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三十六字官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2:34:27
提及“三十六字官箴”，相信很多领导干部都不会感到陌生。这篇只有三十六个字的箴言，其全文是：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这段短小、精悍的文字，以其深刻的内涵、丰富的哲理和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成为历史上许多“清官”的座右铭，并受到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极力推介。由此可见，“三十六字官箴”之影响力与震撼力。
“三十六字《官箴》”虽然影响甚为深广，但它是何人所作，现已无法考证。我们可以考据的是，碑文的首刻者和传承者。首刻者是明代户部侍郎兼山东巡抚年富。而传承者中，功劳最大的当推广东连平的颜氏三代。清代乾隆十八年（1753年），广东连平人颜希深任泰安知府时，偶在衙内的残壁中发现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泰安知州顾景祥（号贞庵主人）所刻的《官箴》碑文，感受颇深，遂将此碑重刻，并附以跋文，立于官署内西厢房，当作座右铭。嘉庆十九年（1814年）农历七月，颜检调任山东盐运使，泰安知府汪汝弼素知府衙内官箴石刻与颜检之父颜希深的渊源，遂寄给他数十本府内石刻拓本。颜检收到后，再三拜读，视若家珍，予以收藏。并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仲秋依照其父颜希深泰安石刻拓本重新刻石并跋其后，镶嵌在杭州治所大厅的墙壁上。就在颜检收受官箴石刻拓本的同一年（1814年），其子颜伯焘考中进士，借新进士巡游之机，顺便到浙江探亲。颜检授之以官箴拓本。道光四年（1824年），时任延榆绥道道台的颜伯焘，把其父颜检所赠之官箴拓本并自己写的一篇跋文，寄与长安知府张爱涛（字聪贤），请其刻石立碑，以广其传。同年农历十月，张爱涛在继顾景祥、颜氏三代之后，作跋立碑。这就形成了现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官箴石碑。从“三十六字官箴”的传承过程看来，颜氏三代对于“三十六字官箴”的传承和传播，是功不可湮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颜氏三代，“三十六字官箴”这段从政者的千古箴言，也许就会永远消匿于历史长河之中了。
颜氏三代不仅是“三十六字官箴”的积极传承者，而且是“三十六字官箴”的坚决践行者。他们都将“三十六字官箴”视为从政者的警钟、做好官的“秘笈”，并作为家训，传于后人，要求他们应时常学习官箴碑文，牢记前贤做官格言，以官箴中所提倡的“公”、“廉”为准绳、准则，廉洁从政，做一个清正廉明之官。颜氏三代历仕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均位极人臣，其中颜希深官至云南巡抚，诰授光禄大夫（正一品），颜检官至直隶总督，诰授荣禄大夫（从一品），颜伯焘官至闽浙总督，诰授荣禄大夫（从一品），并以“一门三世四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的显赫家声成为有清一代全国著名的二十八世家之一。颜氏三代之所以能创造三世一品的奇迹，是因为他们以“三十六字官箴”为指针，廉洁从政，得到了朝廷的信任；颜氏三代之所以能得到史书和后人的高度评价（《清史稿·颜伯焘传》说：“伯焘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也是因为他们以“三十六字官箴”为指南，德泽百姓，得到了人民的拥戴。颜氏三代的廉洁从政，体现在“三个严于”：严于律己、严于律下（即下属）、严于律亲。他们洁身自守，不贪污腐化，而是“清白存心，精勤任事，勉为良吏，力挽颓风”（颜检旧居“宫保第”楹联）；他们刚正不阿，不谄媚上司，以行贿获取上司欢心（颜希深任山东督粮道时，权贵和珅随乾隆南巡，向地方官勒索“孝敬费”，遭到颜希深拒绝）；他们力除时弊，严禁属下贪赃舞弊（颜希深曾经清察徵漕浮收诸弊）。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得到了百姓感念、僚属敬畏的良好官声。《清史稿》赞誉颜希深“法尚清平，政绩辉煌”，称颂颜检“明于吏事，治尚安静”，表彰颜伯焘“娴习吏治，所至有声”，皆非虚言。在那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贪污成风、蠹虫成群的腐败社会里，颜氏三代能够不被污染，洁身自好，勉为良吏，力挽颓风，实属难能可贵。因此，毫不过誉地说，颜氏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达官贵人廉洁从政的典范。
颜氏三代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名仕显宦廉洁从政的典范，而且庶几可以说是当今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的典范。有些同志可能会说，颜氏三代是封建官僚，他们所提倡和践行的“三十六字官箴”是封建社会的“官德”，而我们共产党员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促进者、实践者，先进文化的倡导者、传播者，我们怎么能向他们学习呢？其实不然。我们倡导的先进文化，也涵盖、包融了优秀传统文化。古代从政箴言“三十六字官箴”，是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廉政文化的精髓。它所提倡的“公廉”观，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同样需要大力弘扬“公廉观”，积极践行“公廉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廉洁奉公、干净干事。对于颜氏三代，我们也应辩证地看待，他们虽然是封建社会的官僚，他们的政治思想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但他们在清末官场的大染缸里，能够标举公廉大旗，做到廉洁自律，已属不易，值得我们敬服和学习。当前，我们党正在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党风、政风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在完善体制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思想道德教育。只有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才能更好地从源头上防止腐败。我认为，在开展党风廉政教育的活动中，颜氏三代廉洁从政的史迹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素材。作为封建官僚的颜氏三代，尚能廉洁从政，何况是作为时代先锋的共产党员？因此，我们要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努力实践“三十六字官箴”，争创“三有一好”，争当廉洁从政典范。我相信，如果每一位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能按照“三十六字官箴”去做的话，我们的队伍建设必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必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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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字《官箴》”虽然影响甚为深广，但它是何人所作，现已无法考证。我们可以考据的是，碑文的首刻者和传承者。首刻者是明代户部侍郎兼山东巡抚年富。而传承者中，功劳最大的当推广东连平的颜氏三代。清代乾隆十八年（1753年），广东连平人颜希深任泰安知府时，偶在衙内的残壁中发现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泰安知州顾景祥（号贞庵主人）所刻的《官箴》碑文，感受颇深，遂将此碑重刻，并附以跋文，立于官署内西厢房，当作座右铭。嘉庆十九年（1814年）农历七月，颜检调任山东盐运使，泰安知府汪汝弼素知府衙内官箴石刻与颜检之父颜希深的渊源，遂寄给他数十本府内石刻拓本。颜检收到后，再三拜读，视若家珍，予以收藏。并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仲秋依照其父颜希深泰安石刻拓本重新刻石并跋其后，镶嵌在杭州治所大厅的墙壁上。就在颜检收受官箴石刻拓本的同一年（1814年），其子颜伯焘考中进士，借新进士巡游之机，顺便到浙江探亲。颜检授之以官箴拓本。道光四年（1824年），时任延榆绥道道台的颜伯焘，把其父颜检所赠之官箴拓本并自己写的一篇跋文，寄与长安知府张爱涛（字聪贤），请其刻石立碑，以广其传。同年农历十月，张爱涛在继顾景祥、颜氏三代之后，作跋立碑。这就形成了现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官箴石碑。从“三十六字官箴”的传承过程看来，颜氏三代对于“三十六字官箴”的传承和传播，是功不可湮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颜氏三代，“三十六字官箴”这段从政者的千古箴言，也许就会永远消匿于历史长河之中了。
颜氏三代不仅是“三十六字官箴”的积极传承者，而且是“三十六字官箴”的坚决践行者。他们都将“三十六字官箴”视为从政者的警钟、做好官的“秘笈”，并作为家训，传于后人，要求他们应时常学习官箴碑文，牢记前贤做官格言，以官箴中所提倡的“公”、“廉”为准绳、准则，廉洁从政，做一个清正廉明之官。颜氏三代历仕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均位极人臣，其中颜希深官至云南巡抚，诰授光禄大夫（正一品），颜检官至直隶总督，诰授荣禄大夫（从一品），颜伯焘官至闽浙总督，诰授荣禄大夫（从一品），并以“一门三世四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的显赫家声成为有清一代全国著名的二十八世家之一。颜氏三代之所以能创造三世一品的奇迹，是因为他们以“三十六字官箴”为指针，廉洁从政，得到了朝廷的信任；颜氏三代之所以能得到史书和后人的高度评价（《清史稿·颜伯焘传》说：“伯焘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也是因为他们以“三十六字官箴”为指南，德泽百姓，得到了人民的拥戴。颜氏三代的廉洁从政，体现在“三个严于”：严于律己、严于律下（即下属）、严于律亲。他们洁身自守，不贪污腐化，而是“清白存心，精勤任事，勉为良吏，力挽颓风”（颜检旧居“宫保第”楹联）；他们刚正不阿，不谄媚上司，以行贿获取上司欢心（颜希深任山东督粮道时，权贵和珅随乾隆南巡，向地方官勒索“孝敬费”，遭到颜希深拒绝）；他们力除时弊，严禁属下贪赃舞弊（颜希深曾经清察徵漕浮收诸弊）。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得到了百姓感念、僚属敬畏的良好官声。《清史稿》赞誉颜希深“法尚清平，政绩辉煌”，称颂颜检“明于吏事，治尚安静”，表彰颜伯焘“娴习吏治，所至有声”，皆非虚言。在那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贪污成风、蠹虫成群的腐败社会里，颜氏三代能够不被污染，洁身自好，勉为良吏，力挽颓风，实属难能可贵。因此，毫不过誉地说，颜氏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达官贵人廉洁从政的典范。
颜氏三代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名仕显宦廉洁从政的典范，而且庶几可以说是当今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的典范。有些同志可能会说，颜氏三代是封建官僚，他们所提倡和践行的“三十六字官箴”是封建社会的“官德”，而我们共产党员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促进者、实践者，先进文化的倡导者、传播者，我们怎么能向他们学习呢？其实不然。我们倡导的先进文化，也涵盖、包融了优秀传统文化。古代从政箴言“三十六字官箴”，是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廉政文化的精髓。它所提倡的“公廉”观，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同样需要大力弘扬“公廉观”，积极践行“公廉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廉洁奉公、干净干事。对于颜氏三代，我们也应辩证地看待，他们虽然是封建社会的官僚，他们的政治思想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但他们在清末官场的大染缸里，能够标举公廉大旗，做到廉洁自律，已属不易，值得我们敬服和学习。当前，我们党正在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党风、政风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在完善体制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思想道德教育。只有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才能更好地从源头上防止腐败。我认为，在开展党风廉政教育的活动中，颜氏三代廉洁从政的史迹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素材。作为封建官僚的颜氏三代，尚能廉洁从政，何况是作为时代先锋的共产党员？因此，我们要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努力实践“三十六字官箴”，争创“三有一好”，争当廉洁从政典范。我相信，如果每一位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能按照“三十六字官箴”去做的话，我们的队伍建设必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必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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