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唱江南断肠句

谁唱江南断肠句

作者：山谷

分别以《陶庵梦忆》和《板桥杂记》而知名的张岱和余怀，在许多后人的眼里因为文化贡献的突出，被戴上“遗民”头衔而受到尊崇和关注。他们是明清之际江南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的两位，在那个特殊时期，他们以写作自遣，“静思陈事”、“有为而作”，将自己的人生阅历、经验和种种体会笔之于书，或“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或作“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情感指归以及其精神导向，颇具大多数“既不入仕版”，又混迹于名教和风月场中的知识分子的共性，折射出那个时代文人的别种面貌。

张岱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余怀生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前后。两人虽然年龄相差近二十岁，是两辈人，却有太多相像的地方。

首先他们的家境都曾经富有，张岱家族世代为官，曾祖张元忭为隆庆五年（1571）状元，官至吏部侍郎；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广西参议；父张耀芳副榜出身，为鲁藩王长史。张岱自道：“家龙阜，有园亭池沼之胜，木奴、秫粳，岁入缗以千计，以故斗鸡、臂鹰、六博、蹴踘、弹琴、劈阮诸技，老人亦靡不为。”余怀呢？因为父亲在江南经商暴富，定居南京，也同样是富家子弟，“往余年少驰骋，自命江左风流，选妓填词，吹箫跕屣，曾以一曲之狂歌，回两行之红粉”。

俩人都曾参加过乡试，但都没有功名，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剖白：“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家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余怀自道：“及榜发，落第，余乃愤郁成疾，避栖霞山寺，经年不相闻矣。”他俩以秀才的身份和知名的才子行世，也同以这个身份终老。

他们都有相当丰富的著述，张岱除了为世称道的《陶庵梦忆》外，自述还有其他十几种：《西湖梦寻》、《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環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一卷冰雪文》、《说铃》；余怀除《板桥杂记》外，尚有《三吴游览志》、《甲申集》、《五湖游稿》、《余子说史》、《四莲华斋杂录》、《东山谈苑》、《茶史补》、《砚林》等。

《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板桥杂记》都是他俩的晚岁作品，并各自成为他们文学的代表作。

也许是年轻时身心特别放松，他俩也都活得很长，均以高龄辞世，一个活了八十二岁，一个活了八十岁，这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代，绝对归于长寿之列。

概括所有这些大体相同的人生经历，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相似，年轻时雅好声色，纵情曲蘖，典型的纨绔子弟，鼎革后无所适应，以穷困老死。

十七世纪初叶，恰是晚明时分的“花样年华”，套用余怀之说，是“太平盛事”迭出的时代，也是垂败之前的盛极景象。这种盛世危机的征兆，政治上的表现是权奸当政，内阁频繁换人；全社会的表现是奢侈成风；而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表现则是坠落、腐化，结驷连骑，选色征歌，并甘之如饴。在专制社会里，时代变化的晴雨表最先体现在知识分子群体的表现上，一旦这些社会精英们开始“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之时，便是破家亡国的征兆。

青年时代的张岱和余怀正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俩人在衣冠文物、文采风流的富庶江南流连忘返，凭借这方人间乐土，留下了他们声色犬马的行踪，以及晚年值得一读的回忆文字，让我们得以一窥知识分子中的另一类风情。

张岱用灵魂飞扬的笔触，记录了陪都秦淮河的印象：“画船箫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灯如联珠。船首尾相衔，有连至十余艇者。船如烛龙火蜃，屈曲连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鏾钹星铙，讌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灯残，星星自散。”相较而言，他更加眷恋山水胜地的西湖，“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如家园眷属，梦所故有，其梦也真……一派西湖景色犹端然未动”。

余怀为这个充满了人间繁荣、人欲横流的社会所陶醉：“金陵都会之地，南曲縻丽之乡。纨茵浪子，萧瑟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接也。其间风月楼台，尊罍丝管，以及娈童狎客，杂技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

张岱从小聪明异常，六岁时在杭州与大儒陈眉公有过一次联对，陈眉公出上联：“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他应声而答：“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与少年张岱相类，余怀也是个绝顶聪明的学子，在学员众多的南京国子监进修期间，每逢考试，名列榜首的，多为他和黄冈来的杜濬、江宁来的白梦鼐，同学们便把他们三人的姓合在一起，称之为“余杜白”，谐音丝织业染色的颜色“鱼肚白”。明崇祯四年（1631）会试第一、殿试榜眼的吴梅村升任南雍司业时，就特别欣赏这位比他小七岁的学生。余怀在南京如鱼得水，崇祯十三四年（1640、1641）年方二十五六岁之际，还一度到刚刚卸职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的府中，帮助接待四方宾客，自称是“入范大司马莲花幕中为平安书记”，好比晚唐杜牧在扬州为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作书记官。范景文曾任南京兵部尚书之职，在南京有非常广泛的社交活动，与阉党余孽阮大铖也是相从过往的朋友，经常到阮的石巢园作客，阮大铖也常过访范之澜园。

张岱耽于个人的游乐，“大江以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爱好“斗鸡、臂鹰、六博、蹴踘、弹琴、劈阮诸技”等各种杂耍玩意，是个名副其实的大玩家，他年轻时的这些经历为他晚年写作提供了最初的知识积累。相较而言，张岱比较好玩，余怀则比较好色，“长板桥边，一吟一咏，顾盼自雄，所作歌诗，传诵诸姬之口，楚、润相看，态、娟互引”。

余怀晚年把流寓南京时在秦淮河南岸旧院的所见所闻记录成一本书，名曰《板桥杂记》。板桥，就是长板桥，是明代在东花园（今白鹭洲公园）附近的小运河和长塘的水边，为方便行人搭建的一条木质板桥，人称长板桥。板桥以西直到武定桥边，娼家、旧院一家挨着一家，形成了规模效应，与十里秦淮联成一个整体的宴饮娱乐、吃喝嫖赌的销金销魂大平台，其位置大致在现今的大石坝街、长乐路一带。在这本有着晚明秦淮风光和曲中旧院习俗的书中，随处可见余怀年轻岁月的痕迹，他津津乐道的情趣、爱好和欲望。毫不夸张地说，在这片充满了人肉买卖、欲望横流的桃色之地，余怀把他青春的岁月几乎全都抛掷于此，对这儿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余怀在“南雍”学习，在秦淮河边流连，还有着另一个重要的人生使命，就是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这是秀才通往仕途的必经之路。但余怀遭遇了挫折，崇祯十五年秋闱乡试，结果依然未中，“及榜发，落第，余乃愤郁成疾，避栖霞山寺，经年不相闻矣”。

转瞬之间，就到了天崩地裂的崇祯十七年（1644）。南都沦陷后，虽然没有战火的硝烟和战争破坏痕迹，但板桥一带也是远非昔比，“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繁华似锦转眼成灰。这片曾经给了余怀青春愉悦的欲界仙都，怎不令他动之以情，伤之以怀？他在《板桥杂记》的序言中，流露出强烈的盛衰感慨：“郁志未伸，俄逢丧乱，静思陈事，追念无因。”他追忆的是一个永远逝去的朝代，一个曾经骋怀游乐的天堂。

但余怀很快就从过眼烟云中调整过来，重新投入到新的寻欢作乐中。顺治六年（1649）重九日，余怀与遗民陈丹衷（南京人）、张可仕（孝感人）、邢昉（高淳人）、纪映钟（南京人）、杜濬（黄冈人）等人在金陵容与台举行诗会，另邀艺人丁继之、张燕筑参加。丁继之曾扮演张驴儿娘、张燕筑扮宾头卢，与扮武大郎的另一位艺人朱维章在金陵同负盛名。余怀参加文人遗民的聚会，无非就是唱曲助兴而已。

就在余怀经历短暂的失落之后又重新开始追逐伎乐、美色、娈童的生活之时，张岱却经历着人生最为苦痛的灾难。顺治三年（1646）六月，清兵攻占绍兴，明鲁王兵部尚书余煌、礼部尚书王思任、侍郎陈函辉等死难，五十岁的张岱全家被迫开始了逃难，“国破家亡，避迹山居”，躲进嵊县荒僻的西白山中，一年后移居绍兴郊外三十里处的项里。顺治六年（1649），张岱全家才搬回绍兴城中，但故居早已易主，“乱离两载，东奔西走，身无长物，委弃无余”，不得已在卧龙山下租借到一座残破的园子——快园住了下来，从此开始了他“布衣蔬食，常至断炊”的穷困生活。

后人肯定余怀和张岱终于不仕新朝，但他俩也同样没有出仕前朝，依照张岱在《石匮书自序》中的说法，就是“余不入仕版，既鲜恩（明）仇（清）”。

清兵南下的同时，颁布了一些关于安抚、笼络、软化、收买南方反抗势力以及人才的若干政策，其中就有“酌量推用投诚归顺的文武贤才，并征聘前朝文武官绅、勋臣以及怀才抱德的山林隐逸”。顺治三年（1646）举行了入清以来的第一次科考，顺治四年（1647）加科一次，顺治六年（1649）为第三次，在顺治九年（1652）第四次大比时，还特别“诏起遗逸”。一方面这是清朝廷在政权日益巩固时缺少大批的人才，特别是儒家人才，更重要的是统战的需要，以此来笼络江南士子，减少对抗的成本。这一招相当有效，“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大批的江南文士纷纷被吸引到这个黑洞中，于是有人写了打油诗嘲讽这种现象：“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但是汲取新朝的功名也不是容易的，《柳南随笔》有一则“诸生就试”条目：“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凳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喫光。’”

诱惑是巨大的，政治风险也是巨大的。新政权不是对所有的投诚归顺的“文武贤才”都来者不拒，而是有所选择。对那些在前朝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的人，新政权是实行征聘的办法；而不具备前朝功名以及社会影响力的人，则是不在征聘之列的。即便达到前朝功名、官位等要求的被征聘者，在具体使用上也不是人人满意的，以崇祯四年的探花、名震文坛的领袖，也是余怀当年的国子监导师的吴梅村为例，他被苏州巡抚列名征聘后，也只是授予秘书院侍讲，充修太祖、太宗圣训纂，做做教育和文字整理工作，后来官升国子监祭酒，也比在明朝所做的官阶要低一等。吴梅村受不了这种委屈，只干了三四年便打道回乡，却落得个以泪洗面的结局；另一个名声也很大、在明朝做过部长的钱谦益，变节到北京后也没有受到重用，郁郁而归。

所有这些现实生活的例子，无一不摆在那些在明朝既没有功名，又没有更高学历的白衣秀才面前，况且他们浪得浮名的行径并不符合当时政权的人才标准，因此，余怀、张岱之流不见征聘，他们也拒绝为新政权服务。实际的情况就是，清政权和一部分明遗民，很大程度上是两不情愿，而弱势的一方就会自我标榜：“无限夕阳芳草，闭门老尽英雄。”

终于到了余怀衰老的时候，张岱也就更加垂暮。两人分别在不同的年代，但是各自年岁差不多的时候，开始了关于昔日繁华诸事的记述。

《西湖梦寻》成书于康熙十年，张岱时年七十五岁，《陶庵梦忆》也是他七十多岁时的作品。而《板桥杂记》写成于康熙三十二年，此时的余怀已经是七十七岁的老人。

余怀在这本追忆之作中，在透露自己人生经历的同时，却为自己年轻时的荒诞作掩饰，把冶游嫖宿偷换成严肃的主题，将荒诞不经的行径进行“美化”：“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狎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余之缀葺斯编，虽曰传芳，实为垂戒。”这种了无力气的叹息声，证之书中的种种记述，余怀只是作“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而已，他的穷欢极乐，是随着明王朝这座大厦的倒塌而以悲剧告终的。

张岱没有把自己说得那么崇高，但他在《自为墓志铭》的结尾羞怯地写了这么一句：“必也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衷曲。”三外野人是宋末元初的郑所南，宋亡后改名思肖，即思趙（赵），隐居苏州近半个世纪，“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坐卧必南向，以示不忘宋室。

鼎革之后，余怀躲在女人的背后，以咀嚼陈年往事过日子，张岱则寄情山水和人间万象，胸中的境界、层次远比余怀阔大和多彩，从文学角度说，题材的广泛和角度的多样，加之清新的文笔，夹叙夹议，其作品也就获得跌宕起伏、精致隽永的艺术效果。与余怀的粉饰相比，张岱要坦率得多。在《自撰墓志铭》中，他自我交代：“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在余怀拖着一条大辫子与一些人在南京或苏州聚会、喝酒、谈天，发几句无关痛痒的牢骚的时候，穷困潦倒的张岱脱却了华丽的外衫，露出风雅清丽的内心，行诸笔墨，率尔为隽永的文字。他“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庶几还有几分三外野人“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河”的意思，心怀了些许悲凉。

人到老年，张岱的忏悔是真诚的，而余怀却言不由衷故作大言。张岱为自己写了墓志铭，剖白心灵，“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老年余怀在为李渔的《闲情偶寄》所写的序言中，为年轻时的放浪沾沾自喜：“往余年少驰骋，自命江左风流，选妓填词，吹箫跕屣，曾以一曲之狂歌，回两行之红粉，而今老矣，不复为矣！”即便年老时心有余而力不足，依然旧习不改：“余虽颓然自放，倘遇洞房绮疏，交鼓絙瑟，宫商迭奏，竹肉竞陈，犹当支颐鄣袖，倾耳听之。”

体现在文学上的成就，张岱、余怀作品虽都是小品文，篇幅也短悍精巧，但却一个是锦心绣口，一个是满纸烟花，一个是清新雅致，一个是满目浮华，文本的价值不同，给人的启迪也不同。他们都以江南为写作载体，都为江南断肠，但余怀为“狭邪”、“艳冶”的垂戒不真，张岱为山水风光的传芳是实，留给后人审读的，是品位、高雅各不相同的文本。

无限的伤心事，尽付与时间的浅浅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