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表象追寻孕育危机的深层原因

美国金融界一群大腹便便、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创造发明了一系列弄巧成拙的金融贷款工具；一大群生活窘迫、靠自己劳动所得无法购买住房的人们，凭着这些天才发明的“次级房贷”实现了“美国梦”；美国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文化、消费信贷的狂轰滥炸，进一步推动着消费泡沫的无度膨胀；布什政府奉行的自由放任、市场自我监督政策，更使得这些金融泡沫、房产泡沫和消费泡沫获得了幸福扩张的空间。于是，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演变成经济危机，最终美国危机演变成世界危机。

贪婪的金融精英、无度的平民百姓、愚蠢的政府官僚，一起缔造了人类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经济大浩劫。这幅图景已经成为大家普遍熟悉的危机路线图，危机产生的原因似乎一目了然，解决问题的答案和对策也因此显而易见：在金融领域内，清除坏账、扩大信贷、加强监管，从而制约贪婪；在经济领域内，老百姓节制泡沫性消费、增加储蓄，买不起房子的人放弃梦想；最后，通过金融市场的理性化，来消除消费市场的非理性化。当市场恢复了理性，似乎一切便都会回复正常。

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消费过度或消费非理性？谁消费过度了，是一部分人消费过度，还是所有人都消费过度了？从人们对本次危机的通常理解来看，这里所说的消费过度，显然是相当于收入而言的。因此，尽管有钱人挥霍奢侈，但相对其天文数字的收入来说并不存在消费过度的问题；而低收入者和穷人，稍不留意消费便会超出其可怜的收入。从不变价格的统计数据来看，美国人均国民收入和个人可支配收入近40年来分别增长了116%和112%，但是处于收入低端的40%家庭，其收入增长速度只相当于平均增长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27%）。尽管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获得了长期持续的增长，特别是90年代以来科技革命的作用，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然而由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断加剧，多数人并没有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近40来，对于80%的家庭来说，其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从66%下降到49%，而20%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则从44%上升到51%；其中收入最高的5%家庭所占的收入份额，从17%上升到22%。2006年，美国还有19%的个人和17%的家庭，他们的劳动所得在贫困线以下。

如果没有金融天才们的创造发明，那些挣扎在贫困线附近的个人和家庭，甚至许多中低收入的家庭，只能与有效需求和消费不足为伴，既不会有多少储蓄，更谈不上过度消费。因此，这次经济危机中表现出来的过度消费现象，实际上掩盖了美国经济制度内部不合理收入分配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就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隐藏的基本经济矛盾：即一方面存在着资本追逐利润、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冲动，从而不断推动生产力提高和物质财富增长；另一方面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又限制了广大劳动者收入的相应增长，从而极大约束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很长时期里，有效需求不足或消费不足成为经济危机周期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发生以后，许多国家一方面采用凯恩斯扩大政府消费的经济刺激手段，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扩大和加强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建立和扩大了一系列社会保障项目，包括失业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险、伤残保障和社会救济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消极影响。除了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影响之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对于战后西方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调节和推动作用。在二次大战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似乎已彻底解决了有效需求不足或消费不足的问题，似乎已经彻底告别了经济大危机的噩梦。

透过表象可以发现，尽管非理性的消费信贷工具可以将消费不足转化为消费过度，从而使得这次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变得不同，但造成危机的深层原因却并没有改变。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收入和社会财富，在人们之间的分配结构出现长期持续的极度不均等的话，它反过来必然会限制和约束这个国家经济的继续增长和发展。当这种制约作用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便会进一步通过经济危机的剧烈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消除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和低收入人群的“过度消费”，显然并不能铲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无法从根本上避免危机的重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收入分配的形成规律，分析了生产要素的占有方式对收入分配的制约作用，从而将收入分配的形成机制建立在更为深层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上。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将收入分配看作是纯粹市场供求竞争作用的产物，抽去了更为深刻的经济制度因素，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形成的本质。尽管二次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府收入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初次分配的消极作用，但是美国战后持续加剧的收入分配两级分化，使得收入再分配并没有能够完全抵消收入初次分配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因此，只有透过表象，追寻收入分配的结构变化，才能够发现孕育危机的深层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对于我们分析今天存在的经济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初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引用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精彩论述：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因此，在我们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对收入分配的合理调节。一方面，我们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允许收入分配的合理差异，利用经济激励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本身来决定收入分配，必须注意限制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趋势的不断扩大，加强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无论对于我们刺激内需，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是建设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