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惠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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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口铜人像沿民族路走上不到200米右拐是福建街,福建街的尽头是得胜街,义和客栈在得胜街2号、紧挨着人和街口。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我五岁、妹妹还不到一岁。四五月间,天气闷热,母亲左肩胛先是起了个红点,后来越肿越大,请郎中看了几次,吃清热解暑的汤药、贴拔毒生肌的膏药,总不见好。那天郎中提着个小藤条箱又来了,说要开刀放血。公公(祖父)不同意,叫他走了后对父亲说,赶紧上汉口,进德国人开的普爱医院,他们的伤科有名。

就这样,父亲、母亲、我和妹妹,从蒲圻羊楼洞经赵李桥坐火车到汉口玉带门火车站,就近先去了普爱医院。一检查,要住院。在办手续时,看护(护士)说,不能带婴儿进病房,哺乳的妈妈他们不收。没办法,我们只有先住进了义和客栈。

义和客栈是羊楼洞镇“痞子头”邱发佑开的,是鄂南地区来往客商和过境乡亲落脚的地方。主事的账房先生王锡坚听说了我们的情况,连忙说国民政府的省秘书长是羊楼洞人,过江到武昌找他也许管用。在古楼洞胭脂坪的小洋房里没见到这位秘书长,他的不知道是第几位的姨太太写了个条子,再在上面盖个秘书长的私章,就打发父亲回来了。果然有效,当天母亲就住进了普爱。只是妹妹晚八点才能送来,早八点必须接走。

病房挤着八张病床,母亲被安排在里面靠窗户的那个床位上。紧靠着的是位缠满绷带的妇女,一早,跑来一大群穿白大褂的医生,把她抬走了,中午,看护来整理被褥,我们才知道她死了。下午那个床上又抬进一个昏迷着的、也是缠满绷带的一个人。母亲心想,这个人恐怕也活不长的。深夜,母亲为妹妹换尿布,看到新来的这位病友在招手,就轻轻地走过去。她用手颤抖着指了指嘴,母亲问:“你是不是要喝水?”那个人一双眼睛疲备地眨了眨,算是个回答。母亲连忙拿起个碗,从竹壳开水瓶中倒上开水,再掺点搪瓷杯里的凉开水,试了试,用匙喂了她好几口水,她才缓解缓地说了句;“谢谢!”

第二天,父亲接妹妹,正和母亲说着话。两个当兵的来了,为那床病人带来一些东西。其中头上贴着一块纱布、拄着一根文明棍的大高个,听见父亲说话,赶紧回头,操着一口国语问:“你们是哪里人?”父亲站起来说“老总,我们是蒲圻县羊楼洞的。”那人马上又问“认得李公和吗?”父亲回答:“认得,认得。李公和住在上街头,我们就住在他家斜对面。”

“贵姓?”

“在下雷子忠。”

那人笑了笑,客气地说“久仰久仰!兄弟我叫许明清,也是羊楼洞人,不过不在街上住。我的舅娘在罗家园,与李公和家有点瓜葛亲。”这时躺着的那个女的说,“昨晚是这个妹子把水我喝的。”许明清用很重的羊楼洞山里的口音冲着母亲说:“她是我的太太。那,就多谢老妹了。”

等许明清和父亲拎着两笼重油烧梅过早回来时,他们已经称兄道弟了。许明清直说:“子忠老弟,还是你们生意人实在!”

罗家园,在羊楼洞北山与伴轿山的中间。伴轿山是当年“土匪”(红军)出没的大山沟,乡里绅士老爷都出钱成立了保安团。罗家园的保安团长是当地的户长(族长)、住在羊楼洞的钱应山。许明清十岁多点父母相继死了,他只有跟着舅舅过。15岁那年舅舅过世,他就扛枪当了个团丁。日本人打来,钱应山躲到山里了。许明清等一帮年轻的弟兄们不愿留在沦陷区当亡国奴,他把老婆儿子托付给舅娘,跟着国民党的大部队撤退到四川,后来被收编成国军,驻守在四川万县一带。因为打日本鬼子立过功腿部还负过伤;加上读过几年私塾,在部队又认了不少字,进了几次军训班和政训班,胜利后许明清便当上了个连长。

在和我父母交往中,许明清了解了羊楼洞的一些情况。他对父亲说的“羊楼洞是小汉口呀,四十八家茶场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平了。现在抗战胜利了,该回家好好做点事”很感兴趣。他说,国军不像外面人看的那样,很乱,派系复杂。他们属于地方部队,干长了容易得罪乡邻,没什么前途。胜利后不少人都想“解甲归田”。何况他听说自己的舅娘和儿子已经不在了,也想回去看看。

他很迷信,说要“背时”的。他的这个太太是万县人,母亲早死了、父亲抽鸦片,家里穷。他娶过来后,在四川山里的大后方,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两人又没有小孩。好不容易由“抗战夫人”变成了“胜利太太”,前几天,他搞了辆吉普车带她到木兰山去玩,不想在路上翻车,他头上受了点轻伤,太太却伤得不轻,大腿骨折,还不知道有没有内伤?

父亲劝他回羊楼洞看看。他说在羊楼洞无亲无故,与李公和家攀个表亲应该可以吧。何况还有你这个老弟,回去就回去!我们回羊楼洞不久,许明清他们也来了,说是退伍回乡,在县里报到后分配到羊楼洞小学教书。在我们家,母亲要我叫这位军官出身却文质彬彬的许明清为“明清伯”,叫那位人高马大的太太为“恩惠姨”。

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回延安的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他“吾料其不能成事,终难逃余之一握也”。两年后,内战的战火却被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摧枯拉槁地推进到了长江边。国民党抓壮丁、征退伍兵,许明清又一次被应征,还是官复原职当他的连长。临走,他把李公和家的老八——李文久一同带走了,说是“给哥哥我当勤务兵”。

在汉口,父亲又一次看到一身戎装的许明清。他约父亲在江汉路上江汉四路口的茶楼上见面,他说,“知道吗?黄鹤楼上有人在树上刻了几个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蒋不要,老毛要!’我也准备把恩惠送回羊楼洞。”

果然,许明清和恩惠姨先回来,接着李家老八押着好几个皮箱也回来了。许明清不教书了,就在茶厂上班。解放军解放了羊楼洞,国民党残部勾结当地恶势力像土匪一样,还在解放军南下的间隙中洗劫了羊楼洞几天,许明清并不为之所动,老老实实地上班下班,居家过日子。人民政权成立后,他也是最早主动登记的“军警伪宪特”人员之一。

不算早期山西人贩茶江西人编蔑的盛况,仅就清代英、法、德、日、俄等洋人都在羊楼洞制茶,说明羊楼洞已是中国内地较早开放的城镇。所以,本地人对外地人的包容和吸纳,应该是羊楼洞繁荣兴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民国以来,特别是日伪期间,地方势力渐渐抬头,所谓“贺天子、饶老子、雷公子、邱痞子、邓婊子”的民谣,就反映羊楼洞地方士绅的分野和对立。

与地方士绅相对的是一些非社会主流的小姓户和外来户。我们家在羊楼洞就是外来户,虽说姓雷,但他们说我们是江西南昌府的,同一个“字派”硬是要压下一等。因此,这些家庭的青年多有不服气的,父亲就有十个结拜的兄弟,都是这样的子弟。其中有一位病死后,他的老婆名叫必莲的,在解放初期,不知是怎么回事又嫁了个姓贾的外乡人。老贾在茶厂抬烤茶的斗兼看烤茶。一天,在守烤茶炉时,他打瞌睡,火炉把木楼板烧成两个大窟窿,幸亏抢救及时,才没酿成大的火灾。事后一查,他是个国民党兵痞,为逃避打击,埋名隐姓跑到我们这里。到家里一搜,还起出两支枪。与老贾同时被镇压的还有其他几个人,其他人都有家属收尸,必莲不敢出头,于是我父亲找了两个人抬着个门板把他运走偷偷埋掉的。事后父亲说,这是个老兵油子,估计买通了行刑人。别人头都打开了花,只有他是子弹从后背穿前心,留了个全尸。

老贾被镇压,茶厂开始清查匪特和兵痞,许明清被抓出来了。

这时,钱应山在罗家园查出有血债:他枪杀过一位红军战士。这位烈士的母亲住在伴轿山,被请来指认钱应山。不料她说,当年的刽子手是个“年轻的长个子”,于是一追查,把许明清供出来了,正是这个许明清在16岁时,也就是当团丁的第二年执的枪。

羊楼洞地处湘鄂赣交界的幕阜山脉边缘。早在1926年共产党人就在幕阜山的江西修水、湖南平江、湖北通城一带秘密播撒革命火种。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此转战和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一度还攻陷过长沙。1933年历经一年,在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团的反覆围攻下,根据地损失严重。只剩下少数红军和游击队员依然在当地继续坚持战斗,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所以,羊楼洞地方虽不大,解放初期被镇压的反动份子多因这些历史旧账,被清算。判处死刑的有几十个,其数量在周边乡镇是数一数二的。于是,上报公审,反革命份子钱应山和许明清被五花大绑,在羊楼洞的大操场被处决了。

虽然外调人员查明,恩惠姨出身贫苦,十五岁时被她大烟鬼的父亲卖给“跛子丘八”许明清的,但毕竟是“反(革命家)属”,加上老家无人,她,不仅被限制在羊楼洞居住;还要与许明清“划清界线”马上改嫁。并且,改嫁与否,成了她是不是接受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的标志。她夜晚找到我家,母亲为她出主意说,李明清死了总得过个周年吧?拖它一段时间再说!

恩惠姨举目无亲、孤苦一人,家庭因抄家没收,生活没有着落。想帮工,又没人家敢要;加上羊楼洞地方小,何况解放了,请佣人的也少了。逼她嫁给邱家一个老鳏户,她又不情愿。我牵妹妹去玩,总看见她一身深色粗布衣裳、无助地偎坐在灶火角里。

很快,共产党的政权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驻守羊楼洞的第四野战军119师独立第四团集中到了北山附近,市面上基本上看不见军人了。镇公所门口也没有持枪站岗的。羊楼洞镇划分为三个行政村。各村民兵、商会、工会(或农会)、妇代会包括小学校的少先队都成立了,而且极有权威。父亲时不时跟着民兵查夜,母亲因为有文化,还当上二村(街上)妇代会副主任。年轻一点的,多半通过报名考试参加了工作,甚至离开了羊楼洞。如李公和家老七李文悠在武汉分到了仓储公司,他的弟弟李文久报名上学到了广州的外贸部门。新社会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派。

1950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颁布了!逼人改嫁的事于法不符。母亲趁机提出,“本地的反革命家属没办法,那些外地的反革命家属,最好不要让她们留在我们这里。”南下干部的宋镇长同意了。恩惠姨住在街上,属二村管,她向村妇代会申请,说有个表姐在武汉,请允许她去投亲靠友。母亲又向镇公所报告,为她办理了《通行证》。她走了八里路到了赵李桥,在火车站,被民兵截查时,她拿出《通行证》证明自己,才得以被放行。在汉口,她找到了李文悠。从此,在汉口靠当佣人过生活。

1952年,母亲到汉口精信会计学校学习,在统一街商务印书馆楼上,她们几个同学集体居住,就是请恩惠姨为她们做饭洗衣裳。恩惠姨为人随和勤快,她不识字,谁家的信和包裹却分得清清楚楚;谁三病两痛,她嘘寒问暖,关心备至。她与大家关系都相处得很好,谁也愿意把一些心里话告诉她。同学的小姐妹们都很敬重这位恩惠姐,

她没有生育过,对我们兄妹、特别是对我妹妹格外钟爱。对其他小孩,她也是疼爱有加。我们家住清芬路木兰宫时,同屋金玉姐生了个早产儿——“三斤半”,头大得吓人,满脸皱纹,象个小老头。别人都说这孩子活不了,恩惠姨硬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这个孩子带大了。

其间,她与一位姓熊的煤店工人结了婚,住在民意四路。我在武汉一中上高中,中午在她那里吃饭,下午就在那里做作业。她督着我,默默坐在我的旁边,看我读书写字,听我讲学校的一些事情。记得那时我有一本小人书,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她听我讲这个故事,要我反复念“人鱼是没有不灭的灵魂的,除非她获得一个凡人的爱情;天空的女儿也没有永恒的灵魂,不过她们可以通过善良的行为而创造出一个灵魂”那段话给她听。熊伯伯爱喝酒,但他们两人生活得并不好,后来还是分手了。

六十年代初期,李文久在广州成家,有了个小男孩——小星。夫妻两个照顾不过来,把小孩送来武汉请恩惠姨照料,后来又接她们去广州。

小星被恩惠姨视为已出,分外宠爱。也是因为这个孩子,在生活上,在管教上,李文久和他的“南蛮”妻子、外地郎和本地女子、李家公子和职业白领,这样的家庭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琐事纠葛,集中爆发了。恩惠姨本能地站在老八这一边,终于他们夫妻分开了,恩惠姨成了八姨。

        

                    晚年(85岁)的李文久和为他寿庆的侄女

八叔、八姨和小星生活得相当好。九十年代我和妻子去广州,一见面,拉着我的手,八姨眼泪哗哗直流。她煲瘦肉粥、皮蛋粥款待我们,那味道比市面上茶餐厅的好吃多了。可以看出来,居家虽小,她似乎走出了早年生活上的阴影,至少居无定所、飘泊不安、时时惊恐的心理状况在表面上已经缓解。但据说她还是很少笑,更极少独自一人出门,最远去的地方也就是孙子小军上的中学校了。小军后来上了汕头大学。只是小军刚刚大学毕业,八姨就病倒了,她老人家在咽气前,最挂欠的是小军成家生小孩!

2002年,恩惠姨病逝于广州,终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