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西花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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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周总理（1）
西花厅岁月 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
人能为自己心爱的工作
贡献出全部力量
全部精力
全部知识
那么这项工作
将完成得更出色
收效也更大
--奥勃鲁切夫
在西花厅37年，赵炜和周总理与邓大姐见面的次数多得数不清，她是周总理临终的见证人之一，也是陪伴了邓大姐27年的秘书、朋友与伴侣。作为一个跟随周总理与邓大姐几十年的工作人员，她对两位老人的感情也非同一般。30多年平凡而又不平常的日子，赵炜对过去的很多事情已经淡忘，但回想起第一次见到周总理与邓大姐的细节，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却记忆犹新，因为周总理那句"咱们都是同志嘛"一下子就使她当年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
到西花厅工作已经快一个月了，我和组里的秘书们也相处得很好，但只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敢贸然问他们，那就是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周总理和邓大姐？
50年代中期，西花厅的前院和后院分得很清楚，我们在前院工作的同志很少有机会到后院去，就是有文件要送给总理，也是放在通往后院门口的值班室里。我在工作的前两年从办公室到机要组送文件来来往往多少次，却一直也不知道西花厅的后院是什么样。再说，我当时的办公室同西花厅还隔着一道矮墙，别说总理他们出出进进我见不到，就是他和邓大姐在院里散步，一般我也看不见呀。
工作之余，我常常隔着窗子朝外望，希望能有机会见总理和邓大姐，可一想要真见到他们时又不知该说什么，心里反而又有点儿怕见他们了。很多很多次，我都在心里准备着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和邓大姐该说的话，第一句说什么？要是只说"你好"那似乎太少了点儿吧？想来想去，把我的头都想大了，最后我决定：干脆先说"总理你好"，然后周总理他们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回答时尽量简单就是了。
大约在我到西花厅工作一个月后，机会来了。
第一次见到周总理（2）
那天下午，我正好要到机要组办事，刚刚出了我们小院门，就看见那边有几个人在散步。我再仔细一看，啊，真的是周总理和邓大姐！我当时就愣了，脚步也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怎么办，是走过去还是站在这儿等周总理他们散完步再去机要组？一瞬间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但很快，我就做出了决定：不能站在这儿，这个小门口是个死角，如果他们说话看不见我，那我岂不是失去了一次见到周总理的机会？
不知不觉中，我抬脚就向前走，心想，我走到他们看得见的地方就停住，如果周总理他们朝这边走，我可以先不说话嘛。正巧，我刚挪了几步，周总理和邓大姐就朝这边走过来。那天，周总理一如我们常在报纸、照片上见到的装束--身上穿的是灰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皮鞋，显得十分正式。倒是邓大姐，在这么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里穿得明显有点多：她身着一件带花的薄呢子长大衣，脚蹬蓝呢子棉鞋，头上还包着一块当时非常流行的花方巾。
看到周总理和邓大姐越来越近，我开始紧张起来，心怦怦直跳，早就不知该说些什么了。这时，跟随周总理的一位卫士指着我向周总理介绍说：这是财经组新来的赵炜同志，刚过来不久。听他一介绍，我马上向前迈了一步，伸出手向周总理和邓大姐问好。
"哦，是新同志。"周总理说，他同我握完手并没有马上走，而是详细问起了我的年龄、以往工作和家里情况。我当时紧张极了，手心直冒汗，周总理问一句就答一句，话语也怯生生的有点发颤。周总理看出了我的紧张，就笑着说："不要紧张嘛，我是总理，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咱们都是同志嘛。"这时，邓大姐也在一旁和蔼地说："小同志，不要紧张，慢慢地咱们就会熟悉的。"说也奇怪，听周总理和邓大姐这样一说，我的心一下就平静了，回答周总理问话的语调也恢复了正常。就是这样一句"咱们都是同志嘛"，让我觉得自己和共和国总理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后来，在西花厅工作的时间长了，我不但见到周总理的机会多了，和周总理直接说话的机会也渐渐多起来，但因为是"同志"，所以我在他和邓大姐面前说话再也没有特别紧张过。
60年代以前，因为周总理每天工作的时间都达到十五六个小时，因此，到了星期六大家都想方设法令他放松一些。那时，每逢周总理不外出的周末，中办警卫局服务处就会带点片子来放电影，当时租一次片子是15元钱，每次都是从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工资里出。周总理和邓大姐看电影时总会想着工作人员，从来不忘请办公室的同志一起看。那时办公室的不少同志都住在西小院，有的同志来看电影时还带着夫人和孩子。周总理和邓大姐特别喜欢小孩儿，见到哪个都要问问、逗逗。除了看电影，周总理周末闲暇有时也去中南海紫光阁跳跳舞，见到熟识的工作人员就一起跳，我也曾和周总理跳过几次舞。
"你走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1）
历史上，周恩来办公室曾经经历过两次精简，第一次是在1957年底至1959年初这段时间，第二次是在1965年1月。关于第一次精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一说是因为"反右"导致很多知识分子成了"右派"，高等院校严重缺少得力干部，周恩来觉得应该支援文教战线，就率先表态："我带头，从我办公室先抽人。"第二种说法是由于一次某位领导的秘书办事不力，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当着周恩来说了一句话：要那么多秘书干什么？秘书多了误事。当时在国务院的领导中，只有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最多，于是周恩来回来后就下决心精简秘书。这次精简的直接结果，是使得总理办公室的职责从为众多领导服务转变成只为周恩来总理服务。
在第一次精简中，赵炜所在的财经组有不少同志到了各部委或地方，她也要调到北京一个化工厂担任团干部工作。临别中南海的那天晚上，赵炜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和周总理告别。没想到，周总理在得知赵炜调走的消息后颇有些不高兴，由于他的亲自过问，赵炜又在西花厅留了下来，而且一留就是30多年。
从1957年底开始，总理办公室就开始陆续减人了，到了1958年，总理办公室的秘书从十几个减到八个，李琦、陈浩、韦明和财经组的刘昂都调走了，统战部的秘书长童小鹏调来担任了总理办公室的主任。秘书精简了，干事的工作也相应减少，机要组顺理成章也得减人。我们当时思想都很单纯，也特别愿意下基层，所以领导通知谁调走和大家相互告个别也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一天晚上，我值夜班。刚上班不久，办公室童小鹏主任和机要组组长把我找去谈话，说机要组也得响应精简号召，经过研究，决定让我下基层。当时我们这里有一位秘书同志已经先期调到北京一个化工厂当党委书记，对那里比较熟悉，组织上就推荐我也到那个厂去搞团的工作。童主任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童主任说那就把手里的工作交代一下星期一去工厂报到吧。在机要组工作了几年，我们都养成了当日工作当日清的习惯，因此工作很好交代，我到办公室收拾了个人的书和零星物品，做好了离开总理办公室的准备。
因为要走了，我很轻松，恰好那个星期六晚上紫光阁有场舞会。我想快走了，以后再来这地方的机会不多，干脆，去紫光阁再玩儿一次吧。
"你走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2）
真巧，那天晚上周总理也去了。以往，我们上紫光阁玩儿，有时也能碰见周总理，因为想和周总理跳舞的人多，所以我从来没有主动邀请过周总理，偶尔和周总理跳过几次舞，也都是周总理先招呼我。但是那天晚上情况不同，星期一就要离开中南海了，以后再见到周总理的机会肯定会少得多，再说真要见到周总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能和他跳舞呢。于是，我决定要主动张口，请周总理跳一次舞。头几支舞曲开始时，周总理身边老有人，我一直找不着机会，心里真有点急。后来，总算等到周总理身边的人少了点儿，我就勇敢地走过去伸出手："总理，我请您可以吗？""有什么不可以的，你这个赵炜，大概还是第一次主动请我跳舞吧？"周总理说着就站起身。我心想，周总理的记性可真好，连这点儿小事他都有印象。
随着悠扬的舞曲，周总理带着我在舞场上跳起来。周总理的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轻柔又稳健，加上我的个子不高，让周总理带着跳得十分自如。
"最近工作怎么样？"边跳舞，周总理边和我聊起来。
"报告总理，办公室决定我们机要组也减人，我要去北京化工厂做专职团干部啦。"我高兴地向总理报告。
"噢，已经决定了吗？"周总理好像有点意外，马上追问一句。
"决定了，"我说，"工厂都联系好了，星期一就要去报到。"
"你走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周总理的口气重了一些，脚下的舞步也慢下来。
看到周总理因为这么点儿小事一下变得严肃起来，我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
"减人也不一定非要去工厂嘛，工厂不要去。"周总理又接着说。
"总理，我这个级别的干部工作调动不用报告您，办公室就可以决定。"为了缓和气氛，我笑着说。
"怎么可以不报告？你是我办公室的人嘛。"周总理接着又说："你回去告诉童主任，工作不要调动，也不要去工厂。"我看周总理说这话时一点儿也不像开玩笑，心里一下子也没有主意了。
走出舞池，我再也没有了刚才同周总理一起跳舞时的高兴劲儿，反倒是心里忐忑不安不知怎么办好。按理说，和周总理刚才的谈话后我已经明白自己不会调走了，但我心里并不因此而高兴，一来那时人年轻，自己也确实从内心里想到基层去锻炼，而对下去之后的前景并没有想过很多；我高兴不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是不知道办公室领导没向周总理报告我的调动，我就莽撞地向他老人家告别，结果不是给领导找麻烦吗？想来想去，我决定明天先向领导汇报这件事，变被动为主动。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和周总理的谈话一五一十地向童主任和机要组组长报告了，他们听了表态说，这事儿没接到通知，最后怎么决定要按周总理的交代办。听领导这样一说，我心里踏实了，上午也就在家里平静地做着家务。还没等到吃午饭，我就接到了办公室的正式通知，说明天不要去工厂报到了，留下来继续工作。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上午，周总理起床后就把童主任叫了过去，交代不要把我调走。
就这样，由于周总理的直接干预，我又留在了西花厅，而且从那以后直至周总理和邓大姐先后辞世，我都没离开过那里。
难忘的几件事（1）
有思想的
充满社会利益的
具有明确目的的生活
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和
最有意义的生活
--加里宁
有的人，一辈子只见过周恩来总理一两面，或只在他身边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但却对当时的细节留下了十分深刻的记忆。原以为在总理办公室工作了许多年的赵炜脑海中关于西花厅的故事也一定会有不少，真没想到，她对于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许多细节却大都淡忘了。"经历的事儿太多了，有许多都是千篇一律的接电话、送文件，也没什么可说的。"她总是这样说。其实，这不难理解，她那么多年在总理身边做机要工作，已经养成了保密习惯，何况她当年在总理办公室按照要求不能留下工作记录或日记，如今以她70岁的高龄再回忆一些细节确实不是件容易事儿。但在周总理身边的工作内容毕竟十分丰富，这里记下的，就是赵炜记忆中难忘的往事。
在西花厅工作，周总理对我们的另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做好保密工作，对平日接触的工作内容守口如瓶，不能对外讲的，对自己的妻子或丈夫都不能讲。
记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周总理交代主管项目的负责同志说：这次试验，参加的全体工程技术人员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试验的种种情况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周总理还当即表态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中央委员，但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对她说。"原子弹爆炸前一天，正赶上我值班，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他桌上放着一篇刚刚审阅完的稿件。周总理对我说："赵炜，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新闻，你把稿子送到新华社吴冷西社长那里，要亲手交到他手里，等到他看完再直接送到外交部。"
"明白了。"我拿起稿件用信封装好。这时，周总理又再嘱咐了一句："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没见报前可不准向外吐露一个字呀。"
"请总理放心，我走啦。"我郑重地表态。
周总理点点头："好，你去吧。"
难忘的几件事（2）
车子就在外面等着，我坐在车里，两只手紧紧抱着公文包，仿佛一松劲里面的稿件就会跑了似的。中国也要有自己的原子弹了，真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呀。可现在原子弹还没有起爆，第一次试验能不能成功？我心里有点打鼓。经过宣武门教堂的时候，从不迷信的我突然想从心里为这次原子弹能够爆炸成功祈祷。
从中南海到新华社不远，吴冷西社长看稿子的时候，我一直坐在他身边，两眼盯着他逐字逐句地仔细看，终于，等他看完了，我又把稿子收起来，驱车直接送到了外交部。
从外交部回来，我马上就向周总理汇报：稿子已经送到外交部了。周总理说："等明天的新闻吧。"此时，我心中虽然多了一个惦记，但回到办公室和家里却没说一个字。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跑去取报纸，太好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报纸上头版头条登出了这条令世界为之一震的消息，西花厅里人们的兴奋劲儿就别提了。
那天我见到周总理，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成功啦，总理！"我兴奋地说。"成功啦，好！"周总理也高兴地说。
在总理值班室，我还亲历了另一件大事，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被骗20万元巨款的事件。
记得那是1960年春天（确切的日子应该是1960年3月21日），那天我值班。从一上班，电话就特别多，有时几部电话同时响，忙得我没一刻闲暇。快下班时，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人民银行打来的，打电话的人说，前几天有一个人拿着盖有总理办公室收文章的批件从银行提走了20万元人民币现金，他们要核实一下。
"总理办公室？提现金？"凭我多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了解，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当时脱口就回答"总理办公室最近没收到过这类文件，请你们马上把那份批件送来"。对方一听就着急了，忙说："可他确实有周总理的亲笔签条，用的也是总理办公室的信笺呀。"我一听，更离谱了，这么多年，周总理从来就未曾给什么人写过条子让谁到哪里去取现金，这事肯定有问题，没准是遇上骗子了。"钱给了吗？"我也着急了。一听对方说钱已出库，我连忙说："坏了。你们等我汇报后再回电话。"
放下电话，我马上把这件事向办公室主任汇报，然后又汇报到周总理那里。果然，不出所料，周总理从来没写过什么批条，也根本不知道提现金的事。因为按照常规程序，周总理从不给某人直接批条到银行，他一般都是先批给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先念。
"请公安部马上追查，决不能让国家财产受到一点儿损失。"周总理立即下了指示。
我回到值班室后又给中国人民银行打电话，明确告诉他们总理办公室不知道这件事，请他们把那件"总理批示"尽快送到公安部去检验查对。因为事关重大，我能感觉得到，对方接电话时紧张得语调都有点儿打战。
难忘的几件事（3）
电话打完没多久，我下班了。那天正好是个周末，我和赵茂峰草草吃完晚饭，就去看郭老的话剧《蔡文姬》，因为茂峰喜欢郭老的作品。但是，因为下午银行打来的电话，我那天终于没有看完《蔡文姬》。
那晚，话剧刚刚演了一场，就有一个同志来到我们面前。"哪位是赵炜同志？"他低声问。
"我是。"
"请接一下电话。"那位同志说。
我想，准是办公室的同志打来的，一定是因为那笔钱的事。我来看话剧前就同他们说好，如果公安部要了解情况，值班室就打电话找我。现在果然不出所料，电话来了。
我和茂峰打了个招呼就出去了。
这时，那位同志才说："我是公安部的，对不起，我们有些事想找你了解。"
外面，一辆车正等着我，我们上车后车子直奔公安部大院驶去。
在公安部，我把接电话的经过逐句讲了一遍，又回答了他们一些问题，很晚，我才回到中南海。
庆幸的是，这个案子没几天就破了。那个胆大包天的作案人原来是外贸部出口局的一个科员，曾经见到过周总理的亲笔批示和签名。为了诈骗，他在外面刻了一个总理办公室的假章，又仿照周总理笔迹伪造了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指示，银行的人一时没认出来，居然让他得逞了。那人取钱后将钱装在两个大麻袋里放在自行车上就驮走了，捉他归案那天，公安人员从他的床底下搜出了那20万元现金。这个人后来被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死刑，这个案子属于20世纪50年代最典型的一个经济大案。
这件事过去好久，有一次我去总理办公室送文件，周总理谈到这件事还对我说："在我这里工作就是要警惕性高一点，否则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我们无法向人民交代呀。"
虽然工作上周总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但他从来不喜欢让别人叫他首长，也不愿意工作人员因为他的缘故而对客人有所不恭。记得有一次是一位从部队刚调来的军事秘书值班，那天周总理从外面回来路过值班室就进去问有什么急事没有，那位同志汇报完工作后像在部队一样习惯地说了句"请首长指示"，周总理马上说："不要叫我首长，更不要说我指示。"周总理还让这位秘书把他的意见转达给大家，"你就说是我的意见或是交代。"
还有一次，张奚若来西花厅开会，门口的警卫战士不认识他，就挡了一下，没让车子及时进来。张奚若到了前厅就对周总理说：你的门卫很严，不让我进来。周总理听了立刻向他表示了歉意。散会后，周总理特意到值班室让我查查是怎么回事。他说："看起来谁来开会进门挡一挡是小事，但要是挡错了或出了什么样差错，影响可不是小事，尤其对党外人士你们更要注意，对人家态度不要生硬，要和蔼、客气，遇事要耐心、细致。"周总理的一席话让我很受感动，我立即去前面了解情况，回来后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了说："要吸取教训，对于老同志，应当处处尊敬。"周总理处理这件小事的态度让我很受教育，从此，我在处理事情时考虑得更加仔细了。
邓大姐和周总理的婚姻（1）
地球上
一切美丽的东西
都来源于太阳
而一切美好的东西
都来源于人
--普利什文
身为女人，邓颖超特别看重自己的婚姻，回忆起当年恋爱时光也总是心中充满欢愉。但是邓颖超不是那种喜欢随便讲述自己隐私的女性，因此，只有当她感到和赵炜已经特别熟悉时，才渐渐讲起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往事。
我到邓大姐身边的时候，她和周总理已经结婚40年了，但在记忆里，她对和周总理结婚时的往事却还记得一清二楚。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把对他的思念化作一片片的回忆，经常同我讲周总理年轻时的往事。那时，我们常在院子里散步，我随便想起什么就会问什么，每次邓大姐都会很耐心地回答我。
有一次我说："大姐，您年轻时肯定也挺漂亮的，要不周总理怎么会一直紧追呀。"邓大姐哈哈笑着说："嗨，这事儿连我原来都有点纳闷儿。我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那时你都到西花厅了，有一次闲聊，恩来才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说到这儿，邓大姐开心地笑了："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1987年，邓大姐会见了日本老朋友竹入义胜，当时竹入请邓大姐讲讲她和周总理结合的往事，她欣然应允。那一天，邓大姐讲了年轻时同周总理相识相恋的过程，我虽然已经听她讲过那段故事，但还是很认真地又听了一遍，而且还做了详细记录。那天邓大姐的精神特别好，会客之后还不觉疲乏，又饶有兴致地给我讲了一段后来她得知周总理追求她动机的小插曲。"那是1956年，有一天恩来的侄女来了，我们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问起我们当年的往事，恩来才说了实话。恩来告诉他侄女，当时他在法国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信中确定关系的。'我当时坐在旁边，听了恩来的话笑道：'我说呢，怎么到了欧洲你突然给我来信了，还提出这么个问题，原来是这么回事呀。'"邓大姐说到这儿又笑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过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其实我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邓大姐和周总理的婚姻（2）
"大姐，看来总理还是有眼光的，您确实就是符合他要求的革命伴侣呀。"我由衷地感慨。
"让革命与生活和谐是很难的一件事，两个人要是没有相互理解和支持是很容易闹意见的。"邓大姐若有所思地说。
"您和总理没闹过意见吧？"我又问。
"哪里呀，我去广州结婚时还生过恩来的气呢。"
"真的？结婚还生气？"我有些奇怪。也巧，邓大姐那天情绪出奇的好，看我好奇，就又讲了一段她结婚的往事。
也许结婚的日子对女人很重要吧，邓大姐当时还清楚地记得她从上海乘客轮是1925年8月7日下午到达广州码头的，在这之前她曾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受到过上海妇女界的欢迎。由于事先曾经发了电报，邓大姐当时认为周总理一定会去码头接她，到了码头就急切地用一双大眼睛四处搜寻总理的身影。但是，直到人都快走完了，她也没见到自己日思夜盼的爱人。那时邓大姐很不高兴。她说："离别五年了，我今天不远万里来到广州，他却不来接我，真让人生气。"不过邓大姐毕竟也是革命者，气了一会儿心里也就平静下来，"我想准是恩来工作忙，走不开，好在我手里有他的地址，干脆叫了辆人力车自己找去了。"
其实，周总理是个很细心的人，那天他确实忙得脱不开身，但却安排了他的警卫副官陈赓拿着邓大姐的照片去码头接她，谁料陈赓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也没找到要接的人，只好沮丧地打道回府。后来，陈赓在门房见到邓大姐，心里才踏实下来，他向邓大姐解释后就把她带到一间房子里。
60多年过去了，邓大姐还清楚地记得她当年新房里的摆设。她慢慢地回忆说："整个房间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双人木床，一个玻璃门衣橱，一个藤制书架，一张书桌，几把藤椅，还有一个衣架和一个脸盆架，看样子恩来已经把结婚的房间布置好了。这时陈赓打来洗脸水，又倒了凉茶让我解渴，还让我先休息，我说已经在船上休息过了，来广东是工作的，如果方便能不能带我去看看革命的广州。"据邓大姐回忆，那天陈赓先带她去了文明路的中共广东区委会，人家说周恩来刚走；陈赓又带着她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当时委员会的领导人正在开会，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周恩来都在那里。"我四下寻找恩来，看到他在屋子的一角正低头写着什么，五年不见，他比以前瘦了一些。这时陈赓走到他身旁在耳边说了几句话，他才抬起头向我点点头笑了笑。本来我想他一定会过来同我说几句话，没想到他和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继续谈工作，谈完了也没打招呼，站起来就和陈延年一起走了。这时，我心中真有点委屈，人家不远万里而来，难道说一句话的工夫都没有？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
邓大姐和周总理的婚姻（3）
就这样，邓大姐到广州的第一天居然和周总理没说上一句话，那天周总理忙得就住在广东区委会，而她也因为宵禁提前回不了家在外面凑合了一夜。第二天，邓大姐就挑起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的担子，协助何香凝开展妇女工作。说到这里，邓大姐得意地说："何香凝不会说普通话，我协助她工作首先得学会语言才行，我给自己定下个期限，要在三个月里学会广东话。事实上，我很快就能说广东话了，时常还得为何香凝当翻译。几十年来我的广东话一直没忘，遇到广东人我还可以同他们说一说。"
念叨了两句广东话，邓大姐把话题又拉了回来，看得出那天她很兴奋。"我还得接着说我见到恩来的情况。那天下班后，我刚走进住处就听到恩来的笑声。他同陈赓说，小超真积极，昨天刚到今天就急着上班，现在是我等她。我急忙跨进门说，你等了这么一会儿就急了，我都等你一天一夜啦。那天晚上，我和恩来去了一家有名的老店太平馆吃烤乳鸽，这是恩来欢迎我到广州工作，同时也是庆贺重逢和结婚。我们结婚没有什么仪式，也没请客人，很简单，我们就住到一起，第二天照样分头上班了。"
邓大姐说，结婚时，周总理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他结婚就都让他们请客，尤其是张治中，还非要见见新娘子。这样，有一天她和周总理就请了两桌客，邓演达、何应钦、张治中、陈延年、邓中夏、恽代英、陈赓等都来贺喜，那天来的还有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他们就住在邓大姐家对面。
提到那天请客的情形，邓大姐特别兴奋，她说："听说我在五四运动中当演讲队长，张治中就提出让我讲恋爱经过，大家鼓掌。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番，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可惜战争时代，开始我还有很多明信片，后来都损失了。我介绍后得到热烈掌声，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这时我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我很长时间不习惯人家叫我周夫人，后来他们也不那样称呼了。"
邓大姐和周总理的婚姻（4）
"那天客人们一杯又一杯地向我们敬酒，我不会喝酒，恩来把客人敬我的酒全代喝了下去。我不知道恩来的酒量，只见他一杯又一杯，竟喝了三杯白兰地，我心里又急又担心，但怎么也挡不住敬酒。那天恩来真的喝多了，但他有自制力，没有失态。等大家都走了，恩来不让李富春和蔡畅走，他自己明天还得去广东大学主持黄埔军校新生入学考试。后来，蔡畅和我将恩来扶到阳台上吹风，蔡畅打来一盆凉水，我用毛巾给他擦脸还找来一碗醋让他喝掉醒酒，就这么一直折腾到下半夜，恩来渐渐醒来，连忙谢了李富春和蔡畅，让他们休息，我也扶着他回房休息。哎呀，那一晚真热闹，我没想到恩来会有那么大的酒量。"邓大姐说，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让周总理喝那么多酒，但事实上周总理的酒一直没少喝，但却很少醉，因为他很有自制力。
有一次，吃完晚饭，邓大姐又和我聊起往事，她说："自从我和恩来结婚后，人们没少问过我们是怎样恋爱的，我和恩来从来都是坦荡荡地告诉大家对方在自己心中的位置。"那次，邓大姐给我讲起在延安时她和周总理分别被"盘问"的情况：有一次，延安开"三八妇女节"座谈会，到会的很多女青年起哄让邓大姐讲她的恋爱故事，"我呢，当时干脆站起来，给她们背了一段当年恩来在法国写给我的信。我这么一背信，大家都十分惊讶，因为那时我们结婚都20年了，她们奇怪我怎么还能把年轻时的一封信记得那样牢。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你心中想着对方嘛。"她说，"有一次，恩来也遇到了一伙女孩子的盘问，延安女同志少，但个个都是挺活泼的。那些女同志问他我们是怎样恋爱的，你猜他怎么回答？他幽默地说:'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好多同志都配上对了，我啊，就扳起指头算，算啊算，就算到了你们的小超大姐。'"说到这里，邓大姐和我开怀大笑。我注意到，对婚姻的回忆，使邓大姐的脸上洋溢着那种只有年轻人谈恋爱时才特有的幸福表情。
"我们也曾有过两个孩子"（1）
邓颖超身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和大多数结了婚的女人一样，邓颖超也渴望着能成为一个母亲，为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她虽然已经40多岁，但还曾去过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因为当时邓颖超用的是化名，林巧稚只按一般病人对待，认为她不太可能会再有孩子。后来，当林巧稚知道她就是邓颖超后，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说这样有可能会生育，但邓颖超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已经40多岁，也不想再麻烦大夫，就放弃了自己做母亲的心愿。后来，在与赵炜的谈话中，邓颖超曾怀着很惋惜的心情告诉她，若不是因为自己当年的不慎，她可能也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在西花厅里，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和邓大姐特别喜欢孩子。他们休息时常把一些同志和亲属的孩子找来玩一玩，和我们工作人员的孩子一起玩耍聊天更是常事，我的儿子赵珂和女儿赵琦就都和周总理和邓大姐很亲。
没事的时候，邓大姐常念叨着百姓中流传的一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总是说我："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呀。"
"大姐，那您不是赛仙家吗！"我宽慰她。
邓大姐笑了："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呀。"
"其实呀，我也差点是一枝花呢，"有一次邓大姐和我谈起孩子时感慨地说，"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趁着邓大姐那天情绪好，我就让她讲讲孩子的故事，邓大姐便慢慢倾吐出她对曾经失去的孩子的依恋。
邓大姐第一次怀孕是在1925年10月，当时她刚结婚不久，周总理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她留在广州工作。"那阵儿我上班总恶心呕吐，刚结婚也不知为什么，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是怀孕了。"听到自己怀孕的消息，邓大姐心里很慌乱，丈夫东征走了，母亲也不在身边，她自己正在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哪有时间带孩子呀。想来想去，邓大姐就自作主张去街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想悄悄地把胎儿打下。谁想到，那中药药性很强，她吃了后一个人痛得在床上打滚，虽然心里害怕也不敢对人说，只是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后来，杨妈妈从天津来到广州看了吓了一跳，当她得知女儿自己打胎之后，实在忍不住就责备邓大姐不懂事又不爱惜身体，"这么大事也不同恩来商量"。好在杨妈妈懂中医，就一直在饮食上多加调理，这样邓大姐的身体才好了一些。
"我们也曾有过两个孩子"（2）
到了11月，邓大姐被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与周总理重逢，对于当时的情况她是这样回忆的："一见面，恩来就看出我脸色不好，马上问我怎么啦，我不得不告诉他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事情，恩来听后大发脾气，他指责我是形而上学，怎么可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他说，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他还说，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有流血牺牲，但是决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说实话，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没见过恩来发那么大的火儿，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讲完这段往事，邓大姐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地说："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从她的口吻中，我感觉出了一点点懊悔，但一时又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话安慰她。
"我第二次怀孕快生产时恩来又不在。"过了一会儿，邓大姐又接着讲述了她第二次失去孩子的经过。她是1927年3月的预产期，在这之前，周总理已于前一年的12月调到上海工作，邓大姐因为要分娩，就暂留在广州，她母亲也特意从梅县的中学回来照顾她。邓大姐还清楚地记得，她是在1927年的3月21日生产的--那一天正好是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出来。当时还没有剖腹产一说，医生同杨妈妈商量后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近十斤重，他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大姐说着拍拍我的肩膀。
邓大姐产后身体一直很弱，本来她想在医院里多养几天，然而，十几天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紧接着，广东军阀也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邓大姐她们以前住的地方被搜查，还有三位同志被捕了。还好，在搜查前，周总理刚刚寄给邓大姐的一份电报被工友收起来，后来他把那份电报送到了医院。邓大姐当时在医院里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只是听到马路上警车呼啸，她让母亲到外面去看看，正好遇到送电报的工友。广州无法待下去了，邓大姐和母亲决定按照组织和周总理的安排去上海，但广东省的国民党政要多半都认识邓大姐，她必须尽快离开医院，否则军警很快就会来搜查。
要想安全离开医院是个难题，后来邓大姐是在德国教会医院一位叫王德馨的女医生帮助下在医院藏了两天，在军警搜查之后化装成医院的护士，乘着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离开广州先到了香港，临行前，还是张治中给了陈赓一些钱让他想法转给邓大姐当路费。从香港到上海，邓大姐又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等她找到周总理时，人已是虚弱得不行。
后来，邓大姐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日本医生给她检查说因为产后过度疲劳，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果然，从那次以后，邓大姐就再也没有受过孕，战争年代使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我们给总理贴了"大字报"（1）
第四章
一个伟大人物是依靠人类共同生活而生活的
他无法对世界的命运
对巨大的事件表示冷淡
他不能不理解当代的事件
这些事件一定会对他发生影响
不管采取的是什么形式
--赫尔岑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的身体得到同志们的关心，老百姓也时时惦念着这位人民好总理的健康。每当周总理的照片出现在报刊中时，街头巷尾总会有老百姓细细端详他的面容。关心周总理，赵炜和她的同事们更有条件，他们的做法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愿。
周总理明显地见瘦了，既是因为劳累，也是因为心里不舒畅。从元旦过后，他一出门总要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回到西花厅，而一回来，就又是坐在办公桌前批阅那些似乎永远也批不完的文件。很多人都劝周总理注意休息，但无论是邓大姐写字条还是我们的当面劝说，对周总理都不奏效，就连医生也对他无可奈何。
眼见着周总理日益憔悴，我们很心痛也很着急，怎么能让周总理早点休息呢？大家都在琢磨着。有一天，周总理回来后顾不上休息又在办公室继续工作，大家就聚在警卫室里，议论起如何想个能让周总理休息的办法。
"我们也给总理写一张大字报吧！"有人提议说。
写大字报是当时最时髦的革命形式，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再一商量，给周总理写大字报草稿的任务就由赵茂峰担当起来--因为赵茂峰平时爱看书，字也写得好，连周总理向客人介绍时都说他是西花厅的秀才。
我们给总理贴了"大字报"（2）
大字报怎么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凑词儿。第二天，赵茂峰就把大字报的草稿写好了，他拿来交给大家传阅修改。大字报的原文是这样的：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大字报的落款日期是1967年2月3日。
大字报是写好了，可还得交给邓大姐看一下才能最后定稿。茂峰把稿子交给我送去给邓大姐看，邓大姐看后在第三句的身体后面加了"变化"两个字，因为那时周总理已经患有心脏病了。邓大姐修改后稿子就定了，我们上街买了一张粉红色的纸，照着总理办公室门的大小裁好--大家觉得总理办公室的门是贴大字报的最佳地点，这样周总理进办公室之前就可以看到了。
抄写大字报的任务自然又落在了赵茂峰肩上，他把大字报抄好后大家纷纷在上面签名，那回签名的有秘书、卫士、医护人员等等足足20多个人，邓大姐也在上面签了名。
签完名，我们把大字报在总理办公室的门上贴好，周总理回来时就看到了。他认真读了以后笑了笑，第二天把大字报取下来在上面批了八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贴大字报的第二天上午，邓大姐对我说："你们写那张大字报是关心恩来的工作和身体，贴得好，不管起到什么作用这都是一件好事儿。可你们说得不全，虽然我是看过的。我想了想还得再提几点补充意见，明天上午再写。"
2月5日上午，我进到邓大姐的办公室后，她对我说："你拿出笔和纸。我已经想好了五条建议，我说，你写，一下写成就不用再重抄了。"
我们给总理贴了"大字报"（3）
接着邓大姐口述了五条建议的内容：
（一）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
（二）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应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
（三）每日节目规定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
（四）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之后，除非紧急事项，恩来和有关同志之间希望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
（五）学会开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要简练些。
以上几点希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邓颖超
1967.2.5
大字报贴出后，凡是到西花厅的领导同志，如陈老总、聂老总、叶帅等看了后都签名表示支持。
可惜的是，虽然这张大字报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情，但对周总理的"威慑"却一点不大，他依旧不分白天黑夜地开会、接见、找"红卫兵"谈话，回来后还要面对那一摞摞急于批阅的文件。后来周总理跟我们解释说："我不能休息呀，你们看，这么多的文件都等着我批，这么多的事都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
周总理的话说得对，我们谁也无法反驳。确实，他是人民的总理，党需要他这样做，国家需要他这样做，他也要求自己努力为人民服务，那么多的事情摆在面前，他无法好好休息呀。
周总理生命的最后日子（1）
第五章
每一个忠实于未来
为了美好未来
而牺牲的人
都是一座石质的雕像
--伏契克
自从赵炜陪同邓颖超每天去医院探望周恩来之后，给周恩来读文件的工作就由她担当起来。在西花厅工作了那么多年，赵炜已经熟悉了周恩来的语音和声调，因此，当周恩来在病重期间说话声音很弱时，邓颖超听着费劲儿时，她便又担当起给这老两口"翻译"的重任。
在医院这段日子，有几件事一直让我难以忘怀。
一件是在10月的一天，周总理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叮嘱我再去时把《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儿带去。我们虽然不知他要歌片儿干什么，但还是在办公室找起来。当时，我们手里都没有现成的歌片儿，一时还很着急。后来，我突然想到了在西花厅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就去他们那里找，结果还真找到了。歌片儿送到了医院，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几遍，还轻轻哼唱起来。
过了十几天，也就是11月10日，上午10点半左右，我陪着邓大姐来到医院。这天周总理的精神好像还不错，他让邓大姐坐到病床边，两人说起话来。周总理对邓大姐说："我昨天的情况你可以去问吴院长（吴阶平），还有熊老（上海来的医学专家）。不要责怪任何人，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大家。"接着，周总理一字一句地念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说这话时，他的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歌，周总理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邓大姐深情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周总理这天的举动很让我心里难受，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医生对他生命旅程的预测，但就从刚才的话和行动来猜测，他肯定是知道自己的生命来日无多，因此提前向大家致谢。这时候，最让人感动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计时时刻，周总理也没有露出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也没说过半句沮丧消极的话。
周总理好像还在有意识地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又过了几天，在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
周总理生命的最后日子（2）
周总理为什么要写这样几句话，我心中思量了好久。确实，那一阵子"四人帮"一伙挺嚣张的，他们不停地组织人"批林批孔批《水浒》"（注：1974年由江青提议的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运动），还大喊大叫批投降派，矛头所指很多人都看得出来--其实，他们就是想整倒周总理。
这几句话，周总理放在心里已经很久了，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术之前，他就说了一遍，当时周总理这话是对着邓大姐说的。手术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等人都去了，邓大姐就把总理说的话转告给他们，同时还请汪东兴回去以后向毛主席报告。话虽然说了，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周总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了一个条子。
1975年12月，周总理已经进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他已经不能看报了，但每天清醒时却依然很认真地听报，而且要求大小消息都要念，一点也不要删掉。到了12月12日，周总理在一次清醒后又要听读报。我们就想，也许他心里一直在惦着什么事儿，想从报纸中找到所需求的信息。我们把情况向邓大姐讲了，邓大姐就约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我一起进行分析。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周总理在生命的垂危时刻还提出要听报纸，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对将来的政治形势的不放心，他可能最担心的是邓小平同志能不能顺利主持工作……
我们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后，邓大姐沉思了。过了一会儿，她做出一个决定：为了不给总理增加负担，新近的报纸就不要给他读了。
但不读也不行呀，万一周总理真要听呢？"那就念旧的吧，"邓大姐说。这样，在周总理病重时我们还做了一回"假"--把以前的报纸改了日期再读给他听。当时改报纸的任务交给了留在西花厅的钱嘉东、赵茂峰和纪东三位同志，他们从国务院印刷厂借来同《人民日报》同样字号的铅字，每天改报纸上的日期，这样一直坚持了20多天。
因为病重，周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微弱，有时他说出话来就连邓大姐也听不清楚。这时，如果让他再重复那些话就太费精神了，所以周总理就说："让赵炜当翻译再重复一遍吧。"这样，我又当起了周总理的临时"翻译"。
有一天，周总理望着邓大姐意味深长地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大姐看看他也深情地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这老两口那些没讲出来的话是工作机密还是感情倾诉？他们谁也没说，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大姐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总理无言。
周总理带走了许多话，后来邓大姐也带走了许多话。邓大姐在生前跟我讲过好几次："恩来有很多话没跟我讲，我也有很多话没跟他讲，最后只好都带走。"
1976年的元旦，毛主席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发表了，重病中的周总理显然十分欣赏这两首词，多次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当听到工作人员将词中的字音念错时，周总理马上给予纠正，听到有趣之处，他还会轻微地笑笑，偶尔还议论几句。毛主席的这两首词，给周总理那间充满了浓浓药味的病房带来了不少欢乐的气氛，也伴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
同周总理告别的时刻（1）
从1976年走过来的中国人绝不会忘记那一年的元月，当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人坐着火车、乘着飞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到北京，为的是向周总理作最后告别。当灵车向八宝山驶去的那一天，长安街两侧站满了顶着寒风自发前来送行的群众。十里长街，不断流淌的热泪汇成了思念的长河，人民在呼唤：周总理，我们想念您。
没有了周总理的西花厅充满了悲伤，同志们一个个含着热泪在准备为周总理送行。没有了周总理深夜回来时的脚步，没有了往日的期待，整个院子里一片肃穆。
那天中午，我们回到西花厅后，邓大姐就口述电文让我发电报告诉外地的亲属们听到广播总理逝世的消息后不许来京。邓大姐说：人已经死了，亲属来了非但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是浪费，还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这才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她还交代我说："等我死的时候也不许他们来北京。"周、邓两家的亲戚接到电报后都遵照邓大姐的意思没有进京，只有一位亲属因为没接到电报到北京来吊唁，邓大姐知道后也没说什么。
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开始为周总理准备衣服，邓大姐交代不要做新的，就选几件他平时最喜欢又好一点的衣服吧。当工作人员把衣服选好后请邓大姐认定时，邓大姐含着眼泪点点头说："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一把火都要烧掉的。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责怪你们，那也是暂时的。"就这样，在入殓时，周总理穿的是一件已经穿过多年的中山装和一身旧布衣裤。
周总理的丧事如何办？中央拿出了个方案请毛主席批准。当报告呈上去时，毛主席正在休息，直到元月9日凌晨3时，毛主席醒来才批复了关于周总理的治丧报告。因此，从1月9日晨5时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布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
从北京医院回来后我一夜没合眼，一方面是心情悲痛，回忆起在周总理身边度过的往事就久久不能平静；另一方面是在等着听广播。清晨5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讣告，我坐在收音机旁，任凭自己悲伤的泪水夺眶而出。不一会儿，西花厅的电话忙碌起来，很多人打来电话问我们这是不是真的？
那两天，周总理的遗像卖光了，商店里的黑布卖光了，就连做小纸花的白纸也脱销，北京的大街小巷里，男女老少都臂佩黑纱，白花挂满了天安门纪念碑前的小松柏。
1月10日下午，邓大姐要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我陪着她再次来到北京医院。在告别厅里，我又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那天，躺在青松翠柏与鲜花中的周总理身着的还是那套他生前开会和会见外宾时经常穿的灰色中山装，胸前佩戴着一块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一直戴着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一面鲜红的党旗覆盖着他的遗体，遗体前摆放着邓大姐献给他的鲜花花圈。
同周总理告别的时刻（2）
从周总理去世那天起，邓大姐就每天向他的遗体献上一个鲜花花圈，当时，北京的气候很冷，鲜花几乎无处可买，花店就每天从广州空运过来一批鲜花。当广州方面知道鲜花是邓大姐为周总理买的时，曾坚决不收费，但邓大姐不依。她对我说："这笔钱，赵炜你一定要为我付的。"悼念周总理那几天，邓大姐买花一共用了480元钱，当时她怕我不照她的要求办，还坚持亲自看过买花的发票才放心。
在邓大姐献给周总理的花圈上，丝绸挽带上写的是"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献"几个字。当时，是邓大姐自己提出这样写的，虽然只有寥寥几个字，但那不寻常的落款却体现了他们夫妻至深至爱的情感。在几十年共同的战斗和生活中，只要是单独相处，周总理总是称邓大姐为"小超"，如今，几十年听惯了的声音从此不再，邓大姐心中的悲伤是可以想见得到的。可邓大姐十分坚强，在向遗体告别的时候，没有放声痛哭，但我挽着她时，却分明感觉到了她的身体一直在轻轻颤抖。
出殡的日子到了。1月11日下午4时30分，一辆覆盖黑黄两色绸带的灵车载着周总理的遗体缓缓由北京医院开出，我陪邓大姐坐车紧紧地跟在灵车之后。北京医院门口的马路两旁挤满了人，哭泣声为冬日的北京蒙上了一层悲哀的色彩。从北京饭店到八宝山，自发地站在马路两旁的老百姓足有几十万，其中有不少白发苍苍的老人和抱着小孩的妇女。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早上就开始等候，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默默地等待了七八个小时。当我们在车里看到这种情景时既感动又悲痛，我当即告诉邓大姐马路上站满了人，并将车窗帘打开让她看。邓大姐让司机加快点速度，说好让群众早点回家。
然而，前面的灵车依然走得很慢，也许是司机不想把周总理尽快送走，也许是他也想到要让群众多见一眼周总理……车缓缓地、缓缓地向前行进着，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这段路程平时只需半小时，这次却足足用了1小时35分钟。
下午6点5分，灵车终于到了八宝山，我扶着邓大姐下车后朝着周总理的灵棺走去。在告别室，邓大姐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心情，她一下子扑在玻璃灵棺上，望着周总理的遗容放声痛哭，嘴里喊着："恩来！恩来！我们永别了！让我最后看你一眼吧！恩来呀！"
同周总理告别的时刻（3）
这是所有人与周恩来总理的最后的一面，以后永远、永远，我们都看不到他了！此时，玻璃灵棺前被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拼命往前挤，每个人都想最后多看一眼周总理，痛哭声和悲怆的呼喊更是惊天动地。这时，我们在最前面被挤得动不了，虽然我也想再多看周总理一眼，但又怕挤坏了邓大姐，我的任务就是要保护、照顾好邓大姐呀。不要再停留了，我忍住悲伤拉住邓大姐说："大姐，咱们走吧！咱们回家吧！"邓大姐一面哭一面对我说："再让我看一眼吧！再也看不见恩来啦，这是最后一面。"听邓大姐这样一说，我的心都要碎了，两行长泪似乎总也流不尽。这时，同志们为我们打开一条通道，我拉着邓大姐的手，护士刘新莲扶着邓大姐挤出了人群。我们边走还不时回头看看，院子里的哭声、喊声更大了，在黑暗中冲上无边的天际，任何人听了都会心碎欲绝。为了保护好邓大姐，我们把她扶上车，黑夜中，车子向西花厅驶去，留下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等着火化遗体。
晚上8点多钟，我们到家了。邓大姐一进门就流眼泪了，她对我说："赵炜，我心里这些天来压得难受，你就让我大哭一场吧！"我理解邓大姐此刻的心情，含着眼泪说："大姐您哭吧，把几天来的悲痛都全哭出来，您也会好受些。我也是感到压得难受，好像心中有一堆大石头堆着似的，喘不过气来。"
"那让我们大家都放声地大哭吧，以后谁也不要再哭了。"邓大姐话音未落，在场的所有同志都哇地大哭起来。几天来，我们都不敢在邓大姐面前过分悲伤，这样放声痛哭一场总算使心中的压抑得到了舒缓。
最后，还是邓大姐先止住了泪水，她缓缓地对我们说："人死了，哭是哭不活的。大家都不要再哭了，要化悲痛为力量。"
听邓大姐这样一说，谁也不敢再哭了，更不能当着邓大姐的面哭了。我们陪着邓大姐在客厅休息了片刻，随后，她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走进她的办公室兼卧室。这时她对我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哭了，要继承恩来未完的事业。"
擦干了眼泪，邓大姐的心里还在想着火化的事。她交代工作人员说，对周总理的遗体火化要"安全完整，不能流失一点"。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火化时用的是特制的不锈钢火化工具，炉膛也进行了专门的清理。当时火化工人也是极为悲痛，都不忍心火化周总理。周总理的遗体终于在夜里火化完毕，由西花厅的党支部副书记张树迎将周总理的骨灰盒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
寻找撒骨灰的合适地点
当听说周恩来总理的骨灰要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时，中国的老百姓的确无法理解将要发生的事，他们都希望能把周总理的骨灰留下，以便将来有个悼念的地方。身为周总理生前党支部委员的赵炜虽然也有这样的愿望，但毕竟她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20多年，对周总理的想法和遗愿比普通老百姓理解得更深。因此，当邓颖超把为周总理寻找一块合适的撒骨灰地点的任务交给她和两位同事时，她郑重地接受了。
虽然周总理生前有遗嘱，但当1月12日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他撒掉骨灰的要求时，我们的心情还是悲痛得难以形容，同时更是充满矛盾。不这样办吧，违背了周总理生前的心愿；这样办吧，心里确实十分难受，一个共和国的总理，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如今去世了连骨灰都不能留下，这是一件让全国人民多么不理解的伤心事啊。然而，我们是多年来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我们不能违背他的遗嘱，我们必须去完成这个令人伤悲的艰巨任务。
12日上午9时，邓大姐把张树迎、高振普和我三个人叫到一起，她郑重地向我们交代任务--让我们去寻找适合撒掉骨灰的地点。邓大姐说："恩来的去世是我们党的损失，我的心情非常悲痛。但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很高兴。因为恩来同志生前最担心的是怕我办不成这件事，现在可以完成了。咱们要为共同去实现他生前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自己亲自去完成，但是，目前条件不允许我去做，我出去目标大，再说天气太冷，我也年纪大了。恩来是党的人，也是你们党支部的党员，所以这件事也要依靠支部。请你们三位同志去找找骨灰往什么地方撒，何时去撒，怎么撒。地方要选好，不要被人发现，一旦发现将来又是纪念的地方，反而违背了死者的心愿。你们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也不要麻烦组织，在北京找一找，到玉泉山、八一湖等有水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撒骨灰，总之不能留下痕迹。"
说这话时，邓大姐一直看着我们。这时，高振普提出为尊重亿万人民怀念周总理的感情，能否把骨灰在西花厅摆放几天再撒，邓大姐却执意不让这样做。她说："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但你们要认识到这是十几年前我们共同约定的相互保证的事。由土葬到火葬是一场革命，由火化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而撒掉又是一场革命，这是恩来和我的一次彻底革命啊！你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这一场革命也是同几千年以来的旧传统习惯决裂。"她还告诉我们，如果选好地方，等开完追悼会后不要惊动任何人，一切从简，夜里我带领你们少数同志去撒骨灰。听完邓大姐的一番话，我们三个人都很感动，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按照邓大姐的话去办，我们不能辜负她对我们的信任。
从邓大姐那里出来，我们立即出发去找适合撒骨灰的地方。但1976年的北京似乎特别寒冷，尤其是在数九的天气里，到处都是冰封大地，骨灰撒在哪里啊？我们驱车在北京附近察看了几处地方，都觉得不理想--玉泉山的水很小，八一湖大部分河段都冻了冰，只有一小段地方有点水流，如果骨灰撒下去就会在不远的地方聚集起来，再说就这样把骨灰随随便便地一撒我们也觉得对不起周总理、邓大姐和全国人民哪！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我们三人当时的心情别提多难受了。下午回来后，我们把看的几处地方如实向邓大姐汇报了，同时提出应该报请党中央寻找一处合适地方的建议，邓大姐同意了。
送别周总理（1）
1976年1月12日到14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立的灵堂里，首都各界人士和许多外国友人开始悼念周总理。数九寒天，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络绎不绝地走进劳动人民文化宫。
12日上午，钓鱼台宾馆派人给邓大姐送来两盆盛开的水仙花，表示宾馆全体同志对周总理的悼念和对邓大姐的慰问，我们把花收下了。水仙花开得十分茂盛，我想家里热，水仙花很快就会开败，不如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放在周总理的骨灰盒两边，让它们陪伴着周总理，同时也寄托钓鱼台的同志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一片深情。
我把自己想法同邓大姐讲了，她表示同意，并让我马上送过去。这时正好是中午12点半，劳动人民文化宫外面还排着很长的吊唁队伍。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把水仙花摆放在骨灰盒的两侧，素雅的白花顿时使庄严肃穆的灵堂增添了几许生机。20年后从一位经办同志的嘴里，我才知道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那时每天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总理的人数和时间都要受到限制，但实际上组织者既不去限制也不想阻止，所以来吊唁的人实际是规定人数的两倍。
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群众献的花圈很多，连纪念碑四周的小柏树上也扎满了白花，周总理的大幅遗像被挂在纪念碑的正面，很多人还献上了悼念周总理的诗文。回到西花厅后，我将自己亲眼所见的情景告诉了邓大姐，她从中得到很大的安慰。
在三天的吊唁中，西花厅一直很平静，因为邓大姐让我婉言谢绝了所有想来看望她的客人。
1月14日晚上，我们提前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因为邓大姐吃完晚饭后要在7点钟准时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第二天将是周总理的追悼大会，我要陪着她将周总理的骨灰送到人民大会堂。
我扶着邓大姐来到周总理的灵堂前，她站在骨灰盒和遗像前三鞠躬，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也站在两侧随同邓大姐一起三鞠躬。随后，邓大姐轻轻捧起周总理的骨灰盒，转身向同志们说："我现在手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听到邓大姐这两句感人至深的答谢，灵堂里一下子悲声四起，哀乐被哭声掩盖。邓大姐强忍着悲痛，手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迈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在凛冽的寒风中向外走去，我和护士刘新莲怕她捧着那个沉重的骨灰盒太累，就从两边各伸出一只手帮她托着，后面，那些曾经为周总理守灵的同志们紧紧相随。
送别周总理（2）
在周围的一片哭声中，邓大姐上车了，我们的车缓缓离开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不知为什么，那天的夜晚天特别的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但奇怪的是，天安门前面那段路没亮一盏路灯，整个广场一片漆黑。这是谁的主意？我们悲痛的心又蒙上了一层气愤。汽车在黑暗中慢慢地行驶，我掀开窗帘向外看看，呀，路两旁站满了人。也许，人们想到了今晚会将周总理的骨灰移送到人民大会堂，因此，他们不顾寒冷在这里等候。这时，邓大姐嘱咐司机说："慢点开，别碰伤人。"那天晚上天安门前为什么不开路灯？这是有人预先布置好的还是突然的事故？这在我心中成为一个始终猜不出结果的谜！
汽车在大会堂的门前停下来，邓大姐慢步走上一级级台阶，最后亲手将周总理的骨灰盒安放在台湾厅。之所以选择把总理骨灰放在台湾厅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周总理生前一直关心和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很多年来他一直在期盼台湾的回归。让他骨灰于存在的最后时刻摆放在台湾厅，寓意着他的心永远和台湾人民在一起，也意味着周总理的遗愿就是两岸人民的统一早日实现。周总理的骨灰在台湾厅停放了一夜，第二天又送到了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
1月15日下午，周总理的追悼大会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大姐饭后稍事休息，我们就准备前往会场。出发前，邓大姐对我交代说，追悼会后还能有点时间，将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和亲属留下来，我要对他们讲几句话。邓大姐想讲些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时也没时间细问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即通知有关同志具体安排。
2时15分，邓大姐离开西花厅去人民大会堂。下午3时，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响起哀乐，周总理的追悼大会开始了，大厅里又是哭声一片，有的人甚至哭得昏倒了。然而，这一刻的邓大姐特别坚强，她身着一套十几年前做的黑色旧西装，一个人坚强地站在家属的位置上，虽然泪水从她的脸上不停地往下淌，但她没有哭出一声，透过悲伤的面孔，表现出的是一个老革命者非同寻常的坚毅。看到无儿无女的邓大姐一个人站在前面，再看看她的神情和脸上的热泪，人们的心都要碎了，我更是难过得只想流泪。那天，是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的悼词，当时毛主席已经身罹重疾，他已经无法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了。
开完追悼会，邓大姐带着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在那里，她亲手打开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装在四个塑料袋里，还不时地拿起一块遗骨仔细地看看。邓大姐含着泪水对周总理说："恩来，我完成了你的意愿，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看到我们流泪，她又说："要化悲痛为力量。"
骨灰装好后，我们开车去通县机场。这一天，虽然老百姓都不知道周总理的骨灰什么时间送走，在什么地方扬撒，但他们还是早早地站满了西长安街两侧，每一个人都想最后再送周总理一程。然而，由于邓大姐一再强调保密，不要再惊动人民群众，车队只好从人民大会堂西北门出来，上了长安街后一直往东开，等到群众发现时，我们已经走远了。
送别周总理（3）
这一晚，好像老天爷也知道我们要送周总理似的，明月高悬，繁星闪烁，夜空格外清澈。在通县机场，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二"型飞机正等在那里，治丧委员会的两位同志和周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将代表邓大姐去撒骨灰。飞机起飞了，邓大姐、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和我一直站在冰冷的土地上静静地目送，直到飞机穿入云端。
回家的路上，邓大姐对我说："我一块石头落地了，恩来的骨灰撒掉了，我很高兴，也得到安慰。"我们到家时已经8点多了，在家的同志都在客厅等候邓大姐回来。我们进门后邓大姐在客厅稍稍坐了一会就起身慢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兼卧室，她对着墙上周总理的遗像对我说："完成了恩来的嘱托，恩来的愿望实现了。大家都不要哭了，要化悲痛为力量，我们要继承死者未完成的事业。"
撒周总理骨灰的飞机预计夜里12点才能回到北京，邓大姐身体不好，我们让她先休息，由我守在电话机旁等待空军的报告。这次飞行对于空军的同志来讲是终生难忘但同时也是极为难过的一次任务，空军司令员张廷发亲自守在电话机旁，每当得到机组的一点情况就及时打电话向西花厅报告。夜里12点，负责撒骨灰的四位同志顺利完成任务，按原定计划准时返回北京。
第二天，邓大姐一起来就问我昨晚撒骨灰的情况。我将空军报告的情况简单讲了一下，邓大姐马上说："等9点钟老张和小高他们来了就知道全部经过了。"不到9点，邓大姐已经在客厅的门口等着了，她心里急于要见到张树迎和高振普，了解昨晚的每个细节。当老张和小高进来时，邓大姐上前紧紧抱住他们二位说："我谢谢你们！也代表恩来谢谢你们！你们俩为恩来同志服务到最后。"
张树迎和高振普向邓大姐详细汇报了撒骨灰情况：周总理的骨灰由他俩负责往下撒，飞机起飞后不久，首先在北京上空撒掉一份；第二站是密云水库；第三站是天津海河；第四站是山东黄河入口处。当时，邓大姐再三交代我们，不管谁问，也不要说出周总理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在邓大姐在世的日子，我们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她去世后才把周总理骨灰的撒落地点透露出来。
听完汇报后，邓大姐走到周总理卧室的办公桌前，对着他老人家遗像下的空骨灰盒对我们说："现在面对着恩来同志的骨灰盒对你们说，恩来同志生前十几年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的骨灰已经撒在祖国的江河和大地上，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我死的时候，希望你们今后也支持我这样做。这个骨灰盒可以留给我用，这样可节省一个。"
丧事办完后，秘书们开始清理周总理的文件，服务人员也要清理周总理用过的生活用品，没有周总理的西花厅变得冷清起来。几个月后，周总理的秘书和卫士们都陆续调到别的部门工作，西花厅只剩下了女主人邓大姐、一名司机、一名服务员、一位厨师和我几个人，我们要慢慢地习惯没有周总理的日子。
邓大姐召集我们开会（1）
老的树最好烧
老的马最好骑
老的书最好读
老的酒最好喝
老的朋友最可信赖
--莱特
开过周恩来的追悼会后，邓颖超没有离开人民大会堂就召集家属和工作人员开了一个会。在那次会上，邓颖超除了对亲属提出一些要求外，还特意提到了一直担任她秘书的赵炜。她希望亲属们都应该对赵炜尊重和信任，还特别表明，这许多年赵炜在与亲属交往方面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她的同意。在以后的17年里，邓颖超和赵炜朝夕相处，在她的眼里，赵炜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按照邓大姐的吩咐，周总理的追悼会结束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都来到西大厅。大家落座后，邓大姐平静地说："刚才你们都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的追悼会，我在这里同你们见见面，有些话还想谈一谈。"邓大姐要谈些什么，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但猜想谈话内容可以会同家属有关。大家都忍住眼泪望着这位刚毅的老人，静静地听她讲话。
邓大姐说："恩来去世了，你们都很悲痛，我也很悲痛。但是，悲伤和眼泪不顶用。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一个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恩来同志正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人民的勤务员，他一生的追求和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样一个崇高目标。你们在座的，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共青团员，有的虽然不是党员团员，但都是革命同志，都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恩来的遗志，努力做好各自的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
对于那些曾在周总理生命最后阶段为他治病和护理的医务人员，邓大姐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后来她还自己出钱在北京饭店安排了一次西餐午宴，专门答谢这些同志。
邓大姐向大家讲了不保留周总理骨灰的想法的形成和重大意义，希望大家都能理解支持。她告诉大家周总理临终前说过：现在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邓大姐召集我们开会（2）
对于周总理的后事安排，邓大姐也向亲属们解释说：恩来生前曾经对我说过，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这件事，我已经向党中央做了报告。对于丧事安排，我是严格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提出一项个人的要求，一切都由治丧委员会决定。恩来的遗体是由西花厅党支部负责火化的，因为他是西花厅党支部的党员，在具体落实吊唁仪式时，有些事情应该放到支部里去做，由支部的同志来承担。我想这是符合恩来生前愿望的。
邓大姐还特意嘱咐亲属们说，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虽然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现在，我们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不要夸耀，不要吹嘘，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向革命老前辈学习。
讲到最后，邓大姐话锋一转，指着我对大家说："我在这里还要向你们讲一件事，就是赵炜同志。她跟我工作10年，在这以前在总理办公室工作了10年，她对同志热情，很有原则性，她告诉你们一些事，都是我让她告诉你们的。我没有说的，没有把握的，她都要来问我，不会个人决定问题的。你们对她应该像同志般的信任，她为你们做了不知多少工作，生活、医疗……都是她替我和伯伯做的，你们都应该对她表示感谢。她今后还要跟我一起工作，因为伯伯在病危时，握着她的手让她把我照顾好。"（原话如此，未做修饰）
听邓大姐这样一讲，我心中很感动，但同时又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格外地重。的确，周总理在世时把照顾邓大姐的工作托付给了我，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不但要完完全全地辅助她的工作，而且必须无条件地照顾好她老人家的生活。我暗暗在心里发誓：周总理，您就放心吧，赵炜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嘱托，我一定会如亲生女儿般照顾好邓大姐，不让她有一丝一毫的寂寞感。
"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1）
一位伟人的身影太高大了，自然就会遮挡住与他互为伴侣的另一位杰出人物的光辉。对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来说，就属于这种情况。
中共"九大"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林彪的夫人叶群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实，论资历、论能力、论贡献、论威望，身为周恩来夫人的邓大姐哪一点都不在她们之下，以她的才干和资历，担任党和国家的高职本来应该是顺理成章。但是，在周恩来生前的岁月里，邓颖超一直都保持着低调，除了在全国妇联担任一些领导工作，她几乎没出任过任何国家要职。为了支持周恩来的工作，邓颖超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做了很多物质上和职务上的牺牲。
我在邓大姐身边几十年，对她的性格和能力都十分熟悉。邓大姐是那种不追求名利地位的共产党人，尤其是同周总理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常常为了大局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1976年12月，邓大姐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整天处于文件多、开会多、外宾多的"三多"状态。但此时的她，似乎全身的能量都被调动起来，常常工作起来就忘了休息。看到邓大姐如此高龄还能这样精力充沛地工作，我常常想，以邓大姐这样的资历和经验，解放后这么多年都没有担任国家的高职，这对国家来说是否也算一种损失呢？
后来我听说，早在1975年周总理在世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批示过让她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周总理不同意，就把这事儿给压了下来。我不知道这话是否当真，有一次就同邓大姐说起来。邓大姐可能早就知道这件事，她听后平静地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那时不让我上是对的。如果恩来在的话，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副委员长的。"确实，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妻子，如果邓大姐那时就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能也很难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想来周总理当时也是有很多考虑，才不同意邓大姐出任高职的。
"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那次我和邓大姐聊天，她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邓大姐还告诉我，周总理同她有个君子协议：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因为这个协议，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邓大姐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职务，周总理就没让她上。不仅如此，在很多场合，周总理也尽量"压低"邓大姐，使她在物质上和职务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邓大姐回忆说："定工资时，蔡大姐定为三级，我按部级也该定五级，可报到他那里给划为六级；国庆10周年定上天安门的名单，他看到有我的名字又给划掉了；恢复全国妇联时，他也不同意我上。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子，他一直压低我。"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2）
西花厅岁月 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
邓大姐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她很坦率地认为她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是因为周恩来的关系人家才要选她的。但是，对于周总理生前的种种考虑，邓大姐也能十分理解，从性格上说她也不是那类看重名誉地位的人。"遇事我是非常谨慎的，这你可能有感觉的。"邓大姐笑着说，"我做了名人之妻，有时也要有点委屈嘛。"
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妻子，邓大姐的委屈其实并不少，比如，她陪周总理去外地工作，因为没有个人的工作安排，她便自己交房费，连服务员的费用都自己付。邓大姐也不像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夫人经常出现在交际场合，她很少陪周总理外出，就是有时因公陪同出去也要向组织写报告，经过批准才去。多少年来，邓大姐处处谨慎，总是尽量避免给周总理的工作带来麻烦。
在西花厅，邓大姐将自己的位置摆得恰如其分，凡是周总理的"三保"（保工作、保健康、保安全）工作需要邓大姐做的事，邓大姐都是以家属和党员的身份配合做好；如果确实需要我们做什么事，她也总是用民主的态度和商量的口气提出要求。
一般的人认为，凡是周总理知道的事，邓大姐也一定会知道，其实不然。周总理去世后，有一次一位同志和邓大姐说话时提到一件事，邓大姐听后一脸狐疑。那人惊奇地说："怎么？邓大姐你不知道呀？"邓大姐说："你们别以为恩来知道的事我全知道，没有那么回事。"
从生活上，邓大姐对周总理的照顾比较多一些。为了不让周总理分心，身为总理妻子的邓大姐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处理好亲属间的事。周总理的亲属比较多，邓大姐主动承担起照顾周家亲属的任务。从建国以后，周总理和邓大姐就开始用工资的结余部分资助周家亲属的生活并接济他们来北京治病，直到周总理去世后多年，邓大姐还一直管着他们。在接济周家亲属这个问题上，邓大姐从不让周总理操心，总是慷慨解囊。邓大姐说，这是为国家减轻负担，要是不安排好这些人的生活，也会给周总理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作为总理夫人，这也是她要尽到的责任。
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邓大姐摆脱了"总理夫人"的束缚，她尽自己的所能努力工作，在四年的任期里干得相当出色。
翻翻20世纪90年代邓颖超去世时的新闻和照片，人们可以发现，几乎在所有的吊唁活动中，赵炜站的那个位置都是逝者家属的第一排位。作为一个陪伴了邓颖超27年之久的老秘书，赵炜和邓颖超的关系早已情同亲人，因此，当她捧着邓颖超的骨灰盒--16年前它同样装过周恩来总理的骨灰，一步一步走向"新海门"号海轮时，所有的人都觉得此举非她莫属。事实上，邓颖超也早有遗嘱：她把扬撒自己骨灰的任务交给了赵炜和高振普--两个她生前最信任的人。
邓大姐停止呼吸后，中央领导同志陆续来到北京医院，他们就在医院现场研究起邓大姐的治丧事宜，中央当即做出决定：发讣告，公布邓大姐的遗嘱。
在中央领导开会的时候，他们把我找了去，说要听听邓大姐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我根据邓大姐生前的交代向中央领导请示了四个问题：第一，邓大姐生前不同意在家里搞吊唁活动，西花厅还要不要设立灵堂；第二，邓大姐遗嘱中说不搞遗体告别，我们是否要告别，在哪里告别；第三，工作人员守不守灵；第四，很多日本友人都非常敬仰周总理和邓大姐，他们要来怎么办？
当时，中央考虑到群众的感情，所以在处理她的后事时没有完全按遗嘱办，就我请示的四个问题，做出决定：在西花厅设灵堂，接受群众吊唁；在八宝山同遗体告别，那里地方大些；工作人员和亲属可以守灵；在我驻日本使馆设立灵堂，供日本朋友吊唁，对于来京的日本朋友由对外友协负责接待。
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我回到西花厅去为邓大姐准备最后的衣服。
邓大姐的衣服是她生前就选好的，那是一套20世纪60年代做的黑色西装，因为合体，邓大姐特别喜欢，16年前，她就是穿着这套衣服给周总理送行的。自从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就不再穿这套衣服了，她对我说："赵炜，这套衣服你帮我收好，我走时你给我穿它，我喜欢。"我当时就不同意："干嘛非穿这套破衣服，都打补丁了，人家会说我的。到时候我会选一件你喜欢的衣服。"可邓大姐坚持死后一定要穿这套衣服，她的理由一是这衣服合体，自己特别喜欢；二是人死后里三层外三层穿新衣服那是给活人看的，烧了是无谓的浪费。邓大姐这样一坚持，我也不好再反驳，就遵照她的意愿收好了这套旧西装。
最后的送别（2）
当我让一位同志把这套邓大姐亲自选中的衣服拿出来时，很多从来没见邓大姐穿过那套衣服的同志都很惊讶。那衣服袖子破了、里子破了，就连裤腰也破了，上面打着好几个不同样料子的补丁。"赵秘书，为什么非要给大姐穿这套衣服？"同志们哭着问我，"大姐哪套衣服不比这套强，咱们选一套好点的不行吗？"当时在场的同志都不同意给邓大姐穿上这身已经破旧的衣服，我只好反复向大家解释：其实，我也不愿意这样做，但这是16年前大姐亲自交代的，而且我也向她老人家保证过。所以我们要按照她的遗愿办。听我这样一说，大家不再反对了，一个个泪流满面拿起针线仔细地又缝补了一遍那身衣服。
7月17日清晨4点半，我们西花厅的所有工作人员就都赶到了北京医院，在整容医生的指挥下，大家一起动手，为邓大姐最后一次换上了衣服。那天，邓大姐内穿一件紫红色毛衣，外面是春绸面棉袄，最外面套的就是那身她和周总理告别时穿的黑色华达呢西装。
上午8点20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到北京医院送别邓大姐。简短的告别仪式后，八名战士抬着邓大姐的灵柩徐徐走出告别室，我们要护送邓大姐的遗体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同周总理去世时的情景一样感人，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十八里长街上站满了为邓大姐送别的人。望着窗外这一幕动人的场景，我心中十分感动：邓大姐，您看到了吗？虽然您一生无子无女，但是您却有那么多热爱您的各族儿女在为您送行。
9点15分，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告别室里开始接待一批又一批送别邓大姐的群众，直到下午4点30分，邓大姐的遗体才送去火化。过了两个小时，我和高振普要去收骨灰了，可这时我的脉搏加快，腿也发软，一时下不了车。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几天前还同我一起说话的邓大姐，此时已人去形没变成了灰。后来吃了一点药，我擦擦眼泪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火化炉前，一捧一捧地把邓大姐的骨灰收在骨灰盒里，骨灰很热，同志们让我用工具收，我摇摇头，这样捧着骨灰我觉得就是在拉着邓大姐的手。
暮色中，我捧着邓大姐的骨灰盒走进西花厅，那一刻，大家的心都很沉痛，从大门口走到后院的客厅平时也就是5分钟路程，可那天我足足走了17分钟。把邓大姐的骨灰安放在客厅后，我流着泪说："大姐，您回家了。"话音刚落，所有的人都放声痛哭，我们一起跪倒在邓大姐的遗像前，以晚辈对长辈的崇敬，向她老人家致哀！
这将是邓大姐在西花厅的最后一夜，明天，她的骨灰就要撒入大海，以后我们再没有机会和她朝夕相处了。那天晚上，同志们都没有走，就在这间邓大姐生前我常同她一起听音乐、聊天、读书和看文件的熟悉房间里，我们陪着邓大姐度过了她在西花厅的最后时刻。
最后的送别（3）
7月18日，是邓大姐去世后的第七天。清早6点半，我们就把邓大姐的骨灰盒从后院送到前厅，在这里进行最后的吊唁后我们将要护送骨灰去天津。7点20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代表都到齐了，哀乐声中，我又一次捧起邓大姐的骨灰盒，这次，她老人家将要永远离别西花厅。西花厅的院子里站满了送别的人群，有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亲属，有曾经在这个院子里工作过的同志，有邓大姐生前好友和他们的后代，还有上百名手托军帽列队肃立的中央警卫团官兵……他们都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手中的骨灰盒，默默地和邓大姐作最后的告别。此刻，我的心比刀扎还要难受，走到西花厅的大门口时，我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悲痛，手捧着骨灰转回身哭道："邓大姐、邓妈妈，从现在起，您就要永远离开您住了43年的地方--西花厅了，您再最后看这里一眼吧！"
我捧着邓大姐的骨灰要上车了，这时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从后面的队伍中跑了出来，她伏在骨灰盒上哭着说：邓妈妈，您要走了，让我再亲您一次吧。当时的情景让人心都要碎了，我的手在颤抖，身体也几乎不能自持。我意识到不能再停留了，必须立刻上车。
按照邓大姐平时出去的习惯，我和高振普、医生、护士最后一次陪着邓大姐坐在她生前坐过的车里，车队在沿途数以万计群众的目送中从北京开往天津。
把自己骨灰撒在海河，这也是邓大姐生前的遗嘱。天津在邓大姐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里是她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在那里，她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在那里，她遇见了自己相知相爱一辈子的亲人。邓大姐总爱把天津称为她的第二故乡，记得有一次她突然对我说："我死后骨灰撒掉会有保证了，但不能像恩来那样去撒，虽然地面上没人，却得动用飞机。"我当时最不爱听的就是她说这些伤感事，因此总想换个话题。邓大姐说："你不爱听我也得说，先交代给你将来有好处。万一我什么时间说不清楚就晚了。"邓大姐这样一说，我只好听她交代。她告诉我，要用她平时坐的车将骨灰送到天津，千万不要惊动天津的领导和人民，你们不声不响把骨灰撒到海河里后就回来。她还一再叮嘱我，在她去世后要向中央反映这一要求。
然而，扬撒邓大姐的骨灰这样一件大事不可能不惊动天津的人民。那天，当灵车进入天津时，很多群众已经早早地就等候在马路两旁，他们佩戴着白花手举着横幅默默地站立着，就是为了要送邓大姐最后一程。为了让天津人民多看一眼敬爱的邓大姐，我建议护士同志双手举起她的遗像。
在天津市大礼堂进行了最后的祭奠之后，我们乘车去了码头，在那里，"新海门"号轮船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
12时15分，随着"新海门"号的汽笛长鸣，海河上所有的轮船都拉响了悲哀的汽笛，伴着夏日的和风与一朵朵月季花，我和高振普一把一把地将邓大姐的骨灰撒向海河，悲伤的泪水也伴着骨灰一滴滴融入了滔滔河水。半个小时后，骨灰撒完了，我对着海河向邓大姐发誓：邓大姐，我要向你学习，以后不哭了。我要坚强起来，化悲痛为力量，努力为人民服务。
送走了邓大姐，我再次回到西花厅。失去了男主人，又失去了女主人，这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紧张而欢快的日子，我伏在西花厅成堆的文牍里，一件件一份份地整理着那些记载着一个时代历史痕迹的遗物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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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花厅岁月 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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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项工作
将完成得更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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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勃鲁切夫
在西花厅37年，赵炜和周总理与邓大姐见面的次数多得数不清，她是周总理临终的见证人之一，也是陪伴了邓大姐27年的秘书、朋友与伴侣。作为一个跟随周总理与邓大姐几十年的工作人员，她对两位老人的感情也非同一般。30多年平凡而又不平常的日子，赵炜对过去的很多事情已经淡忘，但回想起第一次见到周总理与邓大姐的细节，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却记忆犹新，因为周总理那句"咱们都是同志嘛"一下子就使她当年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
到西花厅工作已经快一个月了，我和组里的秘书们也相处得很好，但只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敢贸然问他们，那就是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周总理和邓大姐？
50年代中期，西花厅的前院和后院分得很清楚，我们在前院工作的同志很少有机会到后院去，就是有文件要送给总理，也是放在通往后院门口的值班室里。我在工作的前两年从办公室到机要组送文件来来往往多少次，却一直也不知道西花厅的后院是什么样。再说，我当时的办公室同西花厅还隔着一道矮墙，别说总理他们出出进进我见不到，就是他和邓大姐在院里散步，一般我也看不见呀。
工作之余，我常常隔着窗子朝外望，希望能有机会见总理和邓大姐，可一想要真见到他们时又不知该说什么，心里反而又有点儿怕见他们了。很多很多次，我都在心里准备着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和邓大姐该说的话，第一句说什么？要是只说"你好"那似乎太少了点儿吧？想来想去，把我的头都想大了，最后我决定：干脆先说"总理你好"，然后周总理他们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回答时尽量简单就是了。
大约在我到西花厅工作一个月后，机会来了。
第一次见到周总理（2）
那天下午，我正好要到机要组办事，刚刚出了我们小院门，就看见那边有几个人在散步。我再仔细一看，啊，真的是周总理和邓大姐！我当时就愣了，脚步也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怎么办，是走过去还是站在这儿等周总理他们散完步再去机要组？一瞬间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但很快，我就做出了决定：不能站在这儿，这个小门口是个死角，如果他们说话看不见我，那我岂不是失去了一次见到周总理的机会？
不知不觉中，我抬脚就向前走，心想，我走到他们看得见的地方就停住，如果周总理他们朝这边走，我可以先不说话嘛。正巧，我刚挪了几步，周总理和邓大姐就朝这边走过来。那天，周总理一如我们常在报纸、照片上见到的装束--身上穿的是灰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皮鞋，显得十分正式。倒是邓大姐，在这么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里穿得明显有点多：她身着一件带花的薄呢子长大衣，脚蹬蓝呢子棉鞋，头上还包着一块当时非常流行的花方巾。
看到周总理和邓大姐越来越近，我开始紧张起来，心怦怦直跳，早就不知该说些什么了。这时，跟随周总理的一位卫士指着我向周总理介绍说：这是财经组新来的赵炜同志，刚过来不久。听他一介绍，我马上向前迈了一步，伸出手向周总理和邓大姐问好。
"哦，是新同志。"周总理说，他同我握完手并没有马上走，而是详细问起了我的年龄、以往工作和家里情况。我当时紧张极了，手心直冒汗，周总理问一句就答一句，话语也怯生生的有点发颤。周总理看出了我的紧张，就笑着说："不要紧张嘛，我是总理，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咱们都是同志嘛。"这时，邓大姐也在一旁和蔼地说："小同志，不要紧张，慢慢地咱们就会熟悉的。"说也奇怪，听周总理和邓大姐这样一说，我的心一下就平静了，回答周总理问话的语调也恢复了正常。就是这样一句"咱们都是同志嘛"，让我觉得自己和共和国总理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后来，在西花厅工作的时间长了，我不但见到周总理的机会多了，和周总理直接说话的机会也渐渐多起来，但因为是"同志"，所以我在他和邓大姐面前说话再也没有特别紧张过。
60年代以前，因为周总理每天工作的时间都达到十五六个小时，因此，到了星期六大家都想方设法令他放松一些。那时，每逢周总理不外出的周末，中办警卫局服务处就会带点片子来放电影，当时租一次片子是15元钱，每次都是从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工资里出。周总理和邓大姐看电影时总会想着工作人员，从来不忘请办公室的同志一起看。那时办公室的不少同志都住在西小院，有的同志来看电影时还带着夫人和孩子。周总理和邓大姐特别喜欢小孩儿，见到哪个都要问问、逗逗。除了看电影，周总理周末闲暇有时也去中南海紫光阁跳跳舞，见到熟识的工作人员就一起跳，我也曾和周总理跳过几次舞。
"你走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1）
历史上，周恩来办公室曾经经历过两次精简，第一次是在1957年底至1959年初这段时间，第二次是在1965年1月。关于第一次精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一说是因为"反右"导致很多知识分子成了"右派"，高等院校严重缺少得力干部，周恩来觉得应该支援文教战线，就率先表态："我带头，从我办公室先抽人。"第二种说法是由于一次某位领导的秘书办事不力，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当着周恩来说了一句话：要那么多秘书干什么？秘书多了误事。当时在国务院的领导中，只有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最多，于是周恩来回来后就下决心精简秘书。这次精简的直接结果，是使得总理办公室的职责从为众多领导服务转变成只为周恩来总理服务。
在第一次精简中，赵炜所在的财经组有不少同志到了各部委或地方，她也要调到北京一个化工厂担任团干部工作。临别中南海的那天晚上，赵炜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和周总理告别。没想到，周总理在得知赵炜调走的消息后颇有些不高兴，由于他的亲自过问，赵炜又在西花厅留了下来，而且一留就是30多年。
从1957年底开始，总理办公室就开始陆续减人了，到了1958年，总理办公室的秘书从十几个减到八个，李琦、陈浩、韦明和财经组的刘昂都调走了，统战部的秘书长童小鹏调来担任了总理办公室的主任。秘书精简了，干事的工作也相应减少，机要组顺理成章也得减人。我们当时思想都很单纯，也特别愿意下基层，所以领导通知谁调走和大家相互告个别也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一天晚上，我值夜班。刚上班不久，办公室童小鹏主任和机要组组长把我找去谈话，说机要组也得响应精简号召，经过研究，决定让我下基层。当时我们这里有一位秘书同志已经先期调到北京一个化工厂当党委书记，对那里比较熟悉，组织上就推荐我也到那个厂去搞团的工作。童主任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童主任说那就把手里的工作交代一下星期一去工厂报到吧。在机要组工作了几年，我们都养成了当日工作当日清的习惯，因此工作很好交代，我到办公室收拾了个人的书和零星物品，做好了离开总理办公室的准备。
因为要走了，我很轻松，恰好那个星期六晚上紫光阁有场舞会。我想快走了，以后再来这地方的机会不多，干脆，去紫光阁再玩儿一次吧。
"你走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2）
真巧，那天晚上周总理也去了。以往，我们上紫光阁玩儿，有时也能碰见周总理，因为想和周总理跳舞的人多，所以我从来没有主动邀请过周总理，偶尔和周总理跳过几次舞，也都是周总理先招呼我。但是那天晚上情况不同，星期一就要离开中南海了，以后再见到周总理的机会肯定会少得多，再说真要见到周总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能和他跳舞呢。于是，我决定要主动张口，请周总理跳一次舞。头几支舞曲开始时，周总理身边老有人，我一直找不着机会，心里真有点急。后来，总算等到周总理身边的人少了点儿，我就勇敢地走过去伸出手："总理，我请您可以吗？""有什么不可以的，你这个赵炜，大概还是第一次主动请我跳舞吧？"周总理说着就站起身。我心想，周总理的记性可真好，连这点儿小事他都有印象。
随着悠扬的舞曲，周总理带着我在舞场上跳起来。周总理的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轻柔又稳健，加上我的个子不高，让周总理带着跳得十分自如。
"最近工作怎么样？"边跳舞，周总理边和我聊起来。
"报告总理，办公室决定我们机要组也减人，我要去北京化工厂做专职团干部啦。"我高兴地向总理报告。
"噢，已经决定了吗？"周总理好像有点意外，马上追问一句。
"决定了，"我说，"工厂都联系好了，星期一就要去报到。"
"你走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周总理的口气重了一些，脚下的舞步也慢下来。
看到周总理因为这么点儿小事一下变得严肃起来，我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
"减人也不一定非要去工厂嘛，工厂不要去。"周总理又接着说。
"总理，我这个级别的干部工作调动不用报告您，办公室就可以决定。"为了缓和气氛，我笑着说。
"怎么可以不报告？你是我办公室的人嘛。"周总理接着又说："你回去告诉童主任，工作不要调动，也不要去工厂。"我看周总理说这话时一点儿也不像开玩笑，心里一下子也没有主意了。
走出舞池，我再也没有了刚才同周总理一起跳舞时的高兴劲儿，反倒是心里忐忑不安不知怎么办好。按理说，和周总理刚才的谈话后我已经明白自己不会调走了，但我心里并不因此而高兴，一来那时人年轻，自己也确实从内心里想到基层去锻炼，而对下去之后的前景并没有想过很多；我高兴不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是不知道办公室领导没向周总理报告我的调动，我就莽撞地向他老人家告别，结果不是给领导找麻烦吗？想来想去，我决定明天先向领导汇报这件事，变被动为主动。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和周总理的谈话一五一十地向童主任和机要组组长报告了，他们听了表态说，这事儿没接到通知，最后怎么决定要按周总理的交代办。听领导这样一说，我心里踏实了，上午也就在家里平静地做着家务。还没等到吃午饭，我就接到了办公室的正式通知，说明天不要去工厂报到了，留下来继续工作。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上午，周总理起床后就把童主任叫了过去，交代不要把我调走。
就这样，由于周总理的直接干预，我又留在了西花厅，而且从那以后直至周总理和邓大姐先后辞世，我都没离开过那里。
难忘的几件事（1）
有思想的
充满社会利益的
具有明确目的的生活
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和
最有意义的生活
--加里宁
有的人，一辈子只见过周恩来总理一两面，或只在他身边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但却对当时的细节留下了十分深刻的记忆。原以为在总理办公室工作了许多年的赵炜脑海中关于西花厅的故事也一定会有不少，真没想到，她对于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许多细节却大都淡忘了。"经历的事儿太多了，有许多都是千篇一律的接电话、送文件，也没什么可说的。"她总是这样说。其实，这不难理解，她那么多年在总理身边做机要工作，已经养成了保密习惯，何况她当年在总理办公室按照要求不能留下工作记录或日记，如今以她70岁的高龄再回忆一些细节确实不是件容易事儿。但在周总理身边的工作内容毕竟十分丰富，这里记下的，就是赵炜记忆中难忘的往事。
在西花厅工作，周总理对我们的另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做好保密工作，对平日接触的工作内容守口如瓶，不能对外讲的，对自己的妻子或丈夫都不能讲。
记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周总理交代主管项目的负责同志说：这次试验，参加的全体工程技术人员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试验的种种情况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周总理还当即表态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中央委员，但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对她说。"原子弹爆炸前一天，正赶上我值班，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他桌上放着一篇刚刚审阅完的稿件。周总理对我说："赵炜，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新闻，你把稿子送到新华社吴冷西社长那里，要亲手交到他手里，等到他看完再直接送到外交部。"
"明白了。"我拿起稿件用信封装好。这时，周总理又再嘱咐了一句："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没见报前可不准向外吐露一个字呀。"
"请总理放心，我走啦。"我郑重地表态。
周总理点点头："好，你去吧。"
难忘的几件事（2）
车子就在外面等着，我坐在车里，两只手紧紧抱着公文包，仿佛一松劲里面的稿件就会跑了似的。中国也要有自己的原子弹了，真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呀。可现在原子弹还没有起爆，第一次试验能不能成功？我心里有点打鼓。经过宣武门教堂的时候，从不迷信的我突然想从心里为这次原子弹能够爆炸成功祈祷。
从中南海到新华社不远，吴冷西社长看稿子的时候，我一直坐在他身边，两眼盯着他逐字逐句地仔细看，终于，等他看完了，我又把稿子收起来，驱车直接送到了外交部。
从外交部回来，我马上就向周总理汇报：稿子已经送到外交部了。周总理说："等明天的新闻吧。"此时，我心中虽然多了一个惦记，但回到办公室和家里却没说一个字。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跑去取报纸，太好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报纸上头版头条登出了这条令世界为之一震的消息，西花厅里人们的兴奋劲儿就别提了。
那天我见到周总理，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成功啦，总理！"我兴奋地说。"成功啦，好！"周总理也高兴地说。
在总理值班室，我还亲历了另一件大事，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被骗20万元巨款的事件。
记得那是1960年春天（确切的日子应该是1960年3月21日），那天我值班。从一上班，电话就特别多，有时几部电话同时响，忙得我没一刻闲暇。快下班时，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人民银行打来的，打电话的人说，前几天有一个人拿着盖有总理办公室收文章的批件从银行提走了20万元人民币现金，他们要核实一下。
"总理办公室？提现金？"凭我多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了解，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当时脱口就回答"总理办公室最近没收到过这类文件，请你们马上把那份批件送来"。对方一听就着急了，忙说："可他确实有周总理的亲笔签条，用的也是总理办公室的信笺呀。"我一听，更离谱了，这么多年，周总理从来就未曾给什么人写过条子让谁到哪里去取现金，这事肯定有问题，没准是遇上骗子了。"钱给了吗？"我也着急了。一听对方说钱已出库，我连忙说："坏了。你们等我汇报后再回电话。"
放下电话，我马上把这件事向办公室主任汇报，然后又汇报到周总理那里。果然，不出所料，周总理从来没写过什么批条，也根本不知道提现金的事。因为按照常规程序，周总理从不给某人直接批条到银行，他一般都是先批给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先念。
"请公安部马上追查，决不能让国家财产受到一点儿损失。"周总理立即下了指示。
我回到值班室后又给中国人民银行打电话，明确告诉他们总理办公室不知道这件事，请他们把那件"总理批示"尽快送到公安部去检验查对。因为事关重大，我能感觉得到，对方接电话时紧张得语调都有点儿打战。
难忘的几件事（3）
电话打完没多久，我下班了。那天正好是个周末，我和赵茂峰草草吃完晚饭，就去看郭老的话剧《蔡文姬》，因为茂峰喜欢郭老的作品。但是，因为下午银行打来的电话，我那天终于没有看完《蔡文姬》。
那晚，话剧刚刚演了一场，就有一个同志来到我们面前。"哪位是赵炜同志？"他低声问。
"我是。"
"请接一下电话。"那位同志说。
我想，准是办公室的同志打来的，一定是因为那笔钱的事。我来看话剧前就同他们说好，如果公安部要了解情况，值班室就打电话找我。现在果然不出所料，电话来了。
我和茂峰打了个招呼就出去了。
这时，那位同志才说："我是公安部的，对不起，我们有些事想找你了解。"
外面，一辆车正等着我，我们上车后车子直奔公安部大院驶去。
在公安部，我把接电话的经过逐句讲了一遍，又回答了他们一些问题，很晚，我才回到中南海。
庆幸的是，这个案子没几天就破了。那个胆大包天的作案人原来是外贸部出口局的一个科员，曾经见到过周总理的亲笔批示和签名。为了诈骗，他在外面刻了一个总理办公室的假章，又仿照周总理笔迹伪造了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指示，银行的人一时没认出来，居然让他得逞了。那人取钱后将钱装在两个大麻袋里放在自行车上就驮走了，捉他归案那天，公安人员从他的床底下搜出了那20万元现金。这个人后来被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死刑，这个案子属于20世纪50年代最典型的一个经济大案。
这件事过去好久，有一次我去总理办公室送文件，周总理谈到这件事还对我说："在我这里工作就是要警惕性高一点，否则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我们无法向人民交代呀。"
虽然工作上周总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但他从来不喜欢让别人叫他首长，也不愿意工作人员因为他的缘故而对客人有所不恭。记得有一次是一位从部队刚调来的军事秘书值班，那天周总理从外面回来路过值班室就进去问有什么急事没有，那位同志汇报完工作后像在部队一样习惯地说了句"请首长指示"，周总理马上说："不要叫我首长，更不要说我指示。"周总理还让这位秘书把他的意见转达给大家，"你就说是我的意见或是交代。"
还有一次，张奚若来西花厅开会，门口的警卫战士不认识他，就挡了一下，没让车子及时进来。张奚若到了前厅就对周总理说：你的门卫很严，不让我进来。周总理听了立刻向他表示了歉意。散会后，周总理特意到值班室让我查查是怎么回事。他说："看起来谁来开会进门挡一挡是小事，但要是挡错了或出了什么样差错，影响可不是小事，尤其对党外人士你们更要注意，对人家态度不要生硬，要和蔼、客气，遇事要耐心、细致。"周总理的一席话让我很受感动，我立即去前面了解情况，回来后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了说："要吸取教训，对于老同志，应当处处尊敬。"周总理处理这件小事的态度让我很受教育，从此，我在处理事情时考虑得更加仔细了。
邓大姐和周总理的婚姻（1）
地球上
一切美丽的东西
都来源于太阳
而一切美好的东西
都来源于人
--普利什文
身为女人，邓颖超特别看重自己的婚姻，回忆起当年恋爱时光也总是心中充满欢愉。但是邓颖超不是那种喜欢随便讲述自己隐私的女性，因此，只有当她感到和赵炜已经特别熟悉时，才渐渐讲起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往事。
我到邓大姐身边的时候，她和周总理已经结婚40年了，但在记忆里，她对和周总理结婚时的往事却还记得一清二楚。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把对他的思念化作一片片的回忆，经常同我讲周总理年轻时的往事。那时，我们常在院子里散步，我随便想起什么就会问什么，每次邓大姐都会很耐心地回答我。
有一次我说："大姐，您年轻时肯定也挺漂亮的，要不周总理怎么会一直紧追呀。"邓大姐哈哈笑着说："嗨，这事儿连我原来都有点纳闷儿。我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那时你都到西花厅了，有一次闲聊，恩来才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说到这儿，邓大姐开心地笑了："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1987年，邓大姐会见了日本老朋友竹入义胜，当时竹入请邓大姐讲讲她和周总理结合的往事，她欣然应允。那一天，邓大姐讲了年轻时同周总理相识相恋的过程，我虽然已经听她讲过那段故事，但还是很认真地又听了一遍，而且还做了详细记录。那天邓大姐的精神特别好，会客之后还不觉疲乏，又饶有兴致地给我讲了一段后来她得知周总理追求她动机的小插曲。"那是1956年，有一天恩来的侄女来了，我们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问起我们当年的往事，恩来才说了实话。恩来告诉他侄女，当时他在法国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信中确定关系的。'我当时坐在旁边，听了恩来的话笑道：'我说呢，怎么到了欧洲你突然给我来信了，还提出这么个问题，原来是这么回事呀。'"邓大姐说到这儿又笑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过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其实我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邓大姐和周总理的婚姻（2）
"大姐，看来总理还是有眼光的，您确实就是符合他要求的革命伴侣呀。"我由衷地感慨。
"让革命与生活和谐是很难的一件事，两个人要是没有相互理解和支持是很容易闹意见的。"邓大姐若有所思地说。
"您和总理没闹过意见吧？"我又问。
"哪里呀，我去广州结婚时还生过恩来的气呢。"
"真的？结婚还生气？"我有些奇怪。也巧，邓大姐那天情绪出奇的好，看我好奇，就又讲了一段她结婚的往事。
也许结婚的日子对女人很重要吧，邓大姐当时还清楚地记得她从上海乘客轮是1925年8月7日下午到达广州码头的，在这之前她曾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受到过上海妇女界的欢迎。由于事先曾经发了电报，邓大姐当时认为周总理一定会去码头接她，到了码头就急切地用一双大眼睛四处搜寻总理的身影。但是，直到人都快走完了，她也没见到自己日思夜盼的爱人。那时邓大姐很不高兴。她说："离别五年了，我今天不远万里来到广州，他却不来接我，真让人生气。"不过邓大姐毕竟也是革命者，气了一会儿心里也就平静下来，"我想准是恩来工作忙，走不开，好在我手里有他的地址，干脆叫了辆人力车自己找去了。"
其实，周总理是个很细心的人，那天他确实忙得脱不开身，但却安排了他的警卫副官陈赓拿着邓大姐的照片去码头接她，谁料陈赓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也没找到要接的人，只好沮丧地打道回府。后来，陈赓在门房见到邓大姐，心里才踏实下来，他向邓大姐解释后就把她带到一间房子里。
60多年过去了，邓大姐还清楚地记得她当年新房里的摆设。她慢慢地回忆说："整个房间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双人木床，一个玻璃门衣橱，一个藤制书架，一张书桌，几把藤椅，还有一个衣架和一个脸盆架，看样子恩来已经把结婚的房间布置好了。这时陈赓打来洗脸水，又倒了凉茶让我解渴，还让我先休息，我说已经在船上休息过了，来广东是工作的，如果方便能不能带我去看看革命的广州。"据邓大姐回忆，那天陈赓先带她去了文明路的中共广东区委会，人家说周恩来刚走；陈赓又带着她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当时委员会的领导人正在开会，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周恩来都在那里。"我四下寻找恩来，看到他在屋子的一角正低头写着什么，五年不见，他比以前瘦了一些。这时陈赓走到他身旁在耳边说了几句话，他才抬起头向我点点头笑了笑。本来我想他一定会过来同我说几句话，没想到他和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继续谈工作，谈完了也没打招呼，站起来就和陈延年一起走了。这时，我心中真有点委屈，人家不远万里而来，难道说一句话的工夫都没有？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
邓大姐和周总理的婚姻（3）
就这样，邓大姐到广州的第一天居然和周总理没说上一句话，那天周总理忙得就住在广东区委会，而她也因为宵禁提前回不了家在外面凑合了一夜。第二天，邓大姐就挑起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的担子，协助何香凝开展妇女工作。说到这里，邓大姐得意地说："何香凝不会说普通话，我协助她工作首先得学会语言才行，我给自己定下个期限，要在三个月里学会广东话。事实上，我很快就能说广东话了，时常还得为何香凝当翻译。几十年来我的广东话一直没忘，遇到广东人我还可以同他们说一说。"
念叨了两句广东话，邓大姐把话题又拉了回来，看得出那天她很兴奋。"我还得接着说我见到恩来的情况。那天下班后，我刚走进住处就听到恩来的笑声。他同陈赓说，小超真积极，昨天刚到今天就急着上班，现在是我等她。我急忙跨进门说，你等了这么一会儿就急了，我都等你一天一夜啦。那天晚上，我和恩来去了一家有名的老店太平馆吃烤乳鸽，这是恩来欢迎我到广州工作，同时也是庆贺重逢和结婚。我们结婚没有什么仪式，也没请客人，很简单，我们就住到一起，第二天照样分头上班了。"
邓大姐说，结婚时，周总理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他结婚就都让他们请客，尤其是张治中，还非要见见新娘子。这样，有一天她和周总理就请了两桌客，邓演达、何应钦、张治中、陈延年、邓中夏、恽代英、陈赓等都来贺喜，那天来的还有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他们就住在邓大姐家对面。
提到那天请客的情形，邓大姐特别兴奋，她说："听说我在五四运动中当演讲队长，张治中就提出让我讲恋爱经过，大家鼓掌。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番，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可惜战争时代，开始我还有很多明信片，后来都损失了。我介绍后得到热烈掌声，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这时我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我很长时间不习惯人家叫我周夫人，后来他们也不那样称呼了。"
邓大姐和周总理的婚姻（4）
"那天客人们一杯又一杯地向我们敬酒，我不会喝酒，恩来把客人敬我的酒全代喝了下去。我不知道恩来的酒量，只见他一杯又一杯，竟喝了三杯白兰地，我心里又急又担心，但怎么也挡不住敬酒。那天恩来真的喝多了，但他有自制力，没有失态。等大家都走了，恩来不让李富春和蔡畅走，他自己明天还得去广东大学主持黄埔军校新生入学考试。后来，蔡畅和我将恩来扶到阳台上吹风，蔡畅打来一盆凉水，我用毛巾给他擦脸还找来一碗醋让他喝掉醒酒，就这么一直折腾到下半夜，恩来渐渐醒来，连忙谢了李富春和蔡畅，让他们休息，我也扶着他回房休息。哎呀，那一晚真热闹，我没想到恩来会有那么大的酒量。"邓大姐说，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让周总理喝那么多酒，但事实上周总理的酒一直没少喝，但却很少醉，因为他很有自制力。
有一次，吃完晚饭，邓大姐又和我聊起往事，她说："自从我和恩来结婚后，人们没少问过我们是怎样恋爱的，我和恩来从来都是坦荡荡地告诉大家对方在自己心中的位置。"那次，邓大姐给我讲起在延安时她和周总理分别被"盘问"的情况：有一次，延安开"三八妇女节"座谈会，到会的很多女青年起哄让邓大姐讲她的恋爱故事，"我呢，当时干脆站起来，给她们背了一段当年恩来在法国写给我的信。我这么一背信，大家都十分惊讶，因为那时我们结婚都20年了，她们奇怪我怎么还能把年轻时的一封信记得那样牢。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你心中想着对方嘛。"她说，"有一次，恩来也遇到了一伙女孩子的盘问，延安女同志少，但个个都是挺活泼的。那些女同志问他我们是怎样恋爱的，你猜他怎么回答？他幽默地说:'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好多同志都配上对了，我啊，就扳起指头算，算啊算，就算到了你们的小超大姐。'"说到这里，邓大姐和我开怀大笑。我注意到，对婚姻的回忆，使邓大姐的脸上洋溢着那种只有年轻人谈恋爱时才特有的幸福表情。
"我们也曾有过两个孩子"（1）
邓颖超身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和大多数结了婚的女人一样，邓颖超也渴望着能成为一个母亲，为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她虽然已经40多岁，但还曾去过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因为当时邓颖超用的是化名，林巧稚只按一般病人对待，认为她不太可能会再有孩子。后来，当林巧稚知道她就是邓颖超后，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说这样有可能会生育，但邓颖超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已经40多岁，也不想再麻烦大夫，就放弃了自己做母亲的心愿。后来，在与赵炜的谈话中，邓颖超曾怀着很惋惜的心情告诉她，若不是因为自己当年的不慎，她可能也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在西花厅里，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和邓大姐特别喜欢孩子。他们休息时常把一些同志和亲属的孩子找来玩一玩，和我们工作人员的孩子一起玩耍聊天更是常事，我的儿子赵珂和女儿赵琦就都和周总理和邓大姐很亲。
没事的时候，邓大姐常念叨着百姓中流传的一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总是说我："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呀。"
"大姐，那您不是赛仙家吗！"我宽慰她。
邓大姐笑了："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呀。"
"其实呀，我也差点是一枝花呢，"有一次邓大姐和我谈起孩子时感慨地说，"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趁着邓大姐那天情绪好，我就让她讲讲孩子的故事，邓大姐便慢慢倾吐出她对曾经失去的孩子的依恋。
邓大姐第一次怀孕是在1925年10月，当时她刚结婚不久，周总理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她留在广州工作。"那阵儿我上班总恶心呕吐，刚结婚也不知为什么，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是怀孕了。"听到自己怀孕的消息，邓大姐心里很慌乱，丈夫东征走了，母亲也不在身边，她自己正在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哪有时间带孩子呀。想来想去，邓大姐就自作主张去街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想悄悄地把胎儿打下。谁想到，那中药药性很强，她吃了后一个人痛得在床上打滚，虽然心里害怕也不敢对人说，只是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后来，杨妈妈从天津来到广州看了吓了一跳，当她得知女儿自己打胎之后，实在忍不住就责备邓大姐不懂事又不爱惜身体，"这么大事也不同恩来商量"。好在杨妈妈懂中医，就一直在饮食上多加调理，这样邓大姐的身体才好了一些。
"我们也曾有过两个孩子"（2）
到了11月，邓大姐被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与周总理重逢，对于当时的情况她是这样回忆的："一见面，恩来就看出我脸色不好，马上问我怎么啦，我不得不告诉他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事情，恩来听后大发脾气，他指责我是形而上学，怎么可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他说，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他还说，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有流血牺牲，但是决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说实话，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没见过恩来发那么大的火儿，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讲完这段往事，邓大姐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地说："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从她的口吻中，我感觉出了一点点懊悔，但一时又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话安慰她。
"我第二次怀孕快生产时恩来又不在。"过了一会儿，邓大姐又接着讲述了她第二次失去孩子的经过。她是1927年3月的预产期，在这之前，周总理已于前一年的12月调到上海工作，邓大姐因为要分娩，就暂留在广州，她母亲也特意从梅县的中学回来照顾她。邓大姐还清楚地记得，她是在1927年的3月21日生产的--那一天正好是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出来。当时还没有剖腹产一说，医生同杨妈妈商量后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近十斤重，他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大姐说着拍拍我的肩膀。
邓大姐产后身体一直很弱，本来她想在医院里多养几天，然而，十几天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紧接着，广东军阀也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邓大姐她们以前住的地方被搜查，还有三位同志被捕了。还好，在搜查前，周总理刚刚寄给邓大姐的一份电报被工友收起来，后来他把那份电报送到了医院。邓大姐当时在医院里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只是听到马路上警车呼啸，她让母亲到外面去看看，正好遇到送电报的工友。广州无法待下去了，邓大姐和母亲决定按照组织和周总理的安排去上海，但广东省的国民党政要多半都认识邓大姐，她必须尽快离开医院，否则军警很快就会来搜查。
要想安全离开医院是个难题，后来邓大姐是在德国教会医院一位叫王德馨的女医生帮助下在医院藏了两天，在军警搜查之后化装成医院的护士，乘着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离开广州先到了香港，临行前，还是张治中给了陈赓一些钱让他想法转给邓大姐当路费。从香港到上海，邓大姐又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等她找到周总理时，人已是虚弱得不行。
后来，邓大姐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日本医生给她检查说因为产后过度疲劳，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果然，从那次以后，邓大姐就再也没有受过孕，战争年代使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我们给总理贴了"大字报"（1）
第四章
一个伟大人物是依靠人类共同生活而生活的
他无法对世界的命运
对巨大的事件表示冷淡
他不能不理解当代的事件
这些事件一定会对他发生影响
不管采取的是什么形式
--赫尔岑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的身体得到同志们的关心，老百姓也时时惦念着这位人民好总理的健康。每当周总理的照片出现在报刊中时，街头巷尾总会有老百姓细细端详他的面容。关心周总理，赵炜和她的同事们更有条件，他们的做法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愿。
周总理明显地见瘦了，既是因为劳累，也是因为心里不舒畅。从元旦过后，他一出门总要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回到西花厅，而一回来，就又是坐在办公桌前批阅那些似乎永远也批不完的文件。很多人都劝周总理注意休息，但无论是邓大姐写字条还是我们的当面劝说，对周总理都不奏效，就连医生也对他无可奈何。
眼见着周总理日益憔悴，我们很心痛也很着急，怎么能让周总理早点休息呢？大家都在琢磨着。有一天，周总理回来后顾不上休息又在办公室继续工作，大家就聚在警卫室里，议论起如何想个能让周总理休息的办法。
"我们也给总理写一张大字报吧！"有人提议说。
写大字报是当时最时髦的革命形式，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再一商量，给周总理写大字报草稿的任务就由赵茂峰担当起来--因为赵茂峰平时爱看书，字也写得好，连周总理向客人介绍时都说他是西花厅的秀才。
我们给总理贴了"大字报"（2）
大字报怎么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凑词儿。第二天，赵茂峰就把大字报的草稿写好了，他拿来交给大家传阅修改。大字报的原文是这样的：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大字报的落款日期是1967年2月3日。
大字报是写好了，可还得交给邓大姐看一下才能最后定稿。茂峰把稿子交给我送去给邓大姐看，邓大姐看后在第三句的身体后面加了"变化"两个字，因为那时周总理已经患有心脏病了。邓大姐修改后稿子就定了，我们上街买了一张粉红色的纸，照着总理办公室门的大小裁好--大家觉得总理办公室的门是贴大字报的最佳地点，这样周总理进办公室之前就可以看到了。
抄写大字报的任务自然又落在了赵茂峰肩上，他把大字报抄好后大家纷纷在上面签名，那回签名的有秘书、卫士、医护人员等等足足20多个人，邓大姐也在上面签了名。
签完名，我们把大字报在总理办公室的门上贴好，周总理回来时就看到了。他认真读了以后笑了笑，第二天把大字报取下来在上面批了八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贴大字报的第二天上午，邓大姐对我说："你们写那张大字报是关心恩来的工作和身体，贴得好，不管起到什么作用这都是一件好事儿。可你们说得不全，虽然我是看过的。我想了想还得再提几点补充意见，明天上午再写。"
2月5日上午，我进到邓大姐的办公室后，她对我说："你拿出笔和纸。我已经想好了五条建议，我说，你写，一下写成就不用再重抄了。"
我们给总理贴了"大字报"（3）
接着邓大姐口述了五条建议的内容：
（一）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
（二）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应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
（三）每日节目规定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
（四）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之后，除非紧急事项，恩来和有关同志之间希望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
（五）学会开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要简练些。
以上几点希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邓颖超
1967.2.5
大字报贴出后，凡是到西花厅的领导同志，如陈老总、聂老总、叶帅等看了后都签名表示支持。
可惜的是，虽然这张大字报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情，但对周总理的"威慑"却一点不大，他依旧不分白天黑夜地开会、接见、找"红卫兵"谈话，回来后还要面对那一摞摞急于批阅的文件。后来周总理跟我们解释说："我不能休息呀，你们看，这么多的文件都等着我批，这么多的事都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
周总理的话说得对，我们谁也无法反驳。确实，他是人民的总理，党需要他这样做，国家需要他这样做，他也要求自己努力为人民服务，那么多的事情摆在面前，他无法好好休息呀。
周总理生命的最后日子（1）
第五章
每一个忠实于未来
为了美好未来
而牺牲的人
都是一座石质的雕像
--伏契克
自从赵炜陪同邓颖超每天去医院探望周恩来之后，给周恩来读文件的工作就由她担当起来。在西花厅工作了那么多年，赵炜已经熟悉了周恩来的语音和声调，因此，当周恩来在病重期间说话声音很弱时，邓颖超听着费劲儿时，她便又担当起给这老两口"翻译"的重任。
在医院这段日子，有几件事一直让我难以忘怀。
一件是在10月的一天，周总理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叮嘱我再去时把《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儿带去。我们虽然不知他要歌片儿干什么，但还是在办公室找起来。当时，我们手里都没有现成的歌片儿，一时还很着急。后来，我突然想到了在西花厅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就去他们那里找，结果还真找到了。歌片儿送到了医院，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几遍，还轻轻哼唱起来。
过了十几天，也就是11月10日，上午10点半左右，我陪着邓大姐来到医院。这天周总理的精神好像还不错，他让邓大姐坐到病床边，两人说起话来。周总理对邓大姐说："我昨天的情况你可以去问吴院长（吴阶平），还有熊老（上海来的医学专家）。不要责怪任何人，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大家。"接着，周总理一字一句地念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说这话时，他的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歌，周总理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邓大姐深情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周总理这天的举动很让我心里难受，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医生对他生命旅程的预测，但就从刚才的话和行动来猜测，他肯定是知道自己的生命来日无多，因此提前向大家致谢。这时候，最让人感动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计时时刻，周总理也没有露出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也没说过半句沮丧消极的话。
周总理好像还在有意识地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又过了几天，在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
周总理生命的最后日子（2）
周总理为什么要写这样几句话，我心中思量了好久。确实，那一阵子"四人帮"一伙挺嚣张的，他们不停地组织人"批林批孔批《水浒》"（注：1974年由江青提议的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运动），还大喊大叫批投降派，矛头所指很多人都看得出来--其实，他们就是想整倒周总理。
这几句话，周总理放在心里已经很久了，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术之前，他就说了一遍，当时周总理这话是对着邓大姐说的。手术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等人都去了，邓大姐就把总理说的话转告给他们，同时还请汪东兴回去以后向毛主席报告。话虽然说了，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周总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了一个条子。
1975年12月，周总理已经进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他已经不能看报了，但每天清醒时却依然很认真地听报，而且要求大小消息都要念，一点也不要删掉。到了12月12日，周总理在一次清醒后又要听读报。我们就想，也许他心里一直在惦着什么事儿，想从报纸中找到所需求的信息。我们把情况向邓大姐讲了，邓大姐就约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我一起进行分析。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周总理在生命的垂危时刻还提出要听报纸，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对将来的政治形势的不放心，他可能最担心的是邓小平同志能不能顺利主持工作……
我们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后，邓大姐沉思了。过了一会儿，她做出一个决定：为了不给总理增加负担，新近的报纸就不要给他读了。
但不读也不行呀，万一周总理真要听呢？"那就念旧的吧，"邓大姐说。这样，在周总理病重时我们还做了一回"假"--把以前的报纸改了日期再读给他听。当时改报纸的任务交给了留在西花厅的钱嘉东、赵茂峰和纪东三位同志，他们从国务院印刷厂借来同《人民日报》同样字号的铅字，每天改报纸上的日期，这样一直坚持了20多天。
因为病重，周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微弱，有时他说出话来就连邓大姐也听不清楚。这时，如果让他再重复那些话就太费精神了，所以周总理就说："让赵炜当翻译再重复一遍吧。"这样，我又当起了周总理的临时"翻译"。
有一天，周总理望着邓大姐意味深长地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大姐看看他也深情地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这老两口那些没讲出来的话是工作机密还是感情倾诉？他们谁也没说，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大姐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总理无言。
周总理带走了许多话，后来邓大姐也带走了许多话。邓大姐在生前跟我讲过好几次："恩来有很多话没跟我讲，我也有很多话没跟他讲，最后只好都带走。"
1976年的元旦，毛主席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发表了，重病中的周总理显然十分欣赏这两首词，多次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当听到工作人员将词中的字音念错时，周总理马上给予纠正，听到有趣之处，他还会轻微地笑笑，偶尔还议论几句。毛主席的这两首词，给周总理那间充满了浓浓药味的病房带来了不少欢乐的气氛，也伴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
同周总理告别的时刻（1）
从1976年走过来的中国人绝不会忘记那一年的元月，当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人坐着火车、乘着飞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到北京，为的是向周总理作最后告别。当灵车向八宝山驶去的那一天，长安街两侧站满了顶着寒风自发前来送行的群众。十里长街，不断流淌的热泪汇成了思念的长河，人民在呼唤：周总理，我们想念您。
没有了周总理的西花厅充满了悲伤，同志们一个个含着热泪在准备为周总理送行。没有了周总理深夜回来时的脚步，没有了往日的期待，整个院子里一片肃穆。
那天中午，我们回到西花厅后，邓大姐就口述电文让我发电报告诉外地的亲属们听到广播总理逝世的消息后不许来京。邓大姐说：人已经死了，亲属来了非但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是浪费，还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这才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她还交代我说："等我死的时候也不许他们来北京。"周、邓两家的亲戚接到电报后都遵照邓大姐的意思没有进京，只有一位亲属因为没接到电报到北京来吊唁，邓大姐知道后也没说什么。
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开始为周总理准备衣服，邓大姐交代不要做新的，就选几件他平时最喜欢又好一点的衣服吧。当工作人员把衣服选好后请邓大姐认定时，邓大姐含着眼泪点点头说："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一把火都要烧掉的。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责怪你们，那也是暂时的。"就这样，在入殓时，周总理穿的是一件已经穿过多年的中山装和一身旧布衣裤。
周总理的丧事如何办？中央拿出了个方案请毛主席批准。当报告呈上去时，毛主席正在休息，直到元月9日凌晨3时，毛主席醒来才批复了关于周总理的治丧报告。因此，从1月9日晨5时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布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
从北京医院回来后我一夜没合眼，一方面是心情悲痛，回忆起在周总理身边度过的往事就久久不能平静；另一方面是在等着听广播。清晨5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讣告，我坐在收音机旁，任凭自己悲伤的泪水夺眶而出。不一会儿，西花厅的电话忙碌起来，很多人打来电话问我们这是不是真的？
那两天，周总理的遗像卖光了，商店里的黑布卖光了，就连做小纸花的白纸也脱销，北京的大街小巷里，男女老少都臂佩黑纱，白花挂满了天安门纪念碑前的小松柏。
1月10日下午，邓大姐要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我陪着她再次来到北京医院。在告别厅里，我又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那天，躺在青松翠柏与鲜花中的周总理身着的还是那套他生前开会和会见外宾时经常穿的灰色中山装，胸前佩戴着一块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一直戴着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一面鲜红的党旗覆盖着他的遗体，遗体前摆放着邓大姐献给他的鲜花花圈。
同周总理告别的时刻（2）
从周总理去世那天起，邓大姐就每天向他的遗体献上一个鲜花花圈，当时，北京的气候很冷，鲜花几乎无处可买，花店就每天从广州空运过来一批鲜花。当广州方面知道鲜花是邓大姐为周总理买的时，曾坚决不收费，但邓大姐不依。她对我说："这笔钱，赵炜你一定要为我付的。"悼念周总理那几天，邓大姐买花一共用了480元钱，当时她怕我不照她的要求办，还坚持亲自看过买花的发票才放心。
在邓大姐献给周总理的花圈上，丝绸挽带上写的是"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献"几个字。当时，是邓大姐自己提出这样写的，虽然只有寥寥几个字，但那不寻常的落款却体现了他们夫妻至深至爱的情感。在几十年共同的战斗和生活中，只要是单独相处，周总理总是称邓大姐为"小超"，如今，几十年听惯了的声音从此不再，邓大姐心中的悲伤是可以想见得到的。可邓大姐十分坚强，在向遗体告别的时候，没有放声痛哭，但我挽着她时，却分明感觉到了她的身体一直在轻轻颤抖。
出殡的日子到了。1月11日下午4时30分，一辆覆盖黑黄两色绸带的灵车载着周总理的遗体缓缓由北京医院开出，我陪邓大姐坐车紧紧地跟在灵车之后。北京医院门口的马路两旁挤满了人，哭泣声为冬日的北京蒙上了一层悲哀的色彩。从北京饭店到八宝山，自发地站在马路两旁的老百姓足有几十万，其中有不少白发苍苍的老人和抱着小孩的妇女。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早上就开始等候，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默默地等待了七八个小时。当我们在车里看到这种情景时既感动又悲痛，我当即告诉邓大姐马路上站满了人，并将车窗帘打开让她看。邓大姐让司机加快点速度，说好让群众早点回家。
然而，前面的灵车依然走得很慢，也许是司机不想把周总理尽快送走，也许是他也想到要让群众多见一眼周总理……车缓缓地、缓缓地向前行进着，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这段路程平时只需半小时，这次却足足用了1小时35分钟。
下午6点5分，灵车终于到了八宝山，我扶着邓大姐下车后朝着周总理的灵棺走去。在告别室，邓大姐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心情，她一下子扑在玻璃灵棺上，望着周总理的遗容放声痛哭，嘴里喊着："恩来！恩来！我们永别了！让我最后看你一眼吧！恩来呀！"
同周总理告别的时刻（3）
这是所有人与周恩来总理的最后的一面，以后永远、永远，我们都看不到他了！此时，玻璃灵棺前被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拼命往前挤，每个人都想最后多看一眼周总理，痛哭声和悲怆的呼喊更是惊天动地。这时，我们在最前面被挤得动不了，虽然我也想再多看周总理一眼，但又怕挤坏了邓大姐，我的任务就是要保护、照顾好邓大姐呀。不要再停留了，我忍住悲伤拉住邓大姐说："大姐，咱们走吧！咱们回家吧！"邓大姐一面哭一面对我说："再让我看一眼吧！再也看不见恩来啦，这是最后一面。"听邓大姐这样一说，我的心都要碎了，两行长泪似乎总也流不尽。这时，同志们为我们打开一条通道，我拉着邓大姐的手，护士刘新莲扶着邓大姐挤出了人群。我们边走还不时回头看看，院子里的哭声、喊声更大了，在黑暗中冲上无边的天际，任何人听了都会心碎欲绝。为了保护好邓大姐，我们把她扶上车，黑夜中，车子向西花厅驶去，留下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等着火化遗体。
晚上8点多钟，我们到家了。邓大姐一进门就流眼泪了，她对我说："赵炜，我心里这些天来压得难受，你就让我大哭一场吧！"我理解邓大姐此刻的心情，含着眼泪说："大姐您哭吧，把几天来的悲痛都全哭出来，您也会好受些。我也是感到压得难受，好像心中有一堆大石头堆着似的，喘不过气来。"
"那让我们大家都放声地大哭吧，以后谁也不要再哭了。"邓大姐话音未落，在场的所有同志都哇地大哭起来。几天来，我们都不敢在邓大姐面前过分悲伤，这样放声痛哭一场总算使心中的压抑得到了舒缓。
最后，还是邓大姐先止住了泪水，她缓缓地对我们说："人死了，哭是哭不活的。大家都不要再哭了，要化悲痛为力量。"
听邓大姐这样一说，谁也不敢再哭了，更不能当着邓大姐的面哭了。我们陪着邓大姐在客厅休息了片刻，随后，她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走进她的办公室兼卧室。这时她对我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哭了，要继承恩来未完的事业。"
擦干了眼泪，邓大姐的心里还在想着火化的事。她交代工作人员说，对周总理的遗体火化要"安全完整，不能流失一点"。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火化时用的是特制的不锈钢火化工具，炉膛也进行了专门的清理。当时火化工人也是极为悲痛，都不忍心火化周总理。周总理的遗体终于在夜里火化完毕，由西花厅的党支部副书记张树迎将周总理的骨灰盒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
寻找撒骨灰的合适地点
当听说周恩来总理的骨灰要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时，中国的老百姓的确无法理解将要发生的事，他们都希望能把周总理的骨灰留下，以便将来有个悼念的地方。身为周总理生前党支部委员的赵炜虽然也有这样的愿望，但毕竟她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20多年，对周总理的想法和遗愿比普通老百姓理解得更深。因此，当邓颖超把为周总理寻找一块合适的撒骨灰地点的任务交给她和两位同事时，她郑重地接受了。
虽然周总理生前有遗嘱，但当1月12日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他撒掉骨灰的要求时，我们的心情还是悲痛得难以形容，同时更是充满矛盾。不这样办吧，违背了周总理生前的心愿；这样办吧，心里确实十分难受，一个共和国的总理，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如今去世了连骨灰都不能留下，这是一件让全国人民多么不理解的伤心事啊。然而，我们是多年来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我们不能违背他的遗嘱，我们必须去完成这个令人伤悲的艰巨任务。
12日上午9时，邓大姐把张树迎、高振普和我三个人叫到一起，她郑重地向我们交代任务--让我们去寻找适合撒掉骨灰的地点。邓大姐说："恩来的去世是我们党的损失，我的心情非常悲痛。但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很高兴。因为恩来同志生前最担心的是怕我办不成这件事，现在可以完成了。咱们要为共同去实现他生前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自己亲自去完成，但是，目前条件不允许我去做，我出去目标大，再说天气太冷，我也年纪大了。恩来是党的人，也是你们党支部的党员，所以这件事也要依靠支部。请你们三位同志去找找骨灰往什么地方撒，何时去撒，怎么撒。地方要选好，不要被人发现，一旦发现将来又是纪念的地方，反而违背了死者的心愿。你们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也不要麻烦组织，在北京找一找，到玉泉山、八一湖等有水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撒骨灰，总之不能留下痕迹。"
说这话时，邓大姐一直看着我们。这时，高振普提出为尊重亿万人民怀念周总理的感情，能否把骨灰在西花厅摆放几天再撒，邓大姐却执意不让这样做。她说："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但你们要认识到这是十几年前我们共同约定的相互保证的事。由土葬到火葬是一场革命，由火化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而撒掉又是一场革命，这是恩来和我的一次彻底革命啊！你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这一场革命也是同几千年以来的旧传统习惯决裂。"她还告诉我们，如果选好地方，等开完追悼会后不要惊动任何人，一切从简，夜里我带领你们少数同志去撒骨灰。听完邓大姐的一番话，我们三个人都很感动，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按照邓大姐的话去办，我们不能辜负她对我们的信任。
从邓大姐那里出来，我们立即出发去找适合撒骨灰的地方。但1976年的北京似乎特别寒冷，尤其是在数九的天气里，到处都是冰封大地，骨灰撒在哪里啊？我们驱车在北京附近察看了几处地方，都觉得不理想--玉泉山的水很小，八一湖大部分河段都冻了冰，只有一小段地方有点水流，如果骨灰撒下去就会在不远的地方聚集起来，再说就这样把骨灰随随便便地一撒我们也觉得对不起周总理、邓大姐和全国人民哪！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我们三人当时的心情别提多难受了。下午回来后，我们把看的几处地方如实向邓大姐汇报了，同时提出应该报请党中央寻找一处合适地方的建议，邓大姐同意了。
送别周总理（1）
1976年1月12日到14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立的灵堂里，首都各界人士和许多外国友人开始悼念周总理。数九寒天，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络绎不绝地走进劳动人民文化宫。
12日上午，钓鱼台宾馆派人给邓大姐送来两盆盛开的水仙花，表示宾馆全体同志对周总理的悼念和对邓大姐的慰问，我们把花收下了。水仙花开得十分茂盛，我想家里热，水仙花很快就会开败，不如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放在周总理的骨灰盒两边，让它们陪伴着周总理，同时也寄托钓鱼台的同志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一片深情。
我把自己想法同邓大姐讲了，她表示同意，并让我马上送过去。这时正好是中午12点半，劳动人民文化宫外面还排着很长的吊唁队伍。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把水仙花摆放在骨灰盒的两侧，素雅的白花顿时使庄严肃穆的灵堂增添了几许生机。20年后从一位经办同志的嘴里，我才知道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那时每天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总理的人数和时间都要受到限制，但实际上组织者既不去限制也不想阻止，所以来吊唁的人实际是规定人数的两倍。
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群众献的花圈很多，连纪念碑四周的小柏树上也扎满了白花，周总理的大幅遗像被挂在纪念碑的正面，很多人还献上了悼念周总理的诗文。回到西花厅后，我将自己亲眼所见的情景告诉了邓大姐，她从中得到很大的安慰。
在三天的吊唁中，西花厅一直很平静，因为邓大姐让我婉言谢绝了所有想来看望她的客人。
1月14日晚上，我们提前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因为邓大姐吃完晚饭后要在7点钟准时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第二天将是周总理的追悼大会，我要陪着她将周总理的骨灰送到人民大会堂。
我扶着邓大姐来到周总理的灵堂前，她站在骨灰盒和遗像前三鞠躬，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也站在两侧随同邓大姐一起三鞠躬。随后，邓大姐轻轻捧起周总理的骨灰盒，转身向同志们说："我现在手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听到邓大姐这两句感人至深的答谢，灵堂里一下子悲声四起，哀乐被哭声掩盖。邓大姐强忍着悲痛，手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迈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在凛冽的寒风中向外走去，我和护士刘新莲怕她捧着那个沉重的骨灰盒太累，就从两边各伸出一只手帮她托着，后面，那些曾经为周总理守灵的同志们紧紧相随。
送别周总理（2）
在周围的一片哭声中，邓大姐上车了，我们的车缓缓离开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不知为什么，那天的夜晚天特别的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但奇怪的是，天安门前面那段路没亮一盏路灯，整个广场一片漆黑。这是谁的主意？我们悲痛的心又蒙上了一层气愤。汽车在黑暗中慢慢地行驶，我掀开窗帘向外看看，呀，路两旁站满了人。也许，人们想到了今晚会将周总理的骨灰移送到人民大会堂，因此，他们不顾寒冷在这里等候。这时，邓大姐嘱咐司机说："慢点开，别碰伤人。"那天晚上天安门前为什么不开路灯？这是有人预先布置好的还是突然的事故？这在我心中成为一个始终猜不出结果的谜！
汽车在大会堂的门前停下来，邓大姐慢步走上一级级台阶，最后亲手将周总理的骨灰盒安放在台湾厅。之所以选择把总理骨灰放在台湾厅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周总理生前一直关心和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很多年来他一直在期盼台湾的回归。让他骨灰于存在的最后时刻摆放在台湾厅，寓意着他的心永远和台湾人民在一起，也意味着周总理的遗愿就是两岸人民的统一早日实现。周总理的骨灰在台湾厅停放了一夜，第二天又送到了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
1月15日下午，周总理的追悼大会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大姐饭后稍事休息，我们就准备前往会场。出发前，邓大姐对我交代说，追悼会后还能有点时间，将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和亲属留下来，我要对他们讲几句话。邓大姐想讲些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时也没时间细问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即通知有关同志具体安排。
2时15分，邓大姐离开西花厅去人民大会堂。下午3时，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响起哀乐，周总理的追悼大会开始了，大厅里又是哭声一片，有的人甚至哭得昏倒了。然而，这一刻的邓大姐特别坚强，她身着一套十几年前做的黑色旧西装，一个人坚强地站在家属的位置上，虽然泪水从她的脸上不停地往下淌，但她没有哭出一声，透过悲伤的面孔，表现出的是一个老革命者非同寻常的坚毅。看到无儿无女的邓大姐一个人站在前面，再看看她的神情和脸上的热泪，人们的心都要碎了，我更是难过得只想流泪。那天，是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的悼词，当时毛主席已经身罹重疾，他已经无法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了。
开完追悼会，邓大姐带着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在那里，她亲手打开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装在四个塑料袋里，还不时地拿起一块遗骨仔细地看看。邓大姐含着泪水对周总理说："恩来，我完成了你的意愿，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看到我们流泪，她又说："要化悲痛为力量。"
骨灰装好后，我们开车去通县机场。这一天，虽然老百姓都不知道周总理的骨灰什么时间送走，在什么地方扬撒，但他们还是早早地站满了西长安街两侧，每一个人都想最后再送周总理一程。然而，由于邓大姐一再强调保密，不要再惊动人民群众，车队只好从人民大会堂西北门出来，上了长安街后一直往东开，等到群众发现时，我们已经走远了。
送别周总理（3）
这一晚，好像老天爷也知道我们要送周总理似的，明月高悬，繁星闪烁，夜空格外清澈。在通县机场，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二"型飞机正等在那里，治丧委员会的两位同志和周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将代表邓大姐去撒骨灰。飞机起飞了，邓大姐、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和我一直站在冰冷的土地上静静地目送，直到飞机穿入云端。
回家的路上，邓大姐对我说："我一块石头落地了，恩来的骨灰撒掉了，我很高兴，也得到安慰。"我们到家时已经8点多了，在家的同志都在客厅等候邓大姐回来。我们进门后邓大姐在客厅稍稍坐了一会就起身慢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兼卧室，她对着墙上周总理的遗像对我说："完成了恩来的嘱托，恩来的愿望实现了。大家都不要哭了，要化悲痛为力量，我们要继承死者未完成的事业。"
撒周总理骨灰的飞机预计夜里12点才能回到北京，邓大姐身体不好，我们让她先休息，由我守在电话机旁等待空军的报告。这次飞行对于空军的同志来讲是终生难忘但同时也是极为难过的一次任务，空军司令员张廷发亲自守在电话机旁，每当得到机组的一点情况就及时打电话向西花厅报告。夜里12点，负责撒骨灰的四位同志顺利完成任务，按原定计划准时返回北京。
第二天，邓大姐一起来就问我昨晚撒骨灰的情况。我将空军报告的情况简单讲了一下，邓大姐马上说："等9点钟老张和小高他们来了就知道全部经过了。"不到9点，邓大姐已经在客厅的门口等着了，她心里急于要见到张树迎和高振普，了解昨晚的每个细节。当老张和小高进来时，邓大姐上前紧紧抱住他们二位说："我谢谢你们！也代表恩来谢谢你们！你们俩为恩来同志服务到最后。"
张树迎和高振普向邓大姐详细汇报了撒骨灰情况：周总理的骨灰由他俩负责往下撒，飞机起飞后不久，首先在北京上空撒掉一份；第二站是密云水库；第三站是天津海河；第四站是山东黄河入口处。当时，邓大姐再三交代我们，不管谁问，也不要说出周总理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在邓大姐在世的日子，我们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她去世后才把周总理骨灰的撒落地点透露出来。
听完汇报后，邓大姐走到周总理卧室的办公桌前，对着他老人家遗像下的空骨灰盒对我们说："现在面对着恩来同志的骨灰盒对你们说，恩来同志生前十几年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的骨灰已经撒在祖国的江河和大地上，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我死的时候，希望你们今后也支持我这样做。这个骨灰盒可以留给我用，这样可节省一个。"
丧事办完后，秘书们开始清理周总理的文件，服务人员也要清理周总理用过的生活用品，没有周总理的西花厅变得冷清起来。几个月后，周总理的秘书和卫士们都陆续调到别的部门工作，西花厅只剩下了女主人邓大姐、一名司机、一名服务员、一位厨师和我几个人，我们要慢慢地习惯没有周总理的日子。
邓大姐召集我们开会（1）
老的树最好烧
老的马最好骑
老的书最好读
老的酒最好喝
老的朋友最可信赖
--莱特
开过周恩来的追悼会后，邓颖超没有离开人民大会堂就召集家属和工作人员开了一个会。在那次会上，邓颖超除了对亲属提出一些要求外，还特意提到了一直担任她秘书的赵炜。她希望亲属们都应该对赵炜尊重和信任，还特别表明，这许多年赵炜在与亲属交往方面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她的同意。在以后的17年里，邓颖超和赵炜朝夕相处，在她的眼里，赵炜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按照邓大姐的吩咐，周总理的追悼会结束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都来到西大厅。大家落座后，邓大姐平静地说："刚才你们都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的追悼会，我在这里同你们见见面，有些话还想谈一谈。"邓大姐要谈些什么，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但猜想谈话内容可以会同家属有关。大家都忍住眼泪望着这位刚毅的老人，静静地听她讲话。
邓大姐说："恩来去世了，你们都很悲痛，我也很悲痛。但是，悲伤和眼泪不顶用。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一个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恩来同志正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人民的勤务员，他一生的追求和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样一个崇高目标。你们在座的，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共青团员，有的虽然不是党员团员，但都是革命同志，都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恩来的遗志，努力做好各自的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
对于那些曾在周总理生命最后阶段为他治病和护理的医务人员，邓大姐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后来她还自己出钱在北京饭店安排了一次西餐午宴，专门答谢这些同志。
邓大姐向大家讲了不保留周总理骨灰的想法的形成和重大意义，希望大家都能理解支持。她告诉大家周总理临终前说过：现在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邓大姐召集我们开会（2）
对于周总理的后事安排，邓大姐也向亲属们解释说：恩来生前曾经对我说过，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这件事，我已经向党中央做了报告。对于丧事安排，我是严格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提出一项个人的要求，一切都由治丧委员会决定。恩来的遗体是由西花厅党支部负责火化的，因为他是西花厅党支部的党员，在具体落实吊唁仪式时，有些事情应该放到支部里去做，由支部的同志来承担。我想这是符合恩来生前愿望的。
邓大姐还特意嘱咐亲属们说，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虽然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现在，我们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不要夸耀，不要吹嘘，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向革命老前辈学习。
讲到最后，邓大姐话锋一转，指着我对大家说："我在这里还要向你们讲一件事，就是赵炜同志。她跟我工作10年，在这以前在总理办公室工作了10年，她对同志热情，很有原则性，她告诉你们一些事，都是我让她告诉你们的。我没有说的，没有把握的，她都要来问我，不会个人决定问题的。你们对她应该像同志般的信任，她为你们做了不知多少工作，生活、医疗……都是她替我和伯伯做的，你们都应该对她表示感谢。她今后还要跟我一起工作，因为伯伯在病危时，握着她的手让她把我照顾好。"（原话如此，未做修饰）
听邓大姐这样一讲，我心中很感动，但同时又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格外地重。的确，周总理在世时把照顾邓大姐的工作托付给了我，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不但要完完全全地辅助她的工作，而且必须无条件地照顾好她老人家的生活。我暗暗在心里发誓：周总理，您就放心吧，赵炜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嘱托，我一定会如亲生女儿般照顾好邓大姐，不让她有一丝一毫的寂寞感。
"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1）
一位伟人的身影太高大了，自然就会遮挡住与他互为伴侣的另一位杰出人物的光辉。对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来说，就属于这种情况。
中共"九大"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林彪的夫人叶群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实，论资历、论能力、论贡献、论威望，身为周恩来夫人的邓大姐哪一点都不在她们之下，以她的才干和资历，担任党和国家的高职本来应该是顺理成章。但是，在周恩来生前的岁月里，邓颖超一直都保持着低调，除了在全国妇联担任一些领导工作，她几乎没出任过任何国家要职。为了支持周恩来的工作，邓颖超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做了很多物质上和职务上的牺牲。
我在邓大姐身边几十年，对她的性格和能力都十分熟悉。邓大姐是那种不追求名利地位的共产党人，尤其是同周总理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常常为了大局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1976年12月，邓大姐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整天处于文件多、开会多、外宾多的"三多"状态。但此时的她，似乎全身的能量都被调动起来，常常工作起来就忘了休息。看到邓大姐如此高龄还能这样精力充沛地工作，我常常想，以邓大姐这样的资历和经验，解放后这么多年都没有担任国家的高职，这对国家来说是否也算一种损失呢？
后来我听说，早在1975年周总理在世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批示过让她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周总理不同意，就把这事儿给压了下来。我不知道这话是否当真，有一次就同邓大姐说起来。邓大姐可能早就知道这件事，她听后平静地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那时不让我上是对的。如果恩来在的话，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副委员长的。"确实，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妻子，如果邓大姐那时就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能也很难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想来周总理当时也是有很多考虑，才不同意邓大姐出任高职的。
"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那次我和邓大姐聊天，她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邓大姐还告诉我，周总理同她有个君子协议：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因为这个协议，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邓大姐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职务，周总理就没让她上。不仅如此，在很多场合，周总理也尽量"压低"邓大姐，使她在物质上和职务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邓大姐回忆说："定工资时，蔡大姐定为三级，我按部级也该定五级，可报到他那里给划为六级；国庆10周年定上天安门的名单，他看到有我的名字又给划掉了；恢复全国妇联时，他也不同意我上。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子，他一直压低我。"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2）
西花厅岁月 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
邓大姐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她很坦率地认为她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是因为周恩来的关系人家才要选她的。但是，对于周总理生前的种种考虑，邓大姐也能十分理解，从性格上说她也不是那类看重名誉地位的人。"遇事我是非常谨慎的，这你可能有感觉的。"邓大姐笑着说，"我做了名人之妻，有时也要有点委屈嘛。"
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妻子，邓大姐的委屈其实并不少，比如，她陪周总理去外地工作，因为没有个人的工作安排，她便自己交房费，连服务员的费用都自己付。邓大姐也不像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夫人经常出现在交际场合，她很少陪周总理外出，就是有时因公陪同出去也要向组织写报告，经过批准才去。多少年来，邓大姐处处谨慎，总是尽量避免给周总理的工作带来麻烦。
在西花厅，邓大姐将自己的位置摆得恰如其分，凡是周总理的"三保"（保工作、保健康、保安全）工作需要邓大姐做的事，邓大姐都是以家属和党员的身份配合做好；如果确实需要我们做什么事，她也总是用民主的态度和商量的口气提出要求。
一般的人认为，凡是周总理知道的事，邓大姐也一定会知道，其实不然。周总理去世后，有一次一位同志和邓大姐说话时提到一件事，邓大姐听后一脸狐疑。那人惊奇地说："怎么？邓大姐你不知道呀？"邓大姐说："你们别以为恩来知道的事我全知道，没有那么回事。"
从生活上，邓大姐对周总理的照顾比较多一些。为了不让周总理分心，身为总理妻子的邓大姐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处理好亲属间的事。周总理的亲属比较多，邓大姐主动承担起照顾周家亲属的任务。从建国以后，周总理和邓大姐就开始用工资的结余部分资助周家亲属的生活并接济他们来北京治病，直到周总理去世后多年，邓大姐还一直管着他们。在接济周家亲属这个问题上，邓大姐从不让周总理操心，总是慷慨解囊。邓大姐说，这是为国家减轻负担，要是不安排好这些人的生活，也会给周总理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作为总理夫人，这也是她要尽到的责任。
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邓大姐摆脱了"总理夫人"的束缚，她尽自己的所能努力工作，在四年的任期里干得相当出色。
翻翻20世纪90年代邓颖超去世时的新闻和照片，人们可以发现，几乎在所有的吊唁活动中，赵炜站的那个位置都是逝者家属的第一排位。作为一个陪伴了邓颖超27年之久的老秘书，赵炜和邓颖超的关系早已情同亲人，因此，当她捧着邓颖超的骨灰盒--16年前它同样装过周恩来总理的骨灰，一步一步走向"新海门"号海轮时，所有的人都觉得此举非她莫属。事实上，邓颖超也早有遗嘱：她把扬撒自己骨灰的任务交给了赵炜和高振普--两个她生前最信任的人。
邓大姐停止呼吸后，中央领导同志陆续来到北京医院，他们就在医院现场研究起邓大姐的治丧事宜，中央当即做出决定：发讣告，公布邓大姐的遗嘱。
在中央领导开会的时候，他们把我找了去，说要听听邓大姐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我根据邓大姐生前的交代向中央领导请示了四个问题：第一，邓大姐生前不同意在家里搞吊唁活动，西花厅还要不要设立灵堂；第二，邓大姐遗嘱中说不搞遗体告别，我们是否要告别，在哪里告别；第三，工作人员守不守灵；第四，很多日本友人都非常敬仰周总理和邓大姐，他们要来怎么办？
当时，中央考虑到群众的感情，所以在处理她的后事时没有完全按遗嘱办，就我请示的四个问题，做出决定：在西花厅设灵堂，接受群众吊唁；在八宝山同遗体告别，那里地方大些；工作人员和亲属可以守灵；在我驻日本使馆设立灵堂，供日本朋友吊唁，对于来京的日本朋友由对外友协负责接待。
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我回到西花厅去为邓大姐准备最后的衣服。
邓大姐的衣服是她生前就选好的，那是一套20世纪60年代做的黑色西装，因为合体，邓大姐特别喜欢，16年前，她就是穿着这套衣服给周总理送行的。自从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就不再穿这套衣服了，她对我说："赵炜，这套衣服你帮我收好，我走时你给我穿它，我喜欢。"我当时就不同意："干嘛非穿这套破衣服，都打补丁了，人家会说我的。到时候我会选一件你喜欢的衣服。"可邓大姐坚持死后一定要穿这套衣服，她的理由一是这衣服合体，自己特别喜欢；二是人死后里三层外三层穿新衣服那是给活人看的，烧了是无谓的浪费。邓大姐这样一坚持，我也不好再反驳，就遵照她的意愿收好了这套旧西装。
最后的送别（2）
当我让一位同志把这套邓大姐亲自选中的衣服拿出来时，很多从来没见邓大姐穿过那套衣服的同志都很惊讶。那衣服袖子破了、里子破了，就连裤腰也破了，上面打着好几个不同样料子的补丁。"赵秘书，为什么非要给大姐穿这套衣服？"同志们哭着问我，"大姐哪套衣服不比这套强，咱们选一套好点的不行吗？"当时在场的同志都不同意给邓大姐穿上这身已经破旧的衣服，我只好反复向大家解释：其实，我也不愿意这样做，但这是16年前大姐亲自交代的，而且我也向她老人家保证过。所以我们要按照她的遗愿办。听我这样一说，大家不再反对了，一个个泪流满面拿起针线仔细地又缝补了一遍那身衣服。
7月17日清晨4点半，我们西花厅的所有工作人员就都赶到了北京医院，在整容医生的指挥下，大家一起动手，为邓大姐最后一次换上了衣服。那天，邓大姐内穿一件紫红色毛衣，外面是春绸面棉袄，最外面套的就是那身她和周总理告别时穿的黑色华达呢西装。
上午8点20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到北京医院送别邓大姐。简短的告别仪式后，八名战士抬着邓大姐的灵柩徐徐走出告别室，我们要护送邓大姐的遗体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同周总理去世时的情景一样感人，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十八里长街上站满了为邓大姐送别的人。望着窗外这一幕动人的场景，我心中十分感动：邓大姐，您看到了吗？虽然您一生无子无女，但是您却有那么多热爱您的各族儿女在为您送行。
9点15分，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告别室里开始接待一批又一批送别邓大姐的群众，直到下午4点30分，邓大姐的遗体才送去火化。过了两个小时，我和高振普要去收骨灰了，可这时我的脉搏加快，腿也发软，一时下不了车。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几天前还同我一起说话的邓大姐，此时已人去形没变成了灰。后来吃了一点药，我擦擦眼泪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火化炉前，一捧一捧地把邓大姐的骨灰收在骨灰盒里，骨灰很热，同志们让我用工具收，我摇摇头，这样捧着骨灰我觉得就是在拉着邓大姐的手。
暮色中，我捧着邓大姐的骨灰盒走进西花厅，那一刻，大家的心都很沉痛，从大门口走到后院的客厅平时也就是5分钟路程，可那天我足足走了17分钟。把邓大姐的骨灰安放在客厅后，我流着泪说："大姐，您回家了。"话音刚落，所有的人都放声痛哭，我们一起跪倒在邓大姐的遗像前，以晚辈对长辈的崇敬，向她老人家致哀！
这将是邓大姐在西花厅的最后一夜，明天，她的骨灰就要撒入大海，以后我们再没有机会和她朝夕相处了。那天晚上，同志们都没有走，就在这间邓大姐生前我常同她一起听音乐、聊天、读书和看文件的熟悉房间里，我们陪着邓大姐度过了她在西花厅的最后时刻。
最后的送别（3）
7月18日，是邓大姐去世后的第七天。清早6点半，我们就把邓大姐的骨灰盒从后院送到前厅，在这里进行最后的吊唁后我们将要护送骨灰去天津。7点20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代表都到齐了，哀乐声中，我又一次捧起邓大姐的骨灰盒，这次，她老人家将要永远离别西花厅。西花厅的院子里站满了送别的人群，有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亲属，有曾经在这个院子里工作过的同志，有邓大姐生前好友和他们的后代，还有上百名手托军帽列队肃立的中央警卫团官兵……他们都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手中的骨灰盒，默默地和邓大姐作最后的告别。此刻，我的心比刀扎还要难受，走到西花厅的大门口时，我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悲痛，手捧着骨灰转回身哭道："邓大姐、邓妈妈，从现在起，您就要永远离开您住了43年的地方--西花厅了，您再最后看这里一眼吧！"
我捧着邓大姐的骨灰要上车了，这时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从后面的队伍中跑了出来，她伏在骨灰盒上哭着说：邓妈妈，您要走了，让我再亲您一次吧。当时的情景让人心都要碎了，我的手在颤抖，身体也几乎不能自持。我意识到不能再停留了，必须立刻上车。
按照邓大姐平时出去的习惯，我和高振普、医生、护士最后一次陪着邓大姐坐在她生前坐过的车里，车队在沿途数以万计群众的目送中从北京开往天津。
把自己骨灰撒在海河，这也是邓大姐生前的遗嘱。天津在邓大姐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里是她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在那里，她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在那里，她遇见了自己相知相爱一辈子的亲人。邓大姐总爱把天津称为她的第二故乡，记得有一次她突然对我说："我死后骨灰撒掉会有保证了，但不能像恩来那样去撒，虽然地面上没人，却得动用飞机。"我当时最不爱听的就是她说这些伤感事，因此总想换个话题。邓大姐说："你不爱听我也得说，先交代给你将来有好处。万一我什么时间说不清楚就晚了。"邓大姐这样一说，我只好听她交代。她告诉我，要用她平时坐的车将骨灰送到天津，千万不要惊动天津的领导和人民，你们不声不响把骨灰撒到海河里后就回来。她还一再叮嘱我，在她去世后要向中央反映这一要求。
然而，扬撒邓大姐的骨灰这样一件大事不可能不惊动天津的人民。那天，当灵车进入天津时，很多群众已经早早地就等候在马路两旁，他们佩戴着白花手举着横幅默默地站立着，就是为了要送邓大姐最后一程。为了让天津人民多看一眼敬爱的邓大姐，我建议护士同志双手举起她的遗像。
在天津市大礼堂进行了最后的祭奠之后，我们乘车去了码头，在那里，"新海门"号轮船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
12时15分，随着"新海门"号的汽笛长鸣，海河上所有的轮船都拉响了悲哀的汽笛，伴着夏日的和风与一朵朵月季花，我和高振普一把一把地将邓大姐的骨灰撒向海河，悲伤的泪水也伴着骨灰一滴滴融入了滔滔河水。半个小时后，骨灰撒完了，我对着海河向邓大姐发誓：邓大姐，我要向你学习，以后不哭了。我要坚强起来，化悲痛为力量，努力为人民服务。
送走了邓大姐，我再次回到西花厅。失去了男主人，又失去了女主人，这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紧张而欢快的日子，我伏在西花厅成堆的文牍里，一件件一份份地整理着那些记载着一个时代历史痕迹的遗物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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