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4:41:32
高尔泰
兰州——成都途中，偶然看到一篇小说，是宣传爱国主义的，引起了一点有关的感想。
小说的题目，叫《雪落黄河静无声》，写两个“右派”在劳改过程中恋爱的悲剧。女的叫陶莹莹，男的叫范汉儒。前者被划为右派后，因越境潜逃被投入监狱。后者 被划为右派后，没有越境潜逃被投入劳动教养。“大墙”之内接触，互相产生了爱情。虽然朝思暮想，却无法单独相见。后来两人都被释放了，并被安置在同一个地 方，有可能结合而没有结合，反而突然分开了。原因呢，不是偶然的误会，也不是不可抗拒的外力的阻挠，而是男方的“爱国主义”。当范汉儒，这个中国知识分子 的模范(这想必是他名字的含义)，得知陶莹莹在被划为右派后曾企图越境潜逃时，就坚决赶走了她。
他追问她为什么被劳改，她说如果是杀人罪呢？他说只要改了，可以不计较。如果是流氓罪呢？只要改了，可以不计较。如果是盗窃罪呢？只要改了，也可以不计较，
“‘如果我……我’她目光悲凉地盯着我，‘……我是……曾经有罪于祖国的人呢？’她捂起了脸，埋起了头，似乎是在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只要不是叛国犯，我都能谅解。’我脱口而出，‘别的错误都能犯了再改’唯独对于祖国，它对于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它不能有一次不忠……”。
这个被称为“六点钟”(一条直线)的典范人物是这样想的：企图越境，不管在什么条件下，由于什么原因，一概等于叛国。这是不能改的，改了也是不算数的，所以“一次”也就等于永远，万劫不复。
“屈原受了那幺大的冤枉，并没有离开生养他的祖国土地呀！最后，还是跳进了汨罗江，被称为千古忠魂！陶莹莹尽管五七年受了委屈，怎幺能离开生养她的母亲，养育她的大地呢？！这个楔子打在我们中间，我和她怎幺能够继续下去呢？”
“我认为无论男人、女人都有贞操，一个炎黄儿女的最大贞操，莫过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
“你、我、她都应当无愧于我们光荣的祖先。”
当祖国、民族、国家、炎黄儿女和光荣的祖先等这些含义不同的概念被搅在一起，一股脑儿塞给我们的时候，我简直是被弄糊涂了。特别是在小说所引用屈原的例子 中，不但把这些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而且把“祖国”这一概念同特定时期特定的政治路线的概念混为一谈了。这就不但意义不明，而且对于爱国主义的精神建设来 说，有可能起到一些消极的作用，不能不给予一定的注意了。
先秦时期相对独立的各诸侯国，都是中国(天下)的一部分，领域变动不居，并不存在什么国籍问题，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国家观念。“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平。”(《大学》)“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天子治天下，诸侯治国，卿大夫则治家(采邑)，三者互相从属。有识之士，往往哪里能“行其 道”，就到哪里去。“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春秋时候就是这样了。到战国，各家朝秦暮楚，更是习以为常。小说中提到的“重耳走国”，即其一 例。当时连儒家的孔丘、孟轲、荀卿，也都奔走道路，不以“去父母之邦”为非，何况屈原。屈原是楚怀王的近臣，“竭智尽忠以事其君”，“岂余身之惮殃兮，恐 皇舆之败绩”，不料“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因之愤而自杀，表现出一种“死谏”的愚忠。“文死谏，武死战”，“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这样对于某一昏 君的愚忠，同我们今天对祖国的爱毫无共同之处。
这不是说屈原不爱国。屈原是爱楚国的，仍不失为伟大的爱国诗人。但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对于楚怀王，一方面进行批判，一方面又无限忠诚。楚怀王所代 表的，并不是楚国，而是一条有害于楚国的错误政治路线。屈原的爱国，恰恰表现在他为了楚国的利益而对楚怀王所进行的批判，而不是表现在他对楚怀王的愚忠。
爱国主义首先表现为，希望并致力于祖国的进步和繁荣富强。因此每一个爱国者，都必然地要同有害于祖国的错误路线和错误行为作斗争。只要他的目的是为了祖国 的繁荣富强，即使他在斗争中由于避免迫害而暂时避居国外，也无损于他是爱国者。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革命家，大都既是流亡者又是爱国者。屈原的名字只有一 个，而这些人的名字却可以列出数百。此外，还应当把弱者的逃避与“叛国投敌”区别开来。所谓“叛国”，是指受外国指使而损害本国利益，或为投靠外国而出卖 本国利益。只要是为此目的，不论越境与否，都是叛国。这里面有许多具体情况，应当具体分析，这才叫实事求是。
如果笼统含糊地把一切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越境潜逃一概斥为“叛国”，从逻辑上来说是混淆了祖国的概念与不同时期政治路线的概念；从实际上来说，则无异是把祖国派作了极“左”路线罪恶的承担者。这岂不反而委屈了祖国幺？
小说所谓的人的“贞操”，一旦同屈原式的愚忠联系在一起，就变成“忠”、“孝”、“节”、“烈”之类外在于人的观念，和封建社会束缚人的伦理道德规范了。这同“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精神一致，但却同祖国和对祖国的爱无关。
祖国是一种实体，不是一种观念。爱是一种情感，不是一种规范。作为实体，“祖国”不仅是地理概念，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定义仅仅适 用于“国家”)，也不仅是人种学上的血缘宗法关系(这一描述仅仅适用于“民族”)。作为这一切的共同体，祖国不仅是历史范畴，也是价值体系，是一个地区性 文化的摇篮。我们自身，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风俗、习惯)、思想方式和感受方式，我们的知识结构和认识结构，我们的亲朋交往关系，我们的幸福与苦难，回 忆、梦想与憧憬，我们的价值观念以及与这个观念相对应的我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一切价值，都无不是这个摇篮的产物。所以这个摇篮——我们的祖国，既是构 成我们自身的东西，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我们的寄托和依傍。离开了它，我们就不会有幸福，我们就会感到空虚、孤独、生活没有意义。记得我母亲去世的时 候，我感到我生活里和心灵中的许多东西都死了。祖国，也象母亲，意味着我们精神和物质生活的一切基本价值。所以我们都本能地依恋它。而这种依恋，也就是 爱。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祖国存在的元素。人民的欢乐和苦难，也就是祖国的欢乐和苦难。那些使人民受苦受难的东西，也就是使祖国受苦受难的东西。在“文革” 的狂下，祖国，连同它古老的文化传统都一齐被连根拔起。没有人保护我们，我们也不能保护自己，只能让无爱的人们，来掌握自己的命运，颠沛流离，备尝苦辛， 就象在遥远的异邦。如果不是在某个风雨飘摇的黄昏，有可能接到一封苍白的家书，或者如果不是在某个尘土弥漫的小车站上，有可能遇到一个乞食的幼女，向我这 个身无分文的人伸出肮脏的小手，我们简直难以意识到，祖国，也在同我们一起受苦受难！谁意识到这一点，谁就即使在苦难之中，也会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慰藉。 而这种慰藉之感，也就是爱。
我们对祖国繁荣富强的渴望，是同我们对自己、对亲人、对广大人民幸福的憧憬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没有祖国的繁荣富强，也就没有这一切。而这种渴望，也就是 爱。正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我们反对极“左”路线的倒行逆施，拥护党的四个现代化政策。这种努力的动力，也就是爱。所以对祖国的爱，同我们交织着幸福与 痛苦的生活过程和生活愿望不可分割。
它是我们的真理，但这真理，是要由我们来创造的。换言之，我们不是认识这种真理，而是使这种真理产生。这种真理的本质是情感。它从我们出生的时候起，就无 时无刻不在各种真实而又深刻的感受中不断形成和加强。它无待于数千年前某个历史人物作榜样(缺乏历史知识的人同样可以爱国)，无待于“黄河排天的浊浪告诉 他炎黄子孙是不可征服的”(每一个民族的人民都是不可征服的)。唯其无待，所以真实。唯其无待，所以深刻。唯其无待，所以它才成为每一个人灵魂的脊梁，以 致于只有没有灵魂的人，才会没有这一脊梁。组成这一脊梁的主要元素，也就是爱。
爱是一种情感。情感是一种感性动力。这种感性动力是生物体及其群落种族为生存和发展选择最佳条件的倾向和本质能力。它不仅同我们的知识结构和认识结构相联 系，而且更根本的是同我们的切身感受相联系。没有强烈而持久的切身感受，就不会有深刻而执着的情感，不论是爱的情感、恨的情感，还是其它什么什么情感。而 切身感受总是具体而微的。如果千百年前曾经发生的事情、千百年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几万里外地球那一面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可能使我们激动起来，那只能是因 为它同我们的幸福与痛苦有某种联系。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一点是大家都不曾怀疑的。
所以一个人，不论他智力多差，不论他水平多低，如果他爱什么，只要他的爱是真爱，他就必然能说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至少别人能分析出一个他之所以爱的 理由来。如果他说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理由，那幺他的爱就不是真爱。如果他根本不知道对象是什么和在哪里，那幺他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爱！
情感是生长出来的，不是灌输进去的。情感的表现形式很多，可以象水一般的柔和，可以象火一般的热烈，也可以象宝剑一般的幽暗而又锋利。但它绝不会表现为空洞的概念符号。所以在空洞的概念符号的背后，我们所看到的，只能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虚假的情感——没有情感。
情感并不总是进入意识。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时时、事事、处处意识到自己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也不是只有在国境线上或者反侵略战争中才得以表现。爱国者时时 刻刻都在爱国，并不是只有到那时才爱国。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并不重要。正如同我们并不时时意识到自己需要空气，但我们时时都在呼吸。要把这一点揭示出来， 也完全用不着大声疾呼。莱蒙托夫的短诗《祖国》，只写了一些刹那间生活的细节，草原上过夜的车马，带有浮雕窗板的农家小屋，节日里深更半夜的舞蹈，以及草 的绿网轻轻地掩盖着的沉睡的池塘……。正是在这些中间，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他对他的祖国的深沉而又深沉的爱。艾青一些早期的诗歌，象《北方》、《手推 车》、《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以及我国古代许多伟大诗人的作品，也都是这样，以它情感的真挚，使我们深深感动。那些偶然的细节，作为情感的表现性形式， 获得了一种浩大而又深沉的内涵——那不是黄昏里的炊烟，那不是原野上的小路，那是我们的民族魂。
“民族魂”、“国魂”等这些多少带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词的含意，很难严格地加以界定，所以有一种模糊性和广阔性。但不论如何，它绝不会是某种外在于我们和驾 驭我们的神，我们不是遵循它，而是生产它。唯其如此，它才是活生生的，无处不在的。许多世居海外的华侨，依旧谨守着我国古老的风俗(它们之中的许多，在本 土早已绝迹了)，这不是守旧，而是力图保持同祖国精神上的联系。联系的形式是次要的，而联系的动力则是主要的。我们对古代文明的礼赞，也是如此。礼赞光荣 的过去是为了走向更伟大的未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它应当被超越，也早已经被超越。重要的不是过去的业绩，而是现在的我们的进取精神。但对于过去的礼赞， 却是现在的进取精神的表现形式之一。形式是无限多样的。《饮冰室集》中有一首诗：“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在这首诗中“国魂”又表现为英雄主义。英雄主义是我们民族意志的升华。正如同理想主义是我们民族情感的升华，人道主义是我们民族道德的升华。这三者的同 一，也就是我们称之为“民族魂”或“国魂”的那个东西的核心意义。那个东西是一，但它的表现形式则无穷多，正如同一爱国主义精神，在陆放翁的诗中化作了亿 万佛身：有时是“铁马秋风大散关”，有时是“深巷明朝卖杏花”，有时则是“细雨骑驴入剑门”。
不论表现为什么，它都是我们自身的感性精神。把它说成是驾驭我们的外在神或“忠”“孝”“节”“烈”一类的行为规范，把事情安排成由于“爱国主义”，劳改中的主角不得不抛弃自己的爱人，并且相信“亲爱的祖国”终有一天会召唤回它错怪了的儿女，不是恰恰把事情弄颠倒了吗？
祖国不会错怪任何人，也不会“委屈”陶莹莹。迫害、蹂躏我们的是极“左”路线。极“左”路线不但是我们的灾难，也是祖国的灾难。我们可以用祖国的名义来控 诉极“左”路线的滔天罪行，却不可以用祖国的名义，来要求人们原谅极“左”路线。这无异于把极“左”路线带来深重民族灾难的责任，转移到“祖国”的名下。 这不但无助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反而有可能引起某些疑虑，起某些消极的作用。与之相反，党的政策精神正是要消除这些疑虑，使海内外无数炎黄子孙，在爱国主 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最近我们党为傅聪平反，为马思聪夫妇平反，确实是起到了这样的积极作用的。
这不是为陶莹莹辩护。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范汉儒的态度是否正确”或者“对陶莹莹应该同情还是厌恶”之类的问题。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作者从之而 出发的、但却又含糊不清的概念的产物。如果忠于生活和忠于自己的感受，或者如果这个概念是正确的和清晰的，那就不但不会有这类问题，而且也根本不会有范汉 儒或者陶莹莹这样虚假的形象。但是我现在关心的不是文学中的某些虚假形象，而是这些虚假形象表现出来的一种真实倾向：把祖国概念同极“左”路线混为一谈。 这实际上是为极“左”路线辩护和粉饰。我看过的小说不多，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不仅《雪落黄河静无声》是这样，其它还有一些小说，象《绿化树》、《灵与肉》 等也不无可议之处，说明这种情况还不是个别的。而目前关于这些小说的讨论，都还没有触及问题的这个方面。这值得考虑一下。
关于这一点我要说的话是：假如你爱祖国，那就把祖国概念同极“左”路线分开吧。假如你爱党，那就把党同极“左”路线分开吧。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在党和祖国 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左”的思潮是同爱国主义不兼容的。如果我们不反其道而行之，与极“左”路线划清界限，是不能树立起真正的爱国 主义的。
当前，肃清“左”的流毒，防止“左”的病菌侵入“祖国”概念，是树立爱国主义的必要措施。不这样，抽象地谈论爱国主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各种不同的人， 甚至连戚本禹都可以谈论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把祖国糟踏成了什么样子！在一般的和平时期，看一个人是否爱国，首先要 看他是否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献身。为此目的而采取的任何行为，包括反“左”、反封建的行为以及敢于对某些领导人不妥当的做法提出意见的行为等等，都应 当看作是爱国行为。列宁指出：
“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大俄罗斯人中公开的和不公开的 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列宁完全正确。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俄国人，他热爱俄国。所以他愈是希望俄国强大，也就愈是坚决地同妨碍俄国强大的东西作斗争。爱之至深，则不觉言之至切。 由其言之至切，亦可见其爱之至深。这样的人愈是众多，一个民族也就愈是伟大和不可征服。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人民，许多中国作家， 都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这种英雄主义。英雄主义，这是爱国主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在反侵略的前线筑起钢铁长城，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中则推动我们不断 克服困难不断前进。
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和人民，都不需要任何奴隶主义。只有极“左”路线才需要奴隶主义。在上引同一文章中，列宁曾经指出，爱国主义同奴隶主义是不兼容的：
“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正因为这样，我们特别痛恨自己奴隶般的过去，……和奴隶般的现在。……一个人决不因为自己生下来就是奴隶而有任何罪过；但是，如 果身为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还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辩护和粉饰……那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厌弃的下贱奴才了。”
列宁的话，是针对当时沙皇俄国的情况而言的，但是应用于中国以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分子为代表的极“左”路线，也是合适的。现在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也就 是要和导致文革及其后果的极“左”路线划清界线。极“左”路线给我国带来如此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一个爱国者对之怎幺能不表示愤怒呢！
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培养了它不可征服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在炽热的洪炉里，在冰冷的铁砧上，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祖国的苦恋，由于经受了雨 点般的打击而变得更加坚强。它不是祖先崇拜，不是牺牲的祭坛，不是刻在碣石上的誓言，更不是束缚我们灵魂的镣链。它象无数小小的野草，牢牢扎根在深厚的土 壤。在瓦砾下，在碾痕上，在镰刀留下的根墩里面，在野火留下的灰烬里面，不息地生长而又生长，用它绿色的声音，召唤着祖国的春天。当今一切我们民族的文学 艺术，都应当响彻着这个声音——只有它，才是我们真正的民族魂！
“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
兰州——成都途中，偶然看到一篇小说，是宣传爱国主义的，引起了一点有关的感想。
小说的题目，叫《雪落黄河静无声》，写两个“右派”在劳改过程中恋爱的悲剧。女的叫陶莹莹，男的叫范汉儒。前者被划为右派后，因越境潜逃被投入监狱。后者 被划为右派后，没有越境潜逃被投入劳动教养。“大墙”之内接触，互相产生了爱情。虽然朝思暮想，却无法单独相见。后来两人都被释放了，并被安置在同一个地 方，有可能结合而没有结合，反而突然分开了。原因呢，不是偶然的误会，也不是不可抗拒的外力的阻挠，而是男方的“爱国主义”。当范汉儒，这个中国知识分子 的模范(这想必是他名字的含义)，得知陶莹莹在被划为右派后曾企图越境潜逃时，就坚决赶走了她。
他追问她为什么被劳改，她说如果是杀人罪呢？他说只要改了，可以不计较。如果是流氓罪呢？只要改了，可以不计较。如果是盗窃罪呢？只要改了，也可以不计较，
“‘如果我……我’她目光悲凉地盯着我，‘……我是……曾经有罪于祖国的人呢？’她捂起了脸，埋起了头，似乎是在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只要不是叛国犯，我都能谅解。’我脱口而出，‘别的错误都能犯了再改’唯独对于祖国，它对于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它不能有一次不忠……”。
这个被称为“六点钟”(一条直线)的典范人物是这样想的：企图越境，不管在什么条件下，由于什么原因，一概等于叛国。这是不能改的，改了也是不算数的，所以“一次”也就等于永远，万劫不复。
“屈原受了那幺大的冤枉，并没有离开生养他的祖国土地呀！最后，还是跳进了汨罗江，被称为千古忠魂！陶莹莹尽管五七年受了委屈，怎幺能离开生养她的母亲，养育她的大地呢？！这个楔子打在我们中间，我和她怎幺能够继续下去呢？”
“我认为无论男人、女人都有贞操，一个炎黄儿女的最大贞操，莫过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
“你、我、她都应当无愧于我们光荣的祖先。”
当祖国、民族、国家、炎黄儿女和光荣的祖先等这些含义不同的概念被搅在一起，一股脑儿塞给我们的时候，我简直是被弄糊涂了。特别是在小说所引用屈原的例子 中，不但把这些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而且把“祖国”这一概念同特定时期特定的政治路线的概念混为一谈了。这就不但意义不明，而且对于爱国主义的精神建设来 说，有可能起到一些消极的作用，不能不给予一定的注意了。
先秦时期相对独立的各诸侯国，都是中国(天下)的一部分，领域变动不居，并不存在什么国籍问题，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国家观念。“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平。”(《大学》)“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天子治天下，诸侯治国，卿大夫则治家(采邑)，三者互相从属。有识之士，往往哪里能“行其 道”，就到哪里去。“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春秋时候就是这样了。到战国，各家朝秦暮楚，更是习以为常。小说中提到的“重耳走国”，即其一 例。当时连儒家的孔丘、孟轲、荀卿，也都奔走道路，不以“去父母之邦”为非，何况屈原。屈原是楚怀王的近臣，“竭智尽忠以事其君”，“岂余身之惮殃兮，恐 皇舆之败绩”，不料“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因之愤而自杀，表现出一种“死谏”的愚忠。“文死谏，武死战”，“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这样对于某一昏 君的愚忠，同我们今天对祖国的爱毫无共同之处。
这不是说屈原不爱国。屈原是爱楚国的，仍不失为伟大的爱国诗人。但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对于楚怀王，一方面进行批判，一方面又无限忠诚。楚怀王所代 表的，并不是楚国，而是一条有害于楚国的错误政治路线。屈原的爱国，恰恰表现在他为了楚国的利益而对楚怀王所进行的批判，而不是表现在他对楚怀王的愚忠。
爱国主义首先表现为，希望并致力于祖国的进步和繁荣富强。因此每一个爱国者，都必然地要同有害于祖国的错误路线和错误行为作斗争。只要他的目的是为了祖国 的繁荣富强，即使他在斗争中由于避免迫害而暂时避居国外，也无损于他是爱国者。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革命家，大都既是流亡者又是爱国者。屈原的名字只有一 个，而这些人的名字却可以列出数百。此外，还应当把弱者的逃避与“叛国投敌”区别开来。所谓“叛国”，是指受外国指使而损害本国利益，或为投靠外国而出卖 本国利益。只要是为此目的，不论越境与否，都是叛国。这里面有许多具体情况，应当具体分析，这才叫实事求是。
如果笼统含糊地把一切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越境潜逃一概斥为“叛国”，从逻辑上来说是混淆了祖国的概念与不同时期政治路线的概念；从实际上来说，则无异是把祖国派作了极“左”路线罪恶的承担者。这岂不反而委屈了祖国幺？
小说所谓的人的“贞操”，一旦同屈原式的愚忠联系在一起，就变成“忠”、“孝”、“节”、“烈”之类外在于人的观念，和封建社会束缚人的伦理道德规范了。这同“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精神一致，但却同祖国和对祖国的爱无关。
祖国是一种实体，不是一种观念。爱是一种情感，不是一种规范。作为实体，“祖国”不仅是地理概念，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定义仅仅适 用于“国家”)，也不仅是人种学上的血缘宗法关系(这一描述仅仅适用于“民族”)。作为这一切的共同体，祖国不仅是历史范畴，也是价值体系，是一个地区性 文化的摇篮。我们自身，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风俗、习惯)、思想方式和感受方式，我们的知识结构和认识结构，我们的亲朋交往关系，我们的幸福与苦难，回 忆、梦想与憧憬，我们的价值观念以及与这个观念相对应的我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一切价值，都无不是这个摇篮的产物。所以这个摇篮——我们的祖国，既是构 成我们自身的东西，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我们的寄托和依傍。离开了它，我们就不会有幸福，我们就会感到空虚、孤独、生活没有意义。记得我母亲去世的时 候，我感到我生活里和心灵中的许多东西都死了。祖国，也象母亲，意味着我们精神和物质生活的一切基本价值。所以我们都本能地依恋它。而这种依恋，也就是 爱。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祖国存在的元素。人民的欢乐和苦难，也就是祖国的欢乐和苦难。那些使人民受苦受难的东西，也就是使祖国受苦受难的东西。在“文革” 的狂下，祖国，连同它古老的文化传统都一齐被连根拔起。没有人保护我们，我们也不能保护自己，只能让无爱的人们，来掌握自己的命运，颠沛流离，备尝苦辛， 就象在遥远的异邦。如果不是在某个风雨飘摇的黄昏，有可能接到一封苍白的家书，或者如果不是在某个尘土弥漫的小车站上，有可能遇到一个乞食的幼女，向我这 个身无分文的人伸出肮脏的小手，我们简直难以意识到，祖国，也在同我们一起受苦受难！谁意识到这一点，谁就即使在苦难之中，也会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慰藉。 而这种慰藉之感，也就是爱。
我们对祖国繁荣富强的渴望，是同我们对自己、对亲人、对广大人民幸福的憧憬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没有祖国的繁荣富强，也就没有这一切。而这种渴望，也就是 爱。正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我们反对极“左”路线的倒行逆施，拥护党的四个现代化政策。这种努力的动力，也就是爱。所以对祖国的爱，同我们交织着幸福与 痛苦的生活过程和生活愿望不可分割。
它是我们的真理，但这真理，是要由我们来创造的。换言之，我们不是认识这种真理，而是使这种真理产生。这种真理的本质是情感。它从我们出生的时候起，就无 时无刻不在各种真实而又深刻的感受中不断形成和加强。它无待于数千年前某个历史人物作榜样(缺乏历史知识的人同样可以爱国)，无待于“黄河排天的浊浪告诉 他炎黄子孙是不可征服的”(每一个民族的人民都是不可征服的)。唯其无待，所以真实。唯其无待，所以深刻。唯其无待，所以它才成为每一个人灵魂的脊梁，以 致于只有没有灵魂的人，才会没有这一脊梁。组成这一脊梁的主要元素，也就是爱。
爱是一种情感。情感是一种感性动力。这种感性动力是生物体及其群落种族为生存和发展选择最佳条件的倾向和本质能力。它不仅同我们的知识结构和认识结构相联 系，而且更根本的是同我们的切身感受相联系。没有强烈而持久的切身感受，就不会有深刻而执着的情感，不论是爱的情感、恨的情感，还是其它什么什么情感。而 切身感受总是具体而微的。如果千百年前曾经发生的事情、千百年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几万里外地球那一面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可能使我们激动起来，那只能是因 为它同我们的幸福与痛苦有某种联系。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一点是大家都不曾怀疑的。
所以一个人，不论他智力多差，不论他水平多低，如果他爱什么，只要他的爱是真爱，他就必然能说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至少别人能分析出一个他之所以爱的 理由来。如果他说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理由，那幺他的爱就不是真爱。如果他根本不知道对象是什么和在哪里，那幺他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爱！
情感是生长出来的，不是灌输进去的。情感的表现形式很多，可以象水一般的柔和，可以象火一般的热烈，也可以象宝剑一般的幽暗而又锋利。但它绝不会表现为空洞的概念符号。所以在空洞的概念符号的背后，我们所看到的，只能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虚假的情感——没有情感。
情感并不总是进入意识。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时时、事事、处处意识到自己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也不是只有在国境线上或者反侵略战争中才得以表现。爱国者时时 刻刻都在爱国，并不是只有到那时才爱国。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并不重要。正如同我们并不时时意识到自己需要空气，但我们时时都在呼吸。要把这一点揭示出来， 也完全用不着大声疾呼。莱蒙托夫的短诗《祖国》，只写了一些刹那间生活的细节，草原上过夜的车马，带有浮雕窗板的农家小屋，节日里深更半夜的舞蹈，以及草 的绿网轻轻地掩盖着的沉睡的池塘……。正是在这些中间，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他对他的祖国的深沉而又深沉的爱。艾青一些早期的诗歌，象《北方》、《手推 车》、《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以及我国古代许多伟大诗人的作品，也都是这样，以它情感的真挚，使我们深深感动。那些偶然的细节，作为情感的表现性形式， 获得了一种浩大而又深沉的内涵——那不是黄昏里的炊烟，那不是原野上的小路，那是我们的民族魂。
“民族魂”、“国魂”等这些多少带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词的含意，很难严格地加以界定，所以有一种模糊性和广阔性。但不论如何，它绝不会是某种外在于我们和驾 驭我们的神，我们不是遵循它，而是生产它。唯其如此，它才是活生生的，无处不在的。许多世居海外的华侨，依旧谨守着我国古老的风俗(它们之中的许多，在本 土早已绝迹了)，这不是守旧，而是力图保持同祖国精神上的联系。联系的形式是次要的，而联系的动力则是主要的。我们对古代文明的礼赞，也是如此。礼赞光荣 的过去是为了走向更伟大的未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它应当被超越，也早已经被超越。重要的不是过去的业绩，而是现在的我们的进取精神。但对于过去的礼赞， 却是现在的进取精神的表现形式之一。形式是无限多样的。《饮冰室集》中有一首诗：“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在这首诗中“国魂”又表现为英雄主义。英雄主义是我们民族意志的升华。正如同理想主义是我们民族情感的升华，人道主义是我们民族道德的升华。这三者的同 一，也就是我们称之为“民族魂”或“国魂”的那个东西的核心意义。那个东西是一，但它的表现形式则无穷多，正如同一爱国主义精神，在陆放翁的诗中化作了亿 万佛身：有时是“铁马秋风大散关”，有时是“深巷明朝卖杏花”，有时则是“细雨骑驴入剑门”。
不论表现为什么，它都是我们自身的感性精神。把它说成是驾驭我们的外在神或“忠”“孝”“节”“烈”一类的行为规范，把事情安排成由于“爱国主义”，劳改中的主角不得不抛弃自己的爱人，并且相信“亲爱的祖国”终有一天会召唤回它错怪了的儿女，不是恰恰把事情弄颠倒了吗？
祖国不会错怪任何人，也不会“委屈”陶莹莹。迫害、蹂躏我们的是极“左”路线。极“左”路线不但是我们的灾难，也是祖国的灾难。我们可以用祖国的名义来控 诉极“左”路线的滔天罪行，却不可以用祖国的名义，来要求人们原谅极“左”路线。这无异于把极“左”路线带来深重民族灾难的责任，转移到“祖国”的名下。 这不但无助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反而有可能引起某些疑虑，起某些消极的作用。与之相反，党的政策精神正是要消除这些疑虑，使海内外无数炎黄子孙，在爱国主 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最近我们党为傅聪平反，为马思聪夫妇平反，确实是起到了这样的积极作用的。
这不是为陶莹莹辩护。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范汉儒的态度是否正确”或者“对陶莹莹应该同情还是厌恶”之类的问题。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作者从之而 出发的、但却又含糊不清的概念的产物。如果忠于生活和忠于自己的感受，或者如果这个概念是正确的和清晰的，那就不但不会有这类问题，而且也根本不会有范汉 儒或者陶莹莹这样虚假的形象。但是我现在关心的不是文学中的某些虚假形象，而是这些虚假形象表现出来的一种真实倾向：把祖国概念同极“左”路线混为一谈。 这实际上是为极“左”路线辩护和粉饰。我看过的小说不多，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不仅《雪落黄河静无声》是这样，其它还有一些小说，象《绿化树》、《灵与肉》 等也不无可议之处，说明这种情况还不是个别的。而目前关于这些小说的讨论，都还没有触及问题的这个方面。这值得考虑一下。
关于这一点我要说的话是：假如你爱祖国，那就把祖国概念同极“左”路线分开吧。假如你爱党，那就把党同极“左”路线分开吧。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在党和祖国 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左”的思潮是同爱国主义不兼容的。如果我们不反其道而行之，与极“左”路线划清界限，是不能树立起真正的爱国 主义的。
当前，肃清“左”的流毒，防止“左”的病菌侵入“祖国”概念，是树立爱国主义的必要措施。不这样，抽象地谈论爱国主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各种不同的人， 甚至连戚本禹都可以谈论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把祖国糟踏成了什么样子！在一般的和平时期，看一个人是否爱国，首先要 看他是否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献身。为此目的而采取的任何行为，包括反“左”、反封建的行为以及敢于对某些领导人不妥当的做法提出意见的行为等等，都应 当看作是爱国行为。列宁指出：
“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大俄罗斯人中公开的和不公开的 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列宁完全正确。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俄国人，他热爱俄国。所以他愈是希望俄国强大，也就愈是坚决地同妨碍俄国强大的东西作斗争。爱之至深，则不觉言之至切。 由其言之至切，亦可见其爱之至深。这样的人愈是众多，一个民族也就愈是伟大和不可征服。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人民，许多中国作家， 都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这种英雄主义。英雄主义，这是爱国主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在反侵略的前线筑起钢铁长城，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中则推动我们不断 克服困难不断前进。
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和人民，都不需要任何奴隶主义。只有极“左”路线才需要奴隶主义。在上引同一文章中，列宁曾经指出，爱国主义同奴隶主义是不兼容的：
“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正因为这样，我们特别痛恨自己奴隶般的过去，……和奴隶般的现在。……一个人决不因为自己生下来就是奴隶而有任何罪过；但是，如 果身为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还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辩护和粉饰……那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厌弃的下贱奴才了。”
列宁的话，是针对当时沙皇俄国的情况而言的，但是应用于中国以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分子为代表的极“左”路线，也是合适的。现在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也就 是要和导致文革及其后果的极“左”路线划清界线。极“左”路线给我国带来如此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一个爱国者对之怎幺能不表示愤怒呢！
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培养了它不可征服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在炽热的洪炉里，在冰冷的铁砧上，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祖国的苦恋，由于经受了雨 点般的打击而变得更加坚强。它不是祖先崇拜，不是牺牲的祭坛，不是刻在碣石上的誓言，更不是束缚我们灵魂的镣链。它象无数小小的野草，牢牢扎根在深厚的土 壤。在瓦砾下，在碾痕上，在镰刀留下的根墩里面，在野火留下的灰烬里面，不息地生长而又生长，用它绿色的声音，召唤着祖国的春天。当今一切我们民族的文学 艺术，都应当响彻着这个声音——只有它，才是我们真正的民族魂！
“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