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小商贩与《清明上河图》

    在网上看到一幅“画”，题目叫“《清明上河图》遭遇城管”。有人将这幅“画”称为“恶搞”，在我看来，这并非是“恶搞”，而是有深刻的内在含义，这个含义涉及到近几百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汇——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这幅“画”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人与现代西方文明对于“自由经济”的不同态度。

《清明上河图》遭遇现代城管：狼藉一片，人影全无。

    首先要说一下，“城管”是一个简称，它的全称应该叫“城市管理”。城管执法涉及的面比较多，它包括市容环境卫生、违章建筑、违法占路、流动摊贩无照经营、市政、公共事业、节水、停车、园林绿化、环保、施工现场、城市水域、黑车、黑导游等很多方面。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上述方面的管理工作是需要的，是否都应该归入“城管”这一专门机构，这是另一个话题。即便将现在“城管”的职能分散到其他部门，这些城市管理工作还是需要的。对此，本文不做讨论。本文只讨论城管与小商贩的关系。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著名的古代绘画，它描绘了一个市场繁荣的景象。在这个古代中国社会的市场繁荣中，大量小商贩是不可缺少的。小商贩不管是流动的还是相对固定的，几千年来都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我小时候，还经常遇到流动的货郎。北京曲艺界有一个保留节目，集中了过去各种各样小商贩的叫卖声，也许，这种叫卖声因为彻底失去了，才成为艺术回味的对象。在样板戏《红灯记》中，磨刀师傅还成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在中国进入现代化以前，各种小商贩是长期存在的。
    “自由经济”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事实上，大量的小商贩是自由经济、市场经济最好的体现。从中国历史上大量小商贩的存在，可以知道，中国古代长期都是主张和坚持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但是，中国古代对于自由经济的态度，与现代西方社会也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社会不太提倡大型商业机构。老百姓的小商贩，政府一般不管，也就没有今天针对小商贩“无照经营”的城管。中国古代一般对大型商业机构管得比较多一些。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大型商业机构由于效率比较高，赚钱的集中程度就比较高，因此，如果大型商业机构太多，就会影响小商贩的生存。这个思想的根本点在于：如果大型商业机构多，对于社会就会造成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用一个形象化的例子来说，500个员工的大型商业机构，可能会导致5000个小商贩的失业；500个员工的大型商业机构所赚取的利润，可能高出5000个小商贩的盈利，但是，这些财富只集中在500人的企业中，甚至更多地集中在500人企业的老板或股东手中，而不是分散在5000个小商贩的手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里，如果失业的小商贩找不到新的出路，贫富两极分化就会出现，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古代社会体现于：给每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谋生的手段，效率低一些不是关键，社会财富的相对公平才是关键。从汉朝时期，中国古代政府就提出“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政府已经拥有征税的权利，如果再在经营上与百姓争利，平头百姓还如何生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古人治理社会的最高境界之一就是，幼有所爱、老有所养、人人安居乐业。西方社会的“自由经济”起源与中国古代社会很不相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经营的权利往往集中在贵族和王权手中，今天被西方社会推到至高地位的知识产权，最初在西方的起源，就是专制王权的“特许经营权”。虽然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也有“特许经营”，但是，中国古代政府的“特许经营”只集中在少数几个重要的领域，例如盐、铁，因为，这些领域关系到广泛的社会民生，如果政府不加管理和约束，容易给百姓的生活造成麻烦。而欧洲在文艺复兴后，专制王权不仅拥有征税的权利，而且，其特许经营的权利几乎涉及工商业的各个方面。即便在没有特许经营的领域，例如金融，欧洲的专制王权也会随时剥夺金融家的财富。
    启蒙运动后，欧洲各国反对专制王权在商业方面就表现为少数企业家要求与专制王权一样获得平等的自由经商的权利，这些少数的企业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资本家。他们所希望的自由经济，并不完全是针对社会全体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经济，而是摆脱王权专制的自由经济。这个起源造成现代西方文明在商业上的一大特征：大型企业越来越多，效率第一，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西方社会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解决财富两极分化所导致的大批失业者的办法是，向外扩张。如今，各种扩张已经达到地球的尽头，因此，大型企业的大量存在，由于效率的过于集中，导致社会上出现大批失业者，就业成为西方文明最为头疼的难题。
     中国进入现代化，在一个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导致了对于小商贩的歧视。这一思想来自西方社会，它认为，小商贩的效率太低，不具有市场竞争力；而且，小商贩的存在，还会影响大企业的市场份额；此外，现代西方社会导致政府也必须赚钱，向小商贩收税比向大企业征税要困难，征税的效率也低，因此，高效地征税与保护大企业、打击小商贩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现代政府与大企业联合起来，面对普通老百姓“与民争利”的结果。西方文明所塑造的政府就是这么奇怪，它先是与大企业结合“与民争利”，然后又拿出一部分赚来的钱，作为福利分给老百姓。从社会效率上说，让老百姓自己能有活路，比政府赚钱后再分给老百姓效率要更高，也更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但是，事实上，现代西方社会导致的结果，偏偏是多此一举地管很多不该管的事情。这个结局的原因就在于赚钱第一、效率第一的原则被普遍接受，而把社会公平放在了其次。
    面对当前经济危机，几乎所有按照西方模式发展经济的社会，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在我看来，解决就业问题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包括小商贩的合理存在，与此同时，限制大型企业的发展。一个社会如果有很多中小企业和小商贩，那么，它的经济形态一定是真正的自由经济。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少数大型企业，甚至一个大型企业占据了很大部分市场份额，那么，这个“自由经济”实际上是企业帝国的垄断经济，这个自由经济只对大企业有好处，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享受不到自由经济的好处。我们以养猪业做一个假设。如果中国的猪肉供应都由一家企业完全垄断，这个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效率也许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大批的养猪散户都将失业。这就是大型企业过多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之一。但是，在世界一体化的环境中，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型企业，在面对国外大型企业的时候，就没有竞争力，结果同样会很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明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个文明是一个不合理的文明，不接受它，结果要完蛋，接受它，结果同样不美妙。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说，西方文明塑造的社会，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
    说了一堆理论，恐怕很多人会不同意，但我不得不说，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中国按照西方的经济模式发展，城管打击小商贩的事业还将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自由经济成为大型企业专享的特权。如果中国改变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让利于民”，“不与民争利”，那么，小商贩与城管的冲突就会减少，自由经济将给更多的人带来好处。因此，从《清明上河图》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当今中国城管与小商贩的尖锐冲突，不是中国的传统，而是违背中国传统的结果；当今中国社会城管与小商贩的尖锐冲突，是照搬西方经济模式的结果。这种模式也许在西方社会冲突不算明显，但是，由于它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不相符合，因此而导致比西方社会更严重的冲突，并且，它还将导致《清明上河图》的整体繁荣不再出现，要改变西方经济的这种模式，光靠中国很难做到，必须改变西方经济模式永远正确的观念，在全世界一起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