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震周年回访日本救援队:可反省的与被打动的(南方周末 2009-4-30)

川震周年回访日本救援队:可反省的与被打动的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04月30日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邓科 陈军吉

　　日本救援队在震灾现场　日本国际紧急援助队供图
　　□本报记者邓科发自东京□本报记者陈军吉

　　■对日本来讲,接到对方国家的要求后6小时,就能派出救援队,这是最快的一次。

　　■根据中方安排,我们直奔青川县官庄镇。但是到了目的地一看,不得不放弃搜救。山体滑坡最浅的地方也有10米,一支部队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够挖掉土沙,而我们只有三十几个人。

　　■一个餐厅的老板,在他那已经彻底被破坏的餐厅院子里,给我们做了稀饭和榨菜。我们肚子非常饿。老板说:“对不起,我只能做出这么简单的菜肴。”

　　一年前,日本国际救援队向挖出的“汶川大地震”遇难者遗体默哀的照片,震动国人,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关切,令一些网站也打出了“谢谢日本”的语句。当时的日本救援队成为中日关系中的“暖色标志”。

　　一年后,时任日本国际救援队队长、现日本外务省国际紧急援助室长小泉崇,接受几家中国媒体的采访,评价和反省一年前的救援行动,详解为什么没能救出生命,讲述灾区的触动与感动,直陈日本队员心理问题的处理。

　　缺乏沟通　需要反省

　　记者:“5·12”快一周年了,小泉先生和日本国际救援队会不会再次到四川看看?

　　小泉崇:我们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计划。有很多朋友仍然在当地从事各种志愿活动,我们跟他们经常交流,问问北川中学的情况怎么样了,也听到了北川中学的副校长对于我们表示感谢的口信。我们都传达给了参加救助工作的队员们。

　　记者:当时参与地震救援的过程如何?

　　小泉崇:地震刚发生时,日本方面已经开始了准备工作。第二天,5月13日,有人说,中国政府可能会提出邀请,我们就让救援队员到成田机场待命。中国方面说国内还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我们暂时让救援队员返回。前72个小时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希望能早点派遣救援队。5月15日,大概在上午11点半的时候,中国政府通知我方,说接受日本救援队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我们再次让队员准备出发。

　　对日本来讲,接到对方国家的要求后6小时,就能派出救援队,这是最快的一次。后来才知道,日本救援队是中国第一次接受的来自国外的救援队伍。

　　第一批救援队员于5月16日凌晨2点抵达了成都。然后乘坐大巴车,根据中方的安排直接奔赴青川县官庄镇。但是到了目的地一看,不得不放弃搜救活动。因为我们的队员是专门营救困在倒塌建筑物里的人,而官庄镇是山体滑坡。据当地人介绍,大概有200户家庭、公共汽车、学校等,都埋在山体滑坡的土沙里。土沙最浅的地方也有10米,最深的地方挖70到80米才能挖到村庄。一支部队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挖掉土沙,我们只有三十几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救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没有用武之地的情况?据我个人的分析,当地人都以为日本的救灾能力非常强,对我们抱着非常大的期待。而在另一方面,当地没有充分地了解日本救援队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能力。缺乏沟通,所以导致了这样的情况。

　　记者:回头看,当地政府和日本救援队在信息沟通上有哪些值得总结的地方?

　　小泉崇:当时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充分地沟通信息。其实连当地政府也都不一定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我们只好直接赶去现场。现在回头讲,如果那时有多一点的时间来把握有关的信息,或许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因此,我们深深地认为,掌握正确的信息,是非常关键的,信息沟通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这点上反省得多一些。

　　后来,我们又跟中方商量,去了青川县乔庄镇。据中方说,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处理城市型灾害的救援队。当夜,一家医院,一对母婴被压在宿舍楼里。我们从三点半开始搜救,不分昼夜,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左右,挖到了母亲和婴儿。但是非常的遗憾,她们已经去世。

　　5月17日中午,第二批救援队抵达乔庄镇。根据中方要求,我们赶到北川。

　　当天深夜我们抵达北川中学。下着大雨,当地人让我们先停停,但是我们要求起码能够用生命探测器来探测一下有没有幸存者。第二天,我们分两批开展搜救。第一批就在北川中学,另一批在北川的曲山镇。我们一直相信,能找到幸存者,但是很遗憾,我们只能找到遗体,14具遗体。

　　默哀并非惯例

　　记者:对那场灾难,你印象最深的是?小泉崇:是在乔庄镇发现医院宿舍里的母亲和婴儿时的情景。我们为她们默哀了。发现她们遗体的时候,她们都是脸朝下,好像妈妈要保护婴儿、婴儿也要保护妈妈的姿势。看到这样悲惨的情景,我们几个队员流下了眼泪。在这样的巨大痛苦之中,这位母亲的父母和她的先生,都对我们表示了感谢。

　　挖出这对母婴的遗体后,我们要离开当地时,一个餐厅的老板,在他那已经彻底被破坏的餐厅院子里,给我们做了稀饭和榨菜。去青川时,我们没有带上多少食品,肚子非常饿。老板说:“对不起,我只能做出这么简单的菜肴。”但稀饭和榨菜非常好吃,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其他的队员也都说非常好吃。那个时候的情景我也很难忘。

　　记者:日本救援队向挖出的遇难者遗体列队默哀,是惯例?

　　小泉崇:当场默哀并不是我们的惯例。不过在青川县,我们发现母女遗体时,感到非常遗憾,而且非常同情她们。因此并不是谁来发出命令,而是队员们主动地、自然地集中在一个地方开始默哀。给中国的建议

　　记者:作为一个亲历者,你怎么评价中国政府和军队在救灾方面的表现?你对中国的救援工作有什么建议?

　　小泉崇:坦白说,当我们进入现场时,中国政府和部队的第一阶段的抢救工作都已经结束了。如果我们有机会跟他们一起来工作的话,可以客观地来评价。

　　就我看到的救助工作,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非常好。

　　我们没想到,中国会有那么多的志愿者。在青川县医院的宿舍,我们进行抢救工作时,3个来自北京的青年专门为我们开车。他们是自愿地开着自己的车从北京过来。我们分批轮班,第一组回去休息,另一组队员送到救援现场,都是他们为我们熬夜开车。

　　很遗憾,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和单位。

　　我们也感觉到,中方的装备、技术、组织,都没有设想到这么大规模的灾情。

　　救援队的心理问题

　　记者:据说,因为在中国没救出一个幸存者而倍感压力,一名日本救援队员决定辞职。

　　小泉崇:队员辞职的事我不太清楚。不过,日本国际紧急援助队是临时性的,什么地方发生了大灾害,才把一些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员组织成临时性的援助队,参加抢救。一旦工作结束,他们就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有一个在消防厅工作的队员,接受采访时说,对于自己没能找到一个生存者感到非常的遗憾。救援队回来解散了,他也就离开了。可能在网上传播时误解了这个信息,以为他辞职了。

　　记者:救援结束后,中国的部分官兵和志愿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日本救援队出现类似的问题了吗?

　　小泉崇:不仅日本救援队,而且其他国家的救援队都会碰到心理问题。在北川中学抢救时,我们的队员会看到跟自己孩子一样年龄的学生们的遗体,都会对心理产生影响。

　　我们救援队有专门的医生护士,队员返回成都后,一个一个面谈,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有问题的,医生和护士会提出建议。回国以后,我们还专门向每一位队员进行问卷调查,把调查情况送到神户一家公立医疗机构。如果认为某一个队员需要心理护理,就由他们跟进。

　　据说这次参加救援的队员里,有几位出现了心理问题,但情况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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