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晋官难当”反映出中国政治的弊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9:35:47
去年9月山西临汾市发生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导致300多人死亡。随后上任才几个月的临汾市长刘志杰被解职。有人说，晋官难当，临汾的官更难当。三年之内，临汾换了四任市长，山西换了四任省长。
临汾这座人口4百万的城市是山西的能源重镇，有重多煤矿和铁矿。众多的煤矿造就了富甲一方的“煤老板”，也形成了钱权勾结的地方势力。“煤老板”为谋取暴利而不顾安全生产，导致矿难层出不穷。
加强官员问责
随着中国官员的行政问责加强，在临汾做官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因为当地官员要为当地矿难负责。山西民间有"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人民说了算"的说法，意思是临汾矿难频繁，使山西像走马灯一样替换省长。
据说时下中国官员中流传抱怨：“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官越大越辛苦，责任越大。”临汾市长长期空缺似乎说明了中国当官不风光的一面。
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丁学良说，临汾现象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过去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的进步以及官员腐败和官商勾结问题的集中反映。目前中国当局担心社会矛盾激化，加强了官员问责制度，这是进步的一面。
不过丁学良指出，中国官员问责制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导致诸如临汾官员面临的难题。一方面当地官员要为矿难负责，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官商勾结的势力面前无能为力。
行政大于法律
当地“煤老板”和其它利益集团背后有强大的后台势力可能令临汾市长不能放开手脚去解决安全生产的问题，比如关闭非法违章的煤窑和矿井。
丁学良举例说，15年前曾有交通管理官员对他抱怨交通官员行政级别太低，以至于无法有效执行交通法规，因为交警碰上级别高的官员就无法有效约束和惩罚违章行为。
他通过这个例子说明问题在于缺乏法制。如果仅依赖行政权力，而不依赖法律权威，那么交通警必须要有相当于一国政府首脑的级别才能要有效执法。在法制社会，执法依赖的是法律本身的权威，而非执法人员的行政权威。
具体到临汾，如果当地煤矿主背后的后台级别高于当地市长，临汾市长就无法有效使用行政权力，就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据说临汾市长并非不想有所作为，有的人上任后还没来得及摸清当地情况，就赶上大型矿难，随后被免职。
“晋官难当”反映出中国政治的根本弊病：重行政权力而轻法律权威﹔重人际关系而轻规章制度。（作者 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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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 没人愿意到事故频发的城市当官
据媒体报道，山西省为给临汾市找一把手而焦头烂额，由于对一连串死亡事故心有杂悸，被提名的人选都不愿出任。 广州《南方都市报》报道，自从去年9月襄汾溃坝事故导致276人死亡和35人受伤后，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市长刘志杰被免去职务。这两个职位已经空缺半年多了。
报道说，山西省一直在物色临汾市委书记人选，但官员们纷纷推辞。
近年来，中央政府颁布问责制政策，地方政府最高官员需对辖区内重大事故负责。
但国家行政学院一位教授说，如果无法对与煤矿主和其他企业家直接联系的更基层官员进行有效监督，问责制就没有基础。目前的制度让内地官员感到压力很大。虽然这也许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执政能力，但像在临汾市和山西省那样，简单免去地方最高官员的职务，对防止事故再次发生不会有什么作用。
在问责制下，过去三年来煤矿或其他重大事故致使临汾市长换了四任、山西省长换了三任。
这位教授说，频繁罢免官员使其他官员成了惊弓之鸟，“我们可以轻易让县长、市长甚至市委书记停职或免职，可我们却不能开除所有与富人有关系的各部门负责人。富人会向与他们直接联系的官员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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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中国强化行政问责能解决问题吗
中国党政领导人最近针对食品和生产安全事故发表讲话时，要求政府官员加强忧患和责任意识，并誓言强化行政问责。然而此类事件层出不穷的根源何在？民间学者有不同看法。 “毒奶粉”事件和山西溃坝事故发生后，有民间意见认为，中国政府通过举办奥运会树立起来的形象瞬间荡然无存。这些威胁到公众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事件，对于政府的公信力也造成极大的伤害。
两个事件发生后，政府已经做出一系列姿态：山西省长引疚辞职；河北省炒掉了几个地方官员并且把生产“毒奶粉”的三鹿领导抓了起来。
此外，政府要求对所有可能饮用受污染奶粉的婴幼儿进行免费检查和治疗，并且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督促下，开始在全国各省市设立相关热线电话咨询服务等。
看起来政府是在采取行动。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动作是不是触及到造成这些事件的根源？政府能不能，甚至是有没有意愿从根本上有所作为？
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19号在党内的一个会议上表示，近期发生的这些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大局、忧患、责任等意识，作风漂浮、管理松驰，甚至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胡锦涛要求共产党员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日也在一个干部会议上指出，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严格追究领导责任。
但是，在有学者认为，温家宝的话并没有什么新意，而且强化行政问责制，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南方报业集团资深编辑鄢烈山也认为，事实证明，现在的所谓问责制，也就是每次出事后处理几个官员的作法，解决不了问题，反倒是出现的问题一个比一个严重。 鄢烈山说，胡锦涛所说的“以人为本”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真正情况并不乐观。不少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而与企业、而不是民众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过去说是为了国家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还勉强说得过去。但现在不是这样。这其实就是个借口。(他们)没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而是以钱为本、以政绩为本。”
另一方面，鄢烈山作为一个老报人强调了媒体应该在监督方面所起的作用。他曾经撰文反驳关于媒体被企业“公关”的批评，说只有企业摆平政府，媒体才有可能被企业“收买”；而如果有了充分的表达权，媒体是不可能被收买的。
鄢烈山肯定互联网民意在揭露这类问题时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告诫一些打着爱国旗号的网民，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助长政府对媒体的压制。
他说:“他们甚至赞成在某种时候，为了所谓‘国家形象’，为了面子而压制真相。中国人原来都有很强的面子观念，现在又被所谓的‘爱国主义’煽动起来以后，不仅容不得海外的批评，动不动就说他们是反华。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支持了对媒体的压制，对真相报道的压制。”
鄢烈山认为，政府如果要真正对人民和国家负责，就应该允许揭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