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记老朋友（转贴） – Mtime时光网

《十月》2009年 第1期 登出了散文作家王充闾的两篇散文，其中一篇题为“不能忘记老朋友”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记述了周恩来总理的一些往事。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3周年的日子，摘录文章部分再配两幅照片以为纪。

 

      中国社会文化，在很早时期即彰显人本思想，重视人伦教化，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种伦常关系，被称做“天下之达道”。“五伦”中的前四伦，或体现宗法等级制度，或依托于姻亲、血缘关系。唯有朋友一伦，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靠的是志同道合古人定义为：“同师(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它不仅受情感支配，还要依赖义理来制约与维系。一条重要准则，就是“朋友有信”。也就是超越一己之私心去符合人伦的、社会的、公共的道德目标，崇仁重义。礼尚住来，通情谊之好，结信义之诚。这是维持纲纪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保证。    

1924年黄埔军校

      周恩来从小就沐浴在温馨、仁慈的母爱之中，养成了温厚谦和、善与人同的性格扣量大而能容人的气度。据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在周恩来看来，人立足于世，既然不能像草水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耶就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结交朋友。从政治上讲，这是缓解敌我对抗、分化敌对势力、消减对立情绪的有效手段；就个人修养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是学习他人经验、塑造理想自我。“名由之成，事由之立”的重要途径；从工作角度看，则是沟通思想、统一认识、协调关系的一种方法。因此，在求学时代，他就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并从中多有受益。     他恪守着“我有恩于人，不可不忘也；人有恩于我，不可或忘也”的中国古训，哪怕是别人的点滴好处，他都永生牢记，念念不忘。     1935年8月，周恩来在长征途中突发高烧，身体十分虚弱：兵站部部长杨立三见他行走困难，便带着战土用担架将他抬出了草地。1954年，当杨立三去世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夹，闻讯后，无沦如何也要坚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表现了一种平等而深挚的同志之情。     对于为革命、为民族解放事业作过贡献的同志．他更是铭记于心。上海解放不久，周恩来前去视察，上海军管会陈毅主任安排了一个座谈会，著名民主人土彭文应应邀出席。散会后，周恩来快步走到他的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彭文应深感惊愕．周恩来便向他追述了30牛代初的一件往事。当时，周恩来在上海组织领导“地下工作”，有位同志被捕。听说如能以金钱“打通关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但周恩来当时手头拮据，通过友人介绍，找到了思想进步．家境又颇为富裕的彭文应，向他求援，使那位被捕的同志很快获得厂自由。据彭先生回忆，当时拿出的钱并不多，大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一百元左右，事过之后早巳忘怀了。谁料时隔20年，周恩来竟还记着这件事。他当即嘱托陈毅同志：“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位朋友。”     “不能忘记老朋友”，这是周总理终生恪守的处世准则、做人规范。既然“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的事情”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么，对于那些勋劳卓著、治绩辉煌的负责干部，那些赤诚相与、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当他们陷入逆境之时，还能坐视不顾吗?为此，十年动乱中，尽管他自己也处境艰难，且重病缠身，还是尽最大努力，保护了大批党内外的高级干部与知名人士，体现了一片革命真情，留下了许多动人佳话。     在红卫兵破“四旧”、乱抄家、乱揪斗的狂潮中，许多民主人士首当其冲，大难临头。他们大都是与中共长期风雨同舟的老朋友，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很多贡献。周恩来日夜操劳，多方奔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他把在上海遭到冲击的宋庆龄先生请到北京，并指派他的保卫人员担任安保工作；下令上海有关部门立即修复遭到破坏的宋家墓地；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亲自为新编的《宋庆龄文集》题写书名，以安慰在精神亡饱受创伤的宋庆龄副主席。     1974年，住院治疗中的周总理，得知傅作义生命垂危．不顾医生劝阻，仍然亲自前住医院探望。总理拉着博先生的手说：“您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处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听了这一番话，心情十分激动，眼里闪现着晶莹的泪花。1975年8月24日，周总理拖着虚弱的病体，在北海公园散步，面对澄碧的湖水，长时间地凝望、沉思，然后转身向随行的医护人员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九年前的这一天，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不堪“造反派”的污辱和毒打，投湖自尽。周总理闻讯后，异常痛心。满腔愤怒地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呀?!”深为没有保护好老舍自责。事发后第5天，他便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经毛主席批准，使一大批有功于人民的重要领导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免遭迫害。  周恩来总理庐山植物园（1959）       解放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主义而被逮捕，周恩来四处奔走，将他营救出来。但蒋介石不准他出任公职、教书、讲演和发表文章，以致生活十分困苦。周恩来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马寅初的著作《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并致送最高稿酬，一时在国境区知识界传为佳话。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被批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康生等人要把他划为右派，周总理出面回护，使他得以幸免。1972年，九十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经总理亲自批示，及时施行手术治疗，使其身体基本康复。而正是这一时刻，总理本人也不幸罹患癌症，却因未能及时冶疗，留下了后患。马老从他与周恩来的几十年交往中，由衷地作出评价：“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帮助党外朋友解决具体实际问题。他曾亲自为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冯玉祥等爱国民主人士祝寿；亲自安排为司徒美堂先生制备衣物，以抵御北京寒冷的天气；为齐白石老人整修庭院；为老舍先生装修地板、求医治病……许多民主人土感动地说：·周总理不愧为：周’总理!真周到。“老舍夫人胡絮青说：“总理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与演员合影时，大家出于尊重，把中间位置留给他，他却总是让给那些老艺术家。在他身上，你永远找不到强加于人、强迫命令．‘我说了算’的感觉。他永远是用商量的口吻同你说话：他对文学艺术上的一些见解．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这就是周总理。所以，在文艺圈子里，他的朋友最多。”     周恩来长期主持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他在同党外人士交往中，一贯襟怀坦白，输诚相与。他说：“对党外入上要真诚和蔼，不要虚伪。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他提倡共产党人要敢于交畏友和诤友，“要尊重人家的意见，让人家把话讲完，使党外人土在各种场合都敢于讲话，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教育、团结了广大民主人士。许多党外朋友都把他视为披阡沥胆，最堪信任的知己，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亲和力，使各方面的盟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做到同甘共苦，并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