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大师的个性与风格

人的性格是千差万别的，当然性格不同，做事的风格也就相映成趣，投资家也不例外。成功的投资家并不是超然于世俗之外的神仙，也不是超理性的先知先觉，相反他们的投资风格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下文的几位投资大师就能很好地印证这一点。
     一、巴菲特vs索罗斯
    美国有一家叫做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公司，如果你1965年以每股19美元购买该公司股票，到31年后的1996年，你就可以卖得19011美元，整整增值1000倍，平均每年的回报以复利计算为23.8%。这个公司的管理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沃伦·巴菲特，在给股东带来丰厚回报的同时，自己也收获巨大，长期排名全球富豪榜前三位。美国《福布斯》杂志2001年世界富豪排行榜，“股神”巴菲特以超越比尔·盖茨的个人资产，成为美国新首富，2002年仍以其323亿美元的净资产位居第二。
     巴菲特的理论并没有超出普通人的理解力：“我的投资方法并不高深，我所做的一般人也能做到。”诚如巴菲特所说，他的公司里既无庞大的证券研究部门，也没有顶着博士头衔的金融分析专家。他公司的所在地在奥玛哈审，地处偏僻的中西部平原，金融业一向不发达，与号称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华尔街有着天壤之别。巴菲特的办公室就位于一幢非常普通的写字楼里，除了一名秘书和一名研究助手以外，连基金经理们常用的股票行情机都没有，只有一些他经常阅读的《标准·普尔股票指南》以及他所收集的各种公司年报。在这个简陋的办公室里，几十年如一日，巴菲特不为华尔街的喧嚣所侵扰，更不理会道·琼斯指数的起伏变化，潜心钻研各种投资机会。
     巴菲特进行投资时，他只关注公司本身。而大部分投资者却紧盯着股票价格。这些投资者用了太多的时间、精力来观望和预测股票未来股票价格变化，而几乎没有花时间去理解他们拥有部分所有权的公司。巴菲特认为，每个公司的股票都有其内在价值，由于市场的波动性，市场价格时而高于、时而低于这一内在价值。投资者的任务就是在市场中发现那些市价低于内在价值的股票。由于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和自动调节功能，这些股票迟早会发生价值的回归，有眼光的人就可以从低买高卖中获利。巴菲特的名言是，“如果你决定买进一家公司的股票，你应该确信，它值得你持有10年”。
     几次成功的国际金融投机活动使索罗斯声名大振。从1992年起，索罗斯集团携巨额资金先后冲击了英镑、意大利里拉、日元、泰铢、马来西亚林吉特，几乎屡屡得手，多次的获利金额以10亿美元计。
    索罗斯集团的核心是拥有100亿美元资产的量子基金，该集团利用外汇市场、债券、股票以及金融衍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兴风作浪，常常能引发全球性的恐慌。索罗斯认为，市场虽然是一种很优越的制度，但也有其内在的缺陷，由于价格是由众多投资者的主观判断汇集形成，所以难免有背离真实价值的情况发生。索罗斯的做法就是，搜寻国际外汇市场中高估的货币，然后借贷大量的该种货币，猛烈抛售，因为索罗斯强大的资金动员能力和市场号召力，施加给该国政府的货币贬值压力就非常之大，一旦不能固守，投机集团就会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赚得盆满钵满。
     点评：巴菲特属于典型的被动型投资者，买进低估的股票，然后耐心等待，等价值回升后抛售获利。而索罗斯是典型的主动型投资者，发现高估的货币或证券，就动员巨额资金奋起一击，打得对方无力招架，导致恐慌性抛售和货币贬值，然后通过低价买入获取暴利。
      粗看两人风格迥异，但细细思量，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人都认为股票或货币有其真实价值，但由于市场的波动，市价常常背离这个真实价值。目光敏锐的投资者都可以利用这种背离及回归赚钱，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巴菲特是做多之后静静地等待机会来临，而索罗斯却是利用做空手段，突施杀手，奋起一击，一旦获利则马上全身而退。
      二、包玉刚vs李嘉诚
      在资本或外汇市场上靠买卖差价盈利，这属于金融投资。如果买进一家企业的股票，目的在于进行公司的改造和重组，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这就属于实业投资。因为一家企业由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来经营，其盈利能力就大不一样，所以企业控制权也可以决定企业的价值，尤其是新企业与收购者的已有企业之间的整合往往会产生1+1>2的效应。因此，即使是同一个公司，在不同的人眼中，其价值也会大相径庭。因此收购一家公司更是没有一致公认的基准价格，关键是看改组以后能否达到预期的盈利目标。
      1978年，船王包玉刚准备登陆发展，他注意到九龙仓股票市价仅13多港元，而按其拥有的地产等估价，实际价格应在50港元左右，因此决定大量吸纳。而九龙仓的另一大股东——英资置地公司不愿轻易放弃控制权，也在市场上展开抢购行动，使九龙仓股票暴涨至每股67港元，眼看一场争夺企业控制权的大战一触即发。1980年6月20日，置地公司趁包船王赴欧洲访问之机，出其不意地突然宣布以股票和债券作价100港元增购九龙仓股票。包玉刚闻讯之后立即调整行程，全力应对。22日傍晚，急返香港的包玉刚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以每股105港元现金的价格增持九龙仓股份。在短短两天之内，包就调用高达22亿港币的资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瓦解了对方的攻势。
     会德丰争夺战。1985年2月，一位马来西亚富商欲收购会德丰，会德丰大股东求助于包玉刚。包船王与对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对攻战，会德丰股价先是从4.1元升至4.8元，再是5.4元、6.6元，对方将价格又抬到7港元。春节开市后的2月25日，包玉刚果断地将收购价格再一次提高到每股7.4港元，动用的资金总额高达25亿港元之巨，打破了香港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此时对手终于招架不住，套现之后黯然离去。
      1978年年初，李嘉诚原本也看中了九龙仓的股票，并暗地里大量吃进，至9月份已拥有18%的股份。考虑到九龙仓股价不断上升，加之其属于家族性的怡和系，必定会遭遇该家族强大的反收购阻力。所以李嘉诚改变策略，将拥有的九龙仓股票转卖给包玉刚，不但帮助包氏实现了多年的梦想，自己也从中获利5900万港币。
      卖掉九龙仓后的李嘉诚将目光转向“和记黄埔”，该公司是一家公众公司，各股东意见不合，连年亏损，作为最大股东的汇丰银行依照法律规定不能长期进行实业投资，因而也急于寻找有魄力的买家。经过观察，李嘉诚认为收购和记黄埔不会遭遇反收购。1979年9月25日，净资产仅6.93亿港币的长江实业成功地收购了市值62亿的和记黄埔，果然这一被香港传媒誉为“蛇吞大象”的大收购并未遭遇明显抵抗。李嘉诚因而成为入主英资四大行的首位华人大班（即董事局主席）。
     1983年李嘉诚打算收购香港电灯公司，遭到怡和管理层的拒绝。李嘉诚并未强行收购，只是回来静静地等待时机。1985年，怡和陷入困境，急于出售资产自救，1月21日其大班主动找李嘉诚商议。次日，李的和记黄埔决定以6.4元折价收购当时市价7.4元的港灯股份。这个折扣一下子就使和记黄埔节约了数亿港元。
       点评：综观上文，包玉刚与索罗斯有相似之处，应归于主动型投资者。即使遭遇抵抗也志在必得，他发动的两起收购战跌宕起伏，气势恢弘，读之令人惊心动魄，热血沸腾，也成为香港收购史上的经典之作。而李嘉诚类似于巴菲特，不急不躁，相机而动。遇到抵抗就避其锋芒，静观其变，以足够的耐心等待战机。符合《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策也”。他常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不象买古董，没有非买不可的心理。买与不买，都是从商业利益考虑，并不把对方当作不共戴天的敌人”。
       对比两位商界奇人的风格，好比我国的两种武功——少林与太极。一个刚猛神勇，威力无比，不动则已，一出手就是雷霆万钧，势不可挡；一个轻灵飘逸，柔中有刚，攻势连绵不绝，令人防不胜防。结局却是一样的，都成为了激烈商战中脱颖而出的传奇人物。
      实业投资比金融投资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仅仅看投资者前期的眼光，购买时的判断准确是一个必要前提，还要看他收购之后的整合能力、管理能力。企业在别人手里不盈利，在你手里为什么就能盈利？所以你的优势也要体现在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上，这种素质绝非一日之功，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积累。