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

视觉带动思维，道理多半简单，用不着长篇大论。比如，前一阵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漫画“脱吧，到你了”，几需寥寥数笔，便道出了国民积郁已久的心声；而近日在网上疯传的《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同样于戏谑之中听惊雷，向网民揭开一个时代之困局。

众所周知，《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12世纪北宋首都汴京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不同的是，《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这幅PS版《清明上河图》（局部）所见证的则是权力清场社会而剩下的一片萧瑟：原图街上的大小人物和商贩均已逃之夭夭，徒留下孤零零的几排房屋和满地的凌乱。
或许真应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据说有城管在看了这幅PS版名画后颇有触动。想必是透过这幅“名画”，城管们能以旁观者的姿态进入现场，藉此反观自己的立场与行为——不要小看自己平时驱逐的小商小贩，他们不但能够创造历史，而且是能够上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的人物，尽管从表面上看这都是些无名无姓的小人物。
感谢大街，带来收成。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精神风貌，通过大街是可以窥见一二的。街道当是为市民的真实生活而设，而非为国家与城市的某个虚妄形象而设。如果只是为了城市光鲜的外表，为了国家“一日千里”的气象而将所有小摊贩“一网打尽”，恐怕最后不但建不成“美丽新世界”，反倒会深受这一“政治洁癖”之所害。
在此，翘楚并不想拿“城管”一词就事论事。在我看来，《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更像是则图说版的政治寓言，它涉及权力与社会的边界何在，以及政治与生活之孰高孰低。尽管城管合法性一直备受质疑，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城管”在某种意义上仍不失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象征。
当说，人们之所以成立国家、需要政府，在于这些人造之物能够为生活提供秩序。而最根本、最重要的秩序，显然不是街道表面上的清洁，而在于生活本身的秩序之美，在于民生与民权能够得到保障，这首先是一种权利的秩序。城管或许有能力将街道扫荡得像白纸一样清洁，但在一张白纸上我们是看不到秩序的。而当一个国家各级权力像城管管制小摊小贩一样管理经济与社会，最后得到的注定也是百业萧条、百废难兴，秩序全无。
记得在学生时代翘楚在班里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哪个时期最美好？”在座的同学各具年代与理由，如先秦与民国之思想繁荣，汉唐之强盛，有人甚至说到南唐，显然是迷上了李后主的春花秋月了。让我备感惊讶的是，直到最后几乎无朝代可举时才有学生近乎不情愿地提到宋朝。宋朝遭年轻中国学生白眼，想必是与他们受到的历史教育与平素的耳濡目染分不开的。自古以来中国历史所研究的多是帝王家谱，对社会石破天惊的发展则只作细枝末节、若有若无之陈述。而在近世革命史观下，宋室因为签了些和平条约更是被矮化为苟且偷安、积贫积弱之病懦王权。
然而，为何英国着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会深情表白——如果能够跨越时空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为什么钱穆与雷海宗在西南联大讲中国通史时都只讲到了宋朝，余下的历史由学生自己去看？不唯汤因比，在我印象中，中国许多了解宋朝历史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某种“梦里回到宋朝”的情结。
究其原因，不外乎宋时政治不再是清洁社会之利器，相对开明民主，朝廷有不杀士的传统；经济与社会全面成长，得以自由拓展秩序等等。正因为此，才有了《清明上河图》里的千种风情、万般繁华。宋朝不愧为中华文明的巅峰时刻，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此时中国科技之发展，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
整体上看，国内外对宋朝的评价似乎多有分歧。与上述中国学生“不知宋时繁华”不同的是，国外大凡有些成就的学者或者汉学家基本都认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宋朝中国已经告别农业社会走向了工商业社会。北宋时期的工商税一度占70%（其中一半来自海上贸易），而农业税只占30%。宋时中国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及发明创造等方面远超世界各地是显而易见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甚至主张“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法国汉学家白乐日同样注意到“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无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研究历史只注意“改朝换代”，只关心扶正又被打翻了的王冠的去向与温度，却对经济与社会领域中堪称革命性的成长视而不见。
曾经有学者通过《清明上河图》里的一些细节，如有人卖西瓜、戴斗笠等，认定此“清明”并非时令，而是对政治清明的期许。是不是时令，在此暂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当权力真正恪守自己的边界，当社会能够不断自由、自我地拓展秩序，能够充分组织、自救或者自谋生路，当政治不再凌驾于生活之上，这个国家离政治清明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