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华夏走向衰弱的第一大罪人

绚丽丽的宋朝以其妩媚的魅力超越了汉唐，又是新兴皇朝建立之初，应该是最强劲勃起的朝代，却从赵匡胤起就受制于北方之敌。宋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战争机器，{160万军队}却徒作摆设，除了经常性地大溃败外，还要为辽、西夏和极其残暴的金、元进贡惊人的巨额岁贡以购买和平。结果，宋开创了华夏首次被异族整体灭亡的先例，更以改变民族血性的国策成为中国文化的分水岭。这个世界史上的大诡秘长期萦绕在人们心头，这里作七大试解：
1、抱残守缺：将就一天算两晌的战略心理和立国精神；2、重叠架构：一盘散沙似的国家政权体系；3、崇文贬武：互相牵制的文武分途国策；4、猜防将帅：防臣甚于防寇甚至比防寇还要恐惧的武备政策；5、凤凰开屏般浪漫的文风：如杨梅大疮般销魂烁骨、萎靡熏人的文化政策{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由来}；6、杀灭民族生气的妇女政策：摧残华夏整体体质的小脚国策；7、畏敌如虎：铸入骨髓的恐惧心理和屈膝投降的外交战略。这七大国策环环相扣，循环往复。犹如瘟疫毒素的感染，荼毒华夏未有穷期。
赵匡胤奠定的这七大国策不仅使赵宋王朝两次归于覆灭，更开启了华夏千年屈辱史的地狱之门。长期以来“杯酒释兵权”被当作赵匡胤绝顶聪明的佳话流传于世，受到史家文人的颂扬。但正是他这种小聪明和一系列阴损的国策改变了华夏原创文明的走向，扭曲了民族性格，使华夏儿女原来的忠勇果敢，光明磊落的品质，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民风，敢于把敌人打入地狱的英雄气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民族血性渐次消退。
知道原来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吗？专诸、聂政的故事，说明了早年中国人舍生取义的侠肝义胆。赵氏孤儿、管鲍之交，反映了中国人的耿耿忠烈。“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珂刺秦王，易水河畔樊于期自刎头颅为其饯行的壮举、田横五百壮士的集体自杀报主，都表达了中国人不畏强暴，杀身成仁的民族血性。张良，一介文弱书生为报韩国覆灭之仇，竟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说明儒生并非像宋以后那般手无缚鸡之力的懦弱。张骞两闯西域，班超投笔从戎，深入西域,开疆扩土直达中亚，英雄的开拓大大超越了今天新疆的版图。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封狼居胥，以“汉兵奋迅如霹雳”的打击力度，实践了汉武帝“敢犯天汉者，虽远必铢”的战略威慑；追杀匈努逃往欧洲改写了世界历史。大汉使节苏武，曾被战败的匈奴扣押在茫茫雪原的地窖内，威武不屈的苏武，十九年不改汉节；在冰天雪地中以羊毛草根甚至于靠掘田鼠就着冰雪充饥，每天仍持旌节遥望南方为祖国祈祷-------
这就是中国原创文明中血性男儿的代表，类似的英雄豪杰不可胜数。即使女子也不甘落伍，从我国第一位能征善战的女元帅妇好,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花木兰替父从军；隋唐有樊梨花，北宋初仍有佘太君和穆桂英上阵杀敌，巾帼不让须眉的故事比比皆是----
而这一切在赵宋王朝期间和以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赵匡胤本人的不忠不义，欺辱孤寡，加上心理阴暗的赵构的补充完善，宋以后的中国人怯于公义而勇于私斗，见义不为甚至恩将仇报成为时尚；赵匡胤的立国精神和既定国策愈加臻霉。忠良志士，民族脊梁从岳飞到于谦、袁宗焕，直至晚清的林则徐、左宗棠皆惨遭赵氏制度的荼毒，把积累了上千年辉煌文明的泱泱中华推进了历史黑洞----------
抚今追昔，痛定思痛。解读民族千年悲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必须朔根寻源擒贼擒王！
宋朝承接汉唐以来的人文与物资的辉煌成果，其繁荣与发达的表象令后人艳羡不已。宽松浪漫的文风和先于世界五六百年发达起来的商品经济，确实让人眼花缭乱。但这繁荣与让人艳羡的发达，绝没有为百姓带来丝毫福利。皇家库藏银两世界第一，却是为辽、西夏、金、蒙元准备的岁贡！再加上赵宋王朝的极端腐朽，官吏的腐败透顶，宋朝人民始终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起义的烽火伴随宋王朝始终，水浒传仅是冰山一角}。赵匡隐播下了屡次亡种灭国民族危机的祸种。赵匡胤制定的一系列国策，不仅使华夏文明改变航道走入歧途，严重扭曲了民族性格，更导致满清对华夏原生文明的阉割和歪曲。最终促使民族性格劣变，华夏屡次被荒蛮腥膻的部落所杀灭：靖康掳掠，金灭北宋。崖山之战的血海淹灭了南宋——传统中国首次被整体征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腥残暴无以复加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连续二百多年血腥文字狱的诛连屠杀，精神震慑，经济压榨，文化污导，华夏文明再次被满清所灭。《爱珲条约》，甲午海战，神州数百万平方公里成为弃儿；畸形膨胀邪性大发的西太后的昏庸招来八国联军再次杀入北京！“不战而胜”、投机取巧的钻营，“满洲国”的怪胎、“华北五省自治”的丑剧，从9、18到南京大屠杀，中国险遭倭寇的灭绝！教训之深刻是整个民族被长期浸泡在惨绝人寰战火屠戳的血海里,忍辱苟且于极其残忍的剥削压榨与血腥统治中。泱泱中华迅速从世界第一把交椅跌落至被列强集体轮奸、任人欺辱的悲惨境地。
传统中国的耻辱起于赵匡胤的立国精神和既定国策，发轫于宋末、明末的灭国战争；绽放于清末的割地赔款，几欲亡国灭种！现代中国的解放则是从战胜日本开始。而追朔历史，解读华夏民族的千年悲剧则必须从宋朝入手，通过剖析赵匡胤的一系列国策，才能明晰赵宋把屈辱的和约当天条，把凶狠的敌人当亲爹的庙堂决策，是如何象瘟疫般扩散传染给后世并带来的巨大祸患。另外,民族性格劣变的起因也始于赵匡胤一系列扭曲中国人的国策。所以才有蒙元灭宋的疯狂大屠杀；才有满清灭明的留头不留发;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才有康雍乾灭绝人性的文字狱；才有甲午海战的惨败和让中国人最屈辱的南京大屠杀。
日本是把明、清、民国统治者们的小心眼儿都揣摸透了才杀上来的，所以它能放开手脚,施展出武士道功夫,在绥靖政策，反动政府的默契配合下,三光政策,宰割中华,把宋末、明末、清末的吃人故事又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一番。尽管中国最终在名义上战胜了日本，却把外蒙、朝鲜、越南和东西伯利亚区域从中国项背上,脸面上，柔软的下腹部，一块块血淋淋地割去。这一系列灾祸早在赵匡胤时代就已埋下了祸根，铺设好了温床，准备好了土壤，最终酿成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民族大悲剧。研究赵宋王朝，剖析赵匡胤的一系列既定国策是解读华夏民族千年悲剧的经典资料。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能被称为历史罪人的祸国殃民的昏君佞臣不少，但他们都是在某一方面对国家民族造成伤害。而能从民族文化，民族性格，审美价值观，民族精神追求，民族价值取向到国家战略思想体系，国家政权体制，武备体系，外交政策，几乎各个层面都严重影响、扭曲民族心理，改变民族原创文明的走向，并像瘟疫般传染扩散直至把中国推向屡次亡国几近灭种深渊的，却非赵匡胤莫属。
一、 赵匡胤的立国精神
苟且偷安，抱残守缺，将就一天算两晌的战略心理是赵匡胤开创的大宋王朝的立国精神。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开国帝王：或为平民凭大智大勇，自拔于农民起义的烽火之中{如刘邦、朱元璋等}；或是贵族甲胄趁势而起，夺得玉玺{如商汤、周武，杨坚、李渊等};或是官僚，借势造势风云际会{曹操、孙权等}；或为部落领袖，经过吞并战争而君临天下{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他们都是经过长期艰难绝卓、残酷的战场撕杀打出来的天下。唯有赵匡胤是个职业军人，利用统帅重兵的军权，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了江山。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轻松的江山易手。新兴朝代的开国者，都具有强烈的战争意志和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强悍打击力量。然而宋朝却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极其疲软的状态，华夏汉唐时期激越高亢的民族精神，撼动山河，生龙活虎般地朝气在宋朝却变成了逢战即败，处处挨打的窝囊废，最终成为女真、元蒙屡屡灭亡的对象。先进繁荣的经济，发达浪漫的文化，走在世界顶端的科技，世界级的航海贸易大国却让愚昧腥骚，野蛮落后的部落所灭亡。让人在读这段千年屈辱史时忍不住拍案而起。
宋立国精神分析：由于唐后期和五代时期的军人篡政的频繁，加上赵匡胤太的皇袍加身，使他对人性的卑劣有了深刻的体验。他原是后周皇帝认为最忠实的禁军将领，在先主尸骨未寒时轻易的夺取了江山，这在他心里投下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时刻提防着赵氏皇权是否也面临同样的结局。于是不为别人积累叛变的资本，让所有官员都互相牵制，不让将领们拥有统兵打仗的权力；提倡官员贪污腐化，经营安乐窝和温柔乡；醉生梦死，全军经商；文武分途,，彻底贬低武臣，整个社会崇尚文士；守内虚外，强杆弱枝，将军人职业商业化，导致全军经商成为一套严密完整的制度，自毁长城,扭曲人性贯穿了宋王朝的始终。至于强奸孔孟，阉割儒家学说.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第三次灭顶大灾难则是赵匡胤子孙对他立国精神的补充与完善{中国文化史的第一次灾难始于李斯焚书坑儒；第二次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三次是宋朝扭曲人性的程朱理学}。最终达到强化赵氏皇权，导引中华原创文明偏离主航道，让民族永远臣服于赵宋低劣的统治。
春秋战国时有句古话叫：“宋人刚强，卫人剽悍，吴越之民好用剑”，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脾气。当时的中国人，身为一国之君尤为祖先报九世之仇；主君殉难，有拔剑剖腹以身为棺的；中国人突出的特点就是，光明磊落，忠义刚烈。重荣誉，轻生死，骨头硬，脾气大。两汉时期老将李广，不愿面对刀笔吏的诘问，拔刀自刎，汉武帝的六个宰相都死于非命，之所以死亡率如此之高，皆因当时的风气是大臣不能下监狱，大臣应该在审讯之前以死来证明自己。壮志饥餐胡虏肉的出处就是当年王莽时代，由于后勤供应不上，准备把一个边防哨所撤掉，当时的哨所守将响亮的说：即使是靠吃胡人的血肉为生，也决不撤退。这种血性豪情，不令今天的中国人惭愧？
历史上有血性时代的特点：文人极赋武将的思维，文人常常做出惊世骇俗的事业来；没血性时代的特点：武将思维连女人都不如。到五代时，许多曾风云一时的军阀，也失去了面对强敌的勇气。他们的勇气都表现在对平民的残暴上。如赵匡胤面对先主的孤儿寡母，竟能做出那种丧尽天良的勾当；而石敬瑭好歹也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多年的大将，居然认贼作父{辽帝比他小十几岁}当儿皇帝，真是廉耻丧尽。从宋朝始，汉民族的尚武精神逐渐消亡。原来儒士不仅学文，更热衷于习练武艺。不仅下马草军书，更能上马击狂胡。不仅有走蛇飞龙之生花妙笔，更以佩带刀剑为男子的阳刚饰物。且常怀投笔从戎,边关立功,万里封侯的人生理想。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猜防武臣，贬低武臣的国策,阉割了孔孟之道，强奸了堂堂正正的儒家学说。弄出个程朱理学，把华夏民族的英勇豪气给扭曲了，人民在这种国策的诱导下，一个个咬文嚼字,摇头晃脑,以形格势禁为能事；存天理灭人欲,在把玩女人的三寸金莲上使出了浑身解数。历经宋元明清的熏染，使中国人逐渐向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奴性转化。宋的立国精神决定了宋朝官僚体系的走向——中国人的不幸由此开始。
二、宋朝国家政权体系分析：
由于赵匡胤特殊的身份，太轻易的成功,使他对带兵的大将和掌权的重臣产生了防不胜防的幻觉。为了放止部下的故伎重演，他采取了不为他人积累叛变资本的的措施：绝对不让大臣拥有权利，即使是万不得已时，也不让大臣长期的拥有权利。如果大臣们所掌握的权利都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就不会有重大举措的能力。为扼杀官僚阶层篡权干政的能力，赵匡胤煞费苦心地谋划出一套重叠架构一盘散沙似的国家政权体制，从而造就延续出一代代互相扯皮，都不负责，昏庸到极点的官僚买办，贪官污吏。而且这种昏庸腐败不止上层官僚所独有，几乎弥漫于整个社会阶层形成一种人文风尚。{中国人的不负责精神即从宋开始。参见另一课题解读中国人不负责任的思想根源—剖析宋官僚体系对后世的荼毒}
例如：中央机构中最重要的“中书省”{负责行政}、“枢密院”{负责军事}、“三司使司”{负责财政}合称中枢三机构。按说三机构应隶属于宰相，但实际却分别听命于皇帝。宰相只是个名义上的中枢首长，没有皇帝的特殊命令宰相不得过问枢密院{军事国防}和三司使司{财政}的事情。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政治首脑和军事首脑或者财政首脑互相勾结的可能。
不仅如此，政府各部门的首长与他主持的机构根本不发生关联。如中枢令，名义上是中枢省的首长，但实际上中枢令只是一个高级官衔，{如同现在的一种级别待遇}他只能在自己家中享受这个荣誉，不能去中枢省行使他的首长职权。而去中枢省行使首长职权的人，即中枢省的真正首长，则由尚书省副首长{右仆射} {尚书省首长尚书令照样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长权利}兼任中枢省副首长{侍郎}，然后再代理中枢省首长{尚书右仆射兼中枢侍郎判省事}。这简直让人头都大了。
为了能看的明白，我们用现代的政府机构来作比喻：正像国防部长并不能过问国防部的事情，却要由计生委的副主任{它本来是要竭力提倡优生优育的}来兼任国防部副部长，这个兼任的副部长，再代理国防部长就是真正的国防部长。
中央这样累赘烦琐，地方也轻松不了。各地没有正式洲长{刺使、洲牧}，洲长都是临时的，称之为”知洲事”或”判某洲”,他们的本职都在中央,洲长只不过是暂时兼任或暂时代理的,即使它不是中央官员有时也要故意加上中央官员的官衔,以表示地方职务只是兼暂代,随时都会被调走的。 同时,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诸州度支经费”外，全部运输至宋统治中心汴梁。前此藩镇以“留州”、“留使”等名目而截留的财物，一律收归中央。
即便如此，赵匡胤仍恐州郡长官专权，一面采取三年一易的办法，使州郡长官频频调动﹔一面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政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一切因循守旧，以袭守成规相标榜。对朝政有所建明，即被指为喜功生事﹔不顾时忌，指事陈说，则被指为“沽激”。官员们以“因循懦默者为得计”，遇事唯恐承担责任或招人非议，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著整个宋朝政府{此风延续至今，各地首长都有七八名之多}。与此同时，大臣们竞相“广市田宅，争求重利”，文武百官无不仿效。宋仁宗时，“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顷而不知止”。
于是，宋朝官员如同一群酒席宴上的食客和七拼八凑走江湖的马戏团，只求今天的表演能够糊口，便手舞足蹈,得意忘形。这样的政权体系下,不容人去想百年大计和长远的谋略。{如果有人胆敢去想,便被作为另类，遭受同僚的排挤和皇家的猜忌与嫉恨}而赵匡胤梦寐以求的就是要大臣们守着这轻易得来的江山,苟且偷安,过一天少两晌。整个民族服服贴贴地接受赵家的低劣统治。这种腐朽透顶的国家政权体系像发酵的酒库，决定了宋朝社会的走向，导致宋朝对内执政能力低下，对外昏庸颟顸，战争能力绝对疲软。作为补偿更为了更多的给周边腥膻部落塞银子买和平，赵氏皇朝在经济方面采取了网开一面的策略，用宽松的社会环境刺激经济的发展来保证庞大军费和屈辱和约的支出。千万不要以为宋朝的经济繁荣是赵氏皇帝为民谋利，那是在签署了大量惊人的赔偿条款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
三、杯酒释兵权、宋代军事政策分析：
赵匡胤猜防武人，贬抑武人的心理，提倡腐败堕落的措施，造成宋军再无能征善战的将领、全军疲软的局面。宋朝有125万精锐禁军并有强大的军火工业和高效运转的后勤保障体系，其兵员训练，部队装备，军事思想，将领的培养选拔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流的，然而，赵匡胤猜防武将甚于防寇、甚至比方寇还要恐惧的心理；以文官或太监制肘武将、以及后来的全军经商的建军思想；并由这种思想延伸的摒弃骑兵建设的文官思维导致宋帝国的军队成了世界战争史上最大的摆设。在宋对辽、西夏、金和蒙元的战争中几乎是一触即溃，鲜有不败。{宋朝从立国的第一天起就奠定了外表繁荣骨子里虚弱的丑陋的银样腊枪头的国体}
宋代，皇帝直接掌握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其下兵权三分：枢密院为最高军政机关，负责战略决策、处理日常事务，招募、调遣军队，长官称枢密使。三衙分掌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力，其全名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各设都指挥使为长官，地位低于枢密院。枢密院与三衙分握发兵权和管兵权，互相牵制。帅臣尽管平时有所统辖部队，但战时由皇帝临时派遣，率兵出征，事定之后，兵归三衙。宋人自己说："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宋史·职官二》)这种制度对削弱唐藩镇割据以来的兵祸，保障社会安定确有贡献，但同时也造成了互相掣肘、效率低下的弊端。
收精兵: 赵匡胤继承周世宗的作法，派使臣到各地，选拔藩镇辖属的军队，“凡其材力伎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兵，聚之京师，以备宿卫”。藩镇的兵权逐步被剥夺净尽。与此同时，在次第削平南方诸国后，下令拆毁江南、荆湖、川峡诸地的城郭，于是可能被藩镇用来抗拒中央的城防也被撤除。在上述变革之下，全国各地“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都收了”，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就宋代行政体制看，“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未有甚至畸形的程度。藩镇割据势力完全铲除，在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中造成“无腹心之患”的却是病态畸形的政治统一局面。
宋朝的军队有三种：禁兵、厢兵和乡兵，边境地区又有蕃兵。禁兵是国家的正规军守备京师，担任征战和屯戍边郡、地方的任务。厢兵是地方军队，实际上是一支专任劳役兼营经商的队伍，它分属各州和某些中央机构，担负筑城、修路、运输等任务，多不训练。乡兵即民兵，是非正规的地方武装，但有些区域内的乡兵反而因保境卫土而有奇强的战斗力。{如河朔、山东地区抗击辽金元战果硕巨,达百年之久。成为中外战史之奇观}
宋朝的禁兵、厢兵都实行募兵制，"亢健者"选入禁兵，"短弱者"选入厢兵。应募后，家属可以随营，本人须黥面涅臂为标志，中途不得退役，实则终身服役。兵员空缺则从子弟中补选，如逃亡或犯罪，惩罚极重。每遇凶年饥岁，就大量招募破产农民，从而形成宋朝冗兵冗费的局面，而且往往收编盗贼为兵，在兵源缺乏时甚至罪犯也成为来源之一，军队的素质大为降低。
宋真宗对辽和议后，宋全军经商，承揽工程。兵士平时缺少训练，不识战阵，习于骄惰。禁军领取粮饷，要雇人挑运，陕西沿边的骑兵，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会打仗。河北沿边的禁军，“卒骄将惰，粮匮器朽”，将领不是“绮纨少年”，便是“罢职老校”，训练更是有名无实。边郡兵士平时坐食军贮，万一有警，则“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加上将帅频繁更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致作战时将领和士兵上下不相附，指挥失灵。宋真宗、仁宗还经常沿用宋太宗制定的“将从中驭”的办法，自定阵图，交由将帅临阵按图指挥战斗，因而屡战屡败。
为了“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宋朝禁军集中在首都汴京。遇有战争即由皇帝临时委派一文职人员担任统帅{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但极少由将领担任统帅},率领出征。而实际指挥作战的将领也临时委派，虽是职业军人却对统领的部队一无所知。战争结束，统帅把军权交出，将领则调往别处，士兵返回营区。造成统帅和将领不熟悉，将领和士兵也不熟悉。这样就不会发生陈桥兵变式的黄袍加身。宋军完全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不仅不能担当攻击任务，连守土有责，承受攻击的能力都丧失贻尽。
渊之盟那年，天雄战区{河北大名}长官王钦若{参知政事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战区司令官兼总指挥兼河北省长}，在澶渊城上巡视时，看到辽军铁骑从城下经过，竟被吓的屎尿不禁，拉了一裤子，如捣蒜般地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在这种猪狗不如的统帅率领下，部队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这种畏敌如虎、懦夫窝囊废的情景犹如瘟疫传播后世，明英宗时的“土木堡之变”、清军入关、以及后来的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进北京犹如“靖康耻”的重演；直到抗日战争时东北、华北几十万国军在几千日军的哄赶下的表演，就像得了宋朝武备国策的嫡传，见了鬼子便拼命撒鸭子赛跑，只恨爹娘少给了两条腿。这方面张学良蒋介石倒是特别优秀。
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是宋,把指南针用于军队布阵作战的也是宋。北宋初年，政府对制造火药武器非常重视。宋军在灭南唐，夺金陵的战争中就使用了火炮、火药箭。公元1000年（咸平三年），唐福呈献火箭、火球等新式火药武器，受到宋政府嘉奖。从此，火药成为宋军必备装备。后来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公元1044年曾公亮等编著军事著作《武经总要》里记录了三种火药配方及多种火药武器，并配有插图。公元1161年宋朝军队里出现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公元1259年就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宋朝还发明了救生圈并用于军事。《宋稗类抄》所载：宋将韩忠武派王权到金山，同时命令他不准用船渡江，王权就发给每个士兵一个“浮环”渡过江去，完成任务。“浮环”就是现代救生圈的前身。
然而这些先进器械却不能阻止夏辽金元愚昧部落对宋军的攻击, 这些先进发明常常被夏辽金元利用来攻击宋军,对宋军造成极大杀伤,以致每战皆败,最后不战即溃,狼狈不堪。{如高梁河之战,好水川之战,汴京之战等等丧权辱国到极点的战役}中华古代战史上从没有如宋朝这样龌龊的战例。中国人的阳刚之气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在宋朝被赵匡胤的国策给阉割了。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在冷兵器时代，谁越野蛮就越强大，越落后就越凶恶。谁落后贫穷就有动力掠夺比它富裕的人。辽国比宋野蛮，所以宋给辽钱绢。金比辽野蛮，所以金灭了辽。蒙古人比金人野蛮，所以蒙古灭了金。蒙古人比宋人野蛮得多，所以宋当然打不过蒙古。世界史上文明古国都是被比它落后、野蛮的民族所消灭。齐被秦消灭，不是因为没有秦国富裕，而是没有秦国野蛮。楚被秦消灭，不是因为没有秦国有文化，而是没有秦国武力强盛。
其实这是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最高层正确的战略决策，即庙堂之上的宏观运筹，和战争准备，战争意识，战争精神和后勤保障的高效运转。拿破仑同志说：“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永远是三比一。”世界著名战略专家英国的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说：“精神因素在所有军事活动中都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它往往能够决定战争和战斗的结局。在战争史上，精神因素是一个具有恒定性的因素，只是其程度有时稍有变化。而物质因素，则是经常变化着的，几乎在每次战争，每一军事情况中都各不相同。”西夏、辽、金和蒙元通过连续三百多年的吞并战争，实践了拿破仑同志和利德尔.哈特同志所阐述的军事真理——强烈的战争意识战争精神可以吞噬用强大的物质装备起来的敌人{宋}。
宋朝的立国精神、国家政权体系和它的武备政策已决定了它如太监般中看不中用的强大军事阵容。尽管它有世界一流的军火工业支撑部队的装备;它的将领更是经过很严厉的选拔,长期苦读《武韬七略》。但皇帝满脑子屈膝妥协的打算,再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是白搭。最终宋朝扮演了中国历史上窝囊卑劣到极点的角色，而且，这种卑劣的劣根犹如瘟疫有极强的传染性，把后世的皇帝们感染得一窝不如一窝。
一个人越富裕越怕死，越幸福越热爱生命。一个人越穷困，越不怕死。一个饿着肚子的人会比吃饱了的人狠。一个为有饭吃、有衣穿而发愁的人会比衣食无忧的人做战勇猛。一个强盗会比一个书生厉害。赵匡胤的既定国策使宋人太文明了，过惯了安逸而斗嘴的无聊生活。遇有国家危机全作筛糠状。全军经商又使宋兵很弱。宋诗云：“父母生我时，教我学耕桑；不识官府严，安能事戎行！执枪不解刺，执弓不能射；团结我何为，徒劳定无益。”在赵匡胤抑制武人崇扬文彩的国策鼓励下，宋人天生是为生产、创造、和平而生的。蒙古人生来则是骑马、掠夺、烧杀和战斗的。再加上后来的程朱理学的熏染，宋人，人性萎靡且大多柔善，蒙古人性大多凶恶贪婪的。宋军怎么可能战得过原始凶猛，精神亢奋在血雨腥风中杀奔出来的蒙古铁蹄？
四、文武分途,崇文贬武的国策
赵匡胤为提防武臣像他那样皇袍加身，创立了文武分途、以文制武的国策，导致武将地位低下，文人无限拔高的畸形社会。文官领军，文人固然少有倚兵自重之心，但是在周边群狼环伺的情况下，仍然不敢重用武将，则是自寻死路。宋代武人的境遇比较凄惨，上头猜忌不说，民间也渐生鄙视之心，“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语就是宋时流行起来的。宋的懦弱，不仅反映在政治上，更反映在文化上。高宗时文人主流如朱子，不但闭口不谈恢复河山。而且还搞出了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在南方大力推行裹脚运动，以极力维护所谓的“三纲五常”。从此，中国儒家思想被盖上了腐朽、愚昧的印记。
可能是成熟文明的通病吧,社会精英都聚集到文人那边去了，从事文学，历史，科技或者官员的工作的人的待遇和前途要远胜于职业军人。赵匡胤不顾周边战火连绵，群寇环侍，虎视眈眈的险恶环境，却立志要把宋王朝建成世界一流的文明国家。既然他已蔑视武臣，极其恐惧地提防武臣，文人地位的拔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宋时平民跃升到士大夫阶层，形势与唐朝相同。一是学校，二是考试，三是推荐。宋待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甚于唐朝。高级文人一旦通过进士考试，{每年的进士达四五百人之多，是唐朝的十倍以上}结队朝见皇上，通过街市时，首都汴梁如同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有人感慨“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而推荐则类似从前的九品中正制，文人群体的互相赞扬，也可使人获得官职。在爬到高层后，这种互相赞扬和向皇帝表达这种赞扬，就尤为重要。于是造成宋{明}朝士大夫特别的容易结党。{现代叫拉帮结派}
“宋王朝的立国精神和儒家学派的保守思想，水乳交融合而为一。宋王朝遂成为士大夫的理想家园，对政府所赐给他们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职务，都能非常愉快的胜任。”{柏扬《中国人史钢》下册第135页}宋朝还赋予文官们随时向皇帝提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抨击，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好制度。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对任何进步的改革和他们不懂的事物，发出振聋发聩的抨击。目的并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施，只是希望他们的文章能在皇帝的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情，都会引起他们激烈的争论。甚至这种无聊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宋朝灭亡的前夜{明朝也如此}。赵宋皇帝很乐意看着这些地位崇高却又十分无耻的互相攻讦表演，{宋以后的皇帝都乐意看这些低劣的表演}并以此为乐。因为这样一来，就没人惦记赵氏的皇权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宋、明党争的篇幅，看他们激烈辩论的议题都是一些多么无聊可鄙的话题，就知道这些知识分子的懑顸有“多么可爱”了。
这些文人嘴巴上也常说爱国，不过这种爱国通常是要讨价还价的，要求社会把他们当二奶一样供养，吃香喝辣还得任由他们耍脾气。用今天的话讲，这叫“民主”、“人权”。此风蔓延到20世纪，毛泽东让文人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度过困难的几年，就免不了挨骂。南宋高宗时期有个李壁，曾注释过王安石的诗文，有点儿学问，也是主战派。高宗有次想让李壁出使金国，这鸟人竟被吓得在朝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尿了一裤子{屁滚尿流的成语就是由此而出}。哭着说：“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可见这些东西的无用与品质的龌龊。言行不一，知行分离是中国宋以后文人的特色{参见本书另一章节——知易行难知行分离的中国文人}。
这种恶劣的风气形成上行下效的时尚，在社会上迅速的传播。摇头晃脑即能博得皇上的欢心，谁还愿去边关杀敌立功？那多危险啊！有了这等好事人民便不再把保家卫国、从军杀敌，边关立功、万里封侯作为人生价值的体现，民族整体在摇头晃脑中子曰诗云，在风花雪月中浅斟低唱；于卿卿我我，哼哼唧唧中滥发无病呻吟。吟诗作画，卖弄风骚成了士人们进身及第的资本。{此风一直延续到现代}就连只会踢球的地痞无赖高俅竟也能官至太尉，{引起国脚们努力向高裘先生看齐}可见宋朝社会的“宽容与平等”。赵匡胤用文官担任统帅，引导整个社会贬低军人，蔑视武将，成为军队丧失战斗力最致命的祸根，以至帅不知将，将也不知帅；将不知兵，而兵也不知将。中国人那种敢于将敌人打入地狱的英雄气概和如狮博兔的征战能力像微弱的火种等待岳飞的点燃。
赵匡胤军事上主要目的就是要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的首长必须由文职人员担任，而且战术单位的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这不仅仅是个人选的问题，从皇帝的用人制度上，人们看出了武人再没有了汉唐以来的让人们仰慕的地位。从高层到基层，武人都很难担任一把手了。汉唐以来的尚武风气，军队勇猛的战斗作风，从此衰落，再难恢复。尤其是汉民族无论男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刚烈雄风奄奄一息。
由于赵匡胤不光彩的“篡位”经历，{赵匡胤在心里留下了极大阴影而终生挥之不去}对于将军们拥有军队的实际控制力这一点非常忌惮，如果说‘杯酒释兵权’是赵匡胤为避免再次发生“黄袍加身”而作出消除隐患的“措施保险”，那么后来，宋朝政治体制的高度僵化则是宋太祖为了后世子孙不再面对下一个赵匡胤而设计的“制度保险”，用来彻底结束五代十国军人频频政变控制政治的局面。宋初将财政、军事、行政权力都从地方首长手中分解开，主要实质意义就是文武分途。而这个开创性的文武分途就决定了宋朝、岳飞和未来千年中华民族的命运。
至此，大宋王朝的特点已展现的淋漓尽致：把中华阳刚之美的英武之气尽皆去除，艰苦的军队训练和优势的装备不是用来打仗的；严格选拔的将领不是用来统兵的；文武双全的将领要受太监的调遣；全体文武官员在皇帝的表率下都做无所事事的食客，而且一定要互相牵扯，谁也干不成正事。平时咬文嚼字，卖弄文采，以附庸风雅为能事；整天价清谈漫议，风花雪月，浅斟低唱，在品赏女人的小脚上，在男欢女爱之类的卿卿我我上滥发豪情。而一遇国家危机却面面相觑，无一良策，继而土崩瓦解作鸟兽散，做不成逃兵俘虏便做汉奸。面对灭绝人性的侵略烧杀奸淫时，从皇帝到基层官员都不如一个普通农民敢于抵抗。政府官员历来是人民的榜样，大宋王朝的子民在如此恶劣的榜样带领下不入地狱，又去何方？
“多才多艺”的大宋皇帝们，往往在不该开仗时鲁莽开仗，不该和谈时屈膝和谈，把屈辱的条约当天条，把凶狠的敌人当亲爹。于是就有了：满朝紫朱贵，皆是读书人的启蒙格言。人民不再把行武从军，边关立功作为人生价值的体现。这种残害民族的风气尤如瘟疫般荼毒中华一千多年。即使有岳飞，文天祥，袁宗焕，史可法等擎天巨柱,最终也难撑危局，遭致一而再，再而三的亡国几近灭种的厄运。宋朝实在是开创了华夏千年屈辱史的先河。日本就是窥透了中华皇帝们这些个小把戏才恶狠狠地扑了上来。宋末,明末、清末不能不说是为南京大屠杀搞得预演.
五、凤凰开屏般的浪漫文风
杨梅大疮般促使民族性格劣变的文风分析：鲁迅先生曾形象地形容某些事物：“凤凰开屏好看得很，可转过身来就只剩屁眼儿了。”在赵匡胤崇尚文人的国策指引下，宋朝浪漫萎靡的文风，犹如杨梅大疮般的泛滥，形成宋朝表面发达文盛实衰的国风。宋词的浪漫华丽举世瞩目，风靡全球。可这浪漫的国风却使武将们提不动刀、上不得马，一个个筋酥骨软，闻听敌情便风声鹤类，草木皆兵，继而望敌而逃。而文人们也一个个在卿卿我我，男欢女爱，投怀送抱，自我陶醉中做精粹的描写。这种文风，除了促进高度发达的妓院经济，引发人们做无病呻吟外，对民族的进步发展毫无用处。
低劣的人文精神与发达的科技折合成一个畸形社会：赵氏对商业和手工制造业的放松，造船业的异常发达，国家担保体制下纸币的发行，与风花雪月浅斟低唱的文人群体汇聚成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景。繁荣的表象后面是民族斗志的丧失。浪漫的文艺与松弛的武备，奖励无能，喜爱腐败贪污之将领；导致宋军每战皆败，再无斗志。
清朝学者辜鸿铭认为，如果唐朝人是正统的中国人的话，那今天日本人更是中国人，因为日本人更像唐朝人。从文化的角度讲，日本人更多继承的是中国唐朝及其以前的文化。也就是说今天的日本人比今天的中国人更多、更好的继承了中国唐朝及其以前的文化。严复说：“究人心政术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为揪心。中国所以成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且不论，宋人所造什八九。”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中国学者余秋雨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宋朝是一种萎靡腐败主导文化艺术的殿堂，说白了就是男性泡妞的天堂。宋代以降，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贞节看得越来越重，不仅没有君主娶再醮者，“乱伦”之事也不敢公开进行，但皇帝中却有狎妓的“瘾君子”。例如，宋徽宗听说京师名妓色艺双绝，第一次便化名赵乙，带了重礼，去烟花聚集地镇安坊。老鸨李姥见来客阔绰，立即安排李师师来见。但李师师却摆谱，等了许久才出来，而且出来后，她也淡妆不施脂粉，对客人不屑一顾。过了好一会儿才拿出古琴，弹起一曲《平沙落雁》。徵宗为之倾倒，但李师师始终冷面相向。第二次造访，皇帝亮出了身份，这一回李师师一笑百媚，弹了《梅花三弄》。徽宗自此不时派人送去厚赐，为了幽会方便，他还命人从皇宫挖了一地道通达镇安坊。皇帝的荒淫无度，由此可见一斑。大宋帝国的日薄西山，国将不国，也在情理之中了。
文风销魂烁骨，民风萎靡。可是，再多的富丽堂皇的宋词也难以掩盖整个社会的骄奢淫逸，靡烂透顶，更难以抵挡辽、西夏、金、蒙元对宋的杀戳与灭亡。当徽宗皇帝放着三宫六院的宾妃不用，非要频频从狗洞巡幸妓院去品尝李思思这道地方小菜，捭着李思思的三寸金莲做沉思状时，国防部长高太尉亲自在门口站岗……而边关的警报已千百次的警告这个糜烂透顶的王朝，金国铁骑就要血洗汴梁了。
在中国历史的纵向和横向对比中，宋朝是比较突出的。出于单纯追求安定团结的局面的考虑，赵宋不遗余力地推行僵化保守的政体，以稳定用来执政的国家机器的绝对性强大，同时，也在科举制度上和文化导向上极力加大对文化思想界的控制，由此催生了宋儒理学这一儒家的衍生物。而宋儒理学这一改变了原始儒家宗旨的学说，虽然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开创性产物，却形成了半宗教化的模式，它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点恰恰被赵宋当权者利用，成为对士人阶层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从此可以看出来，宋朝“守内虚外”的政体和汉唐两朝“人本”的政体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的，但是赵宋的这一“创举”恰恰奠定了明清两朝数百年的政治基础，形成了两朝政治体制的根源。有人列举了很详实的数据论述宋朝的经济（宋末财政收入一亿贯铜钱）要超过明朝的最繁荣时期（明末四百万两白银），甚至超过清朝最繁荣时期，但是宋朝的国土版图却是中华大王朝中疆域最小的，也是武功最弱和挨打最多的，还是大王朝中唯一放弃控制西域的。如果宋朝出现在清朝的历史阶段，现代中国就可能由于没有幅员辽阔的国防纵深而在历次的战争中被轻易击败，继而成为列强的殖民地。
宋以后的武将虽盔甲按剑，但往往垂首缩颈，灰头土脸，情绪不振。文官乌纱朝服，手执牙笏，却往往气宇轩昂，神采飞扬。这是宋代以后崇文抑武政策最直观的表现。
宋以前，文武根本就没有严格的分工。很多人既能横刀立马，追奔逐北，也能舞文弄墨，横槊赋诗（如曹氏父子）。纯粹的文职人员如儒生，总体上说来地位不高。皇帝要拿他们的帽子当夜壶，他们自己也不愿老死笔砚之间，时常怀有投笔从戎，作万里封侯的美梦。事实上，宋代以前武将出头的机会，比文臣多得多。这对当时社会价值观，有很大的影响。这种价值取向在唐代诗歌中表现的尤为充分。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杜甫 “健儿应斗死，壮士耻为儒”；李白“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甚至参佛的王维，也作出《老将行》那样充满尚武精神的名篇：“愿得燕弓射天将，耻令越甲鸣吾君。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尚武精神所主导的文风，才能造就“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奔腾畏蒺藜”的声势，才没有神州沦胥之祸。南宋以前诗词，言情之作很多，且大胆而坦白。香草美人，风骚正宗；郑卫之音，圣人不删。君臣朋友之际，多以男女寓之。南宋以后，则多假道学声。王国维曰：“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五代时期，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武将最跋扈的一个时期。八姓十三君篡僭相继，“你方唱罢我登场”，大都有武将背景。汉宰相杨邠尝云：“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这段被《旧五代 的话，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明确的价值观。
对于黄袍加身，从孤儿寡母手中抢得江山的赵匡胤来说，真应了一句话：革命成功之际，就是革命理论彻底失败之时。历史上再没有比他更猜忌防范武臣的了。他让石守信等人放弃兵权的那杯苦酒，至今还在我们民族的血管中发酵。既然贬退武臣，此消彼长，重用文士便理所当然了。“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说得何等坦白！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臣，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边防大帅，经略安抚，传统的武职，也由文士担任。
对有劫掠汉族传统的北方各民族，宋代前后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代以前，很少表现出恐惧。“犯天汉者，虽远必诛”，“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取富贵唯有大槊耳”,“气吞万里如虎”，“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奔腾畏蒺藜”，何等的自豪，何等的自信！而宋以后，则风声鹤唳，谈虎色变。长敌国志气，灭自家威风。宋代“六如给事”李邺所谓“金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是很有代表性的。明末人畏北虏更甚，什么“百骑不越城，千骑不越路，万骑不避镇”，“镇守战，原野撼；分守战，山谷断，守备战，溪岸眄”。高粱河、好水川、汴京、萨尔浒、松山之役可作铁证。
这种情况，是崇文抑武政策的直接后果。并非因为汉族人口体质下降，对方提高。汉军在人数、军事思想、器械各方面，一直处于优势，一旦武将杰出者获得独立指挥的权利，没有文臣和宦官的掣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潜力会充分发挥出来。岳家军抗金，不难以一敌百。朱元璋自东南定西北，更是万古一英雄。
宋以后重文轻武，一方面激发文士报国之心，爱君之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另一方面，也使其末流养尊处优，麻痹不仁。努尔哈赤曾嘲笑冬围炉，夏拥扇，出乘轿的汉官“如妇女之在闺中”，可谓妙于形容。确实，宋以后文官，越来越尊贵了，越来越娇养了，离人民也越来越远了。
唐代以前，宰相难得有轿子座。诸葛亮出祁山，坐单人小推车，曹孟德北征，立马碣石。宋代以后一个七品芝麻官，也要坐轿，甚至还要举“肃静”牌、洒盐水，鸣锣开道。明代有个服春药致死的大学士张居正，竟然坐三十六人大轿，吃喝拉撒、性交会客，都在上面！当年秦始皇坐辆马车，项羽、刘邦就垂涎三尺，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文官风光如此，何怪子曰诗云者，滔滔皆是。明代武将郭英之后郭勋，受文臣排挤，主持刊印《水浒传》，把苏轼打入“小人”行列，并借手诛文官且欲强占其妻的矮脚虎王英之口说“天下事都被大头巾弄坏了”，虽然是泄愤，亦颇中时疾。《红楼梦》中的“素王”薛宝琴“汉家制度诚勘叹”，不仅是对创立八股取士制度的明太祖而言，更是为创立崇文抑武家法的宋太祖而发。
据考证，东晋已有轿出现，但唐以前都是轿的雏形，当时叫肩舆。真正的轿是从宋朝可爱的官僚们坐轿开始的。从宋朝官员的乘轿，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文明发展的差异：
本来中国早在公元前两千六百多年就发明了战车，并一直在不断的改进革新中，从而拉动了中国各项科技的进展。轿子的出现，尤其是官员们把它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后，赵宋王朝不顾四周群狼环伺，耽于腐朽享乐之中。如此，官僚们自在了，权势和虚荣心也显示出来了，可千百年来，尤其到清代，中国非但没有进步{直到现在我们都造不出完全属于自己知识产权的汽车}，反而用长矛大刀去对付船舰炮厉的英夷，简直是又退回到了原始社会。
官员是社会的榜样，不乘轿时，官员或许还有思考国是的细胞；而一旦坐上忽忽悠悠的轿子，在鸣锣开道左右簇拥之下，除了思忖贪污腐化纵情享受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坐轿的官员们又能想象出什么高超的保家护国的国策来呢？且看北宋汴京陷落前那些可爱的大臣极具喜剧效果的表演，酷似八百年后的义和神拳：当时，金国铁骑兵临城下时，钦宗皇帝本来已经绝望，准备无条件接受金军的任何条件。突然，坚决主战的宰相将一位精通神术、类似今天气功大师的人物带到皇帝面前。这位大师镇定地告诉皇帝，他可以采用六丁六甲法消灭金军，生擒金国元帅。据他说，其方法是：挑选七千七百七十七个男子，经过咒语训练后，就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灭金军擒金将易如反掌。半信半疑的皇帝，在坚信不疑的宰相臣僚鼓动下，终于决心一战。结果，到了大师指定的时间后，这些被寄托了莫大希望的六丁六甲神将们，非死即逃。大师也就手脱出危城，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壮丽如画铜墙铁壁般的大宋帝国京城就此陷落。
坐轿的官僚们在悠哉游哉的忽悠中，常常有奇思妙想般的发明。我们再看看清朝的参赞大臣杨芳：
鸦片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名将，参赞大臣扬芳见到英军炮火厉害，竟想出一条妙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木筏之上，抵抗英军进攻。当然败得更惨。时人嘲讽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西方人没有中国官员那种陈腐的价值观，他们的思维向三轮车、四轮车发展，最终发明了万向节！千万不能小看了这个小玩意儿，正是这个小小的万向节奠定了车辆发展的关键！由此派生了对车辆、材料、道路的思索研究。于是，新型材料出现了，生产力爆发了，数学、物理学、化学诞生了。飞机——上天了！
六、杀灭民族生气的妇女政策：
摧残华夏整体体质的小脚国策与宋代病态的审美价值观，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畸形病态审美之中，此风蔓延千年之久。给中华带来无尽的悲哀------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发生质的转变。整个民族如阉割后的太监，血性丧失，斗志颓废，销骨魔魂之风糜漫中国。所以会有“西厢”、“红楼”、京剧的泛滥。
赵宋王朝，首开女人裹小脚的国策，大宋以三寸金莲为最高欣赏价值标准，无论皇帝和平民皆以玩弄女人的三寸金莲为能事。皇宫宴饮士大夫们常常以宫女们纤小如藕尖般的鞋为酒具，畸形的病态美使华夏一半以上的人口失去劳动、战斗的能力。宋以前驰骋战场的女英雄比比皆是，宋以后女性被禁锢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唆中。平时走动都极艰难，遇有战乱非但不能上阵杀敌，也不能做后勤支援前线，还要许多兵力来保卫她们。一遇战乱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为西夏、辽、前、后金、蒙元、满清、日本对华夏的攻掠战争，烧杀奸淫，为华夏的屡次灭国开启了方便之门。
对于女性的审美标准，不同时代有所变化。从流传下来的古代仕女画中，一般可以看出，宋代以前，多丰满肥腴，色相圆足。宋代以后，多尚瘦削，虽有超逸之气，难免雕琢拘束。另外，南北审美也有所不同。南方气候炎热，苗条玲珑，骨感清爽，颇受青睐；北方气候寒冷，粉肥雪重，玉软香温，自然成为热门。
妇女缠足，一般说作俑于五代时。唐代以肥为美，若裹三寸金莲，脚腕软组织岂不成多事之地？宋代以法定的形式将女性缠足流行。崇尚瘦削，也与社会心理的变化有关。作为社会强势群体的文人仕宦，养尊处优，不再尚武，体质下降，对健康、丰满的女性，心有余而力不足；喜欢柔弱、纤巧的女子，{目前世人与宋朝的审美观惊人地相似}从而也改变了对女性的审美观和美容习惯。从皇宫到田野,从士大夫到街头轿夫,满世界充斥着病态的审美价值观念.整个民族的价值取向走入畸形.其琢削元气，毁坏两仪，影响人口素质，并使全国至少一半以上的人口失去劳动和战斗能力,实在是中华民族的第一等大罪人。仅此一点,赵宋王朝就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历史的罪魁。
小脚，又叫三寸金莲，俗称为裹小脚，是把女子的脚用布条扎裹起来，使其变得又小又尖的一种封建陋俗。这种经过紧密缠裹导致筋骨畸形的小脚竟被宋人美化为“三寸金莲”而受到广泛赞美，乃至男人为之颤倒，女子为之痴迷。难以想象，如果中国女子没有缠足是不是会出现更多的妇好与武则天？再假如男人们都像《镜花缘》中的林之洋那样在女儿国遭强行裹脚，哪中国的历史又会怎样的一种状况？
宋人欣赏女人素有所谓“品头论足”一说，似乎对占身体百分之八十的女性躯体并不怎么重视。古人对女性“性感部位”的开发，无不是在惹人注目的地方用工夫，当然为的是招惹男人，女为悦已者容嘛。首先是发式之美，与现代女性“做头发”的目的同一情趣。汉代长安妇女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比起现在可“酷”多了。其次如“画眉”，苏东坡诗云：“成都画手开十眉，横烟却月争新奇。”汉代张敞有“画眉”之乐，其中妙趣，可惜后代女子已无法领略。至于历代女性最简单而久远不衰的化妆术，即是傅粉脂面了，这是乡下小姑娘不学就会的本事。而三陪小姐无不以“猛上油，多擦粉”为能事，尽人皆知；点唇之术，因为有引起性欲之嫌，又容易遭到道学先生的“表扬”，良家妇女不屑多为也。这些无不是古人在头上做的花样文章。可见，古代中国女人虽未必个个天生丽质，闭月羞花，倾国倾城，但为了达到貌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是不惜做出些牺牲的。
被幽默大师林语堂叹为“中国人感管想象力最精致的创作”的缠足是宋代以后的事情。随着缠足之风日盛，小脚一跃成为宋朝以来女性美的重要标志。“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明清时期，山西大同．河北胜芳等地以盛产美女著称，不过是因为该地女子小脚较美而已。过去还有“天下美女出扬州”一说，实际上与“苏州头”并称的“杨州脚”才是扬州美女的最大魅力所在。不过，中国人如此这般地迷恋小脚，而不是丰乳肥臀，在喜欢裹细腰的洋婆子想来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
早在盛唐之世，人们对妇女的“弓鞋”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说头部微翘的弓鞋最初为脂粉浓腻．体态丰满的盛唐宫女所创，给那些喜欢猎奇的男人以极大的感官剌激。“划步香阶，手提金覆鞋”，南唐统治者李煜更是别出心裁地将这种弓鞋用长长的布帛缠起来，以代替袜子。南唐小朝廷虽然短命，却有二事领风气之先，一是大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开感人至深的一代词风；二是他的妃子窅娘始行缠足之法，开创了中国女性缠足之记录。北宋汴梁（今开封）闺阁中出现的缠足专用鞋，名曰“错到底”，并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从北宋词人苏东坡《菩萨蛮》咏足词所云“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判断，当时弓鞋尺度，绝对不会是“六寸肤圆”与“尺减四分”那样长大可观。进入南宋以后，缠足风尚开始兴盛，小脚已然成为首都临安（今杭州）时髦妇女的一种象征，而后影响全国的缠足之风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时称“杭州脚”。
建立元朝的蒙古人缠足之风远胜于南宋，最明显的是在元代的杂剧散曲中，描写人物，无不及足，且动辄以纤小著称，“三寸金莲”之称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出现的。进入明代，妇女缠足达到了深入人心的程度，缠足甚至成为社会地位、贵贱等级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时髦，坊院中不少妓女无不以小足金莲作为媚男的本钱，而小脚女人亦成为当时城市女性竞相模仿的对象。有时真想不明白，过去小脚女人走起路来已然是摇摇晃晃，弱不禁风了，还要嫌自己的一双小脚不够小，你一定会认为她这是“有病”。然而现在，我们不是一样看到身边的一些女孩子明明已是标准身材了，还要天天嚷着喊肥健身，这与宋代迷恋小脚的女人是不是同一种心理呢？
清代，妇女缠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在山西、河北、京津、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地最为流行。其中又尤以山西小脚为最，并有“从来小脚说山西”之誉。山西小脚又以大同为第一。清朝统治者本来反对汉族女子缠足，康熙年间曾经诏禁之，违者拿其父母家长问罪。当时有某大员以“奏为臣妻先放大脚事”上疏，结果传为全国笑谈，可见缠足“魅力”之强大。最后闹得康熙皇帝在禁止缠足的禁令仅颁布了几年便自动撤销。不惟如此，旗人女子也开始东施效颦，直到乾隆皇帝屡次下旨严禁，才刹了些旗女缠足的风气。格格们无可奈何，只得穿上底部类似金莲形状的木屐充充门面。眼见皇帝老儿拿汉人的缠足没办法，小脚狂们自是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于是缠足之风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女子的小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拜。
缠足之所以能够广泛兴盛而且历时弥久、蔓延极广，无疑是宋代以后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对女性禁锢的直接后果。小脚女人不仅迎合了封建统治者与士大夫视女性为玩物的低级趣味，满足了封建时代性变态男子所谓小脚“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三寸金莲“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摩抚”的病态性意识与奇特审美观，而且还成为封建时代禁锢女人走向社会的一种压迫手段。宋代朱熹就曾热衷于在福建南部等地推广缠足，作为贯彻男女隔离、“授受不亲”、“静处深闺”的“治女”策略。一经缠足，连走路都走不稳了，女人岂不就十分“老实”了？然而　，正如《夜雨秋灯录》所称：“人间最惨的事，莫如女子缠足声，主之督婢，鸨之叱雏，惨尤甚焉。”再如老北京“妈妈例”教育“丫头片子”唠叨的“不烂不小，越烂越好”之语，简直是不讲人道的混账话，为了悦已、媚男，其间无数女人的痛楚——“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又有谁还记得呢？
缠足时代，社会上形成崇拜的小脚、以病为美之风，柳腰纤步、娇柔可怜、弱不禁风、举步维艰的小脚女人独步“脚坛”。无耻的肉麻文人更是绞尽脑汁、费劲心机，大唱小脚之赞美歌，把一双小脚吹得天花乱坠，甚至制定出“瘦”、“小”、“尖”、“弯”、“香”、“软”、“正”等七条小脚标准。清代文人李笠翁曾说小脚最大的功用是叫人（男人）昼间“怜惜”、夜间“抚摩”。宋以来，当男女缠绵之际，女人的小脚不仅能够激发男人的性俗，有些女子为了引诱自己爱慕的男子，总是大肆卖弄莲钩三寸。“有时故意一缩，有时故意流露，有时故意整一整，有时故意蹴一蹴”，这样的卖弄，在旧时莲迷们看来，比之暗送秋波．眉目传情还要“刺激”。男女调情，也往往从小脚开始。现在很难想象，纤纤小脚竟然成为小脚时代男人们最热衷的女性隐秘“性感区域”之一，以至于明代的春宫画中女子已是赤身裸体，只有小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不肯脱去——小脚俨然已成了古代缠足女子的第三性征。在那个连穿着绣花鞋的脚都性感的奇怪时代里，“醉闹葡萄架”中的潘金莲不仅脱得精光，而且任由西门大官人把红绣鞋也脱掉胡闹，难怪张竹坡要怒斥《金瓶梅词话》为“妖淫”了。这些古老奇怪的小脚风俗，是现在某些喜欢在网上找小帅哥们聊天的小姐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NO！简直是——不可思议！
缠足之风最初盛行于权贵豪富．诗礼之家，像山西小脚女人那样满炕乱爬的“抱小姐”，最初只能在大富之家才能生存。但可悲的是，由于趋势、攀龙附凤的从众心理，一般平民百姓也盲目地效仿，使得缠足陋俗愈演愈烈，形成了天下同风的小脚局面。小脚女子不惟成了男子的择偶标准，“娶妻要娶小脚妻”成为社会普遍的风尚，即便是家徒四壁的卖油郎武大哥也以能娶小脚女人过门为赏心乐事。订婚之时，三寸金莲缠裹得如何必定是男方家属急于得知、多方打听的闺阁秘密之一。为了给自己的姑娘找个好婆家，以便取悦官人、光耀门庭，做母亲的在闺女很小的时候,就将女儿除大脚趾之外的四个脚趾折断，窝在脚心下，然后用布缠起来。在小脚盛行的“重灾区”，大脚女人往往遭人耻笑，甚至难以出嫁。那时，如果别人骂你一句“好大脚”，那可比骂娘还难听！
在缠足时代，有些乡下女人“不幸”成了漏网之鱼，长了一双天足“解放脚”。这些人最怕出名，否则人人注目脚下，害得老太太岂不难堪！小和尚朱元璋为了维护皇后马大脚,不知砍了多少人的脑袋。有一次西太后要召见合肥李鸿章的妈妈“大脚夫人”，满朝文武都去迎接。李鸿章怕老太太露出大脚出丑，气得老太太勃然大怒，大骂“你老子都不嫌我脚大，你倒嫌我脚大！”一气宣布不下轿了。李大脚的壮举一时使全国大脚女人扬眉吐气。从此，再没人敢笑话人家老太太的大脚——谁知道哪家门再出个朱皇帝或者李相国呢？
缠足陋习，作为中国女性病态美的象征，一直延续到1949年建国时期方始告终。而近代以来的天足运动轰轰烈烈，卓见成效，如今随着那些小脚老太太的仙逝，小脚也彻底从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至于对妇德的严格要求，则是从南宋开始。道学先生一边妻妾成群一边嚷嚷“处女贞操”和“从一而终”，与其说是为了风化，不如说是怕碰上个有经验的验出自己床上功夫不过如此，从此再也神气不起来。北宋时期，名臣范仲淹（她母亲就改过嫁）设义庄，对改嫁的同族女子，仍予以资助。著名词人李清照，据说曾经改嫁，虽然文史界还有争议，但这种潜力她还是有的，在北宋也不足为奇。美妾换马，“行云易追风”，被当作千古佳话，乐府曲牌。南宋以后，强烈的民族危机，要求士大夫讲气节，必然连带要求妇女讲贞节，于是妇道苦矣！荒诞到灭绝人性的程度。像《红楼梦》，竟然要求一个被主人玩弄了的丫鬟守节，对她的嫁人谥之为“破席子”，律之以孽臣孤子，“桃红又是一年春”，百般嘲笑诬骂。真是以戕贼为仁义。这和儒家“外无旷夫，内无怨女”的社会理想，相去也太远了。
七、畏敌如虎：铸入骨髓的恐惧心理和屈膝投降的外交战略
赵匡胤以“皇袍加身”，这种“见不得人”而得天下的方式，和“文武分途”这种以己度人的猜忌心理和策略，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将帅失和，争功诿过，如潘美对杨业，张俊对岳飞；侥幸轻进，报喜不报忧，如童贯之流；国难当头，投敌反戈，如郭药师、吕文焕、张洪范之流。
赵匡胤的这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军事机制，决定了宋统治的重心是对内而非对外。在战略上畏敌如虎，迷信“不战而胜”，花银子买和平；在外交上铸入骨髓的极端恐惧的心理状态导致了必然屈膝投降的外交战略。所以宋朝始终采取绥靖主义，媚颜事仇，以图在奴役和镇压人民反抗中苟延其统治。
一、绥靖主义：在与辽的关系上，开了“岁币”、“岁绢”的恶例。公元1004年，辽军在辽圣宗亲自带领下，对无统一指挥的宋军各个击破，兵临宋都门户澶州(今濮阳)。虽然辽军长途奔袭，且在宋军民英勇抗击之下，连伤大将，衰势已成，但宋真宗还是与辽订立了虽胜犹败的“澶渊之盟”：宋每年给辽银10万两，谓之“岁币”；绢20万匹，谓之“岁绢”；1042年，辽又趁宋、夏关系紧张之机，迫使宋每年增岁币岁绢各10万。不能否认，在宋的岁币岁绢贿赂之下，(当然也有宋将在边界冲突中的委曲求全)，宋、辽虽对峙百年，但并无大冲突。但 是，宋辽的“澶渊之盟”却为以后的宋夏、宋金、宋元关系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处于半开化状态的周边少数民族，既慕中原江南之富饶，又欺宋的软弱无能，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大胜则裂土，小胜索岁币。把宋当作一株摇钱树，财欲一生便要摇撼；又把宋看成俎上之肉，食欲一来，便要脔割之。
在宋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中，最富戏剧色彩的要算宋、夏关系了。宋辽关系是“兄弟”，宋夏关系却是“君臣”，原因是夏王李元昊在宋主战派范仲淹的打击之下，无力攻宋，宋便“封”元昊做了“夏国王”，而宋每年“赐”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在国与国关系中，宗主国在政治上是权力之源，在经济上应是得利的一方，藩国应向宗主国贡献方物，缴纳赋税，而在宋夏关系中，这种位置却颠倒过来，其中滋味，怎一个“赐”字了得。
在与金的关系上，宋的邦交地位向深渊滑了关键性的一步，宋的军事措置能力，应急准备能力过于低下，虽有孤忠死士，但由于城池间联络少，敌情紧急，互相坐视不援，金人便各个击破，直抵宋的京城。究其原因，就是宋的弱枝强干政策造成的恶果(单从军事角度上讲)。京城破，徽、钦二宋及宗室大臣一万四千人被金人掳走，北宋灭。可耻的是，在金人志在亡宋之时，宋人还在倾国资寇，集中金银等贵重物品送给金人，幻想金的“良心发现”。可金人还是把北宋灭掉了。代之而建立的南宋与北宋比起来，真是一窝不如一窝。
赵构先是在金人的追击下狼奔猪突，全然不顾他皇父皇兄和中原臣民的死活，泛舟海上，躲避追杀。一个在皇子中最强健勇武的皇子竟被吓的成了阳痿不举。最后在临安(今杭州)建都，南宋开始，高宗还口头上讲“恢复”，“迎驾”(迎徽、钦二帝)，朔望日望北方，减膳，号哭，{根据史料记载赵构为世上最擅演戏的}大有卧薪尝胆之气象，但不幸的是赵构的性格比其祖宗的还软，心胸比其祖宗的还小，气节比其祖宗还低下。偏安江南，居半壁河山心已足矣；怕金人生气，以“莫须有”罪名杀抗战主将岳飞，贬谪张浚；先奉金主为叔，后奉为伯，最后竞向金称“臣”，当然，岁币岁绢是少不了的，割地更是在所难免。宋自建国就一直计划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美梦早已灰飞烟灭。不仅如此，历代封建王朝建国的根本—黄河流域也尽失于金人之手，这时的宋，在实质上已不过一割据政权而已。它是汉族政权第一个对少数民族称臣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无能却又极其华丽、病态的汉族地主政权，它的衰落，标志着封建专制的盛极而衰，同时也反映出被赵宋王朝阉割的汉原生文明的没落，后虽有元明清的更迭，但理教文化对社会的发展已是巨大障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谁陷入这种“衣冠文化”，谁就势必走向挫折，谁就势必由“气吞万里”到“穷途末路”。
至于宋与蒙元的关系，在作为缓冲的金被灭之后，就更不足道了。岁币与屈膝求和终也免不了灭顶之实。1276年，元灭南宋，这个历史上最为腐败无能的封建王朝寿终正寝。假使宋能像唐那样，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敢于将大权交予军镇，使他们敢于统一措置，临敌有为，宋是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的。当然，防内为主的政策必然导致没出息的绥靖主义，唐能统驭四夷，而宋为夷所制，这确是气度不同导致的不同结果。
二、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宋统治者的又一传统，赵宋及后来的王朝皆沉浸在“不战而胜”的美梦中。自“陈桥兵变”始，宋帝王就是机会主义者了。不同的是，宋太祖的运气比较好，欺负了孤儿寡母，登上了大位，成为一个“成功”的机会主义者，但他子孙们的运气就远不如他的好。因机会主义而亡国者，北宋一个，南宋一个。这是否是对“陈桥兵变”的“一报还一报”？
北宋最大的机会主义者除了赵匡胤接下来依次是宋徽宗{和宋高宗}，这个奢侈贪婪的低能君王，在邦交关系问题上，是个少有的糊涂虫。十二世纪初，女真族建立的金崛起于宋的宿敌—辽之内部。这时的辽已基本封建化，其统治者已腐败化，其政治已昏暗不堪。金之崛起，对宋来说是一个福音，它可以在辽的内部削弱辽的实力，给宋一个“恢复”的机会，而北宋的统治者过于信赖力量雄劲的金，又过于相信自己的实力了。本来，宋可以坐山观虎斗，待其两伤，收渔翁之利；也可以趁辽之危急，向辽提出收回燕云十六州的要求。这在辽来说，是不得不吞下的苦果——辽想扑灭金的反抗已是捉襟见肘，还有余力两线作战吗?
遗憾的是，宋统治者没有这样做，也许是宋对辽的仇恨太深了——但感情实在应服从于理智。一一二0年宋金订立夹攻辽的“海上之盟”，双方议定：金出兵攻辽中都(在长城外)，宋出兵攻燕京(今北京)；灭辽之后，燕云诸州归回宋，宋则将原来向辽交纳的银，绢照数给金。这仍是个不平等的盟约，除了收回幽云诸州(尚是个未知数)外，这个盟约仍是可耻的，它的实质不过是：宋将给辽的好处给了金。这对宋治内的人民来说，也是没有多少现实意义的，人民的额外负担并没减轻。
这时的宋面临着大好的机会，疲于应付的辽统治者，分为两股势力，一是西逃的辽天祚帝（在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一带），实力已不足道；二是僭位自立的辽皇族秦晋王耶律淳(后为天祚帝次子秦王耶律定代)在燕京，军事力量强，又守卫国之根本，且有山川之险，可以与金作一对抗，故淳虽僭位，实已为正统。耶律淳死后，为了联宋抗金，掌握实权的耶律淳的妃子萧氏不仅向宋表示愿无偿放弃幽云十六州，奉还予宋；不再求岁币岁绢，且派人奉表向宋称臣。这在宋朝来说，可谓风光之至了。河朔人民，自石晋以来，所翘首企盼的不正是这些吗?宋的祖宗所梦想而又实现不了的不就是这些吗?
遗憾的是，宋朝主昏臣奸，在金已显露虎狼之性后，仍一意孤行地联金攻辽。对此，辽使(韩昉)向宋攻辽的主将童贯、蔡攸(蔡京之子)指出：“女真蚕食诸国，若大辽不存，必为南朝忧，唇亡齿寒，不可不虑。”宋的有识之士也是反对宋联金攻辽的，大臣种师道，赵隆，郑居中，安尧臣，曾极力反对，安尧臣上书徽宗说：“宦寺(童贯之流)专命，倡命北伐，…….臣恐异时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衅，强敌蓄锐伺隙以逞其欲………”。
无论何时，强者为邻都不是一件好事，而宋却利令智昏，驱一疲狼，又引一恶虎，自取灭亡。此时的宋已是腐败不堪，燕云之城，无一能克，最后，还是金将其十数城攻下，抢掠一空，将空空如也的战后废墟留给了宋，也正是看到了宋的腐败无能，金灭辽之后，军不旋踵，直入宋境，意在灭宋。宋虽有良将，但不能为宋朝廷所用；宋有忠臣，但不能得逞其志，苟延年余，金又来攻，北宋亡。
宋因机会主义第二次亡国，是宋联合蒙古灭金之举。这次南宋表现得比北宋更为愚蠢。此时的南宋，已是分崩离析，中原及淮河流域尽丧，陕西亦失。宋的疆域，仅留江南半壁，与三国时的蜀、吴相加差不多了，其政治更加腐败，其君臣更为昏暗。除孝宗之外，南宋的皇帝均为昏君。君昏臣佞，宋的四大奸相，南宋有其三。排斥忠直，贪黩不德，民生凋蔽。宋的统治者却不管这些，君臣之间忙的是上尊号，封“功”臣。最可笑的是，这些汉民族的不肖子孙，在君臣互相吹捧之时，竞将汉武唐宗贬得无甚是处，好象尧道舜德尽在这几个“赵氏孤儿”身上一般。什么“雪耻”、什么“恢复”，早已被抛诸脑后，偶尔侈谈，也是声高气促，口头上说说给自己壮壮胆罢了。然而历史似乎又给赵氏子孙开了个大玩笑。历史在北宋之后百余年划了个大的圆圈儿，把机会又一次给了南宋。崛起于金境内的蒙古，像当年金反辽那样，迅速地打败了金，金的势力渐被赶出长城以北，迁都到北宋的都城汴梁。此时宋起居舍人真德秀，请趁机罢其岁币，且攻金自强。此计可谓有志，但宋须有自知之明，以宋的经济实力，养兵尚不能足饷，又如何振力灭金?此时的正确做法莫如助金拒蒙，给自己留一道屏障，然后再行远图。宋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上书丞相说：“蒙古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我之世仇也，今吾之蔽(屏障)也。宜姑与币，使得拒蒙古。”乔氏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今之主要矛盾，已由宋金矛盾转化为宋金对蒙古的矛盾，今之资助金人，是在金落魄之际，是救人自救性质，与“岁币”性质不同。这一次，宋朝廷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政策，给了金以援助。
真德秀也是个有见地的人，他既反对金对宋蚕食，也反对与蒙古为邻(前提是金灭)，因为今日形势，“何异于政、宣（北宋末年）之时！”蒙古“一旦与我为邻，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此时的宋再谈“恢复”简直是梦呓%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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