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立场何以可能？

作者：田　松
不久前，刘华杰在《论科普的三种不同立场》（《科学时报》2004年2月6日B2版）中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的确是“科普新见”，很受启发。我感到，这个问题已经触到了科学传播理论最敏感最核心的穴位。
以往我们（这里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具有相近理念的被媒体称为科学文化人的一部分学者）在谈到我们对于“科学传播”的理解时，常常说：其它的“科学传播”或“科技传播”更多地强调怎样用新的科技手段进行传播——即怎样传播，而“传播什么”则不被认为是一个问题。在传统科普的理念下，就是要传播科学知识。1999年的时候，我曾参加过一项科普政策的草案写作组，有位先生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公民必须掌握的基本科学知识的大纲，在我看来，这是学校教育的任务，因而不应该成为科普的任务，至少不应该是科普的主要任务。而我提出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的普及，则被认为太“空”——在他们看来，只有具体的知识才是实的，所谓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只有通过具体的科学知识的普及才能传达，也一定会在具体知识的普及中自然而言地得到体现。而我则认为，科学方法和思想可以超越具体的知识得到传播——因为科学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渗透到所有领域。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传播什么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针对当前中国的科普出版以及大众传媒中的科普节目、科普栏目和科普版面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传播什么”，而不是“怎样传播”。在我们举办的科学传播研究生课程班上，我们也更多地强调了传播什么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都发表过很多文章。然而，有一个问题虽然呼之欲出，却一直没有明确提出来，那就是“为什么”的问题？
为什么传播科学，为什么科学传播？
要解答华杰的立场问题，“为什么”的问题自然浮出水面！
华杰认为，广义的科学普及（说是广义的科学传播也行）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各有立场。传统科普是政府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而我们提倡的科学传播是公民立场。然而，公民立场何以可能？凭什么我们可以说自己代表着公民立场？传统科普也可以说自己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科学本身是好的，科学的普及自然会改善公众的利益；公众理解科学也可以认为自己站在公民立场——因为公众只有掌握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才能在这个科学的时代获得更好的生存。因而，当华杰强调我们的公民立场时，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与前两者不同的对科学的理解，对为什么传播的理解。而华杰可能认为，我们这种理解，是更符合公民利益的。显然，这种解释难以为人接受，因为我们自己不能认定自己比别人更代表公民。
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政府也好，科学共同体也好，都是相对明确的利益实体。科普的目的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养，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所以说科普是政府立场；科学共同体要求公众理解科学，是为了让公众支持科学，其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学者并不是一个这样的利益实体，无论是他们提出反对科学主义，还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或者是提倡深生态伦理，倡导博物精神，都不能增进他们所属的某个实体的利益，因为这个实体还不存在。按照王小波的说法，学者就是向公众传消息的人。这种消息是能够超越具体的利益集团的，因而更能符合公众的利益。
但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凭什么你的消息就是真的？凭什么你说的就是全面的真实的科学？
这样讨论下去，就会陷入僵局。我先把话题岔开，谈点别的。我们一向认为，科学传播理论一个基础应该是传播学，但是实际上，目前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的理论建设中并无传播学界的学者加入，期待中的学术交叉尚未发生。不过我最近读清华大学传播学院李彬教授的《传播学引论（增补版）》，倒是有很多感想。根据李彬的介绍：传播学有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分，两者分别体现了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李彬教授对科学主义一词的用法与我们不同，这里科学主义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与下文连起来，意思是以科学为主导的或者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和人本主义的价值理性。不妨引用一下：
“经验学派着眼于事实判断，目的在于揭示传播活动的事实真相，进而把握其中的运行规律；而批判学派着眼于价值判断，目的在于探究传播活动的意义，从而为传播活动提供一种价值上的提高。”（296）“经验学派只关心把话传出去，传得越远越好，传得越广越好，即传播的效率越高越好。而批判学派则关心这个话的意义、意味与意蕴，即传播的价值越大越好。”（297）
“如果说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的驱动系统，好比引擎、车轮等，那么人本主义和价值理性就是其操纵系统，恰似方向盘、刹车等。”（293页）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随着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两次世界大战）和自然问题（如生态恶化）日益逼近，这种对现代文明其平衡和制衡作用的思潮也随之发生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294）“传播学批判学派，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秉承这样一类人文传统及其价值理性而发展起来的。”（295）“批判学派不仅属于传播学的一大流派，同时更属于左右现代文明的一大思潮。”（295）
显然，我们的精神气质和学术视角与批判学派更为接近，在很多时候，我们出发点也是对于科学的、对于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文化批判。“科学文化人”这个词现在经常出现在媒体上，其实我更喜欢董光璧先生的命名：“科学人文主义者”。前一段时间虹桥科教论坛一位网友问到我的学术倾向，是偏好科学史还是科学哲学。我大致说：“哲学和历史只是表现形式，从根本上，我关注两个问题：个体的生存和幸福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这个回答好像是把自己太当回事了，现在说起来有点不大自然。然而，作为科学人文主义者，我想这不但是我个人的想法，也是“我们”的想法。正是由于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的关注，使得我们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关注生态问题；正是对生存意义的关注，使得我们关注幸福问题，价值问题，关注科学与幸福的关系问题。
李彬还说：“从学科的渊源承继看，经验学派托庇于‘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统计学等，而批判学派则隶属于‘精神化’的人文科学，如哲学、美学、文艺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如果说经验学派是个‘科学家’，其兴奋点在于传播的规律；那么批判学派就是个‘美学家’，其兴奋点在于传播的意义。换句话说，经验学派注重的是‘如何’（how）传播，批判学派关心的是‘为何’（why）传播。”（308）
在“为什么”这个问题凸显之后，科学传播作为一个学术倾向也好，作为一种学术理论也好，都获得了存在的根据。把科学传播放到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之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所倡导的“科学传播”没有从传统的科普研究中出现，没有从媒体或者新闻理论中出现，而是从包含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在内的“科学的文化研究”中诞生出来。
刘华杰认为广义上的科普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这三个阶段只是逻辑意义上的，并非历史意义上的。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公众理解科学”活动，而西方也没有一个中国意义上的传统科普。西方也没有与我们（如“上”所述，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一部分具有相同理念被媒体称为科学文化人的学者）所理解的“科学传播”相对应的学派——不过科学传播所基于的科学文化基本理念是国际性的，比如我们从１９９９年世界科学大会发布的《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宣言》，就可以发现很多共鸣。
在我就华杰的文章与同学进行讨论时，周祥同学指出：前两者的政府立场和科学共同体立场，可以作为事实判断；而后者的公民立场只是理论的预设，并非已发生的事实。因而这三个立场在逻辑上是不并列的。这个批评很有道理，但是不够全面，科普与公众理解科学在实施之前，也是理论的预设；而在实施之后，结果未必与预期一致。所以公民立场与前两者不能并列，主要还是在利益实体的角度。在此我想做一点调整，换一个表述，即：传统科普是政府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而科学传播是科学人文主义者的学者视角，预期的公民立场。这种公民立场必然是超越于具体的利益集团的，因而它实际上是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着眼的公民立场。
作为科学人文主义者，我们说自己关注着个体的幸福和人类的未来。但不能说传统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就没有这种关注。实际上，所有具有实践性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期之上的。那些得以实施的，则是与当下社会总体氛围相协调的。传统科普是这样，公众理解科学也是这样。
在传统科普启动的年代，工业化、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中国的国情被设定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生产力落后”，科学技术的普及被认为上可以开启民智，战胜愚昧；下可以提高劳动技能，提高生产力，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整个社会预期的未来或者是“超英赶美”，或者是“苏联老大哥的今天”。这种判断和预期既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也是传统科普的。至于人类的未来，最为形象的表述是叶永烈先生的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根据中国科普网的介绍，叶永烈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在创作《小灵通漫游未来》时，他的身份还是科普作家，而不是科幻作家。（另外，根据吴岩的研究，科幻小说从鲁迅开始，就被认定为科普的一部分。）所以小灵通所漫游的未来，可以代表当时科普作家所期望的未来。——这可能也是他的大多数读者所期望的未来。
然而，当全球性的资源危机、生态危机发生之后，当地球资源的有限性被充分认识之后，小灵通所漫游的未来是注定不可能的。同时，随着全球现代化的深入，随着传统文化不断地被现代化大潮所吞没，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的多样性都成为保护的对象，对机械化世界的忧虑和对人性化世界的追求，使得小灵通漫游的未来也不再被认为是美好的未来了。科学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与人类未来的关系都需要重新考虑。这时，传统科普的理念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有利于传统科普的社会环境也在逐渐丧失：计划经济下启动的传统科普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已经举步维艰；义务教育的普及必将使基础科学知识普及这个传统科普的重要任务成为不必要的任务；媒体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已经出现……
在全球化必将到来的今天，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能不思考人类的未来；身为中国知识分子，也不能不思考中国的未来。我们将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全球化？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化，还是各种文化和谐共存的全球化？科学及其技术是否一定能给我们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这不仅是学者考虑的问题，也是公众要面对的问题。对于科学以及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反思，不仅是科学传播得以成立的文化理念，也是科学传播的（主要）内容！而且，我们强调这种反思还在进行之中，我们并不认为已经有了终极答案。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传播什么”的问题尚未解决。公众应该了解关于科学的方方面面，他们不但有权利对科学事务发表意见，也应该参与到对科学的反思之中。至于有人认为科普只能向公众普及科学界已经有定论的内容，实在是把公众当成了阿斗。
然而，政府和科学共同体不但是利益实体，也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并付诸实施。那么，学者视角的科学传播如何实现？
如前所述，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尤其是政府，都不可能偏离公民立场太远。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是短视的，但是政府绝不能短视。政府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调整它的策略，正所谓与时俱进。而政府包括传统科普的实施机构的政策调整，当然要以包括科学的文化研究在内的有关学者的学术工作为依据。这是学者视角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
本文上半部分谈到了西方传播学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这里再引一段李彬教授的文字：
（批判学派）无论其具体理论和具体学说如何参差百态，说到底都无不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怀疑精神，无不体现着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或终极关怀。所以，与经验学派相比，他们的立场更倾向于批判现实而不是服务权势，他们的研究更注重于凸现问题而不是贡献方略，他们的方法更着眼于深度思辨而不是表层量化——诸如此类的取向，都与上述平衡现代文明的人本主义思潮一脉相通。
毫无疑问，在我强调我们的精神气质和学术趣味与批判学派更为相似的时候，只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观点与之完全相同。而且，我感到李彬教授的描述两分得过于鲜明，虽有助于凸现双方的特征，也容易使人误解。经验学派也必然有其价值取向——至少有缺省配置的价值取向；而批判学派如果完全不从事实证研究，也不成其为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了。这两种学派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相互补充的。用我们熟悉的说法，叫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别。事实上，我们自己也从事了大量相当于经验学派的实证性研究工作。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受过自然科学教育，曾经是很强的科学主义者，真挚地热爱科学，是（传统）科普读物的受益者，因而一直关注着科普事业，对于１９８０年代后期科普的衰落，曾痛心疾首，并努力从内容上、形式上为传统科普寻找出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们自身与科学相关的哲学与历史研究，使我们必然从文化批判的视角来看待科普，从而在理念上与传统科普的距离逐渐拉大。可以说，我们是秉承文化批判的精神投身到对科普的实证性研究上来的。因而，我们不仅要批判现实，也要服务社会，不仅要凸显问题，也要贡献方略。很多科学文化人（如《科学时报》前几周说的Ｆ４）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科普的理论建设和媒体的实践工作，也参与了政府的相关课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理念已经开始被政府部门采纳，被媒体接受。这正是科学传播的学者视角或公民立场得以实现的两种方式。当然，还有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在高校开设科学传播专业，这不但已经出现，而且也在发展之中。
2004年2月25日
2004年2月29日
北京 稻香园
2004年3月6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