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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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的日记

姜鸣

竺可桢日记片段

  今天是5月24日,六十年前的今天,上海正处在解放的前夜。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当年为躲避被国民党胁迫去台湾,或强派他往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移居上海。故留下上海解放时他本人活动的日记。众所周知,竺氏日记历来内容详尽,尤其是数十年间,坚持记录气象,这些特征,在他这几天的记事中均反映无遗。时隔一个甲子,读来栩栩如生,极具史料价值。

  竺可桢记录说,5月24日是星期二,早晨阴天,华氏69度(即20.6摄氏度)。下午多云(竺氏用词为“昙”)。6点起床后,阅读Hesps著《宇宙之构造》。中午听说,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有枪声,打电话了解,长宁路一带尚安定。从报纸上获知,大光明电影院放映的《王子复仇记》(英国演员劳伦斯·奥利佛主演),今天是最后一天,便决定午睡后前去观看。电影预定2点半开映,因为要戒严,待他2点赶到时,已经提前开演了:

  奥利佛演戏极纯熟,而布景亦佳,但看众不多,座位十之八九均空。因在此军事倥偬时代,鲜有此雅事之兴趣也。

  电影4点多钟散场,竺可桢沿南京路步行,沿街摊贩在出售毛巾、小衫、牙膏、被面、衣料,他花三百万元购Kiwi鞋油和两张上海地图,还想买网球,而新新、先施公司,均已关门。又走到四川路、宁波路口之体育用品商店,亦已关闭,只能返回。时已5点多,所有公共汽车均停驶,三轮车不愿去法租界,这样一直走到成都路,始雇得车,6点半回到岳阳路中央研究院(今中科院上海分院)住地。晚饭后,枪声、炮声甚密,又听说长宁路已成真空,徐家汇下午交通也曾断绝。入夜枪炮密集,几乎每分钟有。10点上床后即入睡。三点曾醒一次。

  竺可桢又记,“晚市长陈良、警备司令陈大庆均弃职出走,留赵祖康作交代。”

  一觉醒来,是25日。早晨仍是阴天,华氏69度。

  今晨两点,解放军自西站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入愚园路、大西路进入前法界各地。岳阳路附近国军于昨子夜已退净矣。余于早晨七点早餐时始知。八点即出外视察。自岳阳路至永嘉路即见青年穿草绿色制服,上写中国解放军字样在左胸上,在永嘉路与衡山路(贝当路)席地而坐者数百人。数日前国军在街头所筑之沙袋堡垒均变成电话站。其行军之迅速可知。街上人士群集,三轮、黄包车行驶如旧,无异于前昨。政府虽已改易,而人民可说毫无骚扰。

  市面是安静的。竺可桢上午去高安路14号访友。午饭后去贝当公园(今衡山公园),“园甚小,远不如法国公园(复兴公园)也。”“知闸北尚有战事,谓撤退军队船只之领港人员均已逃逸,故各船有无人领港出口之虞。”下午4时半,他回到住地。

  又一个白天。26日。早晨阴,华氏70度。日中阴,东南风。下午三点起微雨,晚上华氏72度,子夜大雨。这天,“解放军由吴淞、江湾开入虹口,上海全部解放。”

  昨晚炮声已稀,但闻长宁路研究院子竞办公室于昨尚有流弹。今日在苏州河南北对峙中,不能通行。闸北、北四川路一带均有战事,因国军掩护由吴淞口退却,但电话仍通法界与河南之英界。公共汽车已照常行驶。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

  新的一天来临了。5月27日。晨雨,华氏72度。上午阵雨,76度。下午大雨,有雷电。晚76度。

  竺可桢晨6点半起。昨晚因雨故,帐中蚊子甚多,未能睡好。9点得电话,知浙大甚安定。沪宁路已通南翔。昨晚8点,北站亦入解放军手,故日内即可通车。“午后睡廿分钟,即乘22路公共汽车赴大世界,下车走至先施公司。知四大公司均尚未开门。而沿途如霞飞路、南京路、福煦路,均人山人海,如上元、元旦假日状态。时有鼓吹之汽车疾驰而过,喊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在大新公司有毛泽东、陈毅司令像高悬空际。南京路店铺均尚关闭,公共汽车亦不开。法租界则电车、公共汽车均照常行驶中。霞飞路店门均开,时有学生带锣鼓游行,且见女学生插鲜花于解放军之衣襟上。霞飞路行人观者如堵。”

  下午四点,竺可桢回到住地,交大教授吴有训来访。竺可桢对他说:

  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这是一位五十九岁的老科学家对于旧时代的否定,和对于新社会的憧憬。在迎接新中国的日子里,竺可桢的心情是澹定的,他在日记中流露的思想也是真实的。他提出的廉正、苦干、科学的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季奎林摘自新民晚报B2(2009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