严厉批判。我有点毛骨悚然，仿佛犯了大错。编辑部第一次来信说这些读者意见只在内部刊物发表，以后又来信通知，读者意见太多，不得不选两篇刊出。我无话可说，只好写封检讨的短信，寄给编辑部。我不甘心认错，但不表态又不行，害怕事情闹大下不了台，弄到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连忙下跪求饶，只求平安无事。检讨信发表了，我胆战心惊地等待事态的发展．外表上却做出相当安静的样子，我估计《文艺报》上不会再刊登批判《悲剧》的文章。但是不到一个月徐景贤却站出来讲话了，他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还是那些论点！我这一次真是慌了手足，以为要对我怎样了，不假思索就拿起笔连忙写了一封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再一次表示愿意接受改造。在那些日子有时开会回家，感到十分疲乏，坐在沙发上休息，想起那篇闯祸的文章，我并不承认“回头是岸”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
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就因为这个，我却让改造者们送进了地狱。这是历史的惩罚。
今天看来，我写法斯特的“悲剧”，其实是在批判我自己。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作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而法斯特呢，他是作家，如此而已。
别的话一年后再说。现在我只想躺下来休息。
巴金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
（摘自 《巴金六十年文选》作者巴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改造三万妓女纪实
20世纪50 年代初期，妓女通过学习改造获得了新生。上海解放整整一年半后，政府才对上海妓女“下手”改造，这是为什么呢？
1951 年11月25　日晚，在上海，一场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开始了。警方、军方出动大批人力，开始了对妓女的“扫荡”。至第二天上午10时，324个妓院老板被逮捕，这些人，后来被被分别判刑、送去劳改。另有181名持照妓女和320名街头“野鸡”被送到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其余人，都被“解放”了。第二天，上海多家报纸引述了一位叫吴彩凤的妓女的反应，她站在闸北分局的一张凳子上宣布：“姐妹们，我们解放了，我们新生了……今天，是我们最可纪念、最感到光荣的一天。
内部争论：要不要立刻禁娼？
解放军攻占上海后，为什么没有立即对妓女实施改造呢？1948年、在革命性变化来临前夕，当局对上海500名妓女的一项调查发现：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另有约1/4表示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从良”。
1949年5月初，时年36岁的曹漫之频繁参加上海接管、改造会议，她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市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她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禁娼。
对于是否立即关闭妓院，党内争论多次。有人主张一解放就明令禁娼。但一些熟悉妓院及其背景的党内外干部却主张；要权衡现实，“我们刚进上海，没有准备好，如果马上取消（卖淫），谁给她们饭吃？”即将担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听到这些意见，沉默良久，说：“那就只好让她们再受受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于是，在上海，娼妓们依旧接客。此时的上海，靠卖淫为生的妇女有3万人左右，还不包括从事隐形性交易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师”、“女向导”等。
曹漫之回忆说，“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刚刚进入上海，我带进来的干部很有限、一共接管五百多个单位，给我的干部只有28人。我们怎么能干得了这么多事呢？”
5月27日　，上海宣布解放，继续给妓院和妓女发执照并收捐，同时对妓院老板的经营做了严格限制：禁止接待公务人员。贩卖毒品、赌博，若逼迫妓女违背自己意愿与人发生关系，政府有权扣留他们，妓女也可以控告他们。上海解放未满一月，公安局就开始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数字，另一些工作人员也开始进入妓院进行调研。时任接管专员的王凌青回忆说，印象最深的，是妓院里有当时很少看见的电风扇，还有电话。
没人相信共产党在救她们
解放军进城一年之后、据《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妓女已从1949年初的1897人减少到662人，而妓院数则从518家减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又减少至注册妓女180 名和妓院72家。当然，注册妓女仅仅是卖淫妇女中很小一部分。
1951年11初，一批有高中或大专学历、颇有工作经验的妇联干部，来到提篮桥区通州路48号报到。当听说自己的工作将是“改造妓女”时，很多人开始闹情绪。“我们这些一人，提起‘妓女’两个字都觉得耻辱，心理压力很大。”杨洁曾是这批妇女干部中的一员，她后来被任命为教养所所长。她在回忆录里写道上级要她们住在教养所里，白天黑夜都要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心头发紧。军令如山，大家最终还是去了。
“突击扫荡”之前的　11月13日　，上海警方也发出过“安民告示”，通知全市剩下的妓院应立即关门，上海妇联也在报纸上刊发文章，鼓励妓女们自食其力。但有些人是不相信共产党会动真的，“我根本不信“长三’，‘么二’（妓女等级名称）们能自己干活养自己。”俞欣芝（化名，当年被改造的妓女之一）就是还在观望的人，“你们不是说共产党好吗？那我就等个好共产党娶我吧……”
曹漫之多年后回忆说；“用卡车把她们装上，这些人都哭了，不肯上车，每个人都管老鸨叫妈妈，叫爸爸的，说共产党要杀我们啊，我们不愿意去，又要卖我们了。我们愿意跟着妈妈、爸爸啊，又哭又叫、卿卿哇哇。”
当管理干部在劳教所门口列队欢迎用卡车拉来的妓女时，她们发现，这些教育对象满面泪痕、神色阴沉。改造的过程，起步就不顺利。
曹漫之来到劳教所，站在一个高台子上，要给她们做动员报告，没想到却成了抗议的靶子；“有一个妓女喊，姐姐妹妹、哭！她这么一喊，三百多人一齐哭。我坐在那里，叫警卫营长搬来一个凳子，看着她们哭。哭了几个小时，送饭的来了，给她们盛饭，她们竟都泼在地上，没有一个吃的。”
曹后来找了几个人谈话，“她们说，因为当时不知道共产党会把她们弄到哪里去，可能要枪毙。也可能抽她们的血，军队打仗不是需要血吗？……可是，就没有一个人以为共产党是来救她们的。”
1952年国庆节前夕，第二批妓女被收容进来，人数比第一批翻了一番。她们在禁娼令颁布后，仍继续在街上拉客，或者当酒吧女、按摩女卖淫。曹漫之说，“我们弄了几百人，化装为嫖客。马路上一个电线杆子下面一两个，到处都是。大卡车提前都隐蔽在弄堂里面。”这些被强行逮捕的暗娼，比第一批难对付得多。
不惜代价为妓女们治病
显然，要取得这些妓女的信任，并非一时之功。曹漫之制定了详细的改造计划：首先要为妓女医治性病。然后施以劳动教育，助其新生；嗣后再分具体情况，妥善处理。
即便是体检这样的善举，妓女们一开始也不信任。俞欣芝回忆，“新的谣言又传开了一一其军在朝鲜失利，伤兵等着要输血，政府要抽我们的血。”抽血的人来了，俞又吵又闹，把装血的小瓶也摔了。最后，她还是让大夫抽了一管走，抽得根少。她想：“大概得先化验血型什么的吧？”过了半天，大夫和干部一块儿来了。“大夫说：你患有梅毒，从现在起住院治疗。我一下子懵了——原来共产党是真要救我！”
不只是俞欣芝，第一批被收容的501人中，有一半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脏病、斑秃癣等疾病，还有，大多数妓女都有毒瘾。上海市政府不惜代价给她们治疗，在教养所安装了医疗设备，倘若遇到需要更复杂处理的病人，则直接送到附近医院，一切费用，概由政府支付。一则资料称，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上海市政府甚至从部队那边调拨过来—批紧缺的青霉素。
俞欣芝回忆说，治病还好，更可怕的是戒毒。“劳教所禁止吸毒，毒瘾上来不想哭也会流泪。管理干部讲话说‘帮助姐妹们逃出火炕’。我心想：你们这可是把我弄进火坑来了！”
但对这些管理干部，俞欣芝回忆，“我们是不太怕，甚至瞧不起她们，旧社会笑贫不笑娼。劳教所的所长姓杨，比我大两岁，是个大姑娘；我们私下说：‘就凭她管我们？她见过屁！’”
改造释放之后的故事
1953年，妇女教养所开始陆续释放改造好的妓女，标准是政治表现好；疾病痊愈无恶习；有技术，社会上能接收。家在乡下的，一般送回她们的老家；上海有亲人的，则被分配到上海小工厂里工作；无家可归者，则被送到新疆、甘肃、宁夏的国营农场中。她们中很多人都愿意去西北农场，因为有结婚从良的机会。“新疆缺女人，很多男人找不到老婆……我们这儿的妓女无家可归，妓女出身，在本地找对象也不容易，我们就介绍她们到那里去！”杨洁回忆说。
1955年是妇女教养所安置出所人数最多的一年。共安置了1948人。最热闹的是900多位去新疆的，她们都参加了建设兵团。这些学员走的时候都很开心，佩着大红花，被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当年最年轻的教养干部杨秀琴回忆说，院里有些没成家的干部、后来也响应号召去了新疆。不过，学员和干部的来往就很少了。这些特殊的女子，很多在遥远的新疆跟建设兵团的战士们结婚生子了。
1968年，劳教所的使命完成，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改造。有意思的是，1953年，妓女改造一事被记者报道后，社会上一些青年男子竟然还写来求爱信，要求教养所为他们介绍对象。干部们也确曾因一封情辞恳切的求爱信，促成过好姻缘。
（《环球视野》摘自113期《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