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化价值观：年轻的“非遗”承载之重

 重建文化价值观年轻的“非遗”承载之重     文汇报记者  袁祺
   
题记
    中国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后，如今正以一种猛醒的姿态，试图最大可能地拯救和弥补曾受过伤害和冷落的传统文化。然而，在这种美好愿望的背后，在如今日益如火如荼的“拯救非遗”工作中，我们究竟作出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误区？今天是我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前不久，第二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又刚刚在成都举办，值此之机，记者得以走进一群与“非遗”日夜相伴的人，倾听他们心中的甘苦得失。
   
蜀绣传承人的“非遗”传奇
    孟德芝，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蜀绣工艺美术大师、梦苑蜀绣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令人有些意外的是，背负着这些荣誉和职务的，并非是想象中年高德劭的长者，而是一个娇小美丽的四川女子。1978年，18岁的孟德芝顶替母亲，进入当时的成都蜀绣厂，开始了她与蜀绣一生难解难分的缘分，也经历了蜀绣在最近30年里的所有悲喜起落。她说，2006年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蜀绣新生的转折点。
   
当年绣女似“超女”
    “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来推算，蜀绣有着3000年的历史。文革结束以后，一度也很辉煌。”出生于刺绣世家的孟德芝，讲起蜀绣的历史时如数家珍。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都蜀绣厂曾经公开招聘过两次绣工，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今日的“超女”选秀。做绣工，在成都曾是让人羡慕的体面活。
    然而，好时光并未维持长久。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孟德芝毫不犹豫地用了一个“惨”字来概括当时蜀绣的情况。作为四川地区唯一的蜀绣生产厂家，1994年，成都蜀绣厂里还坚持在一线绣作的工人，只剩下十来个；而看大门的人数，倒有九个，再加上三条狗，孟德芝戏称那是支“最豪华的看门队”。
    “要问原因，还是我们没有跟上市场的变化。”十五年之后的今天，已经成立了自己公司的孟德芝告诉记者，其实蜀绣作为代表四川当地文化的独特工艺品，其市场需求一直都存在。但是过惯了国营日子的老工厂，既没有意识到宣传的必要性，更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宣传自己。而从客观角度来说，当时的社会对传统工艺的支持和关注，也确实难比今日。在市场经济大潮不断冲击下，产品一天比一天难卖，工人的月收入始终徘徊在四五百元，对蜀绣失去了信心。而当时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愿意涉足“苦海”。“整个九十年代，蜀绣没有培养出一名新的传人。”孟德芝说。
    如今，在成都，学习蜀绣的年轻人渐渐多了起来。在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的“成都记忆”展示馆里，一群年轻的女孩正聚精会神地做着手中的绣工活儿。被问起是否认识孟德芝时，她们都捂着嘴笑了：“就是我们的老师呢，我们平时都是跟她学的。”
    看起来年纪稍大一些的肖华，从2005年底跟随孟德芝学习蜀绣，是这些女孩中的“大师姐”。被问起如今一个月收入多少时，她挺实在地盘算道：一般的新工人，一个月做下来能挣1000多元；自己因为手艺相对更熟练些，能绣些复杂的作品，一个月能赚1500多元。
    “你们觉得这个收入满意吗？”面对这个问题，肖华先是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现在的成都，一二千元的月收入，肯定不能成为吸引年轻人的理由。但是肖华说，孟老师的成功，是她把蜀绣继续做下去的最大信心。说到这点，边上的女孩们也叽叽喳喳地插进话来：“我们孟老师一幅作品能卖好几万元呢！”“我们孟老师经常有人请她出国，每次都不用自己出一分钱！”谈到未来，这些捏着绷子的女孩们脸上都闪现出憧憬的光彩。“只要肯用功学，将来我们也一定会像孟老师一样。”肖华笑着说。
   
入选“非遗”焕新生
    入选“非遗”，可以说是孟德芝和蜀绣共同的命运转折点。2006年，蜀绣作为四川省首批入围国家级非遗的四项传统技艺之一，最终名定榜上。此前的2005年，原成都蜀绣厂改制，所有员工，上到厂长、书记，下到看大门的，全部被买断工龄，其实就是集体下岗。四川唯一的蜀绣厂关门了，原本担任着厂工会主席的孟德芝，一夜之间成了下岗工人。在她的记忆中，那是自己接触蜀绣以来最黑暗的岁月。许多同事就此彻底放弃了这门手艺。
    孟德芝舍不得蜀绣。2006年1月，她的梦苑蜀绣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这一步走得并不轻松——2005年，孟德芝的丈夫也下岗了，儿子又正好在读大学。生活的重压下，她虽然有决心和信心，但怎么迈出第一步，难住了这位工艺大师。幸而，尽管当时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尚未公布，但是国家对“非遗”的重视，已经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关注，有关部门也开始对像孟德芝这样的坚守者给予更多的帮助。政府给孟德芝特批了一笔7万元的启动资金，“梦苑”就此诞生。
    2006年3月，“神舟六号”发射，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国宝“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蜀绣品，有幸被选中随“神六”上天。由成都市博物院牵线，国家文物局向梦苑公司订购了一批同样绣有“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作为国礼赠送给中外友人。这是公司成立后的第一笔大单子，孟德芝至今记忆犹新：300件单面绣，300件带中英文的双面绣，让她的公司赚到了一万多元的纯利润。比金钱收入更珍贵的，是“梦苑”蜀绣作品的声誉从此走向了世界。
    孟德芝给记者看了一份公司成立以来的年销售统计：2006年，80万元；2007年，突破100万元；去年，180万元；而今年，仅就收到的定单看，就已超过了200万元，这超出成都蜀绣厂最辉煌年代的销售额三四倍。孟德芝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尽管去除各项支出，一年的收入离“大富”还很远，但这已经让孟德芝对“非遗”心怀感激。
    除了有形的支持外，“非遗”品牌对传统工艺价值的提升，影响同样不可小觑。一个最鲜活的例子就是，1994年到2005年，成都市没有一名青年人报名学习蜀绣，而2006年至今，孟德芝自己就收了70多名弟子。这其中，有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更多的是刚从学校走出的青年人。“‘广招生’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了，今后要‘精招生’。”孟德芝说，为了蜀绣的发展，她今后想招大学生，更想多招些漂亮的女孩。
   
离“赚钱的艺术”还很远
    从事蜀绣工作至今，孟德芝已经先后到四个国家出访并展示蜀绣艺术。每次到国外，蜀绣产品都大受欢迎，很快被一扫而空。2005年的瑞士日内瓦艺术节上，一位50多岁的法国导演在欣赏了蜀绣表演和产品后，被这门艺术和它美丽的传承人深深迷住，当场买来玫瑰向她求婚。“我只好告诉他我已经有爱人了。”孟德芝笑着说，当时虽然着实被吓了一跳，但蜀绣如此受欢迎，确实大大鼓舞了她的信心。
    然而，如今的蜀绣离一门“赚钱的艺术”，依然很远。
    正像肖华所说，在孟德芝的公司里，至少需要经过两年的学习，才能培养出一名掌握基本技术的绣工。这样的工人，绣一幅普通的小幅作品，需要一个星期的专心工作，作品在市场上的售价是700到800元。一个月不停地工作，最后的纯收入也只不过是1000多元。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孟德芝本人花费3个月时间绣出的大幅作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一般都在5万元以上。培养更多具有高、精创作能力的绣工，乃至让他们成为新一代的“大师”，用更多的成功者激励后学者，是孟德芝理想中的良性循环。“现在的学生里，至少有5个人有深造的潜力，我希望他们都能超过我。”
    同为国内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如今一年的产值超过10亿元，而蜀绣还只有几百万元。孟德芝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为蜀绣编撰第一本文字资料，在国外开第一家蜀绣作坊……成都蜀绣厂倒闭的那一年，孟德芝和她的同事们从未想到过会有今天。她说，假如没有评上“非遗”，蜀绣要恢复到今天的局面，恐怕还要再等上很多年。
   
申遗，不只为拯救传统技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分析
    在很多人心中，入选世界或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无疑是传统技艺再次焕发新生的机会。但是，并不是每个入选项目，都能像蜀绣这样把机会变成现实。
   
金钱板：申遗成功后的等待
    “从民国时期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前，金钱板在四川和贵州的一些地区都很受欢迎。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成都市区和村镇的市场、茶馆里，金钱板很流行，表演者和观众都很多。”张世英说，如今上了年纪的成都人，大都有金钱板的回忆。
    金钱板，四川民间传统曲艺品种，起源于清初，因说书者手持竹板嵌有金钱而得名。2008年6月，我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金钱板成功登上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谈起金钱板的申遗过程，成都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委员会专家张世英有些感慨。名列国家非遗名录是在这门艺术最为濒危的时刻——成都地区当时仍在坚持表演的，只剩两人；而能够唱全大部分传统段子的，只有解放前便号称“西南王”的85岁老艺人邹忠新（现已双目失明）一个。
    2007年，成都市文化主管部门主动找到邹忠新，提出将金钱板申报为国家级非遗的愿望。邹忠新大喜。当年下半年，从打板方式到唱腔，从表演风格到历史源流，所有关于这门艺术的详细资料，被迅速地汇集成书面材料，按照规定格式整理汇总后，上报到成都市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
    张世英说，从开始组织申报到正式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前后经过了一年多。鉴于国家级非遗两年宣布一批的时间规定，金钱板的申遗之路可以说是走得相当顺畅，他将这归结于准备工作的充分、自身价值以及群众基础的雄厚。
    然而，如今的金钱板离当年鼎盛时期的状态，依然非常遥远。“现在零星有些民间艺人在茶馆里唱了，但只能唱唱十几分钟的折子小段。”张世英说，现在唱一小段金钱板，艺人一般能拿到50元到100元的报酬。张世英显然心有未满，他说，金钱板最精华的部分，还得数和历史故事结合的长篇大书。邹忠新的拿手长篇《武松传》、《岳飞传》、《乾隆访江南》等，曾让成都的老听众如痴如醉。金钱板的精华，依然有着失传的危险。如果名存实亡，那么非遗的身份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希望政府能为金钱板提供一个专门的小型书场。”张世英说，只有有了自己的场所，才能形成长久传承和交流的土壤。但目前，金钱板还是只能在国家级非遗的光环下，继续默默地等待。
   
民间：迫切的心和懵懂的脑
    中华大地上，至今依然存在的传统技艺、民俗和节庆，可谓浩如繁星。然而，缺乏关注和支持，让一些民间的文化财富逐渐面临消亡的危险。“世界文化遗产”对其中的大多数而言，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工作的开展，为它们的发展和继承打开了新的窗口。保护并传承“非遗”，不仅是民间技艺传承者的渴望，也成为了整个社会的迫切心愿。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心愿的实现，往往受制于许多现实条件。
    一个最普遍的现象是，对于“非遗”的界定，一般群众说不清楚，甚至许多非遗保护工作者也同样受着困扰。辽宁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乌丙安表示，对于非遗保护，不仅是看重，更需要看准。倘若空使力气，将是对国家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现在非常缺乏这种“看准”的能力。
    “因为对非遗了解不够，评选时还真闹过笑话。”张世英告诉记者，在第一批国家级非遗评选启动之初，有舞蹈演员将自己近年来自主编排并获奖的舞蹈作品作为非遗对象来申报。事实上，在基层申报非遗的过程中，只重表面功夫，而忽视了其文化内涵的现象，是十分常见的。
    “就拿舞龙灯和舞狮灯来说，许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些行为背后的真正含义。”张世英说，过去成都的舞龙灯，不仅是身手和技艺的展示，更是一种民间自发的带有仪式性质的娱乐活动。节庆前后，舞龙、舞狮队会给一些大户人家和商铺下帖预告前来表演，而收到帖子的一方，则会提前在门前摆起阵势——倘若前来表演的队伍，能够完成主人的要求，“破”得了这个阵势，那么主家自会欣然送上红包；反之，来访者则只好自惭技艺不精，打道回府。这一“立”一“破”之间，既确保了传统技艺不断推陈出新，更体现着民间文化活动所讲究的“道”，而这正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
    成都市目前的做法是，借助文化站等基层文化机构，定期开展培训，组成了一个广泛的普查网络。其中的成员，并不需要具有多么精深的专业知识，他们将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听到的有历史、有意思的东西，及时上报给上级文化部门。在目前的状况下，广撒渔网、沙里淘金，或许是避免遗珠之憾的最佳办法。
   
前景：“非遗”不是摇钱树
    并非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够拥有蜀绣那般的好运。其中一些，尽管得到了重视和保护，却依然逃不过无人喝彩的寂寞命运；而更多的传统技艺，则离“非遗”这个身份还很远。
    他们如何寻觅生存之路？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国家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他沉思良久，一字一句地说：“评选‘非遗’，最终不是为了拯救某一个具体的传统技艺。借此扭转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才是它真正应当体现的作用。”
    相比名额有限的国际级非遗，国家级非遗的出现，让更多的传统技艺有了翻身之机。作为从一开始便参与国家级非遗评选筹备和具体工作的“元老”，刘魁立说，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对“非遗”概念的打造，应该说是成功的，但在这几年里形形色色的申报中，确实浮现出了不少问题。“非遗”称号背后蕴涵着的经济价值，让一些地方的申报行为开始变得功利，甚至带上了破坏性。
    “文化遗产不可能一成不变，但这种变化必须是因它自身适应时代而产生，绝不能人为硬性扭转。”刘魁立表示，“非遗”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外在表象，更重要的是其中所包含的独特文化内涵的传承。在国内的一些旅游景点，我们往往能看到许多原本有其独特意义的民族仪式被当成游戏节目向游客开放。这无异于把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当成了商品向游人出售。而生活方式一旦沦为赚钱的工具，它自身的生命力将大大消减。这一类的“非遗”开发，其实质不是在保护、而是在加速遗产的消亡。
    刘魁立告诉记者，无论是联合国的还是我国的“非遗”评选，都有一个最基本的硬性要求：所有申报的遗产，必须在当地先行制定具体的保护条例，并拿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这就意味着，申报“非遗”，首先是一项对文化的严肃承诺，这也是评选方在制度上能够为“非遗”提供的最大保障。
    2006年至今，我国已经评选出了好几百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的成功“翻身”，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也有的依然曲高和寡，孤独守望。但是，如果摆脱了对单个“非遗”命运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的评选工作，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重视、关注传统文化的热潮。从韩国申请“端午祭”为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在国内引起的激烈反响，到公民对国家将传统节日定为法定假日的一致支持，都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变化的趋势。
    “只有在全社会都认识到文化遗产珍贵的时候，遗产才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土壤。”刘魁立说，中国的文化资源确实丰富，但欠的“债”实在是太多。游走于政治和经济两端之间，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一度受到打压和贬斥，导致了整整一代人对民族遗产的“失忆”和“失语”。如今，能否在全社会重建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对于中华文明的未来，至关重要。年轻的“非遗”，承载着的使命还很重。 文汇报2009年6月13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