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中国经济的复苏之路

刘煜辉：中国经济的复苏之路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取决于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中国投资率自2001 年以来不断上升达到43%，不仅远高于中国自身过去多年的平均水平（38%），也远高于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峰值水平（日本在1970 年、韩国在1991 年的产能扩张顶峰时期，投资率也低于40%）。

与此相反，从1997～2007年，中国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的储蓄率上升至51.2％），贡献几乎全部来自于是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至36.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正常水平（70％左右），甚至发展中国家，像印度，比我们穷很多，但是他们的居民消费率都达到了55％。

高储蓄、低消费通常被归因为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真正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如果没有一张社会安全网络，即便政府如西方国家那样大肆派发消费券，你也很难看到中国人会不再约束自己大多数购买欲望。

但从更根本上讲，是中国人根本没钱花，比二次分配更关键的实际是初次分配，因为这取决于这个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过去十年间，随着经济的政府主导性越来越强，中国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形成的购买力又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由2001 年的174 亿美元上升至08 年的4400 亿美元，占GDP 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投资的经济，而投资的经济最终只能走向出口的经济。所以你看到，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跨了，这个循环就彻底完蛋了。

坦率地讲，如果中国不能从根本上跳出这个循环的话，未来恢复均衡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通过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失业率和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整个国家财富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即使中国经济不平衡源自过度的投资和乏力的消费，刺激计划目标仍然是刺激投资，因为中国现有的体制推动着它只能这样选择。已经高达43％的投资率了，还得硬着头皮往上推。

经济刺激计划当然能奏效，可以预期的是，经济二、三季度肯定会被拉起来，但来自政府的投资需求只可以暂时平衡供需关系。居民是最终消费者，当他们的收入在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需求和供给最终将无法平衡。政府投资能不能转化为居民的储蓄和消费，能否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成为政府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

现在的思路基本上一如既往，概括为一个字那就是“拖”，通过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振经济，然后等待外需的回归。不过这一经典策略在此次危机中可能失效，美国人可能短时间内是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中国人这一次得靠自己来解决问题。

不要再拿中国的政治稳定、金融稳定、财政殷实说事了，政府的财政在过去几个月的反击中消耗殆尽，再来一次输入性的高通胀，根本扛不住，这么多信贷砸向“铁公机”，收入和需求起不来，银行这一回就得自己消化，上一回（98、99年的投资扩张）政府花了国民收入的20％才把几大国有银行的烂账清理干净，这一次得靠他们自己了。企业倒闭潮，失业以及贫富悬殊的扩大将动摇这个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

危机给中国造成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但开启未来希望之门的钥匙却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类似于“打土豪、分田地”的存量调整当然是见效最快的方式（张维迎、谢国忠、陈志武都提出了政府将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40万亿人民币）全民化的主张），对消费而言，必将产生一个强大的短期效应。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推动企业经营利润提高、股票增值，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将进一步得到支撑，带动经济持续繁荣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不知道是否存在现实的可操作性，利益体内部能否产生这样破釜沉舟的动力恐怕是关键。

增量则涉及整个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需要时间和推动的决心，我提了以下六条。

理顺价格，放松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产业都是内生于价格的，价格顺了，扭曲的产业结构才能调整过来。

结构性减税调节资源配置方向，通过大幅提高资源税率（能够获得开采资源许可得，只有大型企业和富人），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粗放式增长；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就是做就业的，做收入的。如此，微观上个体的效率决策， 却创造出一个宏观上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解决了劳动者收入问题，最终就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是什么？那就是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的城市化提速，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未来一定能迎来实质性的提升。

打破垄断，放松行业准入门槛，大力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部门，如金融、能源、传媒、电信服务、交通运输等，形成竞争机制。这样私人投资才能带动，才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经济体的效率才能实质性改善。

大幅减低个税补贴居民，提高其忍受通胀的能力；一个非福利性国家个人税负在全球排第五，这是说不过去的，前面四位全是发达的高福利国家（法国、瑞士、丹麦、挪威）。

财税制度要做根本性改革，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的消费税，改变政府激励，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彻底转型，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烟囱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能丰厚。政府激励变了，GDP导向转向民生服务导向，政府才会真正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才会把配置资源的权力重新交给市场。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革土地制度，实现土地流转，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利益，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市化，对于启动内需消费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中国如果抓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机遇，加快对国内政治经济体系进行锐意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调整，挖掘国内需求；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我们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痛苦，实现软着陆，转危为机，变被动为主动，重新创造出中国经济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