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村的黑白慈善路

太阳村，一家专门资助服刑犯未成年子女的慈善组织，多年来为上千名孩子提供了家庭式的温暖。

太阳村，一家专门资助服刑犯未成年子女的慈善组织，多年来为上千名孩子提供了家庭式的温暖。

但它并没有NGO(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手续。即便村长张淑琴通过变通手段拿到工商营业执照，也因未通过年检而早已作废。

在“非法”的现实中，太阳村依托慈善捐赠，编织了很多企业家都无法比拟的产业链，并积聚了颇为可观的财富。在太阳村的精心操作下，这一模式正在全国得以复制扩张。

张淑琴拒绝公开其财产的详细来源及用途。《中国周刊》记者调查得知，处于监管真空的太阳村，其财富背后存在较多黑洞。政府官员甚至认为，太阳村是一颗不敢碰的“定时炸弹”。

一面是公益与爱心，一面是盈利与黑洞，这个“非法”NGO的“黑白慈善路”到底该怎样走下去？这种尴尬境地，仅仅是太阳村的悲哀吗？

爱心生意链

太阳村正走向全国扩张之路。与爱心一起扩张的，是太阳村打着慈善旗号运营的生意链。这个慈善组织正运用这种生意链积聚着财富。

中国周刊记者 朱顺忠 兰燕飞 黄胜利 实习记者 朱柳笛 北京报道

2009年5月，京郊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暖暖的阳光洒在太阳村里。

这里是一个专门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提供帮助的阳光家园。

李艳已经在这里待了两周，她是太阳村里众多志愿者中的一员。

但在李艳眼中，太阳村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单纯，“帮了很多孩子，却也挣了不少钱”。

产业王国

李艳初到太阳村，就注意到环绕三面的大果园。

这个果园占地多达500亩，有五万多棵枣树，四千多棵桃树。

“认领一棵果树，就是为孩子捐献一份爱心。”太阳村认养果树的宣传手册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在果园里，100元可以认领一棵梨枣，150元认领一棵冬枣，500元认领一棵桃树。

果园负责人赵宝军说，2006年至2008年三年间，爱心人士每年认领枣树的平均数量在8000棵左右。照此推算，仅果园一项，太阳村每年至少能进账80万。这并不包括果实成熟之后出售所得。

太阳村网站上公布的财务收入大致印证了这一推算，2007年种植收入为808773元。

这只是张淑琴太阳村产业链条的一部分。张淑琴是太阳村的村长。多年来，她成了闻名的“爱心妈妈”，也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企业家”。

现在，这个“企业”的一组数据是这样的：

500亩果园、50000多株果树、果树下套种数十亩花生、大豆和红薯、100块菜地、占地10亩的生态养鸡场、占地10亩的梅花鹿、鸵鸟养殖场、旅游观光园内可容纳300人同时就餐的餐厅、每年10万以上的捐赠物品转卖所得，还有已经注册为商标的产品名称、通过国家有机化考核的生产过程……

每株枣树和桃树一年认领期，100元-500元;每块小菜地一年认领期，1000元;利用捐建的抽粪车抽粪，然后为果树施有机肥，长大后的水果是有机水果;果园内的草允许养鸡场免费割草使用，前提是用鸡粪来交换，这样一来，果园内有机肥猛增，而吃了草的鸡则成为有机鸡肉;果园内套种红薯，红薯秧允许养鸡场喂鸡，前提依然是鸡粪归果园;鸵鸟、梅花鹿养殖园靠近旅游观光园，而且必须是散养，以便吸引更多游客来此参观并游说游客认捐果树、菜地……

这就是张淑琴的产业王国。

赢利心态

“张淑琴应该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资金链创造者，她的赢利思路远远高于一般的社会企业家。这种成熟且稳重的资金控制形态，说明她不大可能是忽然间拥有的赚钱心理。这种心态也许更符合长期对资金的渴望和有目的的长远计划。”看过太阳村2009年一份财务报表后，北京金朔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峰判断说。

事实也部分印证了林峰的说法。张淑琴早在1995年刚刚创办第一家太阳村之后，就有了“自我造血”的想法和实际行动。

张淑琴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了13年来开办企业的一系列失败经历：1995年开办了一个砖瓦厂，之后开办了一个防盗门厂，但都由于无资金、不懂管理、又没有销路，失败了;此后又投资建设了煤炭场、摩托车修理部、服装厂等，但同样宣告失败。

幸运的是，张淑琴的失败止于2004年，“我终于在2004年找对了路子。”

新的赢利路径回归慈善这个核心。于是就有了上述的认领、捐建、转卖以及由此产生的果园、养殖场等相关产业。

尽管路径准确，但如果仅仅依靠产业链本身的运营，恐怕盈利也是个未知数。其中，媒体宣传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曾在监狱系统报刊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张淑琴，深谙新闻舆论之重要。借助新闻媒体的宣传，太阳村的慈善品牌得以迅速放大。张淑琴和她的太阳村，究竟被媒体报道过多少次？数量之多让人无法统计。

京城一位媒体记者这样形容说：“采访太阳村和张淑琴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太大价值了，因为相关报道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但是当 我一时没有新闻线索时，只要跑一趟太阳村，就能写出一篇不错的新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慈善和爱心的前提下，永远能够淘出好线索。比如，枣没人要了、果树需要更多爱心人认领、志愿者不够多、需要某些物品捐赠等等。”

每年的爱心进账，都离不开这些接踵而至的媒体报道。

与这些进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阳村一年的纳税总额不足3万元。

香港募款

《中国周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接受内地认领、捐赠外，太阳村在香港注册了家担保公司。

这家公司名称为“中国太阳村儿童服务中心有限公司”，2006年在香港申请注册。香港企业注册处工作人员龙敏华介绍说，注册担保公司的目的只是成为一个法人团体，注册非常容易，只需填写相应表格，递交公司章程，缴纳170元港币即可。在香港注册担保公司的往往是一些慈善团体和教会组织。担保公司在成立后可向香港税务局提出申请，登记成为慈善机构或慈善信托。根据香港税务局公布的记录，“中国太阳村儿童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已于2007年5月30日起豁免缴税。

张淑琴就此解释说，这个公司是北京太阳村和香港一个网络公司共同注册的，其主要目的就是网上募捐，然后为内地的太阳村提供资金支持。按照事先约定，该公司会将募捐到的钱定期汇到北京太阳村的账户。

“这个公司实际上并没有多少钱。” 张淑琴强调说。

北京太阳村总部财务总监王青霞对此解释称，和他们合作共同注册的香港公司，只是“出于热心帮忙，这个公司钱很少”。至于为北京太阳村提供了多少资金支持，王青霞表示：“钱太少了，不值得说，真的不值得，连我都不记得，你想想能有多少？也就没有公示了……”

财务支出

“你不能只看着我们挣了多少钱，也要看看我们的成本啊!工人工资要不要钱、500亩土地和生产物资要不要钱？另外，太阳村各省分支机构的行政事业费用、人员工资等都需要总部负担。我们每年还要新建一个太阳村，这个投资最少也需要30万元以上。”针对太阳村过于商业化的质疑，张淑琴如此回应。

据《中国周刊》记者了解，太阳村60亩行政办公用地中，有20亩是当地政府无偿提供，其他40亩地的年租金仅为8000元，租用期限为30年。除此之外的540余亩农业占地中，绝大多数年租金为240元/亩，最贵的土地租金也不超过500元/亩。目前负责果园等农作物生产的一线工人共有23人，平均月薪为800元。

对北京太阳村总部的管理和财务运作情况，河南太阳村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则抱怨说：“每次我们向她(指张淑琴)要点物资都难死了，有时跑几趟才给那么一点，根本不够用，可是他们却把大家捐的物品大量往外卖，还认领果树赚钱，唉，不想干了，丁老师(指河南太阳村的负责人)早就不想干了……”

张淑琴对此回应说：“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对付那些说三道四的人，要是把主动权都交给那些人的脸色，你啥事也干不成。有意见告去，我就这样。这些都是我探索创造出来的，一步步在完善。”

全国扩张

张淑琴的探索创造确实越做越大。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民政局和监狱管理局，都成为太阳村对外扩张中考虑的合作对象。

2004年和河南省女子监狱的合作，让“河南新乡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中心”的招牌挂在了中原大省;此后，江西省民政厅、陕西陇县民政局、青海省大通县民政局等纷纷牵手张淑琴。在项目落户过程中，当地党政领导一般都会到现场祝贺。

张淑琴今天的扩张成果，起步于1995年她在陕西注册的社团“陕西省回归研究会”。“太阳村”当时只是这个研究会的二级办事机构。

在媒体的宣传下，太阳村受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关注。2000年，张淑琴来到北京，并以“中华慈善总会特殊儿童救助工作部”负责人的名义坐进了民政部直属慈善组织的办公室内。北京太阳村也随后落地顺义。

“我当年是被慈善总会闫会长邀请到北京来的，是他有意让我在北京成立一个新的太阳村。”每每受邀到不同场合演讲，张淑琴谈到太阳村发展历程时，提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与这句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年后的一个下午，民政部通过部长办公会决议的形式做出这样的决定：原以“中华慈善总会特殊儿童救助工作部”存在的太阳村，务必尽快与中华慈善总会进行完全剥离，包括冠名、财务、人员……

“部长办公会说要把我清走，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时只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给他们哭。我说，我错在什么地方了，我哪一点工作没有做好，罪犯的孩子本来就该你们民政管，你们不管我张淑琴管了，我怎么又错了，我怎么了……”提起当年太阳村被民政部清走一事，张淑琴至今眼里含着泪水。

“你们看着，咱们走着瞧，从今之后我要让全中国每个省都有一个太阳村，一年一个太阳村!”这是张淑琴离开中华慈善总会的时候放下的狠话。

5年来，太阳村正在以每年一个新太阳村的速度扩张。张淑琴的慈善爱心与生意链在这种扩张中共同得到复制。

周末慈善秀

每逢周末，这里就会按期上演张淑琴的动情演讲、孩子们的节目汇演、志愿者与旅行团参观者的动容，以及之后掀起的激情捐赠潮。

中国周刊实习记者 朱柳笛 北京报道

周六的太阳村热闹得很。

“这里就像一个大超市。”李艳蹲下身摆弄着一只簇新的毛绒玩具熊，它在阳光下咧嘴笑着。

她脚边的水泥地上摊放着刚到的捐赠物，不少人蹲在这里翻拣挑选。T恤、电子手表，甚至是唱二人转的手绢……这些看似搭不上边的物品以一种共同的姿态曝晒在阳光里，等待着被出售。

女人坐在矮凳上，麻利地收钱找钱，和旁人讨价还价：“你看这皮，多好，只收你10块钱!”男人拿着鞋，摩挲着，犹豫着，最终以7元成交。

这是在太阳村的物资中心上演的一幕。长达10余米的仓库里堆放着爱心人士和企事业单位捐赠的物品。

“为什么要卖？捐给孩子的东西可以卖掉吗？”

这个微弱的问句迅速被淹没在讨价还价的嘈杂里。

每天吃一个鸡蛋太奢侈

“有些捐的东西太阳村用不着，卖掉之后还能购买所需。”在太阳村实习了两个星期，李艳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一分子。她盯着舞台上孩子的表演，回答有些漫不经心。

陈青(化名)朝熟悉的李艳走过来，这个9岁的小姑娘似乎有些不满。她嘟努着嘴，眉头紧蹙，揉着细细的手腕。她刚刚在舞台上连续翻了几轮跟斗，姿势标准，动作轻盈。

台下的观众掌声如潮，一旁的张淑琴笑得很开怀。

几分钟前的张淑琴，还在为观众讲述太阳村孩子们生活的艰辛：“孩子们早晨5点就起床，和我一起到果园干活，我说孩子们太辛苦了，张奶奶要给你们奖励。孩子们却说，太阳村没钱，我们不要奖励。”说到动情处，几度哽咽。

“我跟食堂的师傅说，要不然给每个孩子煎个鸡蛋吧，补充点营养。但师傅回答说，100多个孩子每天吃100多个鸡蛋，最少花50元，一个月下来就是1500元，太阳村拿不出那么多钱呀!”

台下有妆容精致的女子偷偷拭去眼角的泪水。

每逢周末，这个大厅就会按期上演张淑琴的动情演讲、孩子们的节目汇演、志愿者与旅行团参观者的动容，以及之后掀起的激情捐赠潮。

带着干妈去果园

马苹(化名)剪着短发的大脑袋从黑色奥迪车里探了出来，她笑着冲人群招手。她刚带着干妈在太阳村的果园认养了一棵果树。

干妈来了，干妈是不一样的。干妈给她的千篇一律的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酸酸乳、巧克力派、沙琪玛，还有坐奥迪车兜风的体验。

但在享受周末的同时，马苹和小伙伴们也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每周五放学后，他们要来到食堂劳动：洗萝卜、擦萝卜丝和包包子。包子是为志愿者和参观者准备的，5元一份。

孩子们被分成3组，一组陪参观者去果园，准备风味小吃出售给参观者，一组在活动中心给重要来宾表演节目，一组在宝宝房和爱心人士一起包饺子。

马苹是第一组的成员，她的同伴们已经在果园卖起了风味小吃，每份以20元的价格出售。她的身旁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枣树林。部分枣树上挂着黄色的牌子，注明着认领人的名字，枣树结果的时候，认领人可来采摘。

一些写有名字的牌子散落在地上，被风刮了下来，名字斑驳，难以辨认。

爱心与表演“等价交换”

下午2点，马苹和小伙伴们在活动大厅外排着队伍，一反常态，没有你推我攘，安静地站立着。

就在前一天，太阳村全体工作人员召开例会的当口，她们的一位女老师提拎着“爱心基地”的铜牌姗姗来迟。这个铜牌是为周末一知名服装企业认领100块菜地专门定做的。和这个企业员工们一齐到来的还有大批捐赠的玩具、文具、衣物和日常生活用品。

马苹和同伴们还不知道，他们就是要为这家服装企业的员工们表演节目。

会计王青霞手里攥着一份助养协议。她正试图将身边的唐薇推上舞台，让这个助养人发表感言。

表演结束时，参观者还没有抹净眼泪，就陆续走出活动大厅，人潮涌向大厅外设置的义卖区。

认领果树，认领菜地，欣赏表演，购买画作……参观者们享受着旅行团与太阳村合作的一条龙服务项目，等待着夕阳下山，唏嘘感慨着离开。

“太阳村火了。”人群里传来一声低低的叹息，有些不合时宜，“钱呢，都用到了孩子身上吗？”

沉默的大多数

下午4点。

马苹坐在接待处的椅子上，好奇地看着对面生气的志愿者小张姐姐。

小张的脸色有些愠怒，她对于太阳村将她拨到果园干农活的行为有些不满。她理解的志愿活动是陪太阳村的孩子玩耍，而不是去果园除草、捡树枝。

“太阳村会根据每个时期的不同需求来安排志愿者的活动。”负责太阳村志愿者工作的张明哲这样解释。周末里，他的手机会响个不停，最后干脆彻底没电。众多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们会与他联系沟通，确定来太阳村的事宜。

此时，同事于浩正瘫软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他的手指向窗外，在空气里划出一条虚拟的弧线：“在这里，你看到的一切，没有一样是花钱买来的。”

马苹说自己并不喜欢太阳村。问她原因，她只是低着头，不说话。

志愿者菅俐反问道：“她们每周末都要参加这么多表演，是自愿的吗？”

“和其他孩子相比，他们已经幸福多了，至少太阳村给她们提供了一个衣食无忧的成长环境。”李艳辩驳着。

马苹没有理会这段关于她的对话，默默地面对着进进出出的参观者。

与她截然相反的是已经读初中的李玲(化名)，她冲着素不相识的人点头微笑，伶俐地说姐姐好。然后转过头继续看电视。

像李玲这样半大的女孩已习惯于见到每周末涌至太阳村的人潮。她们安静且听话，一声招呼之后，便没了言语。

“凭什么让我公开财务信息”

“社会发展到今天，全国的NGO组织多是‘非法存在’。你说，这是谁病了？谁应该吃药？这个板子怎么能打到太阳村的屁股上？”针对外界的诸多质疑，张淑琴也十分恼火。

中国周刊记者 朱顺忠 北京报道

对话背景：

生于1948年的张淑琴，曾是一名监狱管理局管教干部，创办太阳村后，她获得过诸多荣誉。但由于太阳村的商业化及缺失监管，财务没有实现透明化，张淑琴也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贪污爱心款的谣言早就有了

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张淑琴显得非常轻松。面对记者的犀利问话，她始终保持着身体的前倾。听到激动处，她会做出语气激昂的自我辩护。

中国周刊：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由你一手创办的“慈善组织”太阳村已在社会上颇具规模和影响。但现在也存在激烈的质疑声……

张淑琴：纠正你一点，对我和太阳村的骂声不是今天才出现，事实上早在西安我刚刚创办“陕西省回归研究会”后不久，说我张淑琴贪污“爱心款”的谣言就有了。只是现在这种声音更多、更庞杂罢了。

你不可能要求13亿中国人都说你好，我对这些向来不想理会，我有更多事情要做，也不想因此分散自己的精力。

中国周刊：据你的了解，“谣言”最多的是太阳村哪方面的工作，为什么？

张淑琴：网上有人说我不是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没有得过庄重文文学奖、甚至没有做过警察等说法。其实这些要证实都非常简单，打一个电话都可以弄明白。而这些人根本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在网络上四处散播主观臆测的东西……

我不会上网，工作人员把网上的质疑都给打印了出来。让我分析的话，社会对太阳村财务的质疑声最多，按照他们的理解，既然太阳村是个慈善组织，靠社会捐助的钱供孩子生活就应该完全透明。

凭什么让我公布财务信息

财务没有向社会完全透明和公开，这是对张淑琴和太阳村最为直接的质疑，也是太阳村面临的最大“挑战”。张淑琴深知这一点。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她时，她显得非常生气，偶尔还会说出一两句“粗话”。

中国周刊：财务公开的要求听来完全合理，并没有过分之处啊。

张淑琴：他们凭什么要求我公布太阳村的财务，凭什么？!如果你捐个十万八万的，这么要求还有道理。你认捐了我这里的枣树，但是你同样吃了枣，这叫等价交换，另外你还多获得了一个“有爱心”的好名声。现在你要求我在网站上公布你的名字，还要求我公布详细的财务信息，难道这也叫爱心？

比如去年我们果园内的枣林遭遇了暴风雨，枣树颗粒无收，一些当初认捐果树的人就跑到这里索要自己的枣，没有办法我只得到市场上买枣送给他们。这些人如果真的有爱心，在遭遇了天灾之后就不应该逼我们要枣，对不对？我感觉这是没有道理的，我没有义务给他们公布财务的详细信息。

中国周刊：太阳村的管理存在家族化的趋向，让人更加担心财务漏洞。比如，你的女儿、女婿、弟弟、弟媳等都在其中，还是重要的管理成员。对此，你怎么看？

张淑琴：说我女儿的老公在太阳村工作，纯属放屁!但我不否认弟弟、弟媳和女儿等都在太阳村工作，但我很骄傲、很自豪。我希望我们家人都来从事慈善事业，这是我的梦想，而不是负担、不是包袱。

究竟是谁病了

身份的尴尬一直是太阳村的困惑。在国家对NGO的管理制度上，张淑琴也很恼火。

中国周刊：我们从工商机关了解的资料显示，你在工商局注册的企业已两年未年检。换句话说，作为企业的“北京太阳村”已经是无照经营的“非法组织”，其收入也应该列入“非法收入”。

而在民政部门，你也没有拿到合法手续……

张淑琴：北京太阳村确实面临这种尴尬。但，这是全国3万个像太阳村一样的民间慈善组织面临的共同问题。换句话说，这不是太阳村存在的问题，而是国家管理部门的问题——你能想象吗，社会发展到今天，全国的NGO组织多是“非法存在”。你说，这是谁病了？谁应该吃药？这个板子怎么能打到太阳村的屁股上？

关于太阳村的法律地位，我还想讲一个细节。2003年中华慈善总会把我们强行剥离后，太阳村就成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组织，从法律地位上来说还是非法的。奇怪的是，一个“非法组织”居然在2006年民政部等四部委出台的红头文件上，成为帮教服刑人员子女的“先进”。这足以证明国家对NGO的管理是没有明晰思路的。

尽管如此，我依然可以负责地告诉社会：太阳村的财务是经得起考验的。我张淑琴不会贪污一分钱。

转卖赠品是主要收入之一

为了尽快将捐赠来的物品变现，太阳村将大量社会捐助物资进行了出售。这成为太阳村内最让捐赠人不能理解的“赚钱之道”。

中国周刊：太阳村每天、每周都会收到大量来自社会的捐物，但其中的大多数被你们转售出去，这样的处理方式让很多捐赠者想不通。

张淑琴：有这种怀疑的人似乎太不了解国家政策，前不久商务部等部门还专门发文要求对二手物品进行妥善处理，“变废为宝”。

事实上，捐赠到太阳村的物品绝大部分是孩子无法使用的，比如高跟皮鞋、超短裙，像这些物品你说怎么处理？孩子不能用，又不能当垃圾扔了，我认为重新销售就是最好的办法，这也是我们太阳村的主要收入之一。

坐飞机是为节省时间

张淑琴出差很少乘坐火车和汽车，而是大多选择乘飞机，也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

中国周刊：你不止一次提到资金紧张，可是你出差一般会选择飞机。这虽非多么奢侈的消费，但在太阳村，孩子每天吃鸡蛋都可能算是奢侈的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坐飞机就容易引发大家的议论了。

张淑琴：我坐飞机出差能挣回更多的时间，而更多时间对我来说就能够拉回更多的赞助、谈更多的生意。相对选择飞机出行来说，我认为速度慢的交通工具耽误的时间才是更大的浪费。

中国周刊：在你的思想里，太阳村还要进一步发展壮大。一个至今没有法律地位的“非法组织”如何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张淑琴：这个事情我比谁都着急。我已经与民政部门多次沟通。我估计，6月份以后太阳村就可以解决这个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

慈善监管黑洞

太阳村缺少监管部门，缺少公众压力，存在财务黑洞的可能。当地政府将其形容为 “定时炸弹”。

中国周刊记者 兰燕飞 北京报道

准备抽第四根香烟的时候，张淑琴点烟的动作依然没有任何犹豫。15分钟4支烟的速度，对于一个年逾花甲的人来说，随烟圈逐渐散开的不仅仅是烟瘾，还有难以沉静的心态。

“怎么总是把别人想得那么坏？来个人都想查太阳村的账，来个人都要求我公开收支状况，他们凭什么？太阳村是在工商局注册的社会企业，难道每一个企业都必须公开自己的财务？我是在做慈善事业，太阳村想公布哪些内容就公布，不想公布的就不公布，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张淑琴有些生气地猛抽了一口烟。

“定时炸弹”

张淑琴虽然义愤填膺，但对于北京市顺义区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来说，太阳村却像一根刺，扎进了他们的肉里，想拔却拔不出来。

“我也不明白，原来说要送走，为什么没送走？”顺义区工商分局企检科科长郭剑兵的语气充满无奈。这根刺他体会得尤为深刻。他还清晰地记得，2007年接到群众举报，说太阳村涉嫌以慈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郭剑兵带着企检科去太阳村检查，结果被张淑琴一把鼻涕一把眼地“哭”走了。

临走的时候，张淑琴带着人给他们的车上装上了两箱枣，“可把我们吓坏了，这叫什么事？”郭剑兵说，最后他们还是给了张淑琴两百块钱，“当做是买她的枣。”

张淑琴的种植基地里，即使两箱枣能卖200块钱，也只是个小数目。更多的收入来自社会捐赠和认养果树上。这些数额不小的进账使太阳村的财务问题成为关注焦点。

根据郭剑兵的回忆，早在2005年9月份的时候，顺义区政府、北京市工商局、市民政局相关人员一起讨论过关于太阳村的安置问题。“根据区里的想法，是想清了它，”郭剑兵说，“怕他们以慈善的名义向社会敛财，我们区里认为，这是一个定时炸弹。”

尽管担心是个“定时炸弹”，但无人敢动。“市政府问民政，民政说清不了;问工商，工商也说清不了。”郭剑兵所称的“清不了”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万一把太阳村清了，那些孩子没有着落;二，太阳村的影响太大了，这个“形象工程”处理不好容易落人话柄。

审计疑云

那么，政府部门担心的太阳村财务状况是否真的存在问题？

在官方网站的告示和宣传材料中，太阳村对外宣称：“我们的财务委托中瑞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管理。”

中瑞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是北京市一家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客户覆盖包括SOS、宋庆龄基金会等在内的许多公益组织。但《中国周刊》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这家会计师事务所根本没有关于太阳村财务报表的任何记录。

中瑞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何源泉，就此告诉记者说：“好几年前我们曾经义务替他们做过咨询。”根据何源泉的介绍，当时该公司应太阳村的邀请给他们做了一次咨询服务，但没有接触到太阳村的实际财务情况，所以没有关于太阳村的任何财务报表。既然中瑞诚没有为太阳村做专业的财务管理，那么太阳村的财务到底是谁在管理呢？

《中国周刊》记者的调查结果显示，真正为太阳村管理财务的是位于北京一居民楼里的中西环球会计师事务所。该事务所盛建华说，他长期为太阳村的财务管理服务。

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公布的审计机构没做审计，真正审计的却隐姓埋名，到底是为了什么？

北京太阳村财务总监王青霞对此的解释十分简单：“这可能是帮我们维护网站的合作方，没有及时更新造成的。”

执照作废

“对太阳村这样的福利机构，税务局是很宽松的。”顺义国税稽查局副局长王文富感叹类似机构生存的不易，“国家不管，财政不拨款，他必须要经营啊，否则怎么养孩子啊？”

尽管税务局认为太阳村衍生出来的众多项目的确存在经营行为，但张淑琴坚持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非营利性的。因为在太阳村所有的宣传材料中，都提到“爱心”。以爱心的名义认养一棵桃树吧，每棵500元/年;以爱心的名义购买孩子的图画作品吧，每幅20元……“这些都是爱心，怎么能说是经营？”

但毫无疑问，太阳村具备经营的需求。《中国周刊》记者从北京市工商局查到，2003年6月12日，张淑琴以法人身份注册成立了“北京市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注册资本3万元。2005年4月19日企业变更为“北京市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

既然是企业，其经营行为就要接受工商部门年检。但太阳村却例外了。根据北京市工商局的记录显示，太阳村在2006年后就没有接受过年检。而正常的企业如果超过一年未年检则应吊销营业执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太阳村手里的营业执照早已经作废。

对此，顺义区工商分局的郭剑兵答复是：“它就不是一个企业经营行为，你说怎么弄？”按照郭剑兵的说法，工商部门希望太阳村能自动转到民政部门去，如果民政部门给太阳村登记注册，就没工商部门什么事了。

监管尴尬

提到太阳村的民政登记手续，顺义民政局注册登记科工作人员表示：“她(张淑琴)有一两年没来过了。”

“我们一开始就是挂在民政部名下的中华慈善总会，最后是人家强行把我们清走的，我当年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去工商局注册的企业啊，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张淑琴为自己喊冤。

如果是纯慈善组织，公益性收支就应详细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如果是经营性企业，就要有合法的工商年检并依法纳税。太阳村显然两不靠。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太阳村自成立以来，因为身份的尴尬，几乎没有部门对其进行真正监管，也很少有捐赠人依照法律程序，要求他们披露完整的财务报告。

其实，在太阳村的官方网站上，也有一些财务管理情况的公示，但数字笼统，不透明。

网站上最新的财务管理公告是2007年收支情况。只有收入大项“捐赠收入”、“种植收入”和“其他收入”，支出大项“儿童活动”、“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和“各项税金”。至于每一大项的详细情况，无从得知。

“我们不愿意触及那些敏感地方。”周峰有着官员少有的坦率。他目前的职务是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

上任时间还不长的周峰对太阳村颇有了解。根据他的介绍，从去年开始，太阳村的行政主管目前应该就是他所在的部门，但业务脱钩。实际上，他几乎没与太阳村打过交道，因为太阳村“每次都是直接和社协联系”。社协委托法律援助中心管理太阳村，但周峰认为他们从行政上管理太阳村并不合适。“监管资料基本上没有，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文书，怎么管？”

没有看到任何太阳村资料的周峰也不能确定太阳村究竟是什么身份。“应该是社会企业吧？”他用不肯定的语气说。至于类似太阳村的机构是否都可采取如此方式挂钩在社协，周峰肯定地回答：“不可能。”

国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综合处一位不愿具名的处长，则在电话里质疑有非营利性组织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情况，他大声说：“不可能，我们管理的都是企业，企业就是要盈利的。”

慈善监管黑洞

太阳村缺少监管部门，缺少公众压力，存在财务黑洞的可能。当地政府将其形容为 “定时炸弹”。

中国周刊记者 兰燕飞 北京报道

准备抽第四根香烟的时候，张淑琴点烟的动作依然没有任何犹豫。15分钟4支烟的速度，对于一个年逾花甲的人来说，随烟圈逐渐散开的不仅仅是烟瘾，还有难以沉静的心态。

“怎么总是把别人想得那么坏？来个人都想查太阳村的账，来个人都要求我公开收支状况，他们凭什么？太阳村是在工商局注册的社会企业，难道每一个企业都必须公开自己的财务？我是在做慈善事业，太阳村想公布哪些内容就公布，不想公布的就不公布，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张淑琴有些生气地猛抽了一口烟。

“定时炸弹”

张淑琴虽然义愤填膺，但对于北京市顺义区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来说，太阳村却像一根刺，扎进了他们的肉里，想拔却拔不出来。

“我也不明白，原来说要送走，为什么没送走？”顺义区工商分局企检科科长郭剑兵的语气充满无奈。这根刺他体会得尤为深刻。他还清晰地记得，2007年接到群众举报，说太阳村涉嫌以慈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郭剑兵带着企检科去太阳村检查，结果被张淑琴一把鼻涕一把眼地“哭”走了。

临走的时候，张淑琴带着人给他们的车上装上了两箱枣，“可把我们吓坏了，这叫什么事？”郭剑兵说，最后他们还是给了张淑琴两百块钱，“当做是买她的枣。”

张淑琴的种植基地里，即使两箱枣能卖200块钱，也只是个小数目。更多的收入来自社会捐赠和认养果树上。这些数额不小的进账使太阳村的财务问题成为关注焦点。

根据郭剑兵的回忆，早在2005年9月份的时候，顺义区政府、北京市工商局、市民政局相关人员一起讨论过关于太阳村的安置问题。“根据区里的想法，是想清了它，”郭剑兵说，“怕他们以慈善的名义向社会敛财，我们区里认为，这是一个定时炸弹。”

尽管担心是个“定时炸弹”，但无人敢动。“市政府问民政，民政说清不了;问工商，工商也说清不了。”郭剑兵所称的“清不了”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万一把太阳村清了，那些孩子没有着落;二，太阳村的影响太大了，这个“形象工程”处理不好容易落人话柄。

审计疑云

那么，政府部门担心的太阳村财务状况是否真的存在问题？

在官方网站的告示和宣传材料中，太阳村对外宣称：“我们的财务委托中瑞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管理。”

中瑞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是北京市一家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客户覆盖包括SOS、宋庆龄基金会等在内的许多公益组织。但《中国周刊》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这家会计师事务所根本没有关于太阳村财务报表的任何记录。

中瑞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何源泉，就此告诉记者说：“好几年前我们曾经义务替他们做过咨询。”根据何源泉的介绍，当时该公司应太阳村的邀请给他们做了一次咨询服务，但没有接触到太阳村的实际财务情况，所以没有关于太阳村的任何财务报表。既然中瑞诚没有为太阳村做专业的财务管理，那么太阳村的财务到底是谁在管理呢？

《中国周刊》记者的调查结果显示，真正为太阳村管理财务的是位于北京一居民楼里的中西环球会计师事务所。该事务所盛建华说，他长期为太阳村的财务管理服务。

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公布的审计机构没做审计，真正审计的却隐姓埋名，到底是为了什么？

北京太阳村财务总监王青霞对此的解释十分简单：“这可能是帮我们维护网站的合作方，没有及时更新造成的。”

执照作废

“对太阳村这样的福利机构，税务局是很宽松的。”顺义国税稽查局副局长王文富感叹类似机构生存的不易，“国家不管，财政不拨款，他必须要经营啊，否则怎么养孩子啊？”

尽管税务局认为太阳村衍生出来的众多项目的确存在经营行为，但张淑琴坚持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非营利性的。因为在太阳村所有的宣传材料中，都提到“爱心”。以爱心的名义认养一棵桃树吧，每棵500元/年;以爱心的名义购买孩子的图画作品吧，每幅20元……“这些都是爱心，怎么能说是经营？”

但毫无疑问，太阳村具备经营的需求。《中国周刊》记者从北京市工商局查到，2003年6月12日，张淑琴以法人身份注册成立了“北京市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注册资本3万元。2005年4月19日企业变更为“北京市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

既然是企业，其经营行为就要接受工商部门年检。但太阳村却例外了。根据北京市工商局的记录显示，太阳村在2006年后就没有接受过年检。而正常的企业如果超过一年未年检则应吊销营业执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太阳村手里的营业执照早已经作废。

对此，顺义区工商分局的郭剑兵答复是：“它就不是一个企业经营行为，你说怎么弄？”按照郭剑兵的说法，工商部门希望太阳村能自动转到民政部门去，如果民政部门给太阳村登记注册，就没工商部门什么事了。

监管尴尬

提到太阳村的民政登记手续，顺义民政局注册登记科工作人员表示：“她(张淑琴)有一两年没来过了。”

“我们一开始就是挂在民政部名下的中华慈善总会，最后是人家强行把我们清走的，我当年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去工商局注册的企业啊，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张淑琴为自己喊冤。

如果是纯慈善组织，公益性收支就应详细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如果是经营性企业，就要有合法的工商年检并依法纳税。太阳村显然两不靠。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太阳村自成立以来，因为身份的尴尬，几乎没有部门对其进行真正监管，也很少有捐赠人依照法律程序，要求他们披露完整的财务报告。

其实，在太阳村的官方网站上，也有一些财务管理情况的公示，但数字笼统，不透明。

网站上最新的财务管理公告是2007年收支情况。只有收入大项“捐赠收入”、“种植收入”和“其他收入”，支出大项“儿童活动”、“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和“各项税金”。至于每一大项的详细情况，无从得知。

“我们不愿意触及那些敏感地方。”周峰有着官员少有的坦率。他目前的职务是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

上任时间还不长的周峰对太阳村颇有了解。根据他的介绍，从去年开始，太阳村的行政主管目前应该就是他所在的部门，但业务脱钩。实际上，他几乎没与太阳村打过交道，因为太阳村“每次都是直接和社协联系”。社协委托法律援助中心管理太阳村，但周峰认为他们从行政上管理太阳村并不合适。“监管资料基本上没有，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文书，怎么管？”

没有看到任何太阳村资料的周峰也不能确定太阳村究竟是什么身份。“应该是社会企业吧？”他用不肯定的语气说。至于类似太阳村的机构是否都可采取如此方式挂钩在社协，周峰肯定地回答：“不可能。”

“太阳村们”的出路

尽管众多NGO困难重重，但大家也看到了利好的消息。

中国周刊记者 黄胜利 北京报道

4月13日，媒体的一则报道进入杨东平的视野——北京市开始推行“枢纽型”社会组织，这将有望解决“非法”NGO的身份问题。

作为国内着名环保NGO自然之友理事长的杨东平，对此消息十分欣喜。他希望此举能成为自然之友、太阳村等组织的新生命起点。

利好消息

其实，早在3月30日，杨东平就已着手注册登记事宜。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4月1日我们就去申请登记”。

杨东平特意指的4月1日登记的背景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宋贵伦对媒体透露，“从4月1日起，北京社工委推出社会组织成立的一站式服务，成立社团就无需再自己跑腿找婆家(业务主管单位)了。”

然而，4月1日这天，自然之友得到的答复是等待，何时开始待定。

好在等待并不长。4月13日就传出北京“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机制拉开序幕的消息。这种机制首批认定了10家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即为相关类别社团的主管单位。

谈及这个机制的由来，北京社工委社会组织工作处卢建说，北京这几年一直意欲推动社团登记制度的改革，推进政社分开。但面临的问题是，当前国家规定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必须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现在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就为社团找到了婆家。首批认定的10个婆家包括市总工会、市妇联等，其中就有与自然之友同类型的北京市社科联。

“我们一年前就已经向市社科联提交申请了，一直没有得到批准，据说他们手里压了一千多家社会组织的申请。”杨东平说。他希望这个久拖未解的问题能有所转机。

“太阳村们”的呼声

自然之友的问题已存在15年之久，它面临与太阳村一样的问题和诉求――成为独立法人的NGO。

多年来，自然之友一直以民间社团中国文化书院二级机构的身份运转，这样的局面给自然之友的运行造成了很大被动，“同中国文化书院的关系很不好协调，涉及到官司与纠纷、报账和年检等问题，都得通过中国文化书院解决，因为我们没有法人资格。”杨东平说。

被现行NGO登记制度所困扰的还有众多的“太阳村们”，他们在找不到“婆家”的情况下，在工商部门登记成为他们寻求“合法化”的最好方式。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这个从事孤独症儿童早期培训与教育的公益机构，也像太阳村一样，以企业性质在工商部门登记，因教师资质等条件限制一直未被“婆家”——教育主管部门所接纳。

“由于工商登记的企业身份，导致跟企业的合作受到很大限制。”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发展部主任孙忠凯无奈地告诉记者。他举例说，星星雨曾经跟麦当劳有过一次合作，麦当劳非常满意，意欲同星星雨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然而由于身份所限，活动结束后，星星雨只能开具服务性发票，这最终使双方长期合作的计划宣告流产。

“身份问题致使很多资源流失，这成为星星雨的发展瓶颈。”孙忠凯直言不讳地说。

“现在星星雨在力图解决身份问题。”作为星星雨理事之一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团谈起登记难时，情绪甚是激动，“越有名的公益组织越难找‘婆家’，也就越难在民政部门注册。”

“幸运儿”

在大量工商登记的社会组织中，希望旅程也许算是“幸运儿”，这个曾获得中华慈善奖提名的公益组织，今年3月被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纳为下属机构，成为了名副其实的NGO组织。

希望旅程负责人塔林夫坦言，虽然自由性相对少了，但能被纳入到民政正规化管理系统，对于组织开展工作以及公信力的树立是非常有益的。

现在希望旅程可以给捐赠的企业开具社协提供的免税发票，这让希望旅程收益匪浅，一扫以往跟企业合作时不得不解释清楚的“障碍”。

太阳村负责人张淑琴则表示，她已同民政部门沟通，希望在6月以后解决其发展困境。如果她协商顺利，张淑琴将把未来的太阳村分为三大块来运转：第一是归属民政管理的慈善组织;第二就是大规模产业化经营，这是其开发的企业;第三是儿童救助中心的心理咨询，这个业务将面向社会服务。

如果那样，太阳村将成为下一个NGO“幸运儿”。

它尴尬的双面性、生意链的合法性、监管真空与黑洞、外界的各种指责，也许将随之灰飞烟灭。

NGO该如何“登记”

双重管理体制面临的第一个困境是与《宪法》第三十五条相冲突。结社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但是不能得到法定社会组织身份的非营利结社，属于什么呢？

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

NGO为什么要登记？这就好比婚姻登记为夫妻，房产登记获得产权证，在某个论坛注册登记为会员。它必然和特定的权利与责任相关。

中国现行法律政策对NGO实行审批登记制度，具体特征被称为“双重管理”。第一重管理是指，社会团体、民办非营利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要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获得被法定认可的NGO身份，统称“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第二重管理是指，NGO获准登记还需要有“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批文件。

民政部门的审批登记有法定程序和标准，必须在一定时间之内予以办理;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批则没有标准和法定职责，换言之，有资格做业务主管单位的机构并没有责任去批准符合条件的组织成立。

这种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双重管理的体制，是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的核心，是NGO获得法定身份的最大“门槛”，也是长期以来招致批评和争议的焦点。

双重管理体制面临的第一个困境是：与《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结社……的自由”相冲突。结社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但是不能得到上述法定社会组织身份的非营利结社，属于什么呢？与某些内部文件相关，它们一度被冠以了“非法”组织的称号。管理部门很快陷入新的尴尬境地，致使中国NGO大量“非法”存在。据估计，“非法”NGO组织的数量可能是“合法”组织的10倍。

另一个管理层面面对的现象是：民间“八仙过海”，已经在“法定”NGO之外探索出了各种“合法”、虽然未必合理的身份路径。作为企业注册是最常见的模式。这些从事非营利活动、公益慈善事业的组织，把自己注册成咨询公司、服务性企业，从而获得工商登记的法人身份，如“太阳村”;也有些挂靠在某个组织下面，作为二级社团或者“借用”大组织的身份，如“自然之友”;某些政府部门的备案政策也为特定种类NGO提供了空间，比如大量的业主委员会，在建设部门备案开展活动。

虽然变通的路径解决了一些组织的合法身份，但因其往往存在“名实不符”、“名实分离”，必然在其他方面衍生出问题。

例如，用慈善捐款做公益事业，以企业的身份就要符合企业的税收规则和会计制度，所以一笔捐赠，捐赠者和接受者都需按经营纳税，为此通过人为因素获取税收减免也不少见，至于假做成企业会计账户等“造假”情况，几乎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捐赠者的权利保障存在隐患，企业的资产按法律属于注册所有者，无论分红还是把全部财产个人拿走，都合规合法，可以说目前很多NGO的运作，是凭着自律和相互的信任。

在美国，成立NGO不需要登记，它也可以接受捐款，不过所有的权利责任都属于个人承担;当活动发展到有了创建法人组织的需求，它可以去登记一个法人，这几乎是不需要什么条件的，相当于一个备案过程;进而，当组织募集捐赠、想获得免税地位时，它可以根据自己做服务或做倡导的不同倾向，准备相关材料，由州政府的公共慈善部门审核后，向联邦税务局提出相应申请，如果获得批准才可享有该免税地位。英国情况与此类似。

回到开始的问题：NGO为什么要登记？既然结社称为公民权利，就是说NGO本来是不需要政府审批的，也不必要登记了才成为合法组织;法人登记，与特定的权利和责任相关，与注册公司一样，它需要符合法人的相应规范，同时享有个人有限责任等权利;免税资格才是真正需要审批登记的，以保障税收这种公共资源不会受到滥用。

实现上述目标，关键在于：无论政府、组织，还是个人，各种行为主体依法而治，而不是依靠政府部门为所有其他行为主体担保责任实现社会有序。法治的好处是大家均知各自的规则，行为均有预期，因而不需要谁“看着”谁。

随着中国NGO发展的旺盛需求，依靠政府责任担保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压力。NGO的审批双重管理体制也意识到自身的弊端，在部分领域、部分地区开始了尝试改进。例如，广东省行业协会专门立法，由双重管理变为政府各部门各司其职、依法管理的模式，是对双重管理制度的重要创新;很多地方在社区层次推行备案制度，如南京市2009年1月已有社区民间组织8427个，其中备案7989个，大大超过所有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这些都是NGO管理中更加可行而有效的新思路。

(本文来源：中国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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