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选择和个人崇拜（转载）

 　　有人说，西方人推崇体制和制度管理，而东方人则崇拜英雄和伟人。这话说得也对，也不对。从当前的社会表象看，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和制度管理确实体现了社会的理性，成熟和井然有序，而失去了领袖崇拜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中国则处处渗透出一种浮躁不安，急功近利，藐视一切法律和社会道德底线的感性，冲动和社会转型的困惑。然而从历史上看，崇拜英雄和伟人则是人类社会的共性，个人崇拜更是西方的传统，只是近几百年来才从西方传到了东方的一种社会现象。恰恰是东方的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建立和逐步完善了适合于农耕社会的大一统君主专制体制和管理制度。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和制度管理却是在最近二百来年才出现的。 　　在西方的工业革命后，经过长期的阵痛，复辟和反复辟，街头斗争和议会斗争的冲撞和摸索，西方各国相互参照逐步建立起了一套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同小异的稳定行政官僚体制，民主选举制度，确立了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和议会立法，监督和制衡系统。取得了政权的新贵们为了巩固政权，把生意场上的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和资本运作的法则引进了国会和政府的制度建设，试图通过体制和制度上的筛选来确定为他们办事的代表人物。这套体制和制度的建立试图变偶然性为必然性，保障经过筛选出来的政府首脑和国会议员能够代表资本财团，及其附庸帮办集团的利益，并有效地遏制任何掌握重权的个人的恶性膨胀和背叛。 　　西方资本主义的体制和制度的顺利建立，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要归功于工业革命所催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之前在西方没有一整套十分强大，而且高度统一，中央集权的专制旧体制，旧制度和经过数千年堆积的庞大旧社会习惯势力的阻挡，围剿和扼杀。在发展资本主义以前，西方各国长期处于山头林立的封建领主，大公国和各地教会势力参政，争权夺利，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下。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促使了商品生产的大发展，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使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如潮水般涌来退去，摧枯拉朽，横扫了一切。这些王公，贵族，教会领袖，封建领主和庄园主的旧势力被迅速摧毁。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使他们倾家荡产，颜面尽失，斯文扫地，而且毫无复辟的希望。这就为资本主义的体制和制度建设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美国，经过严格的筛选，并在体制和制度制衡下产生的美国总统，各州州长，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标准化了的终极产品。他们都是善于做秀，表演，善于蛊惑民心，百面玲珑，善于心领神会地与大财团完成桌下钱权交易，并善于向选民做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美丽承诺，努力获取美国选民好感的台面人物和符合垄断资本利益的各级代理。经过了这么一套体制和制度的筛选，可以保障当选人长相符合选民的期待，人品道貌岸然，谈吐风雅得体，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上有足够的精明，成功地减少了出次品的概率。资本主义的体制和制度筛选的目标，当然不是为了要选出出类拔萃的精英人才，选出能够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创造新世界的伟人，而是要选出符合垄断资本财团的利益，能够按照规矩做事，忠实可靠，精明强干的各级代理人和办事员。 　　从对美国历届总统执政能力优劣的评介可见，虽然有着体制和制度的制衡，领袖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体制和制度是死的，当选总统的具体政府行政作业是活的。作为短期的行为，国会的多数可以通过政党操控，补缺的大法官是通过总统提名，议会质询审核后任命的，总统的特权可以借重战争和国家的紧急状态得到扩大，媒体和社会舆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诱导，民心可以鼓动爱国热情来操弄，选票可以通过选举操盘手来炒作获取。现任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美国总统可以把美国带向繁荣昌盛，也同样可以使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和战争的泥潭。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金钱政治造成了当选人利益代表的局限性。通过美国的这套体制和制度的筛选，成就不了代表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能够超越财团和美国国家利益的控制，遏制大规模战争和核大战的爆发，力挽狂澜，扭转地球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创造人类历史的大英雄和真正的伟人。历届的美国总统为了维护和扩大美国的国家利益频频发动侵略战争，为了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始终保持全世界最大的军费开支和最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可以证明这一点。不管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为了维护石油垄断财团的利益和美国人追求享受，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不顾气候暖化，地球生态已经趋于严重恶化的局面，一再拒绝在京都协议书上签字，拒绝承担起减少排污，挽救地球的责任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尝试国家的体制和制度的建设要比西方社会早了两千年。早在战国初期，秦国就通过商鞅变法，淡化了分封制的封建色彩，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体制。封建专制体制与之前的分封制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相比，其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可以轻易地集一国之力，听命于统一号令。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适合于农耕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和国防建设，并可以倾其一国之力，启动战时经济，发动战争，并赢得战争。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了中国，充分显示了这套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的优越性。 　　从此以后，汉承秦制，这套专制体制就被一脉相承地保留了下来。经过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不断修改，补充和强化，在中国终于形成了一整套十分完备，有利于统治者驾轻就熟，可以包罗万象，牢牢地控制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甚至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专制体制和制度。中华文明能够长期屹立于东方，经历数千年而不被摧毁和湮灭，除了有其特殊的地理和环境位置，中国文化的包容和强调中庸和谐等因素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长期有着这套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随之所形成的大一统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中央集权的专制官僚体制（即：官本位体制）中，皇帝是家天下世袭的最高统治者。帝王为了巩固其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对手下大臣采用高明的驭人术，恩威并重使其感恩和惧怕，分而治之不使其坐大，广布眼线使其不敢有任何的违逆。大臣们为了要取悦皇上，巩固其既得利益，也相应地发展出了一套"黑厚学"理论。他们当面不得不向皇上卑躬屈膝，竭尽巴结，歌功颂德之能事，背后却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相互参本，互相倾轧。科举制度虽然开创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先例，然而也形成了全国学子学做八股文，争先恐后进京赶考，知识卖予帝王家，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的恶习。科举制度扼杀了学习是为了追求知识，追求人生的意义，追求深刻了解和改造社会和自然的本意。封建专制体制政府官员选择制度的本质，是要选择有利于巩固专制统治，对皇上忠心可靠的奴才。 　　在官场中，官大一级压死人，因此不怕官，只怕管。下级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得到长官的提拔和晋升，不得不对上级阿谀奉承，处处投其所好。官本位体制决定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官成为了一种终生职业，一旦失去了官位也就失去了一切。因此，任何人只要身在官场，就只能上，不能下，必须努力学会攀龙附凤，结党营私，官官相护。官本位体制本身决定了，官场是一个政客，掮客，皮条客，食客，阴谋家，流氓，御用文人，家奴，墙头草，伪君子，鱼龙蛇鼠混杂的肮脏场所。身在官场如果要想生存下去，而且得到步步高升，就不得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步步堕落，贪污腐化，贪赃枉法，直至万劫不复。任你是充满着理想和抱负，再优秀的个人，只要在这个大染缸里打过滚，不是弄得伤痕累累，就成了一个唱大戏的，粘得一身的五彩油泥。出污泥而又不染，谈何容易！只要这套官本位体制不改变，虽然时代不同了，这种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丑态，还是会以不同的方式一演再演。 　　这里所讲的官本位体制也是讲究按照体制和制度选择从上到下的国家官员的。如果与资本主义的体制和制度作比较，一个是凭着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好恶和观感，经过合计和协商后向上推荐，报备审核和批准，不需要有选民的参与，完全由少数政客幕后黑箱作业的程序；一个则是通过资本的运作，有选民参与的金钱政治闹剧。按照官本位体制，选择政府官员的标准尽可定得冠冕堂皇，但是这是一种十分强悍的逆向选择机制。官本位体制决定了选择官员的真正标准不在于干部的真才实学和人品，而在于其是否属于是我的人，或我们这一派的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即使出现了个别标榜是清廉，公正和能干的官员，如包公，海瑞等，他们能够在官场中生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被帝王相中，作为了忠诚家奴的代表。他们代表了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巩固专制体制，而不是为了黎民百姓。 　　如果要细说起来，中国不是没有率先引领工业革命的机遇。早在唐代，规模化的大作坊生产和商品流通已经成型。在宋代，出现了大量的发明和创造，科技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只是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新王朝建立之初的铲除苛政，减免赋税和促进生产，只是为了巩固政权。开明君主的所作所为，也只属于极个别的个人行为。由于这套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过于霸道，所形成的传统势力过于强大，致使中国历朝，历代的新政和变法无一能够取得成功。封建专制政权为了确保其对国家的方便控制，历来采取重农抑商，反对流通，试图把臣民都困死在土地上的做法，也就扼杀了在中国发生工业革命的任何可能性。 　　相对而言，从传统习惯上中国人是更倾向于崇拜英雄和伟人。因为这套官本位体制决定了，任何地方官和中央的官员都只是皇帝和专制政权的奴才。选拔各级官员只是一种黑箱作业和官场文化幕后搏弈的产物，拒绝了平民百姓的参与。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领袖的重要作用毋容置疑。东西方的真正差别只在于，在现代的西方各国，领袖是通过所有选民一人一票的参与，按照国家的体制和制度规范，循序产生的，而在中国，名义上的国家主人和选民却被官本位体制和国家选举制度排斥在外。没有制度面上选择的参与，人们只能期盼碰上包龙图和海瑞那样的清官，或者指望在民间能够出现一个出类拔萃，所向无敌，可以领导他们走向光明，走向胜利，使他们得以安居乐业的大英雄和创造历史的伟人。 　　在中国，像包龙图和海瑞那样的清官，尤其是平民百姓所仰望的大英雄和伟人，需要历尽劫难，九死一生，需要有很多的机缘巧合才能产生。用孟子的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勿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群龙不可无首，乌合之众没有能够服众的领袖，只能是一盘散沙。在强大的封建专制体制下，他们必须具有非凡的勇气和社会责任心，远见卓识，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靠时势来造英雄。他们还必须是一些幸运儿，才能冲破重围，脱颖而出，因此存在更多的偶然性。中国最近两千年的历史证明，即使发动了玉石俱焚的大革命，推翻了旧王朝，由于封建专制所形成的习惯势力十分强大，新统治者对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驾轻就熟，历史往往只是转了一个圈，并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从陈胜，吴广，一直到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走不出这个怪圈。 　　至于说到宗教崇拜和个人崇拜，应该是人类的共性，在东西方并无实质的差别。相反，如果从宗教信仰上来看，西方信仰的是一神教，再虔诚的信徒也无法成为神，只能成为上帝的子民。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犹太教对上帝，耶稣和教宗的个人崇拜，与东方的宗教对神的态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方的宗教，如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都是多神崇拜，并不刻意强调个人崇拜。儒教出了众多的儒学大师。佛教认为任何人只要潜心向佛，修成了正果就能够成佛。道教讲只要通过不断的修炼，一旦得道就能升天成仙，封神。 　　在中国的历史上，个人崇拜都是针对死人的。任何再伟大的个人，只有在死后如果还有其利用价值，才会被后来的帝王步步追认，册封为神，称之为圣，如周公，孔丘，孟子，关羽等。中国对帝王本身搞的是三跪九叩的个人朝拜，依仗的是正统的家天下合法性和皇权主宰一切的权势，而不是针对帝王本身，或王室家族的崇拜。如果帝王失德，改朝换代就在所难免。这一点与西欧现有的王室，日本的天皇，泰国的王室是大不相同的。他们可以作为一个神位世代相传，受到国民的崇拜，而不必担心被推翻。 　　在中国，对活着的领袖的个人崇拜是近代才从西方学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利用的是天主教徒对教宗的个人崇拜。自封为天王的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还玩出了被天主附体，假传天意的鬼把戏。对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向日本的天皇，德国的希特勒和苏联的斯大林学来的。然而，蒋介石和毛泽东尽管各自宣称的奋斗目标不同，却殊途同归，习惯使用的还是历代帝王的驭人术，建立的还是中央集权的官本位体制。虽然毛泽东后期对官本位体制十分不满，不惜发动文革来打碎这套官僚体制，到头来他遵循的还是一条历史的老路。 　　现代的中国，只有通过一场历时几代人，全民参与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从当今中国工业化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找到中华文明得以继续发展的根，用崭新的全球视野，对现有的国家体制和制度，做出全面的政治改革，铲除官本位体制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国才能真正脱胎换骨，朝气蓬勃地面对未来。官本位体制规范和局限了主政者的视野和改革动力。干部择优淘汰的逆向选择机制，决定了体制内出来的领袖首要条件是维护和巩固统治集团的政权。因此，任何试图仰仗英明领袖来主导，由党中央和中央政府自觉展开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由下而上的强大群众基础，以建设公民社会为推手，以非暴力抗争的方式来启动。选民必须努力夺回选举权和罢黜各级失德的政府首脑，人民代表和公务员的权力，维护公民的权益，参与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做到还政于民。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进程不能被打断，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的趋势不能受到干扰，因此任何暴力对抗和鼓动革命的方式都不可取。只有采取非暴力抗争的理性，合法的手段来推动，或逼迫执政当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认真处理好各种实际问题，才是尽量减低社会成本，达到改革目的的正确途径。公民一定要监督好政府，不能容忍各级行政，司法，民代机关，及下属机构，成为藏污纳垢，滥用公权力的场所。为了维护公民的权益，只有对政府严格监督，维持步步紧逼的高压，强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建立国民意识和建设公民社会的正确途径。
 
 
                                                                                                                                                                                       范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