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季先生的智慧》系列之十二：降叛与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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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先生的智慧》系列之十二：降叛与误国
李双木 2009-3-31 15:04:52季先生曾经写过《周作人论——兼及汪精卫》一文，对傅国涌的《另一个周作人》一文鲜明地提出不同看法。他掷地有声地指出：周作人和汪精卫晚节不保，没有盖棺，即可定论了。我们从这两个人身上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反面教员。
问题是对投降和叛变如何定义？却是要费一番心思的。1884年，当罗丹正埋头于《地狱之门》的创作时，加莱市当局邀请他制作一座忠魂碑。故事还得从14世纪百年战争说起：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爆发后，法军节节败退。1347年8月，英王爱德华三世指挥大军在克雷西大败法军，受伤的法王腓力六世率领残军落荒而逃。英军乘胜追击，北上包围了港口城市加莱。加莱人奋勇抗战，拼死守城，在坚持了11个月后，弹尽粮绝的加莱人被迫乞降，但爱德华三世提出：“如果加莱市长让六名有声望的加莱市民身着衬衣，光头赤脚，颈套绳索，带着加莱城门的钥匙前来，并任由我们处置，其他人则可饶恕。”听到这种屈辱的条件，人们无不悲伤和绝望，就连市长也泣不成声。不一会儿，尤斯塔斯·德·圣皮埃尔，全市最富有的市民，站起来说：“先生们，如果我们本来能找到办法使市民不因饥饿而大量丧生，我们却没有去做，那将是最大的遗憾；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在吾主耶稣基督眼里也将是值得称道的。如果我的牺牲能拯救我的同胞，我愿成为六人中的第一个。”尤斯塔斯话音刚落，人们全体起立，向他表示敬意。接着，富有而又受人尊敬的约翰·戴尔站起身说，他愿意成为第二个。此后，又有四人相继报名。悲痛欲绝的市民护送六位勇士带到爱德华三世面前后，他们双腿下跪，双手高举，说道：“英武无比的国王，在您面前的是六位加莱市民，我们都是富有的商人，给您带来了城门的钥匙。我们完全遵照您的意愿投降，是为了拯救饥寒交迫的加莱市民。因此，恳求仁慈的国王慈悲为怀，宽恕我们吧。”在身怀六甲的王后哀求下，爱德华宽恕了他们。六位义民英勇赴难的精神感动了整个加莱市，被市民奉为加莱的城市英雄。他们的故事也一代一代地被人们传颂。这是法国人民永难忘怀的历史悲剧。罗丹兴奋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创作了《加莱义民》群雕。这组雕像于1895年揭幕，如今仍矗立在加莱市的里席尔广场，成为不巧之作。
这是一次屈辱的投降，这六人代表算不算义民呢？应该准确地说这六人并不是靠出卖城市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和性命，恰恰是准备牺牲自己的性命换得全城百姓的安全。有了这样一个尺度，就有了衡量何谓降叛与误国的标准。
鲁迅先生在《最先与最后》（《华盖集 · 这个与那个》）中云：“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越王勾践算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可以接受的幸运者之一了。依成王败寇的原则，越王算是降叛却未误国之人。
《国语》记载越王勾践“遂使之行成于吴，曰：寡君勾践乏无所使，使其下臣种，不敢彻声闻于大王，私于下执事曰：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这个条件是越王愿意把金玉及子女，奉献给大王，以酬谢大王的辱临。并请允许把越王的女儿作大王的婢妾，大夫的女儿作吴国大夫的婢妾，士的女儿作吴国士的婢妾，越国的珍宝也全部带来；越王将率领全国的人，编入大王的军队，一切听从大王的指挥。同时又的恫吓说“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孥，沈金玉于江；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带甲万人事君也，无乃即伤君王之所爱乎？与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其孰利乎？”意思是说如果您大王认为越王的过错不能宽容，那末我们将烧毁宗庙，把妻子儿女捆绑起来，连同金玉一起投到江里，然后再带领现在仅有的五千人同吴国决一死战，那时一人就必定能抵两人用，这就等于是拿一万人的军队来对付您大王了，结果不免会使越国百姓和财物都遭到损失，岂不影响到大王加爱于越国的仁慈恻隐之心了吗？是情愿杀了越国所有的人，还是不化力气得到越国，请大王衡量一下，哪种有利呢？
吴王夫差准备接受文种的意见，同越国订立和约。吴王的大夫伍子胥劝阻说：“不行！”越人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国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太宰嚭谏曰：“嚭闻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与之成而去之。
夫差毕竟是夫差，他耳根子软，听了太宰噽的谗言，吃了勾践诈降的苦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这么一段话：“吴既赦越，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最后吴亡于越。当年亚历山大打败波斯时，波斯王求和，许以嫁女献金割地，已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马其顿军中最有威望的老将帕麦尼安进言。“如果我是亚历山大，我就答应了。”千古一帝亚历山大报之一笑：“如果我是帕麦尼安，我也就答应了。”夫差与亚历山大怎可同日而语啊。
近代以来，中国疆土屡遭列强侵扰，在争与让、战与降的问题上，国人里的某些精英们由于出身地位的不同，其见解也有不同于百姓之处。李鸿章在临死的病榻上上书“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言外之义，和洋人打交道，倘若再有类似义和团那样的“构畔”，中国无异于以卵击石，必将吃更大的亏。
曾当过北洋总理和外长，参加过巴黎和会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认为：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顾维钧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最为反感。他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子孙万代的事。我们这一代的人，只能当这一代人的家，哪里能当子孙万代的家？个人还可以玉碎，一个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汹涌，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不绝于途。“文胆”陈布雷为蒋介石作《国民政府告学生书》，文中写道：“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
这些精英们暧昧的说法乍听起来振振有词，其实仔细看来却有误国之嫌。说到底就是只看到一己一党一朝一府一时的算盘，却看不到历史和百姓的力量。相比之下，陈嘉庚先生在抗战期间面对议和之论提出议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就显得掷地有声了。毛泽东一生无论犯了多大的错误，有一点却是不容抹煞的，他说“中国人民有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正是这种勇气和决心，才迎来今天中华民族的独立，才可能有民族复兴之路的前景。今天回顾这些历史，无非是说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国际舞台上，哪些是要坚持的？哪些是要妥协的？洋人高不高兴放在后面，先看看中国老百姓高不高兴。买不买洋人的债是次要的，关键是要买中国老百姓的帐。要少看洋人的脸色，多听百姓的意见是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