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龙：说说舆论强奸真理的一件旧事

何智丽
一般人总认为，媒体是公器，舆论总是对的。但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公器是为人所左右，甚至为人所利用，媒体同样有时会犯人所常犯的弱智、冲动、片面、人云亦云等错误，更为过时，甚至犯下媒体代替司法审判的舆论杀人也不为奇，如早年的“张金柱案”。在这单公案里，连《南方周末》都犯了常识性错误。
这里说说发生在体育界的几件轰动的事，细细剖来，很具时代社会的标本作用。
让球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优良传统”，在无数次的世界大赛中，依靠有组织制定的严密让球潜规则，中国队常常提前把冠军收入囊中。首先要说的是当年轰动一时的“何智丽事件”。1987年第38届新德里世乒赛，女单半决赛中，发生在中国球员何智丽和管建华之间的“让球”事件，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让球”事件。
当时一场女单半决赛中，南朝鲜选手梁英子胜出；另一场半决赛将在中国选手何智丽和管建华之间进行，教练组考虑到，此前何智丽与梁英子比赛成绩为胜负各半，因此管建华的削球打法对梁英子可能有优势，因此内定由何智丽让给管建华。
按后来陈静接受记者采访对外透露：1987年时，单打我轻松进入8强。当时我才19岁，已经具备了拿冠军的实力。在8进4的时候，我的对手是队友何智丽。按正常的情况，自己队友之间的比赛教练是不用指挥的，但非常奇怪的是，当时我与何智丽的教练都在场边，当我轻松地拿下第一局走到场边后，就感觉不对劲了，我的教练叫住我说：“忘记对你讲了，今天你让给何智丽！”当时我有点发蒙，但马上决定服从安排，随后我连输3局，输给了何智丽。我输给何智丽之后她进了4强，随后她面对队友管建华，比赛之前教练已经通知这场何智丽必须让球给管建华，两人也都同意了上面的安排。可是到了比赛的时候，实力稍强的何智丽上来非常轻松地拿下了第一局，这时管建华也感觉不对劲了，随后的两局她是流着眼泪打的，最后何智丽胜出。
当时我全程观看了这几场比赛。中国队教练组在惊慌失措和恼羞成怒中，女单决赛何对阵梁英子时，竟然没有人给何智丽做场外指导。当时杀红了眼的何智丽，硬是靠自己争气，一板一板地打，最终以3比1击败了梁英子，获得了女单冠军。中国队教练组没有任何人向她祝贺。我不敢想象她要是失败了会是怎么后果。
但她这种公然挑战领导的举动，犯了众怒，更重要的是，她极大地动摇了让球的理念基础。她最后没有让给管建华，但在之前“8进4”的比赛中却接受了队友陈静的让球，前后不一的行事作风，是何智丽备受诟病的主因，也是这次让球事件争议极大的主因。队内有不少人认为：如果她当时不愿意让，完全可以跟领导去说，但她没有这样做，结果是欺骗了队友，然后反过来喊冤，就不对了。
一年后的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最后选定参加奥运会女单比赛的有3个人，焦志敏、李惠芬和陈静，一年前不听话夺了世界冠军的何智丽不在名单内。何智丽认为队内单打实力在前三的她，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这是对她一年前不听话的惩罚，愤而宣布退出国家队，回到上海单练。但她得罪的是整个中国乓坛上层建筑啊，在国内哪还有得她混？最后不得不出走东瀛打球为生。
汉城奥运会期间，中国队又闹出了两次让球的丑闻。当时半决赛的对阵形势，一对在中国选手焦志敏和李惠芬之间进行，另一对在陈静和一名捷克选手中间进行。陈和捷克选手的比赛在焦、李的比赛后进行，而焦志敏曾经在以前的比赛中输给过这位捷克选手，教练组为了保证金牌不旁落，先安排焦志敏让给了李惠芬。陈静在随后的比赛中以3：0击败了捷克选手，中国队确保了这枚金牌。但为团队冤枉作出了牺牲的焦志敏，至此已是8年5让球了，一个运动员的一生，能有几次得到和出让冠军的机会？焦因此伤心退出乓坛，远嫁到了韩国。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陈静是这样看待让球的：让球肯定是不好的，我们运动员平时的训练非常辛苦，好不容易有机会在国际大赛上比赛，让他们让球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让球是一种欺骗行为，是违反体育道德的，这和歌手假唱没什么区别。
而被让球事件伤害和丧失了代表中国打球的何智丽，早在在1986年9月30日，即汉城第十届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日，也是何智丽的22岁生日的那天，就被迫让球给了焦志敏。冠亚军决赛未打，冠军等于已经内定好了。
第十届亚运会刚刚结束，第八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就在深圳拉开帷幕。巧的是，进入女子单打决赛的，依然是何智丽和焦志敏！
“导演”李富荣通知何智丽：“你再‘让’一次！”
何智丽怎么也不服气，去找教练孙梅英。孙梅英站出来说话了：“徐寅生不是说过，下一回‘让’给何智丽吗？”
徐寅生倒是承认自己在汉城说过那句话，却作了新的解释：“我说的下一回，不是指这一次！”
由于孙梅英据理力争，这才迫使领导改变决定：“好吧，这一次焦志敏‘让’给何智丽。”
真是天晓得，激烈的冠亚军之战，不是在球台上进行，却是赛前在幕后进行！如果没有孙梅英这样的乒乓“老帅”出面，李富荣和徐寅生是不可能改变决定的。正是由于孙梅英为何智丽说话，这才迫使李富荣、徐寅生答应了何智丽的要求。由此也可看出，孙梅英、何智丽和李富荣、徐寅生之间，早已存在尖锐的矛盾。
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以行动出一口被软逐出国家队的恶气，1994年广岛亚运会时，她加入了日本队，最后在乒乓球女单决赛中，战胜了当时如日中天的邓亚萍而夺冠。
今天，中国球员淡出国家队后，有不少人选择移民和代表其他国家参加世界大赛，也常有这类海外兵团阻击中国队甚至夺得冠军的事发生，在已经宽容化的社会心态和公众舆论中，不算什么事，体育只是体育。但在当年，可远没这么宽容。何的举动挑战了不尽合理的乒乓体制，而我们社会一元的价值观，很容易把将公众导向一个极端。在这个话语既权力的社会中，以前我们只能听到一个种声音。更多是道德上的批判。何智丽不幸成了狭獈民族主义情绪攻击的对象。
要知道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中，每次体育庆功会上，表功时首先是领导的关怀；其次是教练员的训练得法，指挥有方；再次才是运动员的功劳。冠军谁拿都要领导安排，这样做的结果极大地挫伤了运动员的积极性。这种安排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国家荣誉高于一切的幌子下，没有人对它提出过质疑。有的运动员性情比较温和，过去了就算了。但是，个性较强的运动员就必然会反弹，而在当时的体制下，不听话的人就会被清理出国家队。何智丽是属于不听话的类型，所以她被清理出去是必然的。
何智丽到日本打球后嫁给了一个姓小山的日本人，改名小山智丽，中日之间的情仇，注定了一个中国女人嫁给日本人的必然非议。多年在日本工作生活，养成了以日语会话和叫激励自己习惯，却不知道她在赛场上每打一个好球就喊叫一声“哟西”、激励自己的的举动，触到了一个民族心深处的伤痛。体育迅速被政治化，上升到了国家民族间的仇恨。何被乓乒界有的人斥为汉奸，说是国家培养了她，回过头来，她却是与国为敌。而当时不少的媒体，更是推波助澜，将何斥为汉奸、“吴三桂”。报刊连篇累牍冠文狠批。多年后她婚姻的不幸，丈夫移情别恋而离婚，也成了一些人幸灾乐祸的口实，那对女人和一个同种同族人的恶毒言语，更使我为之汗颜。
当时我在《现代人报》任记者，见这股狭獈民族主义之风吹刮，愈演愈烈，如当时的《羊城晚报》头版就有评论，将何的行为定性为汉奸，并提高到与吴三桂相提并论。我看了，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就写了一篇“宽容些，好吗？”的言论，想发在本报上。不想当晚进入编辑流程时，在《羊城晚报》任副总编，刚刚退休被《现代人报》聘为副总编的周文韶让编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屋去。他就是《羊城晚报》那篇上纲上线评论的作者。一进门，周就很不高兴地质问我“写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大意是不是针对他的言论来的，颇不高兴将我的那篇稿子往上丢，以示不屑。
说实话，这是我从业以来，所见最官僚，最不尊重人的行径。一个跨步，将稿纸捡起来，扬脸对周文韶抗议说：“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你作为副总编，也有权不发这篇稿子，但你不能这样对待一个记者。你不能以这种行为来污辱人格。”顿了一顿，又说：“我没有针对你的任何意思。我只是觉得将一个运动员遭受不公平待遇后的过激行为，上升到汉奸卖国贼和吴三桂的程度，是不是有些上纲上线了。”周可能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记者，竟然会硬骨诤谏，一时有些下不来台。
编辑打了打圆场，我带着被伤害的愤然出去了。很快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那稿子就投到《粤港信息日报》的“星期六”去了，几天后，稿子就发出来了。周此后就对我没什么好脸色，凡是他值班，我的稿子基本别想发出来。搞得编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想用我的稿子，得把稿压着到别的老总值班时才上版，否则周不讲理由一定抽稿。这也是我从业多年来，遇到最恶劣的一件事。但那是我才入行一年间发生的事，好在没有因此结束掉我的新闻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