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我眼中的张爱玲_赛恩牧恩之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4:50:46
张爱玲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天才的作家往往是孤独的。
1920年，张爱玲降生于一个望族世家。贵族的出身使她的血液里不可避免的闪着贵族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人传统上认为决定小孩一生命运取向的抓周仪式上，这个后来才华横溢的作家却抓了一个小金镑（另一种说法张氏当时抓的是笔，参见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这已经给了张爱玲人生形成一种张力，似乎向她暗示人生的复杂性。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好吸大烟，嗜赌，浪荡成性，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而母亲黄逸素却是一个时代女性，受五四影响，向往自由。两人的巨大差异最终导致家庭的破裂。这给她一个残破的童年回忆。而在她十七岁时，因与后母争吵，被父毒打并被囚禁达半年之久。这对张爱玲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生的。在这半年中她考虑到了死的问题。她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回忆到“我希望有炸弹摔在我们家，就是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见散文《私语》）后来，她终于逃离父亲，来到母亲身边。
1939年她到香港大学读书。但香港沦陷。她在战火中又回到同样是沦陷区的上海。沦陷的城市中成全了张爱玲。在1943—1944年，她连续发表多篇小说，结集为《传奇》，并发表多篇散文，大多编入《流言》。从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留下她的名字。
张爱玲作为一个远离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一个异数，有她自身突出的特点。夏志清有一篇纪念张爱玲的文章《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正如夏氏的看法，张爱玲的创作天分是不容抹杀的。我们仔细翻检张爱玲早期作品（未成名时练笔），会发现其在极早的作品中便已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并且已经反映了她的艺术风格。根据陈子善发掘张氏早期佚文，如《快乐村》（1928）《不幸的她》（1932）《迟暮》（1933）《霸王别姬》《牛》《秋雨》（1936）《心愿》（1937）《我的天才梦》（1940）等。至今发现最早作品是1928年的，距（1943—1944）年张爱玲大红大紫相隔十多年。而这一段试笔期的作品并不像其他一些作家幼时试笔作品的幼稚，这里已经有思想上，艺术上的一定水准了。《霸王别姬》被认为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这些作品里面已经或多或少透露了其后来创作的一些风格，如出现了月亮意象。在《霸王别姬》《不幸的她》中都有月亮出现，《牛》中更是两次出现“黄黄的月亮”，这里的月亮已经表现为一种对环境情感的衬托作用。作品中以女性为主体开始出现，如《不幸的她》《霸王别姬》。同时也有强烈的个人思想，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是张爱玲一生追求的“平淡自然”也在这时确立起来。张爱玲在《若馨》评（1937）中这么写道“惟其平淡，才能自然”“几个精彩的场面，如若馨练习自行车一段，其描写之成熟，笔触之轻灵”。并且这时的作者也考虑到了心理描写（这或许与其受到新感觉派穆时英，施蛰存等人影响有关），同样是在《若馨》评里，她说“如果作者肯多费一些篇幅来描写他的心理，一定能够把他的个性发挥的较坚强”。一个17岁的女孩便有这样成熟的思想，不能不让人惊叹，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简述张爱玲的早期试笔。但真正放出光芒的是她后来《传奇》中的作品。
现在我们来看张爱玲《传奇》中的作品。
细读张氏的小说，会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几乎每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女性，如《十八春》中的顾曼璐，顾曼桢；《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色戒》中的佳芝。这是张爱玲创作的一大特色，即女性题材为主。但更进一步你会发现张爱玲作品中反映的是女权主义。张氏在她的散文《私语》中回忆到“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而在她的作品中表面一看似乎都是一些女性走向堕落的现象，如《十八春》里的曼璐，当了舞女，为了套住祝鸿才，还把自己的妹妹也搭上了。《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在奢华的香港交际圈中选择了沉沦。《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为了金钱不仅牺牲了自己的青春，而且也葬送了儿女的青春。但张爱玲恰恰是通过这些现象表达了自己对这些人物的同情心。张爱玲在作品中对那些“最毒”的人都表示了同情，而且是极大的情感投入。她所描写的这些人都不是她们自己愿意走上这条路的，都是社会的压力，家族的压力，人情的冷漠，使得她们走上了这条路。《十八春》中的曼璐便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弟妹的前途才当了舞女，并不可自拔。张爱玲对曼璐的整个描述，前后贯穿来看，并不是对她进行大量的批判，并没有将曼璐塑造成一个《四世同堂》中的“大赤包”。张氏描写从曼璐最先开始一出场“远看固然是美丽的，近看便觉得面目狰狞”“那笑声并不怎样富于挑拨性，相反的，到有一些苍老的意味”到最后“一双眼睛半开半掩，惨白的脸汗莹莹的，坐在那里直喘气”。可见曼璐的一生就是一出悲剧。同样对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也付出了巨大同情。在《金锁记》最后一段“七巧似睡非睡的横在烟铺上……她知道她的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的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七巧娘家哥嫂算计她，婆家人算计她，连她三十年来感情寄托的那个人也是算计她。 自然读了这一段描写，对七巧的感觉绝对不是恨，而是泪，发自内心的为七巧流的泪。作者便是采取这种方式——对女性悲惨命运的巨大同情来表示强烈不满，她是在采取一种内心的感情质问。因此可以这么说张爱玲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张爱玲不仅是对作品中的女性有同情，对男性也投入了大量同请。如《沉香屑 第二炉香》中的罗杰，由于新婚妻子愫细是个“玻璃人儿”，最后罗杰走上自杀之路。张爱玲不仅对这些本身受到社会不公正待遇的人投以极大的热情，同时又对那些伤害过他人的人或行为采取包容态度，换句话说 ，张氏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批判色彩。这是缘于其对人生的深刻认识。与她作为一个终极悲观主义者有关。如果仔细阅读你会发现张爱玲对人生的看法是彻底悲观。在她的多部重要作品中都可以看见“人生如戏”这个主题。在《倾城之恋》中一开始便是“他们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这个将胡琴比作生命的一部分，是很有人生如戏的意味的。在文章中范柳原也曾说过白流苏“你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很像唱京剧”，流苏说“唱戏我一个人也唱不成呀”。整个故事以胡琴开始，又以胡琴收尾，也表现出张爱玲人生如戏的观点。在《创世纪》中反复有人唱“奴有一段情呀，唱拨拉诸公听”。《怨女》中“踉踉跄跄……代表胡琴”。在《论写作》中说她自己最喜欢的是申曲中的套词“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官马上定乾坤”。并且听了后不知不觉便怆然泪下。正是张爱玲认识到人生如戏，那么人生必然就有缺陷，是不完美的。正如西西弗斯的神话一样，人类的终极结果是虚无的。因此她才不会苛求作品中的人物。她对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抱有一种关怀，而且是终极关怀。
同样导致她对作品中人物抱有极大感情的是，她深刻的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在她的作品中很少有“一面人”。尤其是主人公，都是性格复杂的人物，而越是复杂其实越接近人性的本来面貌。世界上没有绝对善，绝对恶的人。因此，单就这一点来说，张爱玲超过同时代许多作家的人物创造。也正是如此，张爱玲能够容忍那些有缺陷的人。人生本来就是有缺陷的。在命运的捉弄下，人人都是弱者。她在作品中极力刻画了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对“心狠手辣”的曹七巧有这样一段描写。当她预感到姜季泽在骗她钱时，张爱玲是这样写的“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么”。文尾催人泪下的曹七巧对往事的回忆，无疑让人感到曹七巧不是一个“死”人。她虽然戴着黄金的枷，但她也有爱，也有情。在《半生缘》中曼桢由开始一个坚强的女性，到同意嫁给祝鸿才，这正是对人性复杂的描写。张爱玲在这里表现的是一种变化中的人物性格。我们应当看到曼桢开始是只是似乎作为一个独立女性，作者在开始便埋下伏笔：曼桢的姐姐是曼璐，曼璐是舞女。作者并不是要表达“龙生龙，凤生凤”的观点。而只是告诉人们这其实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曼璐这种身世几乎注定不会有好结果。曼璐一开始便已经笼罩在她姐姐的阴影之下。所以曼桢开始的时候不愿透露自己家里的情况。到了后来，曼桢是在一系列打击之下已经近似于冷漠了。首先是与世钧争吵（这只是一个引子，但需要注意，这次争吵与曼桢对自己家世敏感有直接关系），之后是被自己亲生姐姐欺骗，被祝鸿才霸占，而母亲与祖母却是抱着和事佬的态度，甚至连一个外人蔡金芳都不如，怎么不让曼桢寒心。同时自己被囚禁多时，在囚禁中对世钧的渴望慢慢消磨。收到如此大的打击，曼桢性格有巨大变化是不足为奇的。但我们要看到曼桢在被囚禁之后便直接嫁给祝鸿才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促成曼桢作出这个决定不仅仅是这些直接的一个个打击，还有一个时间缓冲期值得注意。如果曼桢在囚禁之后被母亲劝说，曼桢一定是情感极端愤怒的。因为她心中还有希望，还有怒火。但时间的流逝再次把曼桢最后的追求都磨得一干二净。她的希望不是自己的家人，而是张慕瑾，沈世钧，她心里还有最深处的火花，但她先后知道他们的婚讯，已经不是悲，而已经是惘然了。这种惘然的心情可以说最能体现哀大莫过于心死的状态。她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同时时间又磨掉她自己的愤怒，时间一长一些事情的细节和确切情感自己都不太记得，这种情况大家都应该有过。当时爱的山盟海誓，或恨的咬牙切齿，时间会淡化一切。因此，曼桢在绝望的情况下愤怒也随时间而消退。所以曼桢在最后一次见到曼璐时不是像以前那样一个耳光扇过去，而是“实在不能忍受了，只得硬起心肠”，同时又把感情寄托于那个小孩身上了，可以说只有那个小孩没有伤害过她。最后，曼桢嫁给了祝鸿才一方面有母性的意味，但更应该看到，在曼桢的感觉中，嫁给祝鸿才与不嫁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她也只有那个孩子了。同时，我要补充一点，有人解释张爱玲之所以没有写好曼桢，让她性格“突变”嫁给祝鸿才是由于这篇文章属于随写随发。其实，从张氏后来将《十八春》改编为《半生缘》可以发现，张爱玲并不认为曼桢的“嫁祝”是有什么问题的，她改的只是结尾的部分——那个她认为和自己格格不如的结尾。（柯灵认为《十八春》的结尾其实是张氏对新政权的谨慎示好，但最后发现自己实在不能相容终于离开大陆并修改这个她不满意的结尾。
1920年，张爱玲降生于一个望族世家。贵族的出身使她的血液里不可避免的闪着贵族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人传统上认为决定小孩一生命运取向的抓周仪式上，这个后来才华横溢的作家却抓了一个小金镑（另一种说法张氏当时抓的是笔，参见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这已经给了张爱玲人生形成一种张力，似乎向她暗示人生的复杂性。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好吸大烟，嗜赌，浪荡成性，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而母亲黄逸素却是一个时代女性，受五四影响，向往自由。两人的巨大差异最终导致家庭的破裂。这给她一个残破的童年回忆。而在她十七岁时，因与后母争吵，被父毒打并被囚禁达半年之久。这对张爱玲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生的。在这半年中她考虑到了死的问题。她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回忆到“我希望有炸弹摔在我们家，就是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见散文《私语》）后来，她终于逃离父亲，来到母亲身边。
1939年她到香港大学读书。但香港沦陷。她在战火中又回到同样是沦陷区的上海。沦陷的城市中成全了张爱玲。在1943—1944年，她连续发表多篇小说，结集为《传奇》，并发表多篇散文，大多编入《流言》。从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留下她的名字。
张爱玲作为一个远离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一个异数，有她自身突出的特点。夏志清有一篇纪念张爱玲的文章《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正如夏氏的看法，张爱玲的创作天分是不容抹杀的。我们仔细翻检张爱玲早期作品（未成名时练笔），会发现其在极早的作品中便已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并且已经反映了她的艺术风格。根据陈子善发掘张氏早期佚文，如《快乐村》（1928）《不幸的她》（1932）《迟暮》（1933）《霸王别姬》《牛》《秋雨》（1936）《心愿》（1937）《我的天才梦》（1940）等。至今发现最早作品是1928年的，距（1943—1944）年张爱玲大红大紫相隔十多年。而这一段试笔期的作品并不像其他一些作家幼时试笔作品的幼稚，这里已经有思想上，艺术上的一定水准了。《霸王别姬》被认为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这些作品里面已经或多或少透露了其后来创作的一些风格，如出现了月亮意象。在《霸王别姬》《不幸的她》中都有月亮出现，《牛》中更是两次出现“黄黄的月亮”，这里的月亮已经表现为一种对环境情感的衬托作用。作品中以女性为主体开始出现，如《不幸的她》《霸王别姬》。同时也有强烈的个人思想，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是张爱玲一生追求的“平淡自然”也在这时确立起来。张爱玲在《若馨》评（1937）中这么写道“惟其平淡，才能自然”“几个精彩的场面，如若馨练习自行车一段，其描写之成熟，笔触之轻灵”。并且这时的作者也考虑到了心理描写（这或许与其受到新感觉派穆时英，施蛰存等人影响有关），同样是在《若馨》评里，她说“如果作者肯多费一些篇幅来描写他的心理，一定能够把他的个性发挥的较坚强”。一个17岁的女孩便有这样成熟的思想，不能不让人惊叹，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简述张爱玲的早期试笔。但真正放出光芒的是她后来《传奇》中的作品。
现在我们来看张爱玲《传奇》中的作品。
细读张氏的小说，会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几乎每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女性，如《十八春》中的顾曼璐，顾曼桢；《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色戒》中的佳芝。这是张爱玲创作的一大特色，即女性题材为主。但更进一步你会发现张爱玲作品中反映的是女权主义。张氏在她的散文《私语》中回忆到“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而在她的作品中表面一看似乎都是一些女性走向堕落的现象，如《十八春》里的曼璐，当了舞女，为了套住祝鸿才，还把自己的妹妹也搭上了。《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在奢华的香港交际圈中选择了沉沦。《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为了金钱不仅牺牲了自己的青春，而且也葬送了儿女的青春。但张爱玲恰恰是通过这些现象表达了自己对这些人物的同情心。张爱玲在作品中对那些“最毒”的人都表示了同情，而且是极大的情感投入。她所描写的这些人都不是她们自己愿意走上这条路的，都是社会的压力，家族的压力，人情的冷漠，使得她们走上了这条路。《十八春》中的曼璐便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弟妹的前途才当了舞女，并不可自拔。张爱玲对曼璐的整个描述，前后贯穿来看，并不是对她进行大量的批判，并没有将曼璐塑造成一个《四世同堂》中的“大赤包”。张氏描写从曼璐最先开始一出场“远看固然是美丽的，近看便觉得面目狰狞”“那笑声并不怎样富于挑拨性，相反的，到有一些苍老的意味”到最后“一双眼睛半开半掩，惨白的脸汗莹莹的，坐在那里直喘气”。可见曼璐的一生就是一出悲剧。同样对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也付出了巨大同情。在《金锁记》最后一段“七巧似睡非睡的横在烟铺上……她知道她的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的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七巧娘家哥嫂算计她，婆家人算计她，连她三十年来感情寄托的那个人也是算计她。 自然读了这一段描写，对七巧的感觉绝对不是恨，而是泪，发自内心的为七巧流的泪。作者便是采取这种方式——对女性悲惨命运的巨大同情来表示强烈不满，她是在采取一种内心的感情质问。因此可以这么说张爱玲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张爱玲不仅是对作品中的女性有同情，对男性也投入了大量同请。如《沉香屑 第二炉香》中的罗杰，由于新婚妻子愫细是个“玻璃人儿”，最后罗杰走上自杀之路。张爱玲不仅对这些本身受到社会不公正待遇的人投以极大的热情，同时又对那些伤害过他人的人或行为采取包容态度，换句话说 ，张氏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批判色彩。这是缘于其对人生的深刻认识。与她作为一个终极悲观主义者有关。如果仔细阅读你会发现张爱玲对人生的看法是彻底悲观。在她的多部重要作品中都可以看见“人生如戏”这个主题。在《倾城之恋》中一开始便是“他们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这个将胡琴比作生命的一部分，是很有人生如戏的意味的。在文章中范柳原也曾说过白流苏“你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很像唱京剧”，流苏说“唱戏我一个人也唱不成呀”。整个故事以胡琴开始，又以胡琴收尾，也表现出张爱玲人生如戏的观点。在《创世纪》中反复有人唱“奴有一段情呀，唱拨拉诸公听”。《怨女》中“踉踉跄跄……代表胡琴”。在《论写作》中说她自己最喜欢的是申曲中的套词“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官马上定乾坤”。并且听了后不知不觉便怆然泪下。正是张爱玲认识到人生如戏，那么人生必然就有缺陷，是不完美的。正如西西弗斯的神话一样，人类的终极结果是虚无的。因此她才不会苛求作品中的人物。她对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抱有一种关怀，而且是终极关怀。
同样导致她对作品中人物抱有极大感情的是，她深刻的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在她的作品中很少有“一面人”。尤其是主人公，都是性格复杂的人物，而越是复杂其实越接近人性的本来面貌。世界上没有绝对善，绝对恶的人。因此，单就这一点来说，张爱玲超过同时代许多作家的人物创造。也正是如此，张爱玲能够容忍那些有缺陷的人。人生本来就是有缺陷的。在命运的捉弄下，人人都是弱者。她在作品中极力刻画了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对“心狠手辣”的曹七巧有这样一段描写。当她预感到姜季泽在骗她钱时，张爱玲是这样写的“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么”。文尾催人泪下的曹七巧对往事的回忆，无疑让人感到曹七巧不是一个“死”人。她虽然戴着黄金的枷，但她也有爱，也有情。在《半生缘》中曼桢由开始一个坚强的女性，到同意嫁给祝鸿才，这正是对人性复杂的描写。张爱玲在这里表现的是一种变化中的人物性格。我们应当看到曼桢开始是只是似乎作为一个独立女性，作者在开始便埋下伏笔：曼桢的姐姐是曼璐，曼璐是舞女。作者并不是要表达“龙生龙，凤生凤”的观点。而只是告诉人们这其实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曼璐这种身世几乎注定不会有好结果。曼璐一开始便已经笼罩在她姐姐的阴影之下。所以曼桢开始的时候不愿透露自己家里的情况。到了后来，曼桢是在一系列打击之下已经近似于冷漠了。首先是与世钧争吵（这只是一个引子，但需要注意，这次争吵与曼桢对自己家世敏感有直接关系），之后是被自己亲生姐姐欺骗，被祝鸿才霸占，而母亲与祖母却是抱着和事佬的态度，甚至连一个外人蔡金芳都不如，怎么不让曼桢寒心。同时自己被囚禁多时，在囚禁中对世钧的渴望慢慢消磨。收到如此大的打击，曼桢性格有巨大变化是不足为奇的。但我们要看到曼桢在被囚禁之后便直接嫁给祝鸿才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促成曼桢作出这个决定不仅仅是这些直接的一个个打击，还有一个时间缓冲期值得注意。如果曼桢在囚禁之后被母亲劝说，曼桢一定是情感极端愤怒的。因为她心中还有希望，还有怒火。但时间的流逝再次把曼桢最后的追求都磨得一干二净。她的希望不是自己的家人，而是张慕瑾，沈世钧，她心里还有最深处的火花，但她先后知道他们的婚讯，已经不是悲，而已经是惘然了。这种惘然的心情可以说最能体现哀大莫过于心死的状态。她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同时时间又磨掉她自己的愤怒，时间一长一些事情的细节和确切情感自己都不太记得，这种情况大家都应该有过。当时爱的山盟海誓，或恨的咬牙切齿，时间会淡化一切。因此，曼桢在绝望的情况下愤怒也随时间而消退。所以曼桢在最后一次见到曼璐时不是像以前那样一个耳光扇过去，而是“实在不能忍受了，只得硬起心肠”，同时又把感情寄托于那个小孩身上了，可以说只有那个小孩没有伤害过她。最后，曼桢嫁给了祝鸿才一方面有母性的意味，但更应该看到，在曼桢的感觉中，嫁给祝鸿才与不嫁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她也只有那个孩子了。同时，我要补充一点，有人解释张爱玲之所以没有写好曼桢，让她性格“突变”嫁给祝鸿才是由于这篇文章属于随写随发。其实，从张氏后来将《十八春》改编为《半生缘》可以发现，张爱玲并不认为曼桢的“嫁祝”是有什么问题的，她改的只是结尾的部分——那个她认为和自己格格不如的结尾。（柯灵认为《十八春》的结尾其实是张氏对新政权的谨慎示好，但最后发现自己实在不能相容终于离开大陆并修改这个她不满意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